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睿传——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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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改开”版《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供参考,注意鉴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1)善守
(2)躬自调查研究
(3)以众击少
(4)机不可失
(5)决心
(6)以少击众
(7)将在前线
(8)不贪财
(9)干部需和
(10)劳谦君子
(11)虽众,何所用之
(12)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13)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14)此别一城,非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
(15)百万之众,皆尽。
(16)今湖北安陆县
(17)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军败身歼。
(18)仁者必有勇。
(19)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20)使曹景宗胜
(21)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22)韦放有父风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韦睿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205页)

【解析】(1)

这是毛泽东对《韦睿传》的第一个批语。

韦睿(442-520)字怀文,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韦家当时是世家大姓,先祖韦贤为汉朝丞相,此后一直声名显赫,在长安附近远近皆知。韦睿祖父韦玄,为躲避乱世征召而隐居于长安的南山,宋武帝刘裕入关时,慕名征召,想让韦玄做太尉掾,韦玄拒绝了。伯父韦祖征,在南朝刘宋末年为光禄勋。父亲韦祖归,官至宁远长史。韦睿经历了宋、齐、梁三朝,齐末为上庸太守,梁初任豫州刺史,此后任过丹阳尹、侍中、以及右军将军、左卫将军、车骑将军等职,受封为永昌县侯。粱武帝普通六年(520年),死于家中,年七十九岁。韦睿四子韦放、韦正、韦棱、韦黯,当时都有名气,在《南史》中有传。

韦睿是南朝梁开国功臣之一,著名的将领。李延寿评价他“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梁武帝起兵之时,韦睿率领部下砍竹子做筏,日夜兼程赶去投奔。梁武帝见了韦睿,十分高兴地说:“我以前只见到您的外表,今 日却是见到您的忠心,我的大事就要成功了。”韦睿受到了梁武帝的重用。韦睿参加了梁初的许多战斗,战功卓著。天监三年(504年),领兵击退北魏军的侵扰;次年,为梁军主将北伐,大破北魏军,取合肥;天监六年(507年),与曹景宗解钟离之围,“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杀得北魏军魂魄俱没,称他为“韦虎”,畏之如神。因为韦睿的赫赫战绩,为梁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当他死了以后,梁武帝亲自吊丧,在灵前痛哭失声,显得十分伤悲。

毛泽东特别喜欢阅读《韦睿传》,可以说对韦睿是厚爱有加。在《南史》卷五十八《韦睿、裴邃传》首页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重的笔迹画了四个圈,非常醒目地标记着:“梁将韦睿、裴邃传”。这显然是特意标出,以便以后阅读时查找,表明了对此卷的特殊钟爱。在《韦睿传》内,更是密加圈点,在有些自己的批注中也加有旁圈,以示强调。文内毛泽东的批注达25处之多,韦无疑是他读史书人物传记中批注频率最高的一个人物。

毛泽东对韦睿的钟爱和称赞,不仅仅表现在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上,也表现为对其品格的推崇。毛泽东的批语中“仁者必有勇”、“劳谦君子",是对他的勤政、廉洁等高度赞扬,并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善守”是评价韦睿守郢城的事。韦睿从梁武帝起兵反齐东昏侯萧宝卷,在攻克郢城、鲁山之战和平定加湖的过程中,“多建策,皆见用”,深为武帝赏识。当大军将从郢州出发进攻建康时,梁武帝为留守的人选而为难,回头见到韦睿就笑着说:“放弃千里骏马不去乘坐,怎么还要惶惶地另外去找寻呢”,即命他为冠军将军、江夏太守,行郢州府的职事。当时的郢城刚刚被攻下,满目疮痍。当初梁武帝围困郢州城达二百余日,加之传染病流行,城内死亡的人达百分之七八十,尸体找不到地方埋葬,只能堆放在床下,而活人就睡在上面,家家户户,都是如此,真是令人目不忍睹,郢城又刚刚投降,人心不稳,考虑到韦睿的贤能,梁武帝就把稳定后方的重担搁在了韦睿的肩上。

韦睿上任后,政策简明,怜恤百姓,不骚扰民众,不增加百姓的负担,战争留下来的烂摊子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于是死去的人都得到了安葬,活着的人都返回居所,从事自己的职业,老百姓都很信赖他,人心安定下来了。毛泽东在这里批道:“善守”。

我国古代的军事家都十分强调民心对战争的重大意义,尤其对防守的决定意义。《淮南子·兵略训》里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太平御览·兵部二》中有“兵之要在于得众”,<尉僚子》中说“胜败之数,实由民心”。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能守也”。(见《宋史》)怎样才能做到“得民心”呢?就要关心民众的疾苦,也就是所谓“得力在一时,养心在平时”。(<兵境》卷二)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深知民众支持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对韦睿能够安抚民心极为称赞,批注“善守”。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众的支持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里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能够取得民心支持的军队是最善守、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进而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光辉论断。毛泽东在读贾谊《过秦论》中批注了“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引贾谊的话说明了秦国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从而守不住统一的大好基业。这里的“不善守”与“善守”恰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谚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执行了正确的群众路线,从而赢得亿万群众的热心拥护和衷心支持,将人民军队视为自己的大救星。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谈取胜的妙计时讲到,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过长江,叉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这虽然是针对渡江战役而言,实际上也是对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而言。毛泽东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只有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到了,并且很快地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认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产党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福利。一切细小的问题,诸如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都要关怀,“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党和人民军队就是遵循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以,当毛泽东读到韦睿通过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而赢得了民心的时候,颇为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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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2)

毛泽东在《韦睿传》中两次批注了“躬自调查研究”。一处是天监四年梁攻魏小岘城时,“睿巡行围栅”;一处是次年合肥之战,“睿案行山川”。第一处,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着“躬自调查研究”。先画了三个大圈,意犹未足,又在自己批的“躬自”两宇旁边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的意义。第二处,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旁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了三大圈,又写着同样的批语:“躬自调查研究”,还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旁加了单圈。从所注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从而掌握实际情况是多么重视,对韦睿的亲身调查研究是多么赏识。

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1938年3月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的毕业学员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即社会上的一切也是我们该读的书。

怎样读无字天书呢?即要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亲自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这个思想,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头脑中就已经萌生。他在《讲谈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三年后,他与同学萧子升,以“游学”方式游历了湖南的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化五县农村,实行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践调查活动。次年,又与蔡和森有意识地对益阳、沅江、岳阳、汉寿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

毛泽东一生中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对于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对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他阅读马列著作也许不是最多的,但由于他对实际的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了解,而显得出类拔萃、更胜一筹。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作为获得正确思想的途径。1963年5月,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明确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为了答复党内外对于当时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实际考察后写出的光辉篇章,这篇文章对民主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据毛泽东本人说:“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正是由于躬自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毛泽东才能从当时对农民运动的一片咒骂或叹息声中独树一帜,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

毛泽东不仅自己极其重视调查研究,而且也要求其他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学会调查研究。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可以见到《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名篇章。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毛泽东引经据典,再三强调亲身调查的重要性。他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他要求党员干部学入太庙见到不懂的礼节就问的孔夫子,多向群众了解情况,说:这样,“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他对“李逵”式的官长,极其反感,认为这样不做调查研究就胡乱处置一通,“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李逵是《水浒传》里极其莽撞的梁山好汉,第73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里讲到“依草凶徒假姓名,花颜闺女强招行。李逵不细穷来历,浪说公明有此情。”在梁山泊里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闹了个天翻地覆。而实际却不过是子虚乌有之事。毛泽东用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强调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他说如果不运用这个正确的方法,就不可能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不仅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而且指出要做正确的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要讲究调查的艺术和方法。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都谈到了调查的技术,要求开调查会,要眼睛向下,作讨论式的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找调查的典型,要深入等。他还特别强调要亲身出马,即“躬自”。他说:“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他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即在亲身经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军事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井冈山,他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三十年代初,通过寻乌调查,他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城镇商业、地主、富农的情况,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正确政策。通过兴国调查,他得出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结论,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

