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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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美《堡垒》杂志文章:《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
(1972年)

中国和美利坚帝国
中国革命前的美国
麦卡锡主义和对华政策
对遏制政策的重新考虑
统一意见的形成
多极的轮盘赌
政策和石油
新的门户开放

【本刊讯】美国《堡垒》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期刊载戴维·霍罗威茨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详细摘要如下:

对于《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说来,这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七月十二日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他原以为此行或者能打开新的活动领域并在报道上赢得几分,可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人告诉他,亨利·基辛格刚才离开北京,很快就要公布尼克松明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了。

亨利·基辛格,这位熟练地指导尼克松的对华新外交的人物,过去曾是同总统争夺共和党控制权的死对头——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是带着美国“友谊”的好消息的一位奇怪的“好朋友”。这种“友谊”是经过了二十年冷酷无情的美中敌对后,由尼克松总统端出来的。而尼克松本人则是最不象会拿出这样礼物的一位总统。因为这个人,正象赖斯顿的《纽约时报》所说的,二十年前“曾经领导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政治吵嚷,要求把中国共产党人从‘爱好和平国家’的集体中开除出去”,在麦卡锡清洗时代,又曾以能欺压那些中国通而得名。当时这些中国通要求与革命政府取得谅解的主张,并没有超过现在基辛格的秘密使命之所求。

政策表现上的这种意外的对照和带有讽刺意味的转折决不是一种巧合。它们的不一致本身就显示了在尼克松对大陆新态度的背后有着一种更深刻的连贯性。尽管出现了一些策略性的突变,甚至出现未能预料的转折,可是很少有其他领域象对华问题那样在重要方面一直保持着政策和人员的稳定性。尼克松的新姿态,看来几乎象是带有冲动性,并且被人很敏锐地把它同一九七二年大选这一类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但是事实上,它不过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决定美国对中国态度的人们中间的两党一致的战略计划主张。《纽约时报》自己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尼克松在一九六六年已懂得:“除非紧紧掌握中国的现实,任何美国未来的亚洲政策都不能取得成功”。留给白宫的四分卫(编者注:在橄榄球赛中的球员)的唯一任务乃是选择最适当的政治时机:“当美国国内总统的民意测验下降到新的低点,围绕着他的越南政策辩论的旋涡又重新掀起,北越人又施加压力,要求迅速而彻底地达成一项协议,要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底前滚出西贡,于是尼克松先生终于来了一个远距离传递”。

中国和美利坚帝国

自从十九世纪末,大陆边界关闭以来,在美国人自己设想的美国世界任务中,中国就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历史学家引证国务卿海约翰一些著名的外交备忘录中有关警告西欧列强不要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不要损害对它的广大市场实行自由进入的原则的一些话,把美国后来的全球扩张称作是想当一个“门户开放帝国”。伍德罗·威尔逊对这些备忘录所作的评价,可能是最坦率的。他指出,这些备忘录“并不是给中国的权益开放门户,而是给美国的货物开放门户”。

对中国和世界发起救世主式的救济,不但在概念上而且在其创始人上也都自成一体。这种自成一体的最重要标志,过去和现在都反映在“洛克菲勒”这一名字上。这个名字不但同早期的传教士队伍和各种慈善性的援助计划(例如北京那个给詹姆斯·赖斯顿切除阑尾的、已改变性质的医科大学)相联系,而且同政治、教育和商业也分不开。

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连同它的姊妹金融机构“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就代表了美国在华的最大商业利益。本世纪初,中国每年进口一亿加仑的煤油,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煤油是从这个有名的托辣斯买进的。作为海外商业大王的洛克菲勒很懂得同美国使馆紧密合作的重要。这位石油大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之一。我们的大使、公使和领事曾帮助我们在世界最远的地方开辟新的市场”。在制订下半个世纪和以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这种合伙关系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主宰一切的力量。

中国革命前的美国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一个世界大国,同时它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国际扩张主义者的态度。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那些已经主宰世界信贷的美国企业界的全球扩张主义者,就开始建立了象外交委员会这样的计划机构,和太平洋学会这样的研究组织,以便有朝一日由美国主宰世界的和平。自从太平洋学会于一九二五年在檀香山举行的一次基督教青年会大会上创建起,直到二十五年后麦卡锡主义把这个组织毁掉为止,太平洋学会一直是一个有组织的研究远东事务的中心。美国战略服务处(情报机构)负责亚洲事务的主要官员实际上全部是太平洋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最初的开办费和后来经费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的,因此太平洋学会的理事长当然也就让洛克菲勒所委托的人担任。在太平洋学会的其他重要理事(以及亚洲学术机构的一些监护人)中还包括有杜勒斯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者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人阿瑟·迪安,美孚石油公司的副经理C·B·马歇尔以及“纽约第一花旗银行”的董事长威廉·布雷迪。

