蔡和森 向警予 蔡畅 李富春的母亲——葛健豪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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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禹康)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孕育出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四位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这四位革命家所从事的早期革命活动,都联系着一个伟大女性的名字——葛健豪。

葛健豪(1865—1943),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荷叶乡桂林堂人。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中华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母亲。她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20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工作,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从小用革命新思想教育子女

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乡的上层家族。

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健豪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当时,距荷叶乡30多公里的永丰镇,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健豪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他们早就为儿女定下了亲事。葛健豪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镇,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结婚。结婚后,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她有六个子女。她对子女除了慈爱有加外,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关心贫苦大众,要乐于助人。有一次,蔡和森带着妹妹蔡畅下田去种豆子,这时,邻居曾老爹也在上边田里种豆,只见他弓着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兄妹俩便走过去帮着曾老爹种豆,并且还拿自家的豆种给曾老爹种,帮他种完了才去种自家的田。到了晚上,父亲发现豆种少了许多,就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只好如实说出了真相。蔡蓉峰气得火冒三丈,一边骂,一边就要打人。这时,葛健豪立即站出来护着孩子,说:“他们兄妹做得对,帮助人家是好事,怎么能打呢?”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小兄妹经常去帮助人家插秧、割稻子,还帮小伙伴割草、放牛。这样,小兄妹从小就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感情。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与桂林堂相隔不远。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接连几次去拜望。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从此,她经常给儿女们讲秋瑾的事情,说秋瑾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党人,称赞她创办女学是为了唤醒妇女的觉悟。蔡和森和蔡畅从小就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了“革命”这个使人鼓舞激昂的新鲜词儿,他们的心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了革命的嫩芽。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的噩耗传到了荷叶乡间,葛健豪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凭吊烈士的英灵。从这以后,她更是不断鼓励蔡和森与蔡畅长大后要像秋瑾那样做人。

卖陪嫁筹费,赴省城寻求济世良策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封建习俗等都没有太大的冲击,葛健豪所在的永丰镇仍是一潭死水,广大的人民群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秋瑾那里受到了革命启发的葛健豪,认定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她一方面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求学,另一方面觉得为了济世救民,自己也应该有知识有学问才行。

于是便出现了葛健豪三代人同进学堂的新鲜事。1913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蔡和森、蔡畅,还有新丧了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和蔡庆熙的女儿刘昂,一道进了湘乡县城。当她来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是一位裹足的妇女,年纪这么大了(实龄48岁),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便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告状。县官看完呈文,例行公事地说:“叫什么名字呀?”葛健豪答:“我原叫葛兰英,现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闻言一惊,又问:“为什么要读书?”她大声说:“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被免试进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与儿子蔡和森(在另一学校)同读高小班。蔡畅就读初小班,长女蔡庆熙就读缝纫班。入学后,葛健豪和儿女们一样勤奋好学。年底,他们学费用完了,才一道返回永丰镇。

1914年,葛健豪的丈夫为得一个财主500银元,要把年仅10来岁的小女蔡畅卖给人家作童养媳。葛健豪极力反对,蔡和森在长沙知道这件事后也极力反对,三个人一致认为只有用“逃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砸断这根封建“包办婚姻”的锁链,于是由蔡和森把妹妹蔡畅从永丰镇接到长沙读书。1916年,在蔡和森的支持下,葛健豪又带着蔡庆熙及外孙女刘昂从永丰镇到长沙读书。葛健豪入女子教员养习所学文化,蔡庆熙入长沙自治女校学缝纫和刺绣,刘昂入周南女校幼稚园。于是,蔡家祖孙三代5人进省城求学,曾一时在省城传为佳话。

葛健豪到省城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探求真理。尤其是儿子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结识后,葛健豪很快就成了这班有志青年的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大家总是亲热地称她为“蔡伯母”。她的家,也成了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新民学会成立后,“蔡伯母”常常去当“旁听生”,倾听他们的议论,领悟其中的道理,从中接受了新思想。正如蔡畅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惊人的妇人。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年近50岁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湖湘奇女性,办女校播撒革命种子

葛健豪在湘乡县城读书回到永丰镇后,打算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她认为这是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蔡和森利用假期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得到了县府的同意。当时葛健豪曾就读的女子职业学校称为“一女校”,在永丰镇办的这所便称“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湘乡二女校设在永丰镇观音阁(今双峰一中的校址)。在头一个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50余人。到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职业3个班,学生达100多人。到女二校就读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女生,有的家庭还相当困难。对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葛健豪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这里的确是比较自由的。葛健豪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家大事,谈妇女解放。她还倡导学生唱歌、跳舞,积极组织跳高、跳远、竞跑等许多体育活动。她自己兼任教导主任,蔡庆熙任缝纫教员,蔡畅任音体教员。当时,在女校学生中,“放足”、留短发,提倡妇女自立自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时蔚然成风。这些“越轨”的思潮及办学行动,触怒了封建势力,他们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便唆使官方“严加整饬”。终于,三个学期后,“二女校”被迫停办了。

