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幻象——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

现代资本主义

#1

【仅供参考】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Noam Chomsky)

意识形态霸权——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
(吴万伟 译)

2003年6月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ABC)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在最近与美国的战争中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在同一个月进行的另一场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相信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在9月份进行的另一调查则发现69%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个人与911事件有关。[3]其实连布什政府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些指控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错误观念就是称之为“意识形态霸权”的思想控制体系导致的结果。这种霸权是通过诸如媒体、教育制度、新话等机制实施的,其主要功能就是确保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得到支持。

在所有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暴力以及或者意识形态来维持其控制。如果能够说服大多数人其统治是合法的,那么维护这种统治需要的暴力就少些。实现这种功能的意识形态包括君权神授,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都是要解释特定社会中特殊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并帮助他们维持其权力。有些阶级分明的社会更多地依赖暴力,有些则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美国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虽然也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

在1905年以前的俄国,延续多个世纪的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本有可能威胁君主的权力。然而,所有这些起义都不反君主制。他们认为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烂苹果”而不是社会制度产生了问题。起义者相信朝廷的压迫行为是受狗头军师、贪官污吏或其他恶势力蛊惑的结果而不是君主制本身的结果。这种认为君主制无辜只是需要改良的信念有助于防止它被推翻。绝大多数反抗君主的起义并没有试图推翻他。君主制只是在多数人不再相信问题是“烂苹果”造成的而不是君主制固有的时候才垮台的。

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与此相似。有些根本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国家,帝国主义等等。只要这些根本原则不受挑战,辩论就可以激烈进行,任何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形成。辩论得越激烈,就越能稳住现状,因为它会让社会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和多元。思想是有界限的,一边为自由主义,一边为保守主义,中间还有各色意识形态。(我把自由资本主义放到这个光谱上)私有财产,国家等的合法性总是不言自明的。

比如说,最近历史上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干涉都被看作是仁慈的好意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干涉并没有产生支持者所希望的好结果,或者得不偿失,但是认定美国是出于好意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有时会犯错误。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也有类似的假定。虽然有人会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怀疑它们的合法性。因此,只要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制度是牢固的,它就是牢固的,正如当大多数俄国人认为君主制是合法的,君主制就安然无恙一般。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会被各式各样的改革计划所吸引、会投票支持不同的政客而不是支持推翻整个制度。

这些观念不仅为大多数美国人所共有还通过各种机制传向全国。重要的是,霸权一旦建立就可以自我延续、不断更新的。那些相信该观念的人在不同程度上会向外人宣扬传播,向下一代灌输。还可以通过电影、小说、研究、娱乐活动等交流形式间接地让更多的人了解,虽然这种传播未必是有意的,直白的。

批评家在延续意识形态霸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那些最激烈反对现政权的人都认可这些基本观念的话,这些观念无疑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因为如果连他们都赞同这些观念,就更少有人愿意去挑战它们,除非愿意被人当成疯子。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会投入到接受基本观念的活动或意识形态中去,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

在美国出现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极权国家维护其统治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极权国家倾向于更多地依靠暴力控制人民,虽然他们常常也拥有一个支持现状的意识形态。美国确实仅偶尔采用暴力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比如谢尔曼奥斯汀诬陷案造成100名左右的政治犯。[4]然而,使用暴力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程度显然无法和极权国家相比,那里政敌是系统地遭到清洗的。美国的异议人士批评政府不大可能为此坐牢。只要他们的观点被边缘化,只要绝大多数仍然相信该制度,异议人士就不会对现状造成多大的威胁。而且,让异议人士存在,排斥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巩固了霸权,因为这样做让这个机制显得自由和开放。在极权制度下,异端存在的空间就狭窄多了,所有的异议人士都受到压制。在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不是镇压异端而是让异议人士边缘化以确保多数人继续相信这个制度。

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还是精英统治阶层的出现都不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而是美国社会建立方式和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霸权是媒体、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机构建立和演化的结果。这个机制的结构使得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人在爬上延续这个等级制度的位置如编辑、教师之前被剔除掉,这不是阴谋而是系统的运做方式的结果。没有被剔除掉的则被边缘化。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等级如有钱和无钱,有权和无权,在等级最上层的那些人就成为精英阶层。现在统治美国的就是一些位于中心的、多等级的机构包括大公司,军方以及官僚体系。这些机构最上层的人就是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他们享有比下属多得多的权力、财富和名望。

霸权通过许多的机构和机制来运做。新闻媒体一方面对符合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大肆报道,一方面对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事实轻描淡写来强化霸权。教育体制则通过训练人们服从权威,向孩子灌输隐含霸权的基本观念(在他们成人后将继续认可)来巩固霸权。这两者基本上是排除异端观点的。霸权体现在我们的语言结构中,体现在所谓的新话过程里。当然霸权还有别的因素,本文只谈上述三点。另外,有些机构除了间接强化霸权之外还有别的功能。比如,教育体制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媒体帮助产生人为的紧缺等。这些功能我们在此不予探讨,重点放在这些机构是如何产生和巩固意识形态霸权的。


#2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的运行可以有很多模式解释。其中之一是“客观公正”模式,认为媒体大部分是公正客观地报道当天发生的事件,对现实进行准确的描述,总体上报道覆盖面均衡没有意识形态偏见。这个模式的变体是媒体对当权者要严厉批评暴露政府和企业的滥权和舞弊。另一模式是“自由偏见”理论,认为媒体有喜欢自由主义的偏见。第三个模式是宣传模式,认为媒体整体上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为企业、政治、军事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宣传口舌。在媒体内部,“客观公正”模式最受推崇。“自由偏见”模式媒体不是那么推动,不过仍然有鼓动者。“宣传”模式在媒体内部几乎没有被提及,偶尔为之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但证据表明“宣传”模式远远较其他符合事实,完全否定 “客观公正”模式。

在美国,媒体是要赚钱的企业,通常为大公司所有。那些管理和控制这些公司的企业精英与其他商界人士和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媒体需要其他企业刊登广告从中获得利润。他们的产品不是节目,而是受众,他们卖给广告商的受众。广告商更喜欢有钱的受众而不是穷光蛋,因为有钱人才买得起广告商的产品或才能买得更多。你不会看到有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此,媒体制作的东西是为了吸引有钱人的,要迎合他们的偏见和观念。媒体也大量地依靠政府作为他们的信息来源,这些因素规定了媒体报道的内容。报道就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在此范围之外的被边缘化。和极权国家百分之百清除不同,这些内容被边缘化。