建国后,由于位居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毛泽东自己做的调查研究相对少了。但是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他曾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作系统的调查,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亲自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继续扭转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讲到调查的时候,毛泽东还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指长江、黄河)。一九六四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真的准备要去实现这个愿望,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对黄河两岸做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他设想组建一个包括有天文、地理、地质、历史等科学家在内的智囊团随行。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却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对社会调查的兴趣,对“无字天书”的渴求,至老不衰。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送爱子毛岸英上劳动大学的动人故事。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安排在中宣部工作。毛泽东很钟爱毛岸英,但考虑到他长期住在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大熟悉,要把他送进革命大熔炉中,经过千锤百炼,使之成为一块好钢。他对乇岸英说:“你还应当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此后,毛岸英在农村参加劳动,与劳动模范一起生产,后来又到山西、河北等地参加土改,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建国后,毛岸英先在北京机器厂工作,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接受战争考验。毛泽东一方面鼓励毛岸英用功读书,一方面鼓励他广泛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近群众,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和本领,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这种要求,既是他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中读“无字天书”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广大青年的期望和要求。

在战争中,毛泽东认为躬自调查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胜负的关键。他说,指挥员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必然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他在1961年的广州会议上讲了一段他在作战中做调查的故事。他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在反对第二次‘围剿’时兵力很少,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在1936年,他还谈到,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他常用《史记》中关于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来告诫别人。毛泽东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在文艺创作方面,毛泽东也很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因为丢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层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来。他还称赞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说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毛泽东对《聊斋》评价很高,认为他“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对蒲松龄“喜人谈鬼”、“搜其异说”的创作之路也极为肯定。毛泽东还对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古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和郦道元颇为赞许。他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毛泽东对他们追求真理、重视实地调查的精神进行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能够摆脱官气,深入基层,重视调查研究。1958年9月底,毛泽东与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吴冷西谈到,他巡视大江南北,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重视躬自调查研究,有中国古代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敬地抄下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序言》,对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深为钦佩,把它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后来,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成了我党的思想路线。


#3

【解析】(3)

这是毛泽东在“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处旁边的批注。该处写韦睿在小岘城之战中,由于久攻不破,所以亲率轻骑到城下去侦察巡视。

当时的情况是,天监四年(即505年),梁武帝任命他的弟弟临川王萧宏率大军北伐,韦睿作为主要将领。这次出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给北魏以很大压力。韦睿手下的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打小岘城,由于敌人据险拼死抵抗,没有拿下来。这时,韦睿到来,巡视城池周围的栅栏时,突然见到几百名北魏兵在城门外摆开阵势,虽然众人认为未做准备,韦睿还是命令利用人多的优势,向敌人进攻,结果“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一举取得了胜利。

“以众击少”,即凭借优势兵力进攻敌人,是最重要的军事谋略之一。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兵家始祖孙子《谋攻篇》里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即提倡用绝对的优势兵力包围或者攻击敌军,双方兵力相当或较之对方少则要灵活处理,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或逃或避。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认为“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军队的数量成为战斗力的最重要指标,战斗进行的难易、结局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由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员来决定,所以古代有“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的告诫。

毛泽东是清楚“以众击少”谋略的作用而运用得最好的军事家之一。“以众击少”,或者说“集中优势兵力”、“以十当一”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策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可以在战略上蔑视一切反动派,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因而是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然而在战术上却要重视敌人,善于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十当一”,不可搞军事平均主义的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等作法,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方法只会带来错误和失败。他概括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征为“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即是强调各个具体的战役中坚持以众击少,以多胜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通俗地讲;“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他就提出反对分兵击敌,主张集中兵力以击少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坚持“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认为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在反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期间,毛泽东和朱德就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败敌人的。如第一次反“围剿”中,集中两万余红军,在龙冈包围了张辉瓒的九干人马,打了十分漂亮的胜仗,从师长到伙夫,不漏一兵一卒。第二次反“围剿”中集中优势兵力在东固围歼了公秉藩部,敌人败退一泻千里,“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出集中兵力是我军作战的重要原则,就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后提出的。

1946年9月,即解放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之后,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加速战争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对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进行了科学概括,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并在《三个月总结》里着重强调,不论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必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他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国民党的主要方法,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战术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如此就能最有效地重刨敌军,同时充分地补充自己;使敌人士气沮丧,兔死狐悲,而我军则人心振奋,士气高昂;能迅速地解决战斗,转移兵力以歼灭其它来犯的敌军。毛泽东说:“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情况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他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里,明确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1946年苏中战役中,华中野战军以三万打敌十二万的情况下,果断集中优势兵力,把握作战主动权,七战七捷,歼敌五万。毛泽东在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向全军的通报中指出:苏中战役,我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可见,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是极其重视集中兵力以达到以众击少的。

集中兵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攻的专一性。孙武说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毛泽东对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的作法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样就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这样就形成了战场上的局部绝对优势。同时在选择攻击对象时,注重实力较弱的部队,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或者是在敌军中关系不好因而受到攻击时,其它部会袖手旁观或幸灾乐祸而不会以全力援救的。这样,以众击少,再加上以强击弱,往往没有不奏效的。

毛泽东运用集中兵力的战争指导艺术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成就,大大缩短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时间。这尤其体现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决战上。在这三大战役中,我军与敌军的参战兵力大体相等或仅略占优势,但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将敌人五六十万人的重兵集团分割成若干股,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批予以歼灭,最后全歼敌人。辽沈战役,我军依据长春、沈阳、锦州三处敌军已被我完全割裂的有利态势,以三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以两个纵队配置于塔山、高桥地区,分别阻击来自沈阳和锦西、葫芦岛方向之援敌,除以一个纵队七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外,集中全力计六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坦克营围攻锦州之敌,以2.5倍的兵力力克锦州,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歼敌十万余人。随即,围攻锦州的部队回师包围来援的廖耀湘兵团,形成以三敌一的局势,歼灭该部十万余人。这样,整个东北战场我军已达3:1的优势,乘胜猛追,如风卷残云,解放营口、沈阳、长春,又歼敌近十五万。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几乎都遵循了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少的原则。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情况亦基本如此,从而顺利地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粉碎了蒋介石“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梦想,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在读到韦睿力排众议、挟军事优势而击魏军,从而取得小岘之战的胜利时,可能会回想起昔日自己的许多得意之作。这正应了“英雄所见略同”的老话。


#4

【解析】(4)

梁将王超宗、冯道根围攻小岘城多日,魏军据城坚守,以致梁师劳而无功。当韦睿见到魏军数百人出城排阵时,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因此一举攻下小岘城。他说:“现在出来的这些人,必定是魏军中的精锐。如果能够打败和消灭他们,敌军必然会心惊胆战,士气低落,攻城也就容易了。”这样的机会确实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否则魏军“闭门坚守,足以自保”,再打起来就难多了。韦睿没有理会众将认为准备不充分的理由,抓住敌军的失算,挥军掩杀。毛泽东在这里批道:“机不可失。”

见机行事是兵家要诀。岳武穆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说战争必须依据战场具体情况见机而作,切忌死守既定方法,以不变应变。因为战场上瞬息万变,若固守成规和教条,不仅会坐失良机,而且会导致失败。《老子》上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武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宋朝的李靓则说:“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战争中的这种“变”的特性,毛泽东称为战争的不确定性或者盖然性、偶然性。他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战争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不稳定的现象,这类现象既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既可能这样发生,也可能那样发生;既可能发生在预料之中,也可能出乎意料之外。因此,毛泽东在强调战前要进行周密准备和计划的同时,再三强调灵活性。毛泽东认为,基于战争具有不确实性的特点,要善于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作战计划和变更作战部署,以及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毛泽东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又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灵活性不是妄动,而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优秀的指挥员应将计划性与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计划中有灵活性,灵活中有计划性。