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她一直积极地投身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6月9日,她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并参与了女界联合会简章和宗旨的讨论、制订工作。1925年夏,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省总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这所学校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葛健豪亲自为党组织传递信件,担负党组织的接头任务,还让党内的许多同志在校内寄住。毕业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者。“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女子平民学校因此遭到了破坏而停办。

裹足不裹心,涉重洋赴法留学四载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当时有些人的出国经费有困难,葛健豪便利用与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是亲戚和同乡的关系,通过他向裕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解决了部分人的困难。不久,蔡和森动员自己的母亲也去。这一年的12月25日,葛健豪遂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30多位学生,从上海启程赴法国留学。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法国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于1920年1月30日安抵法国。她与同去的6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公学。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她传奇经历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四年。在这里,她这个裹过足的中国妇女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从一个个单词学起,在同去的人中,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她还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她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队”,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学请愿。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又一次参与其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回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回国。

英烈的母亲,归桑梓晚年心系伟业

葛健豪归国后,先在长沙安家,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至1928年她的二儿子蔡麓仙与三儿媳向警予先后为革命牺牲后,经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才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镇。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家中的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让她知道。葛健豪居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时,她在永丰镇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只好与丈夫带着长女及孙辈们租居别人的房子。1932年,其丈夫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镇十多华里的石板冲定居下来。为了生计,她种了几亩地,和女儿蔡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如今,石板冲故居的大门前的地坪里,还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杨梅树,这就是葛健豪当年搬到这里居住时亲手栽种的。

1943年3月16日(农历2月21日),葛健豪在永丰石板冲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她的遗言,使我们仿佛看到了那颗为革命怦怦跳动了一生的伟大母亲的心!心脏可以停止跳动,但她那博大的胸襟,坚毅的精神以及爱国的革命情怀,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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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蔡和森对创立中共党史学的伟大贡献

(牛崇辉)

蔡和森(1895—1931年),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人(今双峰县)人。他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常人们只是注重蔡和森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在建党理论上做出的卓著贡献,而往往忽视他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所做出的伟大业绩。其实,早在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就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中共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后经向警予同志整理,油印成册,这一宝贵文献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1927年3月22日,蔡和森在中共顺直(河北)省委改组及其各处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党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报告,1928年7月发表在中共北方局的《顺直通讯》上。这个长篇报告,对大革命时期党内出现的右倾主义的历史作了详尽、生动和深刻的论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蔡和森又一次发言(即《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认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正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严肃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1930年蔡和森撰写了《论陈独秀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分析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这些报告和论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共党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研究我党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起到了奠基作用;同时也为研究整个中共党史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本文拟就蔡和森对创立中共党史学的伟大贡献,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蔡和森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意义,指出研究中共党史主要是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导党的革命斗争实践,为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

蔡和森在中国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共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研究中共党史的三个目的:第一,要想知道中国革命和我党的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只研究俄国人的经验与俄国党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第二,我党虽然年轻,成立不过几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第三,同志们都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如何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这三条都讲得极有见地。第一条强调研究党史对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不仅突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地位,也表现了蔡和森对总结党的斗争经验的高度重视。

第二条,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对党史的影响。蔡和森认为,单从西方革命活动的“经验”和工人运动发展史来看,至少经过二百余年的经济争斗才到政治争斗。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年,就能引导中国工人阶级走到革命的政治争斗中来,并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六年的工作已经超过了西欧几百年革命经验了。丰富的斗争内容浓缩于中国共产党简短的历史中,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三条着眼于党员教育。蔡和森认为党史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使之成为一个合格党员的有效武器。

蔡和森认为,研究中共党史的根本目的在于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直接为党的建设和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正确指导革命斗争实践。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在思想理论方面给党造成的危害时,深刻指出:“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1]蔡和森的这一思想,当时在全党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对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蔡和森通过总结党从一大到五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通过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分析批判,感触颇深地提出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造党的组织。由于我党在一大制定的纲领中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以,党的八年历程中,不断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习气的影响。大革命后期,又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我党未能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作出深入的理论阐述,使得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党的“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内讨论,有无选举制度”。由此使党的“指导机关与群众的联系很不良”,“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挥其创造能力”,“铁的纪律成为威压党员的刑具”。对此,蔡和森同志向全党积极呼吁,“党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在“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前提下,“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的采用”,“党内事情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2]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部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蔡和森在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主张共产党要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他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要“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3]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蔡和森进一步总结了党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殊性,这就是不平衡性”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前提,他提出游击战争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在组织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逐步创立红军,创建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开创农村武装割据局面。[4]蔡和森的这一理论先于并接近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结论。