新闻媒体为企业所有造成巨大的利益冲突。美国广播公司(ABC)被迪斯尼收购之后不久,经常批评迪斯尼的由吉姆海陶尔主持的左派脱口秀节目就被取消了。[5]1998年ABC取消了20/20故事。该故事调查迪斯尼不作背景调查就雇佣臭名昭著的猥亵儿童分子在迪斯尼世界工作。[6]虽然事情并不都这么露骨。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办起有广泛发行量和主要新闻网的报纸,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所以新闻就很容易反映富有的老板的观点,不那么有钱的人的观点就被排除在外,即使没有明确的审查政策。

依靠广告获取利润也影响报道范围。在1992年的美国编辑作家协会会议上对55名会员进行的调查发现80%认为广告商的压力是个越来越大的问题,45%知道新闻报道在广告商压力下做出让步的事例。[7]2001年,全国广播公司(NBC)答应在其部分节目里加上亚马孙的广告,包括在NBC,CNBC和MSNBC新闻节目如“今天”以换取由此产生的某个百分比的销售额。加利福尼亚报业集团“河边”在其2001年3月8日的报纸上有个方框里面写着:“超过125,000的该报读者在过去的30天里在墨西哥餐馆吃饭。在‘河边’和圣波那迪闹上发布您餐馆的广告只需不到250美圆还可得一免费餐馆特写。”[8] 当然,广告商的影响并不总是这么直接和露骨。一家刊物上有批评企业权力和质疑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文章的话不可能指望从该公司拉来广告,即使该类文章只占很小一个比例。因而它无法在市场上竞争,这样一来亲企业的文章就在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媒体依赖政府及大公司为其提供“原材料”(信息)。比如,指控布什总统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擅离职守的新闻已有好几年了,2000年大选中在左翼圈子里流传,但大部分媒体充耳不闻。到了2004年早些时候媒体开始关注此事,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决定以此攻击布什,所以就成了大问题。媒体常不加思考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指政府的部队为“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就好像媒体拥有他们似的。他们认同政府的行为。对伊拉克的侵略又是一个例子。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沃尔福布利茨报道(CNN ’s Wolf Blitzer Reports)福克斯电视台的布里特休姆特别报道(Fox’s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吉姆莱勒新闻时间(PBS ’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在进攻的前三个星期中63%的信息来自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使得报道有强烈的支持战争的倾向。反对战争的人员只占所有人员的10%,只占特邀佳宾的3%。这时的调查显示超过25%的美国人是反战的。[9]

这些因素使得真相歪曲的例子还有很多。没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在最近的记忆中证明总统发动战争的借口是虚假的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克林顿轰炸南斯拉夫是在指控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名义下,但是后来北约调查发现所有各方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总共不到3000具尸体。北约自己的数据显示在轰炸之前的战斗中双方死伤2000人。正如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南斯拉夫在科索沃进行种族灭绝。[10] 没有找到种族灭绝的证据并没有给克林顿带来麻烦,同样的,戳穿老布什关于海湾战争的谎言也无损老布什一根毫毛。这是因为在伊拉克发生的针对美国兵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在南斯拉夫或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美国兵遇袭让伊拉克总在新闻中出现同时也使得大部分精英(包括拥有媒体股份资助媒体的商界精英)得出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或者是让布什给搞糟了的结论。在野党政客和对政府不满的官员通过批评布什让注意力集中在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有关战争的其他争议。在南斯拉夫或别的事件上政客和政府官员并没有批评总统战争借口的欺骗性,所以战争之后媒体紧跟政府不再关注它们。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仍然占据新闻报道的绝大部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2003年10月关于伊拉克的新闻报道中76%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或军方将领。[11]

2003年夏天媒体开始提出布什在美国国情演说中的“16个字”,指控伊拉克试图从非洲一国家购买铀。用来支持这个指控的文件后来证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月份赤裸裸地伪造出来的。但是媒体直到夏天才关注此事。原因是民主党人到夏天用此来攻击布什的,媒体也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民主党充当左翼共和党充当右翼在媒体上辩论。如果两党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通常就不会有什么争论。

西方媒体很少报道反对美军占领的游击队战争的各类武装的名称。这有助于政府的宣传称他们为“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下面是参与游击战的部分团体名单:[12](略)

从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可以看出从事游击战的组织各种各样,并非政府宣称的“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这些组织可分为三类:忠实支持者(效忠萨达姆),伊斯兰分子(希望在伊拉克建立穆斯林民主国家),民族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反萨达姆但同时反对美国占领)。(最后一句略)

即使你没有多少资源可用,发现这些也根本不难,只要在网上搜索“伊拉克武装”就可发现很多信息。各大新闻媒体人员资源充足,如果愿意,派人亲赴伊拉克直接报道这些武装都不成问题,他们不报道这些事实是因为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而政府很少提及这些组织的名称或意识形态。不能报道反抗组织更进一步说明媒体站在政府一面的倾向。

其实并不局限于伊拉克战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柬埔寨和东帝汶的对比。两者几乎同时遭受种族灭绝然而媒体报道截然不同。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在内战中打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承受美国大规模的轰炸造成几十万人伤亡。红色高棉实行残暴独裁统治杀了很多柬埔寨人。1979年越南入侵将红色高棉赶下台,终止了他们的屠杀。美国支持红色高棉后来反对越南的游击战争以损害越南,但没有能将红色高棉重新上台。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支持下入侵并占领了东帝汶。此后印尼在东帝汶屠杀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最残暴的是在入侵后的前五年。美国支持入侵和屠杀,为在东帝汶的屠杀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武器。屠杀越来越严重,美国的武器也就源源不断涌来确保屠杀能继续进行,印尼没有短缺武器的顾虑。其实美国只需切断武器供应就可阻止这一切。此时的印尼政府其实是在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的政变中上台的。这次政变造成五十万到一百万印尼人的死亡。

这两次种族灭绝几乎在同时进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是国家的敌人,对屠杀的报道不遗余力,对声称的滔天罪行很少质疑。对在东帝汶的屠杀的报道就少多了,只是机械地重复国务院和印尼的谎言而已。随着东帝汶罪行日渐严重,媒体的报道反而越来越少,屠杀最猖獗的时候,媒体彻底失声了。在1975年到1979年之间纽约时报有70栏的篇幅报道东帝汶屠杀,但是有1175栏的篇幅报道柬埔寨屠杀。纽约时报还是在自由主义光谱一边和其他媒体相比更倾向于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说在东帝汶的屠杀事件。当美国的敌人犯罪,媒体就大肆渲染,当美国本身犯罪,媒体就轻描淡写。