坚持战争中的灵活性实际上就是要求现场指挥人员能随机应变,善于捕捉战机,能乘敌之隙一举破敌。诸葛亮认为军队应该“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按敌军的虚实决定自己的进攻与前进。敌人的漏洞稍纵即逝,能及时抓住弱点进攻的往往能取得胜利,这就是“攻坚则轫,乘暇则神”。反之,若丧失了时机,则近的祸患在眼前,远的祸患殃及将来。汉桓宽在《盐铁论》里谓“见机不遂者陨功”,抓不住机会即意味着失败。有时竟会因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过失。

优秀的军事家都是善于捕捉良机的能手,毛泽东也不例外。在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尤其擅长于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利用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等手段,寻找甚至创造出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战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并歼灭敌之一部,取得预定效果后又迅速离开战场,开始下一轮追逐,直到将敌人消灭或击退。这在长征中表现得极其明显。1935年初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取得了军事的指挥权,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当时,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纠集了嫡系部队和各路军阀150多个团约四十万人,妄图把我军消灭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前面是敌军重兵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至的敌兵,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做出科学的决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使敌人形成错误判断,继而调动敌军,乘隙脱险,表现了高度的军事指挥才能。

最值得一提的是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为调动敌军,打破敌军防御网络,毛泽东四渡赤水,攻占遵义,逼近贵阳,使蒋介石先以为红军要在黔北渡江,后又以为将围攻贵阳,急调云南军阀部队来贵阳“保驾”,造成云南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乘虚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过湘黔公路,甩开敌人,大踏步由黔南向云南前进。

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佯逼昆明,丢南龙云一下子慌了手脚,因为他的主力部队已全部东调增援贵阳,生怕红军乘机抄掉他的老巢,因此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令地方各民团援救昆明,长江岸防一下子空虚了。毛泽东虚晃一枪后,突然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急进,准备渡江。红军先是在龙街渡口作出渡江态势,吸引敌军注意,集中全力紧追,而主力却在绞平渡口以七条小船经七日七夜全部平安过江。当敌人重兵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无影无踪。金沙江滔滔东去,奔流不息,敌人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捕捉战机给敌以致命打击的得意之笔当属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决战。毛泽东于1948年的下半年敏锐地预感到大决战的时机已到,大规模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条件已成熟,因而果断地组织了三大战役。这一战略决策,妙在抓住时机上,早则不成熟,打草惊蛇;晚则时不我待,敌人从容撤退。对于辽沈战役,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49年10月30日发表一篇文章说美蒋“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军问题上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择时不当”。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捕捉战机的无比英明和果断。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又立即部署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当时,由于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以退为守的战略,把部队龟缩成几团,沿陇海线布防于徐州两翼,妄图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1948年10月11日,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部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分批歼灭徐州地区之敌,不让敌人主力退据江南,从而影响会后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的进程。华野和中野主力,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以神速动作,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攻击,几个晚上将敌人分割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军精锐部队55.5万人,并击退了南京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

辽沈战役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进行,使北平傅作义集团如惊弓之鸟,有作西撤或南运的打算。敌人无论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毛泽东利用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大战后必然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诸敌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该敌就地全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先后采取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先打两头(塘沽、新保安)后取中间的策略,消灭了敌军52万余人。

三大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歼灭了大量的敌军主力,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敌人就此歼灭,为打过长江、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蒋介石“撤退东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美梦一个连一个地破灭。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抓住时机及时消灭敌军有生力量,让他们从容退守关内和退保长江,解放战争的难度和进程就远不能像历史上那样如风卷落叶,“天翻地覆慨而慷”了,蒋介石“划江而治”的美梦也许会多延续几年了。可见,抓住战机,对于战斗甚至全局都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5

【解析】(5)

这是毛泽东为韦睿决定攻击小蚬之敌事写的注释性批语。当时,梁将先是以“向本轻来”为词,要求回去披上铠甲作好准备再战;次则“迟疑”,对韦睿的作法不以为然,不积极响应。在这种情况下,韦睿以军法为说辞,对众将说:“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众人才齐心协力,合力向前。

俗话说:“军中无二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黄兴曾谓“一军之中,情愿有一劣将,不愿有两良将”。原因在于为将之道,必须严明果断,号令专一,“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败”。如果主帅正确的判断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必然造成“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则进遇难必,则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而导致失败的后果。所以军事家刘伯温说,“众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独决也”。

毛泽东是十分注意充分听取别人的意见的。然而,当他下了决心之后,对正确的判断是相当执着的。辽沈战役时,在前线的林彪从战役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先打锦州。毛泽东则认为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之地,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地,就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形成了“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达到就地歼灭东北敌军的目的。因而毛泽东电示:你们(指林彪、罗荣桓等)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毛泽东并指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攻克锦州是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战争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料,毛泽东准确的判断和坚强的决心起了重大作用。

作为优秀的军事家,毛泽东能够多谋善断,在关键的历史关头能够“审机独断,往往成功”,因而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这一观点用于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多谋善断可说是他优良品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解析】(6)

韦睿不仅擅长抓住时机,以众击少从而取胜,也有过人胆略,敢于以少击众,以寡敌众。当他攻占了合肥东西两个小城之后,不久北魏援军杨灵胤领五万人突然来到,众将都认为不能抵挡,要求韦睿上表请援兵,韦睿说:敌军已到城下,即使请兵也来不及了。古人说:‘军队取胜主要在于内部同心协力,互相配合,而不在于兵力多少。’大家不要过分害怕。结果打败了魏军。另一次,魏军消灭了防卫肥水堰的王怀静部,乘胜进逼韦睿驻守的堤坝之下,在气势汹汹的敌军面前,粱军军监潘灵祐劝韦睿退兵返回巢湖,手下的将领则请求撤到三义去防守。韦睿大怒,说:“作为军人,后退当死!我只会前进,不会后撤一步!”把自己的旗号立在堤坝上,表示决不撤退的意思。结果守住了堤坝,并破了合肥城,“俘获万余”。毛泽东对史家叙述韦睿的这两次作战的文字加以旁圈,两次批注了“以步击众”,第二次还在“以少击众”四字边逐字加了旁圈,以表示他对韦睿临危不惊,遇强敌不畏、胆识过人的赞赏。

【解析】(7)

《韦睿传》说韦睿能够身先士卒,因而将士深为鼓舞。他由于身体极其虚弱,不能骑马,打仗时“以板舆自截,督励众军”。毛泽东于此批注:“将在前线”。合肥之战时,韦睿部以少击众,当魏兵来挖掘肥水堰坝的时候,韦睿“亲与争”。毛泽东又批注道:“将在前线’’。在不到三十个字的原文里逐字加了旁圈,并连续两次批注:“将在前线”。

将帅亲临前线,最大的意义在于激励众志,坚定信心,激发斗志。蔡锷说过:“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将帅不仅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且能做到生死与共,这样的军队无疑会万众一心,战斗力大大增强。能使众人之心,既能听从指挥,摈绝猜疑,指挥员的意图也能完全贯彻,即所谓“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能完全集合众力,则天下无敌。所以古今战场上都不乏将帅亲临以树军威之事,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或者战斗的最关键之点,将帅亲临或“御驾亲征”即意味着要战必克、守必固。

除此之外,将在前线也可以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利于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虽然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说法,但这主要是针对战略而言,针对方向性的宏观决策而言,对于具体战役,则要充分发挥现场指挥人员的机动灵活,因时因地因人而调整自己的战术,不这样则不足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