蔡和森通过阐述党的产生、发展过程和路线、方针等内容,全面正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为开创中共党史学奠定了最初的科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0经历了一系列英勇的斗争。蔡和森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自觉地对党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综观蔡和森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记载了从党产生直到1930年近十年历史的许多重要内容。其中对一大至四大期间及大革命后期的记载是颇为充分、系统的,对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重要会议、工人运动的组织、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政治生活、大革命后期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情形等,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他认为,“对于党的产生的历史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深刻的了解的。”而不能“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产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经济的背景”。[5]蔡和森从我国的经济状况、阶级状况、政治状况等方面,具体考察了中国的国情,大胆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五个历史条件:一是中国产业的发展;二是自然地罢工运动;三是五四运动与上海罢工;四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组成;五是党的形成与初步工作。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他指出,“党何以不在1914年欧战中产生呢?而在战后产生呢?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土著产生方面有了相当的发展,”工厂总数目已由战前500余个发展到战后的1400余个,工人人数也由战前的近100万发展到200余万。 “工人阶级已形成工人阶级初步的组织”,“已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特别是经过参加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这就“必须有政党的领导。”而这个政党必须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锋队。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从政治上准备了条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逐步打破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的幻想,打破对以前的政党,如进步党、研究系、国民党的幻想,逐步懂得了“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从而“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渐渐办报纸,组织小团体,实行和工人阶级接触而作工人运动”,开始从事建党活动的过程。由此,蔡和森极其精辟地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6]就是“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7]

蔡和森在系统地阐述党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他说:“一大时只有宣传与党纲的规定”,虽然“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出过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但“没有从政治上去了解和分析,所以第一次大会对此问题没有决议”。他认为,到二大时“党即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提出“继续辛亥革命,联合各阶级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从而把党的政治主张“第一次贡献于全国人民之前。”在这里,蔡和森着重说明了二大队党的民主革命路线产生的重要作用。但他又提出:“怎样实行这一路线”,“第二次大会还没有决定”。因此,他对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它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民主革命路线的内容,是“很正确的政策”。对于四大,蔡和森则认为它的“政策都非常正确”,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即“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又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即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左派,扩大左派,攻打右派”,阻止“中派右倾”,并且使工人自己明白阶级的独立性。

蔡和森还对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了详尽、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党内所以会产生机会主义,主要是党的组织有问题,“违反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指导机关“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8]陈独秀本人也“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份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所以这些就确确实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也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9]但蔡和森并没有因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党的错误而否认党的历史功绩。他公正的评价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而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10]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足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11]正是蔡和森从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与策略、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分析批判陈独秀右倾主义路线等方面,以其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逐步形成、演变过程,为研究党的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工作,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同时也为中共党史学的创立和进行党史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确立了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蔡和森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了正确的评价,最早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蔡和森的一生是短暂的,享年仅36岁,他最早提倡和研究中共党史,直至1931年牺牲前夕,从未放弃和间断过。他对从1921年党创立到1930年这段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进行了正确的评价,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最早形成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蔡和森对党从1921年到1930年的历史,基本评价是正确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出现不少争论的问题。如何看待党的发展史,如何看待党的成绩与错误,就是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蔡和森根据党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列举大量事实,有力驳斥了“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全盘否定党的历史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历史功绩。针对党内一部分人关于“最初的党只知做劳动运动而不知做政治运动”,存在着“工团主义”的倾向,以及系统的机会主义在三大就已经形成等不切实地夸大党的错误的观点,[12]蔡和森同志对党领导的初期劳动运动、党的三大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客观地估计了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他指出:“在党的初期劳动运动中始终未形成一种所谓工团主义”,1932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严重的政治争斗”。他还分析了1921年党创建后,力量比较弱小,工人阶级刚刚展开革命斗争,需要从组织上思想上得到发展与提高的历史特点,认为当时“注重工人经济争斗,借此发展阶级觉悟与组织,这完全是对的”。[13]蔡和森不赞成系统的机会主义在三大就已经形成的观点,他对三大制定的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充分肯定的,大革命失败后,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否认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一派“主张加入国民党”,一派“反对加入国民党”,由此产生了机会主义的说法,认为“事实不完全如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从西湖会议以后,经过坚决地反对李汉俊、陈公博、施存统等的不加入国民党的观念,到三次大会时,“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面目和劳动运动的独立性,”即如何加入的问题。根据这一事实,蔡和森进一步提出,三大在讨论如何加入国民党时,虽然出现了“左”的和右的倾向,“两种倾向都是错误都是很幼稚的”,但“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而三大以后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也说明党在三大时的政策和以后的政策,“的确是正确的,的确能够动员群众,的确能够推动革命的发展。”[14]至于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蔡和森认为,“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二○事变前后起来的”,到八七会议即得到根本的纠正;八七会议的暴动策略是正确的,但产生了盲动主义。[15]

蔡和森还对地方党组织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论述。他提到北伐初期的情况时说:“中央和上海的书记罗孙农同志对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的自治运动的看法极为轻率,可是对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却很关心。总之,中央和上海的全体负责工作人员都支持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因此,在上海党的决定和决议里明显地看出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如‘上海工人无论如何不要跑到资产阶级的前面,要帮助它夺取政权,工人只能想资产阶级成立的民主政府要求保留罢工自由’。”[16]

蔡和森还客观地评说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精神状态,具体地列举了领导人所犯错误的表现。他说:“通过此案(指为反对马日事变实行武汉工人总罢工的决议)的消息传出去之后,真是闻所未闻的骇人听闻!老鲍(罗廷)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谭平山闻之,臭骂鲁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于是群相告语,若大祸之将至”,“为什么这样惊慌,这样骇怪呢?因为退让已成习惯,对于国民党和新军阀已养成一种驯服的心理,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莫不大惊小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已使一些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员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17]蔡和森生动而具体的描述,通过每个人在党的会议上的真实表现,说明当时右倾错误已“入人之深”,影响和主宰了党的整个领导机关。