这方面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媒体对美国的罪恶轻描淡写对敌人的罪恶大肆渲染。九十年代美国支持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屠杀。在镇压库尔德工人党争取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叛乱时,土耳其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摧毁了3000个村庄,取缔库尔德语。美国支持了这一切,提供了80%的武器。这场种族清洗几乎就没怎么报道,就算报道也没有把屠杀和美国支持联系起来。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宣传的标准说法是萨达姆使用毒气杀害本国同胞。其实他用毒气杀死的还有库尔德人。1990年到1999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描述伊拉克杀害库尔德人132次,但是在同样的媒体上描述土耳其屠杀库尔德人仅仅14 次。敌人伊拉克屠杀库尔德人,就大肆渲染,盟友土耳其做同样的事,就轻描淡写。

在土耳其进行种族灭绝的最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使用的借口就是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土耳其就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在自己的成员进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北约用南斯拉夫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为借口发动侵略是站不住脚的。媒体对所谓的科索沃屠杀连篇累牍的报道正好和对美国支持的土耳其的屠杀所做的轻描淡写形成对比。1998—1999两年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来描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行动220次,来描述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行动只有14次。[13] 难民逃离科索沃的大量报道又可以和几年以后美国对塔里班战争中对难民逃离阿富汗闭口不提形成对比。

这一手法不仅适用于种族灭绝而且适用于谋杀持不同政见者。1984年10月19日波兰警察谋杀了牧师和异议人士杰西珀皮卢斯卡。美国媒体对此野蛮的谋杀进行详尽的报道,大部分是完全应该的。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中,纽约时报花1183栏的篇幅,刊载78篇文章(10篇在头版)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6篇文章,313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46个新闻节目,23个晚间新闻节目。1980年的3月18日萨尔瓦多的天主教领袖奥斯卡罗弥罗被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独裁政权谋杀,因为他对专制独裁的毫无保留的批评。美国媒体的报道少得可怜。谋杀发生后的18 个月中,纽约时报花604.5栏的篇幅,刊载57篇(其中8篇为头版)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0篇文章,247.5 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13个新闻节目,4个晚间新闻节目。实际上,在1964—1985年间在拉丁美洲那些有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的宗教异己分子包括四名美国女宗教人士在内的所有报道加起来都赶不上对杰西珀皮卢斯卡谋杀案的报道。在所有100起谋杀事件中,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里,纽约时报花219栏的篇幅,刊载16篇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3篇文章,86.5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37个新闻节目,16个晚间新闻节目。美国的敌人,这里指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谋杀了一名牧师得到的报道比在拉丁美洲由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100名宗教异己人士得到的报道的总和还多。[14]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显示媒体对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要么粉饰掩盖要么充耳不闻。在推翻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加西亚之前的10年中,美国电视,媒体花一个小时报道尼加拉瓜,而且全部都是关于1972年的地震。在1960—1978年间,纽约时报共有3篇关于尼加拉瓜的社论。[15] 在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加西亚时,报道开始增加,媒体开始妖魔化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所谓的侵犯人权,残暴独裁远远没有达到索摩查或者其周围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依赖极端的国家恐怖实施统治)的程度,但得到媒体格外的关注。

除了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之外,很多让美国政府丢面子的事实都会被媒体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没有广泛报道的荷兰官方对1995年斯莱不雷尼卡大屠杀的调查结论是美国支持的波斯尼亚伊斯兰恐怖分子在90年代早期从阿富汗携带武器和穆加黑底(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进入波斯尼亚。这只是美国和北约联合要将南斯拉夫支解成几个西方附属国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支持的这一行动的成员有些就是几年后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要对付的人。在欧洲的媒体上还有这样的报道,[16] 但是在美国的媒体上我还没有见到哪怕一篇。

波斯尼亚不是美国支持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第一个地方,美国早在阿富汗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苏联。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入侵越南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在阿富汗,苏联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巴基斯坦和美国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苏联的碰巧是苏联的卫星国。每当阿富汗政府不愿听从莫斯科指令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苏维埃神话里,苏联没有入侵阿富汗,而是苏联保卫阿富汗。

在南部越南,美国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越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美国的碰巧是美国的卫星国。每当南越政府不愿听从华盛顿指令的时候,南越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美国神话里,美国没有入侵南越,而是美国保卫南越。

每个政府编造的故事就像侵略本身一样非常相似。在阿富汗,美国媒体嘲弄苏联的宣传和谎言,称侵略就是侵略。苏联媒体坚持政府的立场。在对南越的侵略中,美国媒体从没有说是侵略,相反坚持美国政府不是侵略的立场。媒体反战的神话只不过是自吹自擂而已。(参见爱德华荷曼和乔姆斯基著《生产同意》第5,6章)实际上,媒体基本上站在政府立场上,认为美国在保卫越南,在和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游击队作战。媒体上对战争的批评仅局限于它是一个“错误”,“保卫南越”得不偿失,是基于错误的分析等等。这与和平运动的反战立场是天壤之别。和平运动认为侵略是完全不道德的是错误的,但这些观点在媒体的辩论中大都被排除掉。

美国媒体在多数情况下称苏联的卫星国为卫星国是不错的,但是美国的卫星国从没有被提起。当苏联入侵别的国家,强迫他们服从命令,这些国家当然可以称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当美国入侵别的国家,做同样的事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称为卫星国,侵略常常也不叫侵略。

美国支持的在阿富汗反抗苏联入侵的武装大部分是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穆加黑底),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开始反抗美国。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很多是联邦调查局所说的基地组织成员。穆加黑底在反抗苏联人的斗争中,使用了很多的恐怖手段如袭击平民,暗杀苏联官员,向不戴面纱的妇女脸上泼硫酸。当他们用这些手段对付苏联人的时候,美国媒体称他们为“自由战士”,他们是兰博三号的好人。当他们对美国人做同样的事时,这些人不再是“自由战士”而是“恐怖分子”。使用同样的手段,敌人被称为 “恐怖分子”,盟友则为“自由战士。”