在战争起伏的年代里,除了商人和太平洋学会的旅行考察者以外,在中国还密密麻麻地布满基督教传教士、公共卫生专家、医生和农学家。在一个象中国这样技术落后而又贫穷的国家中,这伙有教养的美国人形成了一个重要核心,它的“技术”顾问分布在国民政府从上到下的各个部门里。甚至蒋介石的土地改革首席顾问也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

在中国动乱的三十年代中,这些分布各地的美国人曾经想用“渐进的代替办法”来取消共产党人的革命。他们通过各种公共卫生、教育和农业改良计划来努力实现这点。太平洋学会的主要筹款人,青年会、基督教的差会、私人办的中国机构以及中国的各种难民救济机关的重要捐款人,都是小约翰·洛克菲勒。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的父亲就开始在中国进行“文化”投资,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对付革命

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卷入也升了级。战前在文化和教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到了战略服务处和国务院工作,以协助国务院阻止中国被日本帝国吞并,同时使中国亲西方的方针不致被共产党人的革命所威胁。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个过程更为加快: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华盛顿给予蒋介石战争库存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位委员长所得到的数字的两倍以上。

就在共产党的军队向国民党陪都重庆进发,蒋介石的军队不使用从美国购进的武器而举手投降的时候,国务卿艾奇逊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委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委员会来审查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三位对华政策顾问反映了当时美国院外援华实力派的构成。委员之一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雷蒙德·福斯迪克。另一位是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杰塞普不久就成为麦卡锡攻击的主要对象,同时他虽然不是那么正式,但却是代表了另一个美国国际扩张主义强大势力的公共基金组织:摩根银行和投资公司。杰塞普是伊莱休·鲁特的手下人(后者本人就充当了摩根和迦内基公司的法律代理人并做过一任国务卿),他也是太平洋学会的重要人物(正象艾奇逊委员会的第三个委员埃·凯斯一样)。

两个月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的时候,这三个人连同美国对华机构的一些其他代表都被召集到国务院,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美国对新政府政策的秘密圆桌会议。参加这个小组会议的人,包括太平洋学会的著名中国通、这个学会的几位企业界董事、“国际传教士协会”的头子以及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第三。

这次会议提出的指导原则中有两个原则在美国对待一切革命政权的初期阶段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对中国问题上唯一不同寻常之处,只在于时间拖得过长。第一个策略措施就是遏制和孤立新政权,用不承认来促使其垮台。这一点已由洛克菲勒先生提出。他说道,“我对美国的对华贸易的反映是应当给它以限制。我认为遏制共产主义(原文如此——作者)的最快办法,是让它在中国人民眼中失掉信用。我认为如果经济走向恶化,就会引起人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如果在中国能出现一个新的领导,那么这种反对就很有重要意义。而我的确感到有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是极其要紧的事。”

把有五亿人口的穷国从世界经济中割裂开,使它生活得更悲惨,由此逼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拼凑一个听命于美国利益的领导。这种做法从宣传方面看来当然是有缺陷的。洛克菲勒还说道:“我估计削减贸易将被共产党人利用来进行宣传。他们会说我们中断贸易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成为饿殍。但是我认为不论我们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要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的。而如果我们通过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广泛地进行贸易,的确使那里的情况得到改善,共产党人也决不会说我们的好话的”。这哪里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慈善家的口吻!