蔡和森正确评价了共产国际代表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负的责任。他尖锐地指出:“北伐出发后,我们在广东的势力并不劣于李济琛。老鲍……反而把广东巩固于李济琛的势力之下,帮助李济琛大大扩充省防军。本来是一个老虎,还要为他添一对翅甲!……为什么这样糊涂?因为他脑袋里有一种西北学说,认为广东不可为革命根据地。”[18]西北学说认为广东在香港炮口之下,不能为革命根据地,应拉孙中山到西北去才能与苏俄接近。他分析西北学说的内容,指出其实质是一种“逃跑主义”,其中充满了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势力的恐怖,归根结蒂还是一种利用军阀制军阀的老政策,是导致中央机会主义的重要根源。蔡和森以确凿的事实,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自北伐以来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每一步发展都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密切的关系。

蔡和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招致大革命的失败,给党带来深重灾害。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拒绝了党的一再挽救,最后滚进了托派的泥坑。但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影响,他又认为:陈独秀“是欧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主唱者,美国式‘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他在“五四时期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19]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20]蔡和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反映了一个有作为的党的历史学工作者总结既往,立鉴未来的非凡素质和恪守党性的理论修养。

蔡和森对当时身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张国焘在二大后闹小组织的问题,公开作了评论,认为“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国焘问题在表面上是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纪律问题,不明白党员与党员的关系和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的关系,根本是反对纪律和集中制。”[21]这是入木三分的正确分析。

蔡和森还认为,党的五大后,中央政治局仍操纵在陈独秀的手里,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当时,虽有少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但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此,中央政治局陷入一片混乱。“鲍罗廷主义之一贯的领导愈益促进了混乱、动摇和犹疑。”尽管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就农民土地问题、工农武装问题、惩办叛变分子问题以及对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的政策发出了紧急指示,可指示传到中国后,“老鲍不发国际来电,敷衍国际之罪小,而延误我们的新方针之接受和新政策之执行其罪大。”[22]

蔡和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

蔡和森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在探索研究方法上,也曾有过一些真知灼见,并且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党史论著中分析问题时的具体运用。他曾明确地提出:“要问究竟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23]这就指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方法,即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在他对党在幼年时期的成绩与缺点作出分析时,首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蔡和森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从党的创建到1925年党的第二次中共扩大执委会之间党的历史,着重阐述了党的“二大”、西湖会议、“三大”、“四大”、“五卅运动”,充分肯定了“党引导无产阶级由经济的罢工直到政治的争斗”、并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领导一般群众作为民族解放争斗”的历史功绩,并初步总结了农民运动、军事运动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评价自己的历史,第一次实事求是地肯定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历史功绩。

蔡和森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主张采用联系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对中共党史作全面周详的研究。他明确指出,研究党的历史,“不仅要明白其政治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24]基于这一思想,蔡和森对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我国的阶级状况、我国的革命斗争史都曾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1925年底,蔡和森在分析我国的社会状况时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在经济上“仍停留在农业经济里面,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旧的生产已经崩坏,”“土著的资本主义不能发展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市场或采取原料的场所;”在政治上,“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附属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无产阶级尚未十分壮大”。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25]又如在分析我国的阶级状况时,蔡和森在追溯了各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以来历次革命运动的态度后,明确地指出:买办阶级从来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只能参加革命,不能领导革命;小资产阶级也只能参加革命,不能领导革命;农民是很大的革命力量,但需要正确的引导;无产阶级是各种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26]再如在考察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时,蔡和森着重阐明了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地位。他说:“自有此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政治争斗遂开新纪元”,在此之前,中国民主革命为“旧阶段中之一般革命运动”,在此之后,中国民主革命即为“新阶段的革命运动。”他赞颂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在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史上及对于党的产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27]

蔡和森还坚持两分法,不因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犯了最为严重的错误甚至堕落成党的敌人而否认党的历史功绩。蔡和森指出,陈独秀曾把持和垄断了党中央的最高权力,致使党犯了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工人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才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认为,自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后,革命形势立即有迅猛的发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13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28]他还认为,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后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则更属不对。

蔡和森的党史著作充分体现和运用了史料征集方法。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既是一本早期的党史著作,也为我们今天进行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资料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部党史著作中,最珍贵的史料是六至十节,即从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到党的八七会议,大约三个多月时间的史料记载。虽然时间短,但篇幅很长。从内容上看,这段时间也正是党的机会主义恶性发展,给革命造成最严重危害的时期。此时,蔡和森刚刚从莫斯科回国,暂代周恩来为中央秘书长,常驻中央机关,这就使他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机密材料。他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材料是中央在这一段时间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以及中央对一系列事件的决策过程。