然而,人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的媒体就像极权国家一样。这个机制基本上是自我审查。因为没有极权国家的报刊审查制度,偶尔会有漏网之鱼出现在超越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媒体上。比如,2003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网站举行了在线讨论,由乔姆斯基谈他的新书《霸权与生存》。[17] 乔姆斯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也是美国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极权国家他的观点可能遭到彻底封杀。但是在美国,媒体将他边缘化,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不是100%驱除。这样实际上让体制更加有效,因为体制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掩盖其思想控制的功能。

与遭到边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相对照的是极度依赖权贵,反映权贵观点的媒体。2001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一年内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里引用的美国人讲话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华盛顿的政界人士。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党背景为共和党,24%为民主党,只有1%为其他党或独立人士。中立派人士佛蒙特州原共和党人詹姆斯杰弗茨投向民主党,在转型中暂时作为中立派占独立派人士的83% 。911袭击增加了对共和党人士的依赖。在此之前共和党人68%,民主党人31%,独立人士1%,911之后,共和党人87%,民主党人13%,独立人士1%。对共和党人的青睐是由于他们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门,媒体倾向于依赖他们,引用总统、内阁成员的讲话等。如果把那个因素计入的话,共和党人51%,民主党人48%,独立人士2% 。乔治布什一人占引用话语的9%和政党消息的33%。在“专家”作为消息来源方面,公司代表和经济学家最常见(各占7%),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非常少3%和2%)。大公司的代表被引用的是劳工的35倍之多。企业、经济议题占总报道量的15%,只有1%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而在劳工问题报道中被引用的企业代表26%,经济学家19%,政界人士15%,远远超过劳工代表2% 。而且这些新闻报道也倾向依赖男人和白人。[18]

新闻报道向有利于权贵者倾斜不仅发生在对外政策上而且发生在国内事物上,如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全球化”抗议。是媒体而不是“反全球化”积极分子发明了“反全球化”标签。媒体一般喜欢关注有关抗议者暴力类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或花边新闻之类,而不是关注积极分子对这些机构的批评。要是没有示威者暴力或财产破坏媒体基本上充耳不闻。(即使有很多警察暴力)但是一旦有示威者暴力和财产破坏媒体就大量报道,然而多数并不提及他们抗议的内容是什么。普通的观众并不知道IMF, WTO和World Bank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们。4月16日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篇报道反映抗议IMF和World Bank的示威游行,讨论示威者的“体臭”声称“狂热因素不可否认”,并错误地声称抗议是个“没有要求的示威”。其实抗议者的要求被华盛顿邮报以及所有别的媒体选择性忽略,只留下抗议者的“体臭”、酗酒、和服装款式。媒体常常指反对自由贸易的人是反对贸易,这是个误解,因为多数人并不是反对贸易,只是反对现行的贸易做法。

纽约时报刊出针对4月16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示威游行的5项观点,没有一项是正面的。华盛顿邮报上反对示威游行的观点3780个字,支持游行的观点1825个字。而且,出现在媒体上的反全球化的观点往往来自其中的温和派。比较激进的反全球化分子一般都不被理睬。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游行中起主要作用,但他们的观点都没有在媒体上准确地报道出来,不能上主要的报纸。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被描述成专门扔炸弹、搞捣乱的狂热分子。

对暴力的关注也是片面的。对媒体来说,抗议者的暴力是大事,警察的暴力不是。警察携带盔甲,催泪弹,或别的武器,媒体什么也不说,但是如果示威者带同样的东西,媒体就会视之为洪水猛兽。警察即使对示威者或其他人使用暴力,媒体也不会说警察施暴,他们是合法的。警察的暴力一般不称为暴力,即使有也轻描淡写,示威者的暴力则被大肆渲染和谴责。针对11月30日开始的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报告是这样的:“几天以来,在西雅图的市中心公开表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是违法的…有报道说数十名市民被警察阻止不得参加在特定区域和平、合法的表达意见。警察命令他们摘掉扣子,交出小刀,没收标语牌,传单,封锁进入市中心的路口。和警察、媒体的描述相反,世界贸易组织开会期间的示威游行并没有成为暴乱。示威者是很嘈杂,混乱,但总体上是和平的。警察就不一样了,他们使用催泪弹,辣椒水,橡皮子弹,警棒打向和平的示威者,没听见或准备按警察命令做的示威者,旁观者,去平息由警察自己引起的骚动。西雅图警察局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官员安全在根本没有必要的时候对群众大量使用催泪气体,对公共安全或官员安全不够成任何威胁的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橡皮子弹,基层警官的野蛮殴打,胡乱抓人,不经审讯就拘留数天。在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时被抓的人遭受虐待,并亲眼目睹监狱官对犯人的暴行。”[19]

这和媒体对警察对付暴乱抗议者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媒体的报道颠倒了时间顺序,先报道少数示者毁坏公共财物,再报道警察使用辣椒水、催泪弹好像是对破坏行为做出的反应。有很多的目击者说是警察先袭击示威者,在这之后才出现毁坏公物的。西雅图的警官兰迪胡斯里克承认先对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之后才出现破坏公物的情况的。媒体盲目地炮制了一个有利于警察的故事。[20] 媒体对破坏公司财物描述为“暴力”,也暗示他们认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类似的情况存在于报道其他“反全球化”示威游行。有关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工业8国集团会议的抗议活动,媒体基本上忽视示威者的立场,依然是过分地专注于示威者的暴力,对警察导致一名示威者残死的野蛮暴行掩盖和粉饰。媒体盲目地重复警察对自己行为的辩护,等到真相大白显示警察撒谎时,媒体置之不理。一名高级警官皮埃罗拖亦阿尼承认警方在示威者中间安置炸弹以便有借口对示威者进行袭击,但美国的媒体从没有报道过这样的事。[21]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的结构和其他媒体有点不一样但是和商业媒体有相似的原则。虽然不是大公司直接拥有,但指望大公司赞助资金,同时也从政府部门获得大量资金包括公共资源局。因此他们像别的媒体一样歪曲事实,尽管他们在自由保守光谱上在自由这边不象有些别的媒体那么寡廉鲜耻。

比如,在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1991年9月到12月间“全景分析”“上午版”的广播节目有26%的来源是政府信息。华盛顿新闻中有53%以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的讲话开头。27名新闻评论员中有26名为白人,只有21%的记者为妇女。[22]

公共广播公司(PBS)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新闻时间”报道明显偏向政府。在从3月25日到4月8日期间,对北约轰炸的批评只占报道的10% 。南斯拉夫政府官员,塞尔维亚人,或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及团体中最有可能批评北约轰炸的只占报道的6% 。非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反对轰炸的报道占4% 。39%的记者和42%的现场受访佳宾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阿尔巴尼亚难民和科索沃解放军发言人占报道的17%。[23]