圆桌会议上强调的另一个主题是东南亚民族革命力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重要性。现在是我国最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也出席了会议。当时他指出:“亚洲的反共战线不是一条划得很好的线。那是用我们的观点搞的一项主观主义设计……用它反苏会更好一些……”。一年之前,费正清曾在太平洋学会的一个刊物上正确地指出:“二十年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由中国人掌握。”但是不久,国务院,特别是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就拼命地叫嚷苏联控制了中国。他说:“北平政权可以说是俄国的殖民政府——一个规模较大的斯拉夫人的满洲国。这不是中国政府。它还没有经受过第一个考验。它不是中国人的……”。

迪安·腊斯克本人是涉及美国对华政策前后经历的一个重要中心人物,同时他也是这一政策的一个设计人,他和他的指导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当时是共和党制定两党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一道,主持了以后二十年大部分时间中对中国的遏制。只是在一九六八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班子接管时才靠边站了。

麦卡锡主义和对华政策

正如以上所述,孤立中国,对这个政权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崩溃的政策,这是美国对付胜利后的革命政权的惯常手法。华盛顿经过了十六年,到一九三三年承认了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一九五○年春,国内和国际上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对华政策订得甚至更加严厉,以致超过了通常的(或有实效的)遏制时限,并使很大一部分美国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又转向北京。

从国际方面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了对台湾这个岛屿的官方态度。被打垮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是撤退到这个岛上的。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杜鲁门总统保证,“不干预现状”,而且也不“采取一种可能卷入中国内战的政策”。但是当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发生战争时,杜鲁门在一种直到今天还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把第七舰队放在台湾海峡,这样就直接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并给今天同中国大陆建立新关系设置了最棘手的障碍。

除掉这些国际事件的干扰以外,一九五○年春出现了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政治上的大出风头。他指责共产党人渗透到国务院,结果“丧失”了中国。这种指责使他立刻变得臭名远扬。麦卡锡攻击的特点,在当时监视着对华政策的上层阶级守护人中肯定也是有的。这种特点之一是它带有民粹党的色彩。麦卡锡是从异教徒(譬如信奉天主教的肯尼迪家族)、工人和小业主那里取得对他的支持的。他的政治实力则是依靠着共和党内代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企业界的“孤立主义分子”一派。另一方面,他的攻击对象:迪安·艾奇逊,乔治·马歇尔,菲利普·杰塞普和查尔斯·波伦全是美国名人录上有声望的人物和象外交委员会之类组织的创始委员。不管麦卡锡还搞了什么名堂,他当时给现代帝国的这些精于世故的政客在制订一项以后二十年灵活而有效的对华政策方面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至少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是这样。

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胜利,使朝鲜战争得到解决。而杜鲁门要解决这场战争在政治上是办不到的。但对华政策当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阿尔杰·希斯的朋友迪安·艾奇逊,在中国问题上曾受到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分子的中伤。他的后任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没有受攻击。就是这个杜勒斯在以后的七年中执行了对亚洲的强硬政策。但是杜勒斯并不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共同一致的立场。早在一九五四年四月,这伙人在对华政策上的策略分歧,就在《外交季刊》这份外交委员会的著名出版物的一篇文章中突出地反映出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阿瑟·迪安。他作为杜勒斯的特使,刚刚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

迪安在他的文章里要求承认中国,并要求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上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杜勒斯仍然坚持以前的战略:孤立共产党政府并促使其垮台。这样,台湾海峡的对峙就继续下去,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还爆发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在这后一年中,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政策备忘录,宣布:“总有一天,(共产党人在中国的统治)要消逝”,而“不给北平以外交承认,(美国)就可以设法加快这种消逝”。

总之,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采用扼杀初生的革命政权的传统办法究竟有多大实效,在杜勒斯和迪安之间,有着战略主张的根本分歧。

对遏制政策的重新考虑

麦卡锡的迸发症使民主党人把杜勒斯对亚洲的僵硬而充满危险的对峙政策,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提出来,是十分困难的(人们还记得在一九六○年的辩论中尼克松怎样把肯尼迪的微弱的尝试硬说成是“对共产主义的软弱”)。但是,这场迸发症并不能阻挡必需改变政策这样一种真知灼见的逐步形成。当适应中国在亚洲实力的现实时刻到来的时候,新政策的轮廓就应当是大家已经一致同意的意见。这样一个改变,当然需要一个不曾受过麦卡锡分子中伤的人物来实现,例如象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人。

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必然是外交委员会这个组织。它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迦内基基金会于一九二一年创立的。自那时以来,它就是为那些企业组织的国际扩张主义者服务的一个常设的干部会议和战略计划机构。由企业界和外交界的名流,包括象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鲁特、休斯、史汀生、麦克洛伊、洛维特、杜勒斯、李普曼、史蒂文森、邦迪和基辛格这类显赫人物所组成的这个委员会,过去几十年中在制订美国的长期政策目标方面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一九五八年,这个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共产党中国“研究小组”,对美国政策中的各种战略主张进行了广泛的检查。这个小组除了其他人以外,还包括迦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约瑟夫·约翰逊和迪安·腊斯克),前国务院的若干计划人员,联合参谋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以及阿瑟·迪安。这个小组的著作(《共产党中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与迪安以前受到杜勒斯非难的那个结论相呼应:“很少有东西支持国务院所抱的这样一个信念:不承认政策能够大大有助于“加快北京政权的消逝”。这本书建议用遏制而不孤立的“两个中国”战略来代替以前的做法。