蔡和森首次对党的产生阶段作了划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分为两个阶段,从党成立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宣传时期,也是第一阶段;四大以后,党才逐步形成阶级与群众的党,这是第二阶段。今天看来,这种划法虽然不够科学,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仅看作是一个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是政党。但是,蔡和森首次对党的产生阶段进行划分,不能不说是党史研究的一种大胆尝试。

蔡和森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法,分析和叙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宏观上来看,他认为,无条件的同意武汉方面的第二期北伐,是西北学说的第一步;党的五大通过鲍罗廷向帝国主义让步,限制与压迫工农运动的决议案是西北学说的第二步,向汪精卫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让步,满足小资产阶级上层即所谓工商业者、农村的小地主的经济要求是西北学说的第三步。党的五大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使西北学说的三大证词——回避土地革命的北伐,向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遂在实际上大功告成,而此两路总退让的大政方针,完全支配了一直到武汉失败的两个半月中最高指导机关的政治生活。从微观上,他以生动的描述具体地说明当时中央政治局内部犹豫、动摇、计无所出的情形。比如“和森深感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又见全国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汉。有一夜与独秀,立三纵谈这种感想,因主张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独秀、立三皆以此主张为然,翌日在常委即决定发一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并特别寄一信与上海,内中参加些独秀和立三的意见。”“此通告及信发生之后,和森自己感觉不正确,因为翌日及第三日连续召集第二次扩大的常委会,请政治局全体来参加此问题之讨论及决定,但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此问题是,鲁易指明提高反常运动是对的,但其说明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并且指明不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冒险政策亦是错误的。当时和森提议国焘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这是当时混乱的表演之一例。”[29]蔡和森通过宏观的分析和微观的描述,充分说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后期,中央政治局政治上处于混乱状态这样使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西北学说“人入之深”,党内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活动不敢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斗争,放弃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对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警惕,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时,毫无精神准备,结果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令人痛心地丧失掉了。

综上所述,蔡和森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全面地学习蔡和森在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正确阐述蔡和森在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无疑是党史学界一件必要的、有意义的工作。党史在党的幼年时代,党史亦是萌生期,当时,除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外,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蔡和森的党史著作是开创之作,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留下一些失之偏颇或不正确的言论。但这一切都不能否认,也不能贬低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就其史论和史料价值都是罕见其匹的,就其思想和理论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今天和今后研究中共党史都将具有指导和借鉴性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6][7][8][9][12][13][14][15][19][23][24][25][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9,107-108,79,146-147,1-2,9,72,136,811,137,73,137,138,102,2,10,17,10,12-17页。

[10][11][20]《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815,804页。

[16][17][18][21][22][27][28][29]《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37,37,34,37,31,38,40页。

(作者单位: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3

蔡和森对中国革命若干重大问题的判断及影响——纪念蔡和森同志诞辰120周年

(朱与墨)

对蔡和森的评价,毛泽东在1939年与老同学萧三谈到他的牺牲时说了很短的一句话:“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1]余下的是良久的沉默,对他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再多的语言文字也不为过,再多的语言文字又成了多余。杨昌济给章士钊推荐毛泽东、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人 (毛蔡) 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此二子”,[2]蔡和森36岁的短暂华年证实了恩师杨昌济的预言远见灼识。
对蔡和森一生贡献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蔡和森对赴法勤工俭学的贡献,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蔡和森党建思想研究,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蔡和森对《向导》周报创刊的历史贡献,蔡和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蔡和森社会进化论思想研究,蔡和森对党史研究的贡献等等。2015年是蔡和森同志诞辰120周年,笔者近年来对青年毛泽东的研究,使我对蔡和森充满着敬意。如何缅怀纪念他?我从他对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及世界革命形势的科学判断这一角度来纪念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影响。但鉴于本人的资料《蔡和森文集》是1980年版的,有些史料还有缺漏和本人阅读的伧促及专业知识储备的有限,即使在这一角度或截面对其研究亦难以达到真实反映其高度的客观要求。

一、誓言“新民学会”必成中国重心

1918年8月,蔡和森在北京《给陈绍休、萧子璋、萧子升、毛泽东信》中说:“前将启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吾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3]毛泽东、蔡和森于1918年4月14日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在蔡和森家成立新民学会。学会初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后确定“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而此时新民学会成立才4个月,蔡和森即信誓旦旦作此誓言。但历史证明新民学会成立后长沙的革命形势为之一新,五四运动期间,该会联合长沙各界反日爱国力量进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干部培养上作了重要准备,为我国近代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除毛、蔡外,还有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湖南的早期党组织骨干成员大多来自新民学会。1923年,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对湖南的党组织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湖南的党组织工作做得最好。可见,新民学会、建党先声、中国重心、当之无愧。