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总体上倾向于采取类似于商业媒体的路线,但是由于结构不同,并不总是完全一样。有些情况下,大公司直接拥有媒体,这样他们就和其他媒体没什么区别。有些情况下,他们归小公司所有,并非精英控制。精英通常也不拥有学生自办的新闻媒体。然而,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都跟随大新闻媒体的焦点。如果纽约时报或其他大报头版上报道了什么,地方和学生媒体上也要刊登在头版上。而且,他们倾向于依赖政府提供信息,依赖广告作为收入来源,更容易受到地方企业,地方政府,学校当局的影响。这使得他们的报道面受到限制。但是信息透漏也更容易,因为他们不受大公司直接拥有。在大报上刊登读者来信鼓吹共产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但地方、学生媒体有时候对发表不同意见往往更开通。

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按有利于精英的方式进行解读。虽然不是完全有效,但成功率是很高的。位于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传播学中心进行的调查发现:

“看海湾战争电视最多的人对这个地区的基本生活事实是了解的最少的。在那些看电视最多的观众中,32%认为科威特是个民主国家,只有23%的人意识到在中东除了伊拉克还有别的国家对他人的占领,只有10%听说过因提发塔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巴勒斯坦解放军–译者注)现代中东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暴乱。当被问及哪三个国家否决最近联合国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决议时(美国、以色列、多米尼加),14%的人正确地指出美国,另有12%的人认为是伊拉克。该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13%的电视观众知道在8月2日入侵之前美国官方对待伊拉克的政策是什么。”[24]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在2003年10月的报告调查了在公众中存在的三大错误认识:萨达姆候塞因与9-11袭击有直接联系,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舆论支持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些都是虚假的,甚至连布什政府都承认这不是真的。它还发现这三大认识与支持战争有正相关关系。而这些错误认识正是布什政府2002年夏末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的副产品,这些宣传试图利用9-11来获得战争的正义性,成功说服美国人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要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人是美国的严重威胁等。它还搭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先前战争宣传对伊拉克的负面印象的便车。(当美国支持萨达姆时,政府没有反伊拉克宣传,但在美国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交恶后,萨达姆就被妖魔化为第二个希特勒)政府的宣传攻势被媒体盲目的机械复制。媒体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在侵略完成之前对政府没有任何怀疑。到2003年9月,70%的美国人开始相信萨达姆直接与9-11袭击有关。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还发现对大多数媒体而言,看更多的新闻不会减少对这些错误观念的认识,相反,新闻看得越多,这种错误认识就越进一步加强,再次说明媒体作为错误观念传播者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权者的。对这些错误观念的信任程度随着这个人的新闻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福克斯电视台最糟糕,有80%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最好,但是他们也有23%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25]

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这些让人产生最少错误认识的媒体碰巧是最经常被保守的批评家挑出来指责其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大部分的用以支持自由主义偏见的证据都是有缺陷的。自由主义偏见模式背后的基本理论是大部分记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报道中自然要反映出来。调查发现多数记者是温和派,不是自由主义者,[26] 然而即使我们不理会这个模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权力在哪里。普通的记者没有多少控制媒体的作用;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即媒体所有者手里。

另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赞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美国有权干涉别国。自由主义者赞同现行制度的主要特征,只是希望有些改进而已。因为自由派、保守派、中间派都赞同资本主义等,相信这些的记者要远远超过不相信者。按照他们的逻辑,媒体应该具备极端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偏见以便超过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

自由主义偏见,或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偏见实际上有助于支持这个制度,因为它进一步确定可以接受的思想的界限。如果媒体在攻击当权者时被认为过分自由主义,过于引起争议,那么,那些质疑基本价值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将被看作不配在这个世界呆着。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有助于将媒体区别开来,确保它继续增强其霸权。一旦有媒体偏离自由保守光谱,对自由媒体的批评就会迫使它回归基本架构。

其中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由波拿德勾德伯葛写的《偏见》鼓吹自由主义偏见理论。这本书不是认真研究的结果,甚至没有脚注、尾注、参考书目和索引。他的好多观点没有证据支撑,只是笼统的感想。“不是数据或带有偏见的报道的具体事例,勾德伯葛更喜欢一般的概括。”[27] 有些说法实际上支持宣传模式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模式,比如声称新闻机构主要关注利润和以白人为中心。许多引用没有脚注或尾注,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研究。

他的很多主张是针对媒体的中间或自由主义一边。诚然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国内公共无线电台等)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媒体都是自由主义的。《偏见》的附录包括他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的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社论。华尔街杂志有没有自由主义偏见?谈话电台和福克斯新闻有没有偏见?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显示即使比较保守的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对证明他的说法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是自由主义的,那剩下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了。反过来本文所持的模式也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媒体是当权者的附庸。如果那样的话,即使对当权者批评的报道如纽约时报也很容易为当权者歪曲真相。前文提到的东帝汶和柬埔寨的对比就是证据。勾德伯葛却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媒体中保守一边的(华尔街杂志,福克斯新闻/谈话电台)有对保守派的偏见。

或许有人会说商业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所需的东西,新闻媒体的现状不管有没有偏见都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这是基于一种神话即只要与市场搭界就是反映人民的需要就是某种民主。难怪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奴隶要反对这个观点。市场常常对有钱人有利,因为通过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就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美圆,一票”美圆多的人自然影响就大。对媒体来说,顾客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广告商。广告商关注的是更有钱的顾客,因为他们有可能购买更多的产品。没有多少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而媒体就要反映广告商的意见和偏见,重点服务有钱者以及控制媒体的企业精英。

此外,好几个例子说明媒体的偏见并不是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观点。在对伊拉克的入侵上,只有10%报道是来自反战阵营的,而实际上超过25%的民众是反对战争的(参见上)在90年代早期的医疗卫生辩论中,媒体主要报道克林顿的建议和保守派的反对。大部分民众赞同单个支付方案,但除了个别例外,媒体基本上都避而不谈。辩论的内容大大压缩,大部分民众的主张被排除在外。[28] 这显示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尽管媒体在凝聚民意方面常常很有效,但是从医疗卫生辩论这件事看出并非总是如此。美国人并非不想知道在伊拉克和美军打游击战的各类武装的名称和主张,并非不想知道美国支持的在东帝汶进行的种族灭绝。他们不能知道——因为媒体没有报道。