一九六二年,福特基金又拨出经费,组织了更加野心勃勃的外交委员会研究小组(它准备用三年研究时间,写出十一卷研究著作)。领导这个小组的是中央情报局退职的前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以前负责过中央情报局印度支那地区的工作人员兼中央情报局亚洲基金组织的主席罗伯特·布卢姆。这次,通过布卢姆的摘要本所提出来的建议更加明确。建议写道:“如果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裂缝仍然象过去那么宽,那么美国在亚洲的目标以及这个地区的稳定就都无法取得成功……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政府并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只要以下这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之间的行动是互惠的并有希望产生有益的成果。”

尼克松突然认为美国的政策需要“紧紧抓住中国的现实”。这件事恰好发生在,正象《纽约时报》所说,外交委员会的研究会刚刚闭幕并发表了它的意见的时候。这可能决不是巧合。同样也并非巧合的是,正当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时,林登·约翰逊却发表了他的有名的“和解性”演说,责备中国的领导人应为中国的孤立负责,但同时强调“只要大陆中国的七亿人口受到孤立,亚洲就不会有持久和平”。

这种一致的论调,是为了在改变对华政策时,不受到强烈攻击,从而获得好评。而这种共同意见的出现,如果没有七年前对中国问题进行细致的广泛的意见征询和酝酿,那就不可理解了。

统一意见的形成

一九五九年,根据福特基金的命令,在纽约古尔德大厦召开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会议,讨论对现代中国的研究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十六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其中七个人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出席的还有兰德公司和国务院的代表,有四个是福特基金会的人,这四个人中有三个也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一个是原来一九五八年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领导人多克·巴尼特。

在古尔德大厦会议后,在巴尼特起草的建议的基础上,福特基金为下一个十年的中国问题研究工作的投资,达到三千万美元的惊人数目一同时,福特基金还以四千万美元支援大学和政府对这方面的研究。接受资助的计划是根据战时在战略服务处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的概念制订的,这些计划集中在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西雅图四所大学的研究中心进行。它们是按照在冷战年代里俄国问题研究所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明显地看到,研究新中国与研究俄国具有同样特点: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同样的政策方向,并与情报及军事集团密切沟通;从建立“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联合委员会”来监督和统一全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一事,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控制的情况是与研究俄国问题的情况一样的。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那些倾向政府的知识分子,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外交委员会)、布热津斯基(外交委员会)、户西恩·派伊(外交委员会),还有林德贝克和巴尼特,这两个人是前国务院官员,他们是研究中国问题学术机构的最高领导成员,是联合委员会的主席,各自领导设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这一点强烈地反映了整个计划的政治性。

福特基金学术慈善事业的复杂政治计划的另一结果是,医治十年前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在这方面留下的创伤。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一九六六年六月,福特基金会又重新组织了几乎中断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奖学金和专门研究,建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动员公民支持一个更现实的政策。由于越南战争的升级和国内的抗议,几乎过了三年该委员会才在纽约希尔顿饭店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会上的发言表达了两党一致的意见。发言者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教授(费正清和秦勒),银行家,右翼分子和自由分子,还有继续对亚洲有兴趣的慈善集团的必不可少的代表——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

洛克菲勒以下的简短评语成了第一个发言人爱德华·肯尼迪对华问题发言的导语。富有讽刺意味变化的是,当洛克菲勒想到二十年前他对国务院提出的建议时竟说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和大陆中国没有建立关系。在这个时期内,我们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被恐惧所统治,以至于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人认为甚至提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问题就是叛逆。这种僵化在民主制度中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应该依据合理的有启发性的自我利益的角度来公开考虑这个问题。”