毛泽东更多时候是以战略家的身份出现,所以也没有很多机会亲临战场前线,但毛泽东一向不顾个人安危,视险境如坦途。1945年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是一场名副其实、意义更大的“白刃格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争取备战时间,骗取全国百姓民心,连续三次拍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他认定毛泽东必定不敢亲自去,这样,内战的责任就可以借之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正当蒋介石一伙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毛泽东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着想,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以大智大勇,决心亲赴渝城,挫败敌人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当8月28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上时,受到了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此次亲身赴渝谈判,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后果,不仅揭穿了蒋介石的花招,使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便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失去了支持;同时在党和军队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激励鼓舞作用,增强了工作积极性和战斗力;而且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了伟人风采,赢得了钦佩,对争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亲临第一线,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60年代,毛泽东要求领导人员或机关干部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亲自到一个工厂或一个乡村、一个学校、一个连队,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或推动某一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具体指导面上其他有关单位的工作。这种工作方法不仅是一种好的领导方法,而且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成为我党普通采用的工作方法之一。

【解析】(8)

李延寿说在韦睿破合肥后,“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对这段文字逐字加了旁圈,注曰:“不贪财。”

不贪财,是优秀将领应有的品质之一。兵书《六韬》把将领“贪而好利者”列为“十过”之第三,因为为将贪财,一定会为物欲所蔽,分不出轻重缓急,必然为贪财而耽误军机。二则士卒离心,部将争利,风纪败坏,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三则失去民心,不为老百姓支持。这样的军队,没有长时间不败的,故兵法上说:“独利则败。”反之,若将领能不贪财,爱兵如子,则上下一心,即使生活艰苦,也没有什么怨言,“无欲则刚”,远近悦服。韦睿能多次击败敌人,与他深得将士尊敬喜爱是分不开的。

不贪财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二程集》中谈到:“专欲利己,其害大矣。贪之甚,则昏蔽而忘理义;求之极,则争夺而致怨。”说到了贪所带来的祸害。贪得无厌,导致百病丛生,日趋腐化坠落。当官贪,则日思搜刮贪污;当将贪,则日思劫掠豪夺;小民贪,则尔虞我诈。古人讲究重义轻利,注重内心省养,鄙视物欲享受,这中间有其合理成份,我们应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毛泽东对韦睿能够不贪财,死后“家无余财”颇为赞赏。毛洋东本人也深受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仅对非份的东西不取,即使正常的生活费用也尽量节省。他讽刺过那些“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的贪婪。他一直穿着补了补丁的衣服,内衣内裤更是“千姿百态”,“不成方圆”。他说:“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发一颗子弹。”进城后,毛泽东要接见知名人士,卫士竟然找不出一件没补丁的内衣。毛泽东就是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先后接见了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

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到艰苦朴素,拒腐防变。他多次以李自成之事来告诫全党。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见到“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一些人会“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而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1951年11月到12月,毛泽东接连指出“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

刘青山、张子善身居高位,有人认为他们是30年代入党,有20多年革命历史的老党员、老干部,出生入死,对革命有过巨大贡献,不忍心处以极刑。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蛀虫,不杀掉不足以平民愤。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有力措施,党经受住了解放初期环境变化的考验。


#6

【解析】(9)

韦睿为人谦虚,能团结人。合肥之战前,其部属胡景略与赵祖悦“同军交恶”,矛盾非常激烈。韦睿晓以大义,予以调解,斟酒对胡景略说:“且愿两虎勿复私斗”,因而避免了不利的后果。毛泽东在这里批道:“干部需和”。

干部是战争的领导核心,直接决定胜负成败。大敌当前,自己内部先吵起来,无疑是自取灭亡,所以《论语》中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黄石公强调,同僚之间应该做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忠诚为公,休戚与共,患难相救。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要反对宗派主义,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他指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本地干部熟悉地方情况,外来干部少些狭隘的地方观点,他们各有长短处,应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互相谅解,多作自我批评,居领导地位的军队干部更要懂得责任,谦虚谨慎。几个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要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杜绝以邻为壑的作法,以大局、全局为重。

毛泽东还讲到新老干部的问题。他说:“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新老干部的团结不仅是干好工作的需要,还能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1949年3月,毛泽东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讲话,对干部的团结问题再次作出了指示。他认为,干部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有事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要学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同时还强调,“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这些,都会给我们以教育和深刻的启迪。

【解析】(10)

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昼接客旅,夜算军书”,半夜三更还探巡部众,所以很多人来投效。安营扎寨,亲自操劳,中规中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上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劳谦,意即勤劳谦恭。语出《易·谦》“劳谦君子有终,吉。”孔颍达注疏:“上承下接,劳倦于谦也。”《晋书·温峤传》“昔周公之相成王,劳谦吐握,岂好勤而恶逸哉?”后多用于劳于接待之意。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即是称赞韦睿勤政、爱兵、礼贤下士。毛泽东本人也常常是废寝忘食地操劳军国大事。毛泽东工作起来,精力集中,全神贯注,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战争时期如此,建国以后仍然是这个样。

在延安时期,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钟才休息,第二天清早起来阅读机要人员送来的电报和文件摘要,有急需答复的,就立即答复。大家担心他的健康,提议给他个闹钟以掌握作息时间。毛泽东说:“不要钟好。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完就什么时候睡觉。”一个初冬的早晨,一人见毛泽东正坐在窑洞前晒太阳,向他问候:“主席今天起得早哇!”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没睡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如此勤奋工作。一天晚上,吃饭时间早过了,卫士长好几次催他吃饭,他只顾批阅桌子上的文件,总是说:“再等一下”。一直等到晚上两点多钟,毛泽东把卫士长叫进办公室,卫士长问:“主席叫我有什么事?”毛泽东仍没有抬头,只是说:“噢噢,等一下,我再叫你。”卫士长猜想毛主席可能肚子饿了,但又没有说出来。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又把卫士长叫进去,头继续埋在文件上,说:“搞块那个……那个……东西来。”一时间又想不出那个东西的名称,只好微笑着抬头向卫士长示意了一下,当卫士长把两块烤面包和两个小菜端上来后,毛泽东才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身子,说:“哎呀!真觉得饿了,饿得要死了,吃饭,吃饭!”这时,时间已是凌晨4点多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勤于政事,所以对韦睿躬身军务、事无巨细,觉得难能可贵,大加称赞。

【解析】(11)

天监五年(506年),北魏中山王元英率众南侵,攻北徐州,包围了刺史昌义之所在的钟离。此次北魏兵卒众多,号称百万,在钟离之处连营扎寨结城达四十余座。毛泽东对“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逐字加了旁圈,并批曰:“虽众,何所用之。”

当时元英拜为征南将军,乘梁洛口新败,意图乘胜进取。然内部不和,昌义之据城固守,曹景宗、韦睿又来援,终致大败而归。当时北魏诏名将邢峦领军与元英合攻钟离。邢峦力言钟离不可攻克,按兵不动,且上表说:“征南的将士,已有两年之久(从天监四年反击临川王萧宏北伐开始),已经很是疲惫不堪,战伤的、生病的、阵亡的也不在少数,应该自己明白士气已经低下了。何况敌人凭城坚守,不出阵与我交锋,城高水深,不是容易填满的。这样就只会空耗到春,劳而无功,到时士卒疲苦,不可收拾。若相信我的话,就派我去让他们回来;若认为我是畏惧懒惰,那我就把所带的兵都交出来,给中山王,任凭他调遣。”魏帝不听。当时范绍则认为,围攻钟离,“须兵十万,往返百日”,这样,就必须有百日之粮,而且必须在春水涨前攻下,故攻钟离难以奏功。任城王元澄遣范绍到钟离前线,谈论攻取形势,认为应该班师,且朝廷旨上也有:“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之语,但元英自恃人众,力言四个月后必定会攻下钟离,可以说是不顾实际,好胜贪功。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北魏军实际上士气低落,内部意见不一致,为失败埋下了种子。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人的数量来决定的。组织指挥失宜,即使人多,也没有什么用处。他认为,影响战争的因素很多,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大类,物质因素如,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及其来源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人力和物质资源状况,自然条件等等要素。精神因素包括国家的意识形态、军事理论、士气、勇敢精神和心理状态等,但最主要的在于主动性。所谓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主动和被动与力量的优劣有关,但更与主动指导有关。指导得宜,则变被动为主动;指导失宜,则主动变为被动。主观上的正确指导,可以人工地造出许多局部的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方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使敌方为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毛泽东从对中外许多著名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及外国拿破仑的多数战役的分析中,得出结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从而造成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