这种媒体的机制并非一下子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资本逐渐赢得控制地位形成少数掌握行业命运的寡头,媒体也变得更集中。大公司开始收购报纸或者抽走那些批评公司权力的媒体的广告。这并非大公司老板们协商勾结的巨大阴谋,而是针对相似的处境采用的相似手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媒体机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威尔逊政府“建立了政府宣传机构叫做鱼笼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要在6个月之内成功地将主张和平的民众变成歇斯底里的战争狂热分子,要摧毁德国的任何东西,彻底消灭德国人,要参加战争拯救世界。”[29] 鱼笼委员会首次采用公共关系技巧操纵公众舆论,利用商业媒体煽动战争热情。它发现向媒体大量提供“事实”(官方消息)使他们能够控制新闻报道。战争期间政府加大审查力度,积极压制反战的媒体和团体,其中多数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原先迅速壮大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被解散,再也没有恢复,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变得缄默不语。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持续,类似的宣传技巧被用来制造红色恐怖。通过打击异己组织和媒体,加速了媒体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的进程。

新媒体出现时,政府的干预在使媒体置于公司控制之下和效忠政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前身主要向公司、企业发放开办无线电台的许可证,基本上排除了非商业电台。而在此之前对电台很少有什么限制,非商业团体,尤其是教育机构往往在电台占主导地位。此后几年有场很多人参加的运动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但没有成功。[30] 后来电视台许可证的发放采取类似的对公司有利对非赢利机构不利的做法。大公司主导新闻媒体是因为政府选择要让大公司这样。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如1996年的电信法,加上形形色色的补贴,包括免费乘坐国营航空公司飞机,都对媒体的结构产生持续至今的影响。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媒体和社会的构成方式。媒体的负责人并非凑在烟雾缭绕的大房间密谋如何愚弄美国人。偏见的产生是媒体结构性矛盾所致,而不是巨大阴谋。有些团体确实有意识地试图操纵媒体,有时候以密谋的方式进行。(一伙人秘密聚在一起要达到一个目标)比如,人们知道中央情报局(CIA)渗入媒体机构拥有他们的在职记者名单,它“还在全世界拥有数十家的报纸和杂志”。[31] 中央情报局(CIA)改变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和《动物农庄》两部电影版本,将其中“诅咒两座房子”的信息轻描淡写,让他们看起来是反共产主义的而非反资本主义的。[32] 1999年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允许部队心理战军官,政府宣传专家在其亚特兰大总部的新闻部工作。[33] 有线新闻电视网(CNN)最终承认了这一点,[34] 但大部分媒体对此不予报道。然而这是异于常规的特例。多数媒体偏见是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同样的结构也使得它更容易让当权者通过密谋或别的方式操纵媒体,扩大他们的影响。


#3

教育制度

霸权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培养和教导民众驯服、听话好让政治、经济精英在很少抵抗的情况下统治。其二是培养发展经济所需的技术工人和未来的统治阶级成员。

鲍伯布雷克所说的“青年集中营”的公共教育体制的首要功能不是要鼓励独立思考或者别的什么,而是要让学生变得愚蠢和服从。公立学校的全部结构这样设计就是要培养学生服从权威。学校是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广大学生要有少数的教师和管理者支配。培养他们从小就服从命令,一排排整齐坐好,排队等候等等。孩子们是原材料,要经过挑选,分类,加工成为不会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提出质疑,不会给精英集团制造多少麻烦的“受人尊敬的公民”。孩子们从小就在衙门似的公立学校学会服从权威,很容易在成人后继续服从权威。这个制度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到长大成人后完全驯服,但是足以维持现行制度长存。一个让许多学生服从少数老师和管理者的意志的学校制度非常适合要求许多工人服从少数老板和资本家的意志的社会经济秩序。

学校的结构鼓励学生在感情和智慧上对学校的依赖。学生依赖教师决定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以及如何学习。他们不是自己调查研究,不是自己控制智慧成长进程,反而依赖老师决定学习的进度。学生们这样学会了由别人替自己思考。而这一点正好适合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社会。

学校再制造出阶级的结构。人们认为教育有好有坏,与财富的分配线一致,财富多的人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为他打开或关闭机会之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好的工作,好的机会和其他特权。优雅的(统治阶级)语言和举止通过学校和其他机构传给统治阶级的子弟,而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则传给下层子弟。那些有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的人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考试在许多方面向来自美国上层社会的子弟倾斜,包括引用有钱人子弟比较熟悉的事例。即使出题者并不是有意这样做,这些人很可能来自上层社会,很容易从自己的经验中举例,而不是穷人的经验。有钱人上的学校更容易有充裕的资金。雷立斯特等的研究表明老师容易优待有钱人的孩子,而且经常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或者有意这样做。[35]

公立学校授课的内容也反映出它作为教化中心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影响社会哲学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和公民学。教材中应包含什么,采用什么样的指导原则等不是由老师决定,也不是基于学术问题本身。公立学校是州政府的实体,实际的权力在州政府。在有些地方,当地学校董事会有相当的权力,有些地方州政府权力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权力在州政府。毕竟是州政府拥有,经营,资助这些学校的。另外,有些政府部门虽然和学校没有直接联系包括法院和联邦机构如教育部对学校也有影响。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也对学校有影响,一些由富人资助的私人机构如洛克非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形成现代公立学校机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影响。大公司通过为学校提供所需材料和对政府决策施加相当程度的影响影响学校。通常是这些公司依靠企业圆桌会议等机构施加其影响。

权力在几个不同的层级体系间分配,这些体系都是由相互间有共同利益的精英控制,充当过滤器的作用,确保学校总体上传授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观点,忽视或贬低超越这个界限之外的观点。多种团体都可以动员起来对学校采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施加影响,但是体系的结构模式使得最终结果反映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自由保守光谱之内)。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更容易对学校的决定施加压力和影响,因而拥有最多资源的那些有钱者和有权者最有优势。对学校有影响的就大体上局限在精英阶层或者得到精英阶层支持的人。精英圈子之外的人,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人,没有像精英阶层那样的资源还受到他们的排斥,因而对学校的影响就小。所以学校里教什么大体上反映了精英阶层的利益,局限在狭窄的光谱之内,而在此之外的观点被边缘化。