二、预言中国必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且美日必有一战

1920年9月,蔡和森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共产党之重要讨论》,这封长信中,由于纸张不够,临末在简单讲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后,最后一句:“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4]以此语结束全文,警醒新民学会诸君。此言一语成譏,17后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的主战场。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曾预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毛泽东预言后正好20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位挚友、湖湘才俊的预言相互呼应,成为忧国忧民的绝唱。1922年11月,蔡和森在《红军在海参威胜利后的远东时局》中分析帝国主义远东殖民政策后,指出,“以前爆发的日俄战争,和今后必不可免的日美战争,就是国际帝国主义造成的远东形势。”[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美日战争爆发。蔡和森在此文中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场的被压迫民族要取的胜利,必须与苏俄联合。1945年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根据《雅尔塔协议》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以三个方面军上百万的兵力,跨过中苏边界进入我国东北,在4400公里的边境线上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势不可挡的总攻。在中国人民的英勇配合下,苏军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了日军主力关东军,8月22日,旅大地区获得解放,结束了日本法西斯在旅大地区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

三、预判中国革命不可避免且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蔡和森1920年9月,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诸多矛盾时,指出,“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他,那革命是一定不能避免的了。你看中国的社会今日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社会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避免。”[6]北洋政府上层建筑的政制虽新,但其掌握政权的军阀是封建遗留的旧军阀,经济基础是封建的。因此,大胆地判断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革命形势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此时,中国很多智识阶层还憧憬着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见蔡和森是中国革命的先知先着者。中国后来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民族革命及解放战争,充分证明了蔡和森预言的科学性。

《给毛泽东的信——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信中,蔡和森还向毛泽东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的大趋势,谈到国内中国民众运动幼稚落后时指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7]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在信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早于同年11月上海共产义小组制定的《中国共产主义宣言》。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蔡和森成为中国当时建党理论水平最高的人,其理论水平比李达更系统,建党理论的文章发表也较其早半年。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中国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除了国民党还有其他一些党派,但他们都无力也无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任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建立新中国证实了蔡和森的预判。

四、提出中国革命“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程式

1921年2月,蔡和森在知道陈独秀主张社会主义在中国积极筹备党组织时,非常高兴,与陈独秀写了一封《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长信。开门见山表明立场“和森为极端的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8]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程式,唯物史观是革命的出发点指导思想,阶级战争是手段与方法,无产阶级专政是目的。信中指出中国绝大多人是无产阶级,中国的资本阶级是五大西方列强的资本阶级和国内的少数军阀、财阀和资本家,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纵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基本是按这一程式发展的,我国革命胜利建立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为本质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五、指出中国的阶级战争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1921年2月,蔡和森给陈独秀《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长信中还指出指出,“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中国已经兴起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庸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西方列强的资本阶级和国内的少数军阀、财阀和资本家,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9]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为中国革命确定彻底反帝任务、寻求和接受国际支援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认识,我国的革命与苏俄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也在实际上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新中国成立后也对亚非拉的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与援助。

六、预判中国近代已无发展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可能

1922年5月,蔡和森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分析了工农劳动运动的目的与原则、中国资本主义可怕的形势,在分析工农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指出,“自近世资本主义国际化以来,业已把东方隶属于西方了,农业国隶属于工业国了,野蛮国隶属于文明国了,还能成立锁国自立的‘本国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倒霉,要短命,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要行运,要快来对照。”[10]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灼识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到处找帝国主义寻求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结果是屡屡碰壁。中国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智识阶层也认为应与资本主义强国建立友邦关系,由他们来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有些党的领导人,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提出错误的“两次革命论”。蔡和森的判断贡献到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制定了中国革命的两阶段论,并且在新民主革命完成后及时用和平的方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要行运”。现在,当世界“共运”处于低潮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秀于世界,中国和平崛起。如今再联想蔡和森的“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要行运”,其预测是多么的准确。

七、预判中国在短期内能成为新兴工业国

1922年9月,蔡和森在《中国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中国国际地位无政治的独立可言,被帝国主义变为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后,指出,“中国政治地位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最忌刻的,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动的开发实业,必不难在短期间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不但国际资本主义将丧失其惟一可以延长命运的市场和销路,而且中国更廉价的制品将与之竞争于世界市场。”[11]他立足中国具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预测在短期内中国能成为新兴工业国,而正是这一点,国际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政治上独立和经济上自由发展。但蔡和森的预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了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新兴工业国,并且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对此仍然忌恨,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

八、指出谋求与旧军阀合作、妥协的国民革命是条绝路

1922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至张作霖剿灭后的吴佩孚怎样,乃系另一个问题,决不要因此而疑虑张作霖灭亡之不利于势力均衡,因为革命党要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均衡,是不能存在的。……”政治上的统一,显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12]孙中山的革命依靠一派军阀打到另一派军阀,而当革命一触及军阀本身利益,军阀立即发对革命,导致孙中山的革命动辄得咎,革命要么失败,要么不彻底而流产。1922年10月蔡和森在《孙吴可在一种什么基础上联合呢?》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军阀吴佩孚合作提出批评,“我们认为民党与军阀,截然为两个新旧不同的阶级。这两个阶级的争斗,现在虽还未到你死我活,但民主革命的潮流总是一天高一天,军阀的命运总是一天促一天,除了时间问题,新兴的革命阶级总会要战胜封建的军阀的,所以我们根本上主张民党应极力与民众势力联合以贯彻民主革命,除有意义之单方面的联合外,我们反对混合或调和个大军阀的势力,去谋那不可能的统一。”[13]1922年10月蔡和森在《批评汪精卫军赴奉返沪后之谈话》中批评国民党谋求与军阀张作霖的合作,“今民党不然,只知四面‘报聘’, ‘为民意求援’于军阀,而不‘为民意求援’于民众,误信与红胡子可以‘长时合作’。‘永久互助’,我们实为民党前途危呵。”[14] 1922年,国民党内部对此还没认真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迷恋于均衡旧军阀的势力,与军阀谋统一。蔡和森认为,辛亥革命已11年,为什么革命仍没有结束,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政体虽然是新的,但掌握这个政权的阶级是旧的,是封建军阀与官僚。而国民党仍迷恋于均衡旧军阀的势力与军阀谋统一,不敢继续革命,其必丧失先进性,并且被历史淘汰。果不然,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与军阀谋均衡、形式上的统一,结果国难当头时,军阀与国民党貌合神离,使中国陷于危亡存续之秋,国民党丧失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九、定性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本质