以此观之钟离之战,元英劳师远袭,粮草不继、士气低沉,久顿坚城之下,劳而无功,其人多的优势已在逐步丧失。曹景宗和韦睿的援军先后到达,与昌义之里应外合,兼之肥水春天暴涨,梁军乘势驶船用火攻,烧断浮桥,奋勇进击。此时,魏军优势尽失,只有被动挨打,落荒而逃,百万之众,尽皆覆灭。

【解析】(12)

这是毛泽东对梁将曹景宗的评语。曹景宗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之一,字子震,新野人。曹景宗在齐朝永元初为竟陵郡长官,以军功累加,升为游击将军。建武四年,随太尉陈显达以奇兵二千人破北魏中山王元英的四万援兵,初次显示了军事才能。

梁武为齐国雍州刺史时,曹景宗深自结附,多次邀请他到家中谈天说地。梁武起兵,景宗聚集家族五服内的子弟相应,擢为前锋。先后败东昏侯之将李居士、王茂、王珍国,以功封湘西具侯,加都督,天监元年改封竟陵县侯。

钟离被围,梁武帝命曹景宗督率众军援救。当时韦睿为豫州刺史,亦受曹景宗节度。梁武帝命曹景宗先屯道人洲,待众军齐集后一齐前进。曹景宗意欲独立全功,竟违敕前行,路遇暴风雨,折伤人数不少,于是退军驻扎。梁武帝听到后说:“这真是天意啊!如果他一个独进,来不及安顿下来,必遭狼狈。现候大军同进,必定会成功。”韦睿、裴邃等到来后,候时火攻,曹景宗进攻北桥,大败北魏猛将杨大眼,“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在钟离解围之战立了大功。进爵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

曹景宗领军多“桀黠无赖”,不能约束;为人又自恃尚胜。但他豪放洒脱,不喜官场繁文缛节,性格狂放,这一点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曹景宗传》里评注道:“景宗亦豪杰哉。”韦睿、裴邃都是梁时名将,毛泽东对韦睿的军事才能评价是较高的,说曹景宗仅次于韦睿,可见,对他的军事才能的评价也不低。

【解析】(13)

当韦睿奉梁武帝命领兵解救钟离之围时,韦睿日夜兼程,急速行军。众将害怕北魏军人多势盛,劝韦睿缓慢一些。韦睿认为救兵如救火,即使像现在这样急行军,都怕慢了,还可迟缓吗?结果,用十天的时间就赶到钟离城下。毛泽东在史书的这段记载上批注了:“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以称赞韦睿的勇敢和善战。

刘秀、周瑜二人是历史上敢于以少敌多、英勇善战的典范,毛泽东以此二人来比韦睿,可见评价之高。

刘秀,东汉开国皇帝。西汉王莽朝赤眉、绿林起义,刘秀加入了绿林军。更始元年(23年),王莽派王寻,王邑领兵43万,号称百万,旌旗遮天,辎重满地,千里不绝,与严尤、陈茂等台兵围住刘秀所在的义军据点昆阳。当时昆阳城内只有兵八九千人,而侦察的人的报告是“新(王莽国号“新”)军排列几百里,看不到它的尾”,屯于城下的有十万以上。在这强弱悬殊的危急时刻,刘秀等坚决要求抵抗到底,并自告奋勇突围出去搬取援兵。入夜,刘秀与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拼死冲出重围,到郾城、定陵等地募集援兵。然而许多人害怕王寻兵多,不敢响应,只征到三千余人。刘秀认为,军情紧急,决定立即回去解救昆阳。六月初一,刘秀自领步兵、骑兵一千多人为前锋,离开大军四五里列阵,一人亲手杀掉敌兵十几个人。其余的人都很惊奇:“刘将军平时见到小股敌人都很害怕,现在遇到大股的敌人,却很勇敢,真奇怪啊。”众人大受鼓舞,于是同心协力,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同敢死队三千人从水上直冲敌军主力,城内见援军已到,士气高涨,开城门掩杀。王寻军营大乱,一败而不可收拾,王寻被阵斩,王邑仅领数千残兵狼狈逃回洛阳。王莽主力被歼,新朝从此瓦解。

周瑜,三国时吴国名将。据《资治通鉴·汉纪》载,建安13年(208年),曹操率军五十万,号称八十万,称“会猎于吴”。书到吴廷,众心惊惶,张昭等人主和。鲁肃、周瑜主张抵抗。周瑜说:“他们只看到曹操信上说有八十万水陆大军,就各自恐惧害怕,而不去考较一下是虚是实,就提出投降的主张,真是毫无道理。现在让我将实际情况给您算一下,曹操所带领的中原地区士兵不过十五六万,而且久已疲乏,所收编的刘表的水师充其量也就是七八万人罢了,还在怀疑动摇之中。用已经疲乏不堪的部队,掌握摇摆怀疑的降兵,即使人数众多,也实在不值得害怕。我只要五万精兵,就能够制服他们。请您不用担心。”孙权接受了周瑜的意见,以周瑜、程普为左右军都督,联合刘备共同抗曹。孙刘联军驻在赤壁,黄盖献苦肉计,火烧连营,曹军大败,周瑜等乘胜追击。曹操从华容道逃跑时,道窄泥泞,曹操不得不令士兵背干草填在路上,人马才得过去。由于后面追得急,人马争道,许多疲弱的兵士被陷在泥里,马踏人踩,死的很多。曹军死伤过半,引军北还。经此一段,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势。

韦睿当时面对的北魏中山王元英,有“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强弱悬殊确实是很大的,这也难怪众心畏惧。然韦睿能独排众议,奋勇一击,终获成功,其魄力胆略和勇气确使人钦佩,尤能为军事家毛泽东所理解和称许。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以白送65个旅而告失败后,叫嚣“擒贼先擒王”,以胡宗南为首的23万多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妄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当时,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5万余人,形势十分严峻。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暂时撤出延安的战略决策,以运动的蘑菇战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强敌面前,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好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帐,后悔也就迟了。”他点上一支烟,长吸一口,缓缓地吐了几个烟圈,微笑着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有个同志站起来说:“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呀!”毛泽东笑着:“同志,你完全可以放几枪,‘运输队长’蒋介石要来,我们总得放几枪欢迎他嘛!”他还幽默地说:“多少年没有见到蒋介石的兵了,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些长进?我要亲自听到他们的枪声。”国民党的主力到了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枪炮声已清晰可闻,他才与最后一批人撤离延安。临走前,毛泽东吩咐警卫员把房子打扫干净,把桌子放端正,把茶壶茶碗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

毛泽东就是这样以极大的勇气和信心,领着二万多人与二十多万强敌周旋,并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多人,给了蒋军当头一棒,彻底粉碎了敌人妄想打击我军首脑机关,并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梦想。我军采用“蘑菇战术”,对敌人一拖再拖,一磨再磨,使敌人越打越孤立,越打越弱,越打越少,最终在损兵折将10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边区。在这一战役中,毛泽东的勇敢、机智、魄力和胆略赢得了党内外普遍的钦佩和崇敬。

【解析】(14)