这一点可以从公立学校如何教历史清楚地看出来。历史被歪曲用以强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与此相反的历史研究被忽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不同)和反种族主义都不见了。[36] 种族主义的起源、产生原因及演变很少得到分析。奴隶制中的白人串通、舞弊被最小化,注意力都集中在奴隶身上。谈及爱因斯坦、海伦凯勒或者马丁路德金时,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常常被掩盖起来,正如威尔逊、丘吉尔、林肯或别的历史人物身上的白人至上信念被掩盖一样。美国外交政策犯下的许多罪行如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危地马拉、伊朗、智利等地的政变常常被忽视或者被描述成“错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常常被忽略以便于塑造美国是国际社会的优秀成员,总是以人权,民主和理性的人道主义为最高道德力量为自己的行为标准。美国被描述成总是有慈善心肠的,如果结果出了问题那是由于误解造成的错误。尤其是当我们看最近的历史,政府的镇压政策像反谍计划被轻描淡写或完全忽视以便塑造美国的“自由之邦”的形象。政府的正面信息被大肆渲染而负面信息则轻描淡写。美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常常被强化,树立美国精英领导阶级。几乎整个国家都是中产阶级(荒唐透顶),对阶级结构根本不作真正的分析。劳工历史常常被降级和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相关好像阶级差别已经消失。总之,它描述的历史是一幅美好的图画,一幅伟大的国家不断克服障碍走向繁荣的场面。专业历史学家的观点被抛在一边,通过篡改历史以便塑造社会对政府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忠诚。如果想深入了解公立学校历史课的轨迹可参阅詹姆斯劳温的“我的老师告诉我”。

公立学校作为思想灌输中心的功能也能从许多州通过的教学和教材指导原则中看出来。德克萨斯教育法规定“教材内容要有助于提升公民意识,加强对自由企业制度本质和优越性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和对公认权威的尊重,增强对个人权力的尊重。”教材不能“鼓励偏离公认的社会标准的生活方,”也不能“包含损害权威的内容”或者“引起尴尬或干扰教室里学习气氛。”因此,德克萨斯教材法明确规定教材不能教学生自己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是相信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多数州都有类似的规定,尽管不是所有的都这么直言不讳,也有比较大的变化。[37]

德克萨斯和加利弗尼亚倾向于主导教材市场是因为他们人口多(因而订教材也多)同时也由于其挑选教材的方式。有些州完全由地方学校当局挑选教材,而德州、加州或有些州集中管理应该采用什么教材,拟订可在教室里使用的教材清单。因而也使他们有更大权力对教材生产者有更大影响。结果他们的教材使用原则对其他州的教材也有相当的影响。

加州的教材原则比德州的更自由但是仍然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仍然以思想灌输为中心而不是让学生了解各色理论由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加州的教材法规定“指导委员会应该只包含他们认定准确,反映该社会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的内容,无论男女的贡献,各个种族的角色和贡献,劳资双方在加州和美国的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最后一部分歪曲了所谓‘劳工做了全部的贡献,资本家只是寄生虫’的观点,也歪曲了相反的观点。它还说“学校使用的教学资料应该只包括准确反映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和环境保护必要性的内容。”[38] 这显然向自由倾向的环保主义者倾斜。

加州公立学校内容标准上说学生应该“解释经济权利是如何获得的,经济权利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比如财产的获得权,使用权,转让权,支配权,自由挑选工作的权利,加入或拒绝加入工会的权利,版权,专利权)…讨论个人的法律义务如遵守法律,充当陪审员,纳税…了解公民意识包含的义务如投票,市政问题知情权,担任志愿者,担任公职,服兵役或非传统服务”。

学生还需“至少描述两个国家在某个时期造成专制独裁政权的条件和后果。(如意大利,日本,海地,尼日利亚,柬埔寨)”美国从没有被贴上暴政专制的标签。此外还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学生要了解美国革命的特点,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对其他国家持久的影响。”标准还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学生要能够分析自由主义阵营和苏联附属国阵营冷战的原因,双方在埃及、刚果、越南和智利进行的控制权的争夺,”要认定一边为美国宣传术语所说的“自由世界”,明显暗示学校要教给美国一边为好的一边。它还要求不顾事实,彻底重新为自由下定义,因为在冷战时期的美国阵营里有许多的残暴独裁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巴西的新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等)。它还认定 “苏联附属国”,但从来没有说过美国附属国。那些认为苏维埃主义者是好人,或者两边都是坏家伙的观点是排除在外的。相反认为美国是国际社会优秀成员则是个标准的观点。因而,尽管加州在自由保守光谱的自由一边,它仍然严格守在此范围以内向学生灌输霸权赖以生存的财产权,政府权力和其他基本原则。

其他许多州也是如此。科罗拉多州的学术标准规定:“小学四年级学生知道和能做的事包括说明政府的功能,描述没有法律和秩序生活将成什么样子,解释为什么政府的权力应受到限制,解释尊重个人,尊重财产,依法行政和公民责任的重要性,指出重要的个人经济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权利(比如宗教,言论自由和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

5—8年级的学生“他们知道和能做的包括:能解释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如促进共同利益,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安全和秩序等),解释美国宪法是如何确保自由,同时又允许有变化的空间,解释法律是如何保护个人权利又促进共同利益,能指出和使用挑选地方,州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标准。”

9—12年级的学生知道和能做的包括“权利的范围和界限(如任何权利都是有界限的)”

关于政府的目的有很多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维护阶级统治,是统治阶级压迫别的阶级的工具。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控制的工具。但是,这些观点是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一般不会被讲授。相反,讲授的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它促进共同利益,保护个人权利,保障安全和维护秩序等。不是让学生了解多种不同的理论,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而是只讲授那些有助于增加对国家的支持和顺从的信念,排除不利于增强顺从的信念(如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节开头关于经济学的逻辑依据公开承认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信念:“学生需要了解基本经济概念以便成为劳动大军的生产者,自由企业制度的鼓吹者。”[40]

偶尔,有老师可能偏离标准讲授一些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但总体趋势是确保观点在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范围内。有不少的机构性限制使得公立学校教师很难偏离自由保守光谱。学校董事会和州政府而不是老师挑选教材。因而教材总能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与个别持不同意见的教师企图打破这个光谱的努力相抵触。标准化的考试也有助于强化对自由保守光谱的遵从。如果老师开始教意识形态霸权之外的东西,可以动用庞大的学校官僚机构向他施加压力和处罚。多数老师本身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根本就不会考虑要讲授一些异端邪说。允许少数持不同意见的老师存在,偶尔在教室里散布些异端观点并不会对整个体制构成真正的威胁,除非他们迅速增长和过于强大。