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定性,早期共产党人经历过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蔡和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掌握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武器后,开始有意识地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和研究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他在1922年5月1日发表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说:“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5]最早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的性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紧接着,陈独秀在1922年6月《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最早使用了“半殖民地”的概念来说明中国政治上不独立的现状。[16] 中共二大以后,蔡和森最早起来赞同并确定地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术语。1922年9月,他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不但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而且还阐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特别是1926年底,他在给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员做《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时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蔡和森率先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给中国近代社会定性,并成为共识。“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本的依据。”[17]有了这以科学的定性,所以共产党人能正确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任务,革命的主力军等基本问题。

十、提出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任务和新三民主义思想

1922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结尾时指出,“总之,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18]提出了国民党要“联俄”、“联合民众”。1922年9月他在另一篇文章《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在对胡适的批判时指出,“我们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的第一步在民主革命。”[19]“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换过说就是怎样革命。”[20] 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文中关于国际帝国主义干预中国事务,排斥国民党时指出,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谁主沉浮的决定因素是彻底反帝。“从旧的历史看来,领导中流阶级向国民运动走的有中华国民党,从新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但今后那一阶级为这个运动中的真正主人,便要看谁最忠实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同时指出国民党面对国际帝国主义排斥时,“国民党更应与共产党亲密联合前进”[21]即国共合作。同年6月,中共 “三大”采纳蔡和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联共”与前面的“联俄”和“联合民众”主张成为了孙中山建构“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来源。1923年2月蔡和森在《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中对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主张与军阀妥协及与外国帝国主义合作进行了批判,“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到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持中国军阀的外国帝国主义。军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前清遗留和外力扶持的产物,所以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尤为重要。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甚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22]综上,蔡和森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对象,并且指出要使革命成功,必须联合苏俄和民众,革命要发动群众。这些主张后来被孙中山接受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1924年,孙中山逝世,很多人对中国的国民革命形势表示担忧,蔡和森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文中 指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信的信念,即孙中山死后,中国革命运动决不至于停止或消灭;只有完全推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这种运动才会停止或消灭。这种信念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科学的。”[23]他运用唯物史观坚定地分析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将继续,目标仍是反帝反军阀。革命潮流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大势不受特殊人物所左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十一、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策略

1923年9月,蔡和森在《国民党号召国民发对英国的侵略》一文中,针对铁路权和威海卫主权的丧失危机,国民党应持的态度时,指出,“有人说,孙中山要打得广东推翻北京政府,自然不能开罪英国。这完全错了,国民党要无情的反抗英国一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才能打到曹吴陈炯明诸军阀而管理中国。”“我敢断言:国民党不反抗英国,国民党的革命始终不会成功。”[24]蔡和森认为坚持他一贯的主张,国民革命的任务要彻底反帝,要不国民党的革命任务就不会成功。革命的国民党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应该是“安内必先攘外”。可惜后来背叛革命的蒋介石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攘外必先安内”,导致国家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心丧失殆尽。而共产党坚持彻底反帝方针,采取蔡和森提出的“安内必先攘外”策略,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逼蒋联共抗日。

十二、指出工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解决农民问题者得天下

1925年3月,蔡和森在《广东反革命势力的覆灭》一文指出,“这次打败陈军(陈炯民)的要素有二:一是国民党新在黄埔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党军,报纸上统称学生军,外国帝国主义者目为‘赤军’;一是东江农民纷起袭击陈炯明,帮助国民党。几年打不破的陈军,今日所以大破而特破之者,完全因为国民革命的阵线里参加了工农阶级的新势力。”[25]而学生军为什么战斗力强,因为他们多属于工农子弟、有觉悟的贫苦学生,他们所受到的外力和军阀的压迫比任何阶级要严重,所以革命战斗的净胜格外坚决,并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开始不再依赖军阀力量而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共产党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组建自己的军队时依赖的力量就是工农阶级,因为这两个个阶级受压迫最深,革命精神最强最彻底,所以共产党的部队战斗力也最强。