毛泽东读书时聚精会神,非常投入,对一些细微末节也颇为注意。他在文中“景宗虑城中危惧,乃募军士言文达、洪骐麟等赍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处批注“此别一城,北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从文义和当时情势来分析,此实为合肥东城。然因李延寿随后立即叙述魏将杨大眼围攻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故极容易给人以错觉,因而毛泽东特意注明。毛泽东反对“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边读书边独立思考,这从他读书作的许多切合实际的批语就可以看出。他认为,一知半解是不好的,读书应该踏踏实实,这是颇值得我们学习的。

【解析】(15)

天监六年(507年)三月,元英、杨大眼等始终攻城不下,劳师日久,士气低落;而韦睿、曹景宗、裴邃、冯道根等先后来援救,形势的攻守已变。梁武帝先命曹景宗、韦睿等准备了高舰大船,以用来烧毁北魏军在淮水所架作为通道的两座浮桥。时值江水暴涨六七尺,于是韦睿等以小船上装满柴草,浇以油膏,火烧其桥,后面继以战舰。曹景宗攻南桥,韦睿攻北桥,将士皆奋力死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结果,魏军大溃,而桥己经烧断,许多魏兵却跳进河水里被淹死,“淮水为之不流”。城内的昌义之也出来追赶元英,一直赶到洛阳,只剩单人匹马进入魏国的梁城。沿着淮河岸边,百余里内死尸枕藉。此役,生擒五万,收其军粮、器械堆积如山岳,牛马牲口不可胜计。这是南北交战以来南方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胜仗,北魏为之而寒。事后,南征的元英、萧宝夤皆黜为平民,杨大眼贬营州为兵,任城王元澄剥夺开府之职,降三级,从中可见北魏战败之烈,正应了毛泽东的评语:“百万之众,皆尽。”体现了韦睿杰出的军事才能。


#7

【解析】(16)

毛泽东的地理知识也很渊博,从上述批注就可以看出这点。毛泽东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他每到一处地方,总要找到当地史书翻看,如他在成都会议期间,专门要人送来《华阳国志》,仔细阅读,还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对很多地名及典故都很熟悉。据说他曾经将有关九江来历的传说中的九条河流的名字一一背诵出来,足见他记忆力之好和知识面之广。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具书,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的藏书中,各种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的建议和关怀下,使两部重要的工具书得到了修订和编辑。其一是《辞海》、《辞源》的修订。1957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1965年《辞海》试行本出版后,毛泽东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它跟旧《辞海》一条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点。他对新《辞海》仍不满意,说有的条目过于简单,有的条目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指示下,新《辞海》几经曲折,终于在1979年重编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到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书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因为当时由解放前出版的几种历史地图,大都失之简陋,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的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生的需要,满足不了毛泽东读诸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之类史书的要求,所以他有此迫切要求。吴晗想起清采民初杨守敬编绘有《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上的州县一般全都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书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同时,也把杨守敬之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对吴晗的建议十分赞同,后来这项工作由吴晗推荐谭其骧负责,经近二十年才于1982年正式完成。八册详细的古今对照性的历史地图集,为后来研读中国史书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提议和发起的毛泽东却没有等到它的出版发行。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地理知识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历史地理。毛泽东上学时地理成绩就不错,兼之后来又亲自游历了许多地方,亲身考察过一些历史上的胜地,所以历史和地理知识都很渊博。据说,毛泽东还曾在农民中间讲过地理课程,当过地理教员呢。

【解析】(17)

这是毛泽东对“睿日:‘不然,为将当有怯时。”的评语。

曹操,三国时魏国实际上的开国之君,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崛起于东汉末军阀混战之时,“挟天子以令诸侯”,重用人才,“唯才是举”。在200年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毛泽东对曹操是很称许的,称他是大政治家功大于过。曹操的诗也气势磅礴,富有哲理。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毛泽东特意写信给女儿李敏、李讷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曹诗的钟爱。

夏侯渊,字妙才,沛国谯县人,曹操同乡人,猛将夏侯惇的族弟,魏国各将。曹操对夏侯渊很看重。西征汉中张鲁时,夏侯渊率凉州诸将士与曹操会于休亭,曹操每引见羌族、胡族等少数民族首领时,常“以渊畏之”。史书记载,夏侯渊作战非常勇猛,“赴急疾”,常常出敌之不意,所以曹军中流传“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之歌谣。曹操见其过于莽勇,常常告诫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为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夏侯渊也深以为是,然秉性难改。汉中张鲁降后,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率张命、徐晃等攻克巴郡,曹操率军返回都城邺城,拜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建安23年(218年),刘备率军到阳平关,夏侯渊率领诸将拒挡,相持一年多,不分胜负。次年,刘备部乘夜烧毁夏侯渊营寨外围的鹿角等,夏侯渊派张命领军护卫东边,自己领少数兵护卫南边,这时刘备军队猛力进攻张命,张命抵挡不住,夏侯渊又将所部轻兵分一半援助张命,结果诸葛亮派老将黄忠乘隙攻击夏侯渊,杀夏侯渊于马下。夏侯渊终以勇猛而战死,死后谥号“愍侯”。

《老子》上说:“祸莫大于轻敌”。孟子也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军事家都极其重视谨小慎微,未曾胜,先虑败,尤其不能骄傲自大。古语说:“哀兵必胜,骄兵必败。”。蔡锷继承了这个思想,说:“忧者常胜,骄者常败。”毛泽东说:“我们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他认为如果不重视,纸老虎也会变成真老虎,会吃人的。战斗指挥人员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慎重初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1948年毛泽东在谈到有理由轻视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时,又反复强调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决不可轻视敌人。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58年12月1日,他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人员,韦睿深知谨慎,所以当他迎击追赶马仙琕军的元英时,在安陆作好充分准备,“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当时,元英誓复邵阳洲惨败之辱,其势汹汹,当他见到韦睿已作好充分准备,就不战而退。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此战韦睿不正是如此吗?


#8

【解析】(18)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在这几句话旁逐字加圈,批:“仁者必有勇。”

毛泽东博览中国古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的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上占有一席之地。

仁,是古代儒者追求的目标,儒家学说中的核心。儒家创始人孔子将“仁”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开创了儒家学派,“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每次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可知仁的含义宽泛而多变,大约包含了以下几个思想:

(一)孔子讲“仁”是与维护“礼”直接相关,用以维持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体系。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孟子说得更直接、具体:“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即确切说明孔子把“孝”、 “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目标,从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二)“礼自外作"。“仁”的“入则孝,出则悌”等等,没有什么道理可操作,因此要有具体的外在约束性的一套礼仪。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仁”是人内在的心理依据,“礼”是它的一种外在表现。

(三)由“亲”及人,由“爱有差等”而“泛爱众”。许慎释“仁”,说:“仁从人从二,于义训亲。”孟子引申为“仁者,人也”的命题,并进而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说过,所谓仁,就是去爱人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就可以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表明了孔子的一定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四)“仁”在个人修养上表现出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感。一方面,“仁”在乎自己主观的努力与执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臻矣”,“当仁不让于师”。另一方面,“仁”又带有出世性质,要由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于为他人做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于能为他人谋福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将个人修养和历史责任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表现出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和气概。

(五)倾向于“实用理性”的态度。孔子的思想与当时兴起的无神论、怀疑论思想相一致,对事物和传统采取的是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解析态度而不是神秘的、狂热的、放纵的作法。孔子对于当时难以索解的鬼神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政策,“不语怪力乱神”,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仁”强调具体操作,不是纯粹思辩上的高谈阔论,而坚持躬行实践。他认为对人的认识,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这人做得如何,而不能只听他谈得天花乱坠。他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是故“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仁者必有勇”出自《论语·宪问》,原句全文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毛泽东在这里用来评价韦睿,赞扬他慈爱孝悌,为人仁厚,所以能得众,从而可以取得胜利。