多极的轮盘赌

要在目前政府对中国开放的政策中寻找合理的自我利益,只要看一看越南战争就够了。华盛顿必须尽早地根据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结束这场战争。从过去与俄国人打交道中得到的经验是,可以把“革命的”国家当作是在国际现状中有利害关系的一个“负责的”成员来打交道。华盛顿明显地希望从北京共产党人那里获得在巴黎与解放阵线解决问题过程中不能获得的东西。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向战略家所称为的“多极”世界。尼克松的牺牲一卒把中国正式带到世界舞台上来,其用意不仅是在越南赢得时间和空间,而且是与俄国、日本在亚洲的政策相对抗。从军事和经济意义上来讲,日本是太平洋的新巨人。

从日本方面来说,它已经作为世界第三工业、军事强国和美国贸易的主要国际竞争者兴起,它并不把这件事看作是象在美国所大事渲染的那样,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他们对基辛格的出使,最初的、也是最真实的反应(作为盟友没有事先向它们透露)是,这种做法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亚洲命运的裁决者,也是尼克松向毛“投降”。虽然这是夸大了的说法,但的确反映了对尼克松被迫让步的危险的担心,而且还引起人们注意到西方容易忽视的两种危险:尼克松从北京不能立即得到报酬,他的政府要在越南战争作出任何升级的行动是极其困难了(可能是政治上的自杀);他促使蒋介石垮台,导致与日本之间的联盟不稳固——而日本在亚洲权力之谜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过,这种危险是估计到了的,并且在短期内就可以澄清。日本防卫厅的一名高级人员对《新闻周刊》说:“基辛格是权力均衡思想的忠实信徒。他现在已经灵巧地逼使我们无法另找出路。我们只有追随美国的领导,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报道的结尾引用了华盛顿一位官员的下列看法:日本可能“进行核武装,以达到在亚洲的独立的均势”。但是这种聪明的权力均衡的权术,往往容易引起战争。

政策和石油

尼克松—基辛格的竞赛计划想抓住的一个短期的机会,看来是要获得目前正在亚洲海进行的石油争夺的第一线地位。二十多年来已为地质学家所知道的东亚海底油田,被一九七○年由主要的国际石油银行——大通银行在新加坡召开的会议称为是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油田之一。会上大通银行的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估计在下一个十年里,石油公司在开发这块油田上面,将花三百五十亿美元。

目前石油巨头和他们政府之间的石油争夺似乎是由于一些事件的同时发生而激化,如:在印度尼西亚的亲西方的政变使这一国家的石油资源的开发对外国开放,越南战争走下坡路,中东地区的纠纷威胁了世界上这个产油最丰富地区的最低限度的利润和供应。

在基辛格访问北京的时候,东南亚持续的不稳定的局势成为与石油问题有关的官员们的日益迫切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越南问题的解决还没有肯定的轮廓,西贡政府摇摇欲坠的地位,美国与北京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妨碍了美国在这场争夺石油中的地位。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基辛格访问北京前六个星期,美国驻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大使在菲律宾召开了一个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政策会议。美国石油租借特许权所有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中国海地区的石油纠纷和权益问题列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从华盛顿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是副国务卿约翰·欧文,他在秘鲁谈判了有关美孚石油公司子公司的国有化的问题后,获得了尼克松的“石油使节”的称号。欧文还是洛克菲勒兄弟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共同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是由基金会的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创办的,福斯迪克还是“中国医学基金会”的董事,早在二十年前,他是艾奇逊对华政策的特别顾问。

新的门户开放

在所有这些谈判和活动中,如果出场角色是令人眼熟得乏味,那是因为建立美国海外帝国的集团的长期利益和权力的稳定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象外交委员会那样一些出力制订对外政策的机构,就是为这个集团的长期利益和权力服务的。只要那些拥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大公司,可以公开地控制世界上的资源和财富,建立帝国的事业将会继续下去,并将把它一代代地往下传。这是《大西洋月刊》八月号的一篇文章的没有说出来的主题。这篇文章的题目很恰当,叫做《文化帝国主义分子的回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小詹姆斯·汤姆森,他是一个传教士家庭的儿子,前国务院官员,哈佛大学教授,目前是外交委员会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写道:“对于美国社会里真正的中国院外集团来说,今年春天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季节。我谈到的是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决心有一天要回去的、分散在美国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九四九年被驱逐出去的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新闻记者,甚至军事等团体的成员,尤其是这些人的一大批子女。二十多年来在我们政府内外,对一块‘失掉快乐的土地’的怀念使一个小的、但是很坚决的美国人集团威到苦恼。‘重返大陆’的想法不是为蒋介石所垄断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2.16~1972.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