1927年4月,蔡和森在《在湖南省国民党部欢迎会上的讲演词》中指出,“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现在农民问题,较秦以来尤为重要。国民革命,如不能将此问题解决,证之历史,可断定不能成功。[26] 1928年11月,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中进一步指出,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实际就是农民革命,要求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驱逐帝国主义,只有土地革命深入发展,中国这一革命才能达到成功,国民党就在这一革命深入的开始背叛了革命,出卖革命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27]这一认识贡献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三、提出“武装割据”的革命策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特别是当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后,蔡和森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主张在两湖发动工农群众,扩大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两湖革命根据地。蔡和森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把在两湖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提了出来。蔡和森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 [28]为此,他提出了在两湖号召和发动农民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为中心内容的“两湖方案”,要求政治局讨论。蔡和森的这种建议,是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到达以前提出的,反映了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独立见解。蔡和森的这一主张与毛泽东提出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的主张不谋而合。蔡和森的思想中闪烁着“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的芽蕾,对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十四、预判中国革命的两阶段论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接着批评了“两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同时指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国与印度——这些地方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像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仅有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之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中国革命固然有社会主义前途,因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29]蔡和森写这篇文章时,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共产党举行的几次起义均已受到挫折而失利,但他却不为时局障眼,不为革命暂时失利而悲观。他研判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引中国革命的道路。这确实是一个革命必须要解决的先决问题,因为这决定革命的战术与策略,党内一些人领导人对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正确认识,导致中共在革命中犯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等付出了惨重的教训。蔡和森分析中共领导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且预判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可以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1931年9月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清理党内陈独秀孟什维克路线时,再次论证中国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快速可能,“因为他具有很优越的转变条件——国际的和国内的。国内的条件,如1927年以来,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惟一的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国际的条件,如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大工业化与农村的集产化之异常迅速的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潮,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条件对于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有决定意义。”[30] 1956年,中共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革命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平稳过渡。这在世界共运史上是个伟大的创举,而这是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伟大预判。

十五、预判苏俄是中国外交关系首善之选、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

蔡和森在1922年9月《中国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判断,“在历史上必然的历程看来,中国将来真正的独立与解放,非经过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而现在要提高国际地位,更非与业已在国际上占新的重要地位之苏维埃俄罗斯联手,不能为力。”[31] 1922年10月,他在《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一文中最后呼吁,“苏维埃俄罗斯更没有可使一个殖民地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啊!中国的独立与平等的国际地位,是要首先联合他才能做到的。”[32] 1922年11月,他在《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一文中,再次强调,“换句话说,中国人民能否得到自由和独立,就要看中国人民能否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33]孙中山奉行的“新三民主义”和后来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抗日民族革命都得到了苏俄的帮助和支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苏联成为第一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并对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在当时国际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形势下是非常珍贵的。有了苏联的支持,新中国与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了国际社会。中国的经济体制、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向苏联学习。直到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但俄罗斯仍然是我国外交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新的领导人当选,往往彼此互为首访国。

1922年12月,蔡和森在《巴尔干新形势中的保加利亚》一文末尾指出,“横在巴尔干的英法,意希的利害冲突,又永远使他们不会一致。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是顶好活动的,末了,我们要告读者,从巴尔干的新情形中,可以看出世界革命的消息。”[34]他认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利害冲突使帝国主义永难协调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而这给被压迫民族革命提供了突破口和契机。最后他通过巴尔干的革命形势预言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将风起云涌。蔡和森的这一伟大预见在随后的三十年得到了证实。

1923年5月,蔡和森在《日俄谈判》一文中指出, “只要国人觉悟到苏俄是我们惟一的好友,苏俄始终不会与他所要铲除净尽的资本主义强国打做一片来宰割被压迫民族。”[35]分析苏联是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的,而苏联要铲除资本主义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加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国内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际问题,即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十月革命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建成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国际上势必会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议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两大阵营对峙局面。

蔡和森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代表那个时代中国脊梁和高度人物之一。在法国的那两年,他猛看猛译,完成了思想的升华,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掌握了时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并具有国际视野,学会了运用唯物史观等马克思列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中国革命道路和进程进行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对若干重大是非问题进行了科学预判,证成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他的这些重大判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革命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上海与蔡和森共事过的中国文学巨匠茅盾用一首怀念诗对他进行了评价:“建党初期理论家,蔡公健笔万人夸。当年海上环龙路,正气凛然半倭邪。”[36]

(注:作者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省青年毛泽东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本文为2012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湖南一师著名法政人物思想贡献研究”(XYS12Z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赵丛玉,杨眺.蔡和森在周家台子的故事.湘潮,2005-3(22).
[2]黄露生.毛泽东尊师风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版,第164页.
[3][4][5][6][7][8][9][10][11][12][13][14][15][18][19][20][21][22][23][24][25][31][32][33][34][35]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8,35,117,34,33,51,55,61,77,65,96,103,103,69,73,74,152,169,370,244,362,78,93,114,156,212页.
[16]陈独秀文选(中).北京: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1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页.
[26][27][29]30]蔡和森文集(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324.191,194-212,238-239页.
[36]罗绍志.我是怎样从研究蔡和森到研究其他党史人物的.湖南党史人物研究(组织卷1980-2003),长沙:湖南人民出版,2005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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