在孔子看来,自己具有了“仁”的品德,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害怕的事,这就是大勇。他说:“仁者无忧”,“内省不疚,夫何优何惧”,因此,“仁者其言也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就可以做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之欤?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远乎”,只有仁者才能做到。孟子则更进一步,得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他对梁惠王说,如果实行了“仁政”,则全国的老百姓全都孝顺父母,敬爱兄弟,忠诚正直,待人守信。在家中用“仁”来待自己的父兄,在外用“仁”来对待长辈上级,这样,即使拿着木棒棍杈也完全可以对付秦、楚那样盔甲坚固,刀枪锐利的军队了,“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

在军事上,后人亦常讲究以“仁”治兵,以“仁”行兵。北齐刘昼《刘子·兵术》说:“将者以谋为本,以仁为源;谋以制敌,仁以得人”。“仁”作为精神上的力量,除了对敌方的作用外,更主要在于“得众”,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号召力和感染力。荀子所谓的“仁人之兵不可诈”意义就在此处,既然是“仁人之兵”,则必然不会起疑,离间计、反间计之类诈术就不能发挥效用。我国古代的将领尤其是儒将,都重视讲究“仁”,以“仁义之师”自我标榜。以“仁”为荣,以“不仁”为辱。据说,曾国藩曾与幕僚谈到行军打仗,说到彭玉麟“勇猛,人不敢欺”,李鸿章“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问幕僚如何评他,幕僚说:“大帅仁帅,人不忍欺”,曾国藩抚髯微笑,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上述对三人的评价,仅一字之差,可谓曲尽其妙,更说明了“仁”的作用在“心”,更为难得。

毛泽东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营养。他青年时期曾说过:“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号文正)”,欣赏他能“立德、立言、立功’’的儒者风范。当然,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与军事家,与地主阶级的代表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这并不能排除毛泽东从曾国藩那里得到经验教训和启示,如曾国藩的“爱民歌”,对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的本质区别。毛泽东着眼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是为解放全国人民乃至解放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大仁大智。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深情厚意,如对爱妻杨开慧的思念:“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宵九。”对同志、身边的服务人员也充满了关怀慈爱之情。他关心警卫员的生活、学习,甚至用自己的稿费来资助家庭困难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对给他喂马的老侯感情很深。老侯病故后,毛泽东感到挺难过,再三说:“老侯可是个好同志呀!……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

毛泽东的“大仁”,不仅仅表现在这些细小的事上,尤其表现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事业上。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抱负,并特地起了个笔名“子任”以纪之。当时的同学都钦佩他“身无半文,身怀天下”。投身革命后,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性质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战争都可概括为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所面临的战争都是由国内外敌人发动的以剥削、奴役、掠夺为目的的残酷的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我们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否则,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到更大的摧残。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是毛泽东的“大仁”所在,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到:“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都是仁义之师,得道多助,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因而取得了最后的伟大胜利。而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必然是失道寡助,“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这也正是大仁必有大勇的必然结果。

【解析】(19)

《南史》记载,韦睿带兵往往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共苦,称他“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在这里批:“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毛泽东擅于以古鉴今,上述批语就是毛泽东对韦睿这位历史人物的现实典范意义作出的评价。韦睿这人,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士卒同甘共苦,以身作则,委实是难能可贵的,也难怪毛泽东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毛泽东一直是坚持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在军队里坚持官兵一致,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从军长到伙夫,“什么人都是一样苦,……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1928年初的一天,警卫员见毛泽东忙于工作,饭凉了,做了碗粉条请他吃。毛泽东正准备吃的时候,问了一句,“怎么,今天大家改善伙食?”警卫员小朱如实告诉了他。毛泽东把小朱拉到自己身边,和蔼地说:“我不能和大家两个样。战士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咱红军实行官兵平等,你能让我不这样做吗?”硬是让小朱给端走了。解放前夕,毛泽东提议不给个人做寿,不以个人名字给街道命名,不能搞特权。他指出,对特权思想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一定要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从毛泽东对《韦睿传》二十多条批语来看,其内容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对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的评价,也有对他身先士卒、辛苦劳勤、团结干部以及慈爱仁厚的品格作风的评价。这些,在今天都有现实意义。


#9

【解析】(20)

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樗蒲赌输赢的游戏时,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在《韦睿传》的此处,毛泽东特意批了:“使曹景宗胜”,即说明赌局的结果,表明韦睿不争胜,甘为人后的谦虚精神。

樗蒲是我们古代的一种游戏,始起于汉末魏初。汉末繁钦的《威仪篇》中有“营橩弄棋,文局樗蒲,言不及义,负胜是图”,是已发现的“樗蒲”一词的最早出处。晋人张华《博物志》中所谓“老子入胡,作樗蒲’’之说,只不过托古自大,不是征信。

樗蒲戏的掷具不同于六博,只有五枚,外形短小,长六分至一寸左右,两头锐圆,象压扁的杏仁,常用樗木制成,所以称为樗蒲,又叫五本。樗蒲呈两面,以黑白示别,有的还刻上牛犊或野鸡的花样,小巧玲珑,掷出后极易产生“转跃不定”的效果,令赌徒乍喜乍惊,结局瞬息而变。正规的樗蒲戏规矩繁多,计算麻烦,这种“樗蒲古法”最多到唐以后就逐渐失传了。事实上,这种正规的樗蒲形式很少采用,大多简化到只留五木在手,根据掷出的齿采荚来分高低胜负。据《晋书·刘毅传>记载:刘毅与刘裕等在东府行樗蒲戏,赌注高达数百万。其余人掷得都不好,只剩刘毅和刘裕还没掷。刘毅掷出,是“雉”,这是个非常好的卢采,所以刘毅欣喜著狂,撩起衣服,绕床而走,边走边对同伴们说:“如果没有掷出卢,那我就赢了。”刘裕见状,心里极不痛快,把五块樗蒲拿在手里,说:“你来为我作答?”手一撒,四个定下来的都是黑的,另外一个还在转跃不停,刘裕大叫:“卢!”停焉为后,黑面向上,果然是卢,刘裕喜笑颜开,而刘毅却“意殊不快”,从此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两个曾一同起兵讨伐桓玄的朋友后来彼此交恶,同这次东府赌博也多少有关。

原来,樗蒲戏中的五木并不是完全相同,它们的两面诚然以黑白区别,却只在其中两枚的黑面上画犊,而同时在其背面绘雉,其互不重复的变化有十二种之多,其最高者为卢,三黑二犊;其次为雉,三黑二雉;次之为开,三白犊雉;再次为塞,三黑犊雉;以下依次为犊、白、塔、秃、撅、X。《南史·卞彬传》中卞彬以“樗蒲十掷辄犍”来比喻自己不得意,“犍,即“撅”古代的叫法。

曹景宗掷得雉,列二等,胜算很大。但韦睿掷出后,五木俱黑,四木已定,一木尚在晃动,里同朝上,眼看即将成卢,重演宋武帝刘裕故事。但韦睿知道曹景宗要强好胜,所以自己又轻轻一碰,把最后一木翻了过来,白面雉朝上,成了塞,自甘认输。须知人在赌场上极不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世说新语》中讲到樗蒲场中的常胜将军袁彦道在赢了后抓起筹码大叫:“你还不知道我袁彦道的厉害么!”,而掷不出好采就大发脾气,时人评论他不能跟“不迁怒”的颜回相比。一个赌场中的常客尚且如此,一般的人在高度兴奋的博戏中能够控制自己的恐怕为数不多,因为争胜好强乃人之天性,即使胸怀大志,后终于得天下成霸业的宋琥帝刘裕亦不能免。由此,更显出了韦睿甘为人后,谦虚谨慎的品德。

无独有偶,南朝还有一次自己将卢翻成塞的赌博,不过与韦睿让曹景宗的又不相同。喜欢赌博的宋武帝,留下了“呼卢喝雉”,“一掷百万”的掌故。他称帝后,有一回同臣下颜师伯玩樗蒲,掷出个雉,而颜师伯却得了卢。颜师伯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急忙将已经定来的一枚黑樗蒲翻了过去,心甘情愿地输了二十万的赌注。在这局赌博中,一方尊为人主,一方卑为人臣,当然是不敢赢的。而韦睿与曹景宗却是平辈,梁武帝还亲自对景宗说过:“韦睿是你家乡有声望的人,要善待尊敬他。”曹景宗对韦睿的礼数十分恭敬。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抑己扬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人们对卢采怀有特殊的迷信心理,认为“樗蒲有神”,后燕慕容宝在赌博中接连二掷得到的都是卢,他的父亲慕容重就认定是“富贵可期”的征兆,于是下定了倒戈反对前秦苻坚的决心,结果恢复了故国。南朝李安民在五次掷采中连续成卢,宋明帝惊得目瞪口呆,据以断定他有封侯的贵相。人们本有强烈的侥幸心理,又希望掷出贵采得到佳兆,因而赌场中经常是胜利欣喜若狂,败则垂头丧气,呼卢喝雉,力图取胜。韦睿独能一反常规,古今罕见。见微知著,所以史家将这件轶事辑出,突出韦睿的过人之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引起了读史的毛泽东的兴趣,特意批注,以赞扬韦睿的高尚品质。

有的文章中认为曹韦二人是掷骰子赌输赢,这就不符合原文的论述情况了。骰子以上数为记,无有所谓卢雉塞,也不能“遽取一子反之”。另外,据考证,骰子的产生约在隋唐间,南朝的曹韦当然也不是掷骰子而是玩樗蒲了。这是题外之话了。

【解析】(21)

曹景宗和韦睿都是梁世名将,从军事才能来看,曹景宗只略次于韦睿,所以毛泽东在前面对曹景宗的评价是:“名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在这里为什么又说“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呢?

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对传记中说到曹景宗常常与群将争功,而韦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而发的感叹。

在毛泽东看来,曹景宗争胜好强,“争先启之捷”,实缺乏儒量,而韦睿却能谦虚卑下,甘居人后。前面说到曹韦掷樗蒲,韦睿在已胜的情况下翻卢作塞,让曹景宗得胜,就表现了这种过人之处,所以“世尤以此贤之”。因此,在人品和雅量方面看来,无疑“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毛泽东是属于大气量的人,故对韦睿能不争功的气量颇为赞叹。1949年3月28日,即毛泽东迁入北平的第4天,时为民革中央常委委员兼秘书长的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诗中有“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流露出一种置身事外的牢骚。毛泽东收到“感事”诗后,于4月29日和了一首回赠柳亚子先生,诗云: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以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襟怀,爱人以德,重人以才,出于诤友间的爱护和关怀,因而婉言相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后,柳亚子为革命作了许多工作,毛泽东的诗也一时传为佳话。

【解析】(22)

韦睿不仅自己有杰出的才能和人品,而且教子有方,韦睿的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而以韦放为最。

韦放字元直,相貌英俊,荫袭永昌县侯,官至黄陵太守。韦放英勇善战,据史载,梁大通元年(527年),梁武帝命韦放和曹仲宗等进攻涡阳,魏派大将军费穆掩军来攻。当时韦放军营未立,部下只有二百余人。混战中,韦放族弟韦洵战马受伤不能前进,韦放甲胄被箭射穿三次。此时,“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日:‘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毛泽东在这里评道:“韦放有父风”,称赞韦放的勇敢,同时也再一次衬托了韦睿的英勇无畏。此战,韦放“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最终取得了胜利。北魏又派常山王元昭、大将军李奖、乞伏宝率五万人来援,韦放又大破之,“涡阳城主王纬以城降。魏人弃诸营垒,一时奔溃”。

韦放不仅作战勇敢,而且为人弘厚笃实,轻财好施,与兄弟间的感情也很好,时人比为“三姜”。韦放为人重信,曾与吴郡的张率指腹为婚,后张率先死,遗下孤儿寡女,韦放常常给予救济。当他迁官北徐州时,当地贵族向他的儿子求婚,韦放说:“我不能失信于故友”,以子娶了张率之女,又以女嫁给张率之子,时人都很称颂,说韦放真不愧是韦睿的儿子,不辱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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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睿(《梁书》列传第六)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汉丞相贤以后,世为三辅著姓。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父祖归,宁远长史。睿事继母以孝闻。睿兄纂、阐,并早知名。纂、睿皆好学,阐有清操。祖征累为郡守,每携睿之职,视之如子。时睿内兄王憕、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祖征谓睿曰:"汝自谓何如憕、恽?"睿谦不敢对。祖征曰:"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而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睿俱行。梁土富饶,往者多以贿败;睿时虽幼,独用廉闻。

宋永光初,袁抃为雍州刺史,见而异之,引为主簿。抃到州,与邓琬起兵,睿求出为义成郡,故免抃之祸。后为晋平王左常侍,迁司空桂阳王行参军,随齐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荆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迁前军中兵参军。久之,为广德令。累迁齐兴太守、本州别驾、长水校尉、右军将军。齐末多故,不欲远乡里,求为上庸太守,加建威将军。俄而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民心遑骇,未有所定,西土人谋之于睿。睿曰:"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兴于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结于高祖。

义兵檄至,睿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高祖见睿甚悦,拊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义师克郢、鲁,平加湖,睿多建谋策,皆见纳用。大军发郢,谋留守将,高祖难其人;久之,顾睿曰:"弃骐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冠军将军、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睿料简隐恤,咸为营理,于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业,百姓赖之。

梁台建,征为大理。高祖即位,迁廷尉,封都梁子,邑三百户。天监二年,改封永昌,户邑如先。东宫建,迁太子右卫率,出为辅国将军、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三年,魏遣众来寇,率州兵击走之。

四年,王师北伐,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睿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士皆殊死战,魏军果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睿按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亲自表率,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扬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睿笑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临难铸兵,岂及马腹?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犹如吴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师克在和不在众’,古之义也。"因与战,破之,军人少安。

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怀静城,千余人皆没。魏人乘胜至睿堤下,其势甚盛,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叉。睿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睿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魏兵来凿堤,睿亲与争之,魏军少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睿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魏人计穷,相与悲哭。睿攻具既成,堰水又满,魏救兵无所用。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城遂溃。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悉充军赏。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籓篱墙壁,皆应准绳。

合肥既平,高祖诏众军进次东陵。东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将会战,有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蹑,睿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至是迁豫州于合肥。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高祖诏睿率豫州之众会焉。睿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而至邵阳。初,高祖敕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礼甚谨。高祖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见桥绝,脱身遁去。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所获军实牛马,不可胜纪。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书郎周舍劳于淮上,睿积所获于军门,舍观之,谓睿曰:"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户,进爵为侯,征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七年,迁左卫将军,俄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会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还军,为魏人所蹑,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帝亦诏罢军。明年,迁信武将军、江州刺史。九年,征员外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累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寻加通直散骑常侍。十三年,迁智武将军、丹阳尹,以公事免。顷之,起为中护军。

十四年,出为平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初,睿起兵乡中,客阴俊光泣止睿,睿还为州,俊光道候睿,睿笑谓之曰:"若从公言,乞食于路矣。"饷耕牛十头。睿于故旧,无所遗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十五年,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十七年,征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寻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高祖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睿每坐棱使说书,其所发擿,棱犹弗之逮也。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睿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普通元年夏,迁侍中、车骑将军,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高祖即日临哭甚恸。赐钱十万,布二百匹,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取给于官,遣中书舍人监护。赠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

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子放、正、棱、黯,放别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