私立学校也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运行。这些学校通常是由大公司拥有,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因而由维护现行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他们的主要客户多来自高收入阶层(低收入者根本上不起),自然支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政府法规同样对私立学校施加影响以再生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

大学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的功能是培养有技术的生产者,未来的管理者和统治阶级新成员。他们仍然充当思想灌输中心,但是已不再是像12年级那样的主要功能了。对老师和对教学内容的控制也不像12年级那样严格。教授和12年级老师不一样,可以挑选使用的教材,在选择讲授的内容上有更大的控制权。大学教授的终身职位使他们可以采取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立场也不至于有过多的负面后果。因而大学讲授的观点有更大的多样性,异端的观点不像12年级那样严格的压制,虽然自由保守光谱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大学内部的些许自由空间仍是小的可怜根本不足以对制度产生真正的威胁。一旦异端观点过于强大,就要展开清洗行动,正如麦卡锡时期臭名昭著的黑名单。

大学的另外一个功能区别于它和学生的关系。他们产生意识形态和理论以帮助维持现状。这些意识形态的大部分最终渗透到整个社会并被用来证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正当性。那些偏离自由保守界限的知识分子通常很难将他们的观点传达给广大民众,因为媒体、教育制度等会过滤这些观点,只有那些自由保守光谱内的观点才能传向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发现如果他们能说服受过教育者他们的战争宣传是真实的,则能够更进一步将宣传传向国家的任何地方,使全国民众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直到今天,知识分子充当着类似的角色。如果他们不断得到新思想,就可以扩大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

正如媒体一样,有些保守派指责大学被自由主义者把持,歧视保守主义者,维持对保守主义者的“敌视环境”。大卫合罗威茨和他的“学生的学术自由”(非常恰当的奥威尔式的名字)可能是这种观点的最知名保守主义者。他们呼吁为学校和国家雇佣更多的保守派老师以加强防止对保守派歧视的规定。但是他们用来显示自由派多于保守派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就算不管这些错误,他们的数据也削弱他们的观点。他们自己的数据显示自由派、保守派和中间派占教授的绝大多数。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派一样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因而资本主义者占绝大多数,按照合罗威茨的逻辑,大学应该有强烈的倾向资本主义偏见,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有这个问题。

合罗威茨们的真正目的是压制自由派的观点使大学更靠近新保守主义路线。他们对大学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支持者面临的“敌视环境”不置一词。“自由言论区”及其他至少被用来对付极端左倾和保守一样多,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也不抱怨比大学里严重得多的资本主义者向12年级灌输思想。保守派的教授数目远远超过无政府主义教授,本着思想多样化宗旨呼吁聘请更多保守派的这帮人对不利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现状视而不见。经济学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市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忽视或贬低新古典经济之外的经济模式。政治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对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忽视或贬低反对这些的观点。合罗威茨们对所有这些都闭口不谈。他们不反对少数派意识形态面临的“敌视环境”,只要不是保守派被当作攻击的靶子。

他们常常将比他们左倾的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为自由主义者,虽然自由主义者和这些极端左倾团体有根本的区别。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是许多在校园中反对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的团体之一。他们编辑了一个监控人员名单,罗列了利用教室达到政治目的的教授。[41] 该名单包括自主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比列宁还左倾的哈里克里弗。[42] 2003年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主席是奥斯汀金赫恩,他投诉教他的一位教授声称美国是“比9-11恐怖分子还可怕的恐怖威胁”。他以此为“自由主义偏见”的例子抱怨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提出来。” [43] 不管这个观点是对还是错,它只不过是在媒体上很少听到甚至多数老师都不讲的小小异端观点而已。奥斯汀金赫恩没有投诉相反的观点即美国不是恐怖主义国家,当这个观点出现在媒体,学校或其他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反对意见提出来。只有那些左倾观点让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感到讨厌。如果他们真的看重“智慧的多样性”,他们就会推动被边缘化的左派团体迅速发展而不是压制,因为这样才能增强 “智慧的多样性”。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事实本身表明“智慧的多样性”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其背后隐藏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压制、限制左派团体的伎俩。通过将位于边缘的持不同政见者归为自由派并要求限制双方的影响,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异己分子并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这种手法并非总能奏效。从前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思想控制系统,但是美国现代的公立教育制度只是在19世纪后期才出现。尽管有缺陷,获得独立后头70年中成长起来的学校制度能够教会读写能力和基本技能。“存在的大量数据表明到了1840年,美国国民(非奴隶人口)的识字发生率不管在哪里都在93%和100%之间。”[44] 孩子们不像现代美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天生就无资格的人。美国海军的第一位上将大卫法拉古在12岁时就首次指挥军队作战。这样的事并不罕见。200年前的成人标准年龄比现在的要小。青春期是个相对新近的说法,是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产物。

公立学校制度出现并不是因为老的制度在讲授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效率低下,而是因为需要有新型的控制。美国内战后,前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工业资本主义产生。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和迅速壮大和贫穷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带有武装的工会团体如劳工骑士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出现,强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迅速蔓延。1888年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写道“我们认为教育是导致劳工阶级近年来出现不满情绪的罪魁祸首。”[45] 随后设立了若干机构来控制工人阶级,其中一个就是当今强制性的、严厉的、隐含破坏性的教育制度的出现,用以培养工人的无知和盲从。上学成为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得到思想灌输),学生被塑造成为庞大学校机器的单元。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历史课由社会学取代),“科学管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在学校里,就像基于巴埔洛夫的条件反射和泰勒系统的观点用在学校一样。老师和学生由一个庞大的学校官僚机器来控制。右倾和极端左倾,包括自由主义者和费边社在这个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立学校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杜威1897年说过“每个老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是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雇员。”[46]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对企业家的一次演说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希望一个阶级受到自由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另一数目庞大而又必须的阶级放弃自由主义教育的特权为即将从事的艰苦、具体的手工劳动做准备。”[47] 1889—1906年间的美国教育部长威廉托里哈里斯在他的著作《教育的哲学》中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是自动操作,小心翼翼地沿着规定好的道路走,认认真真地遵从规定好的习惯做。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因为科学地来讲大众教育是对个人的吸纳。”[48] 在同一本书中他写道“学校的重大目的在黑暗、闭塞、丑陋的地方更容易实现。教育要使学生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要超越美丽的大自然。学校应该培养学生从外部世界撤退的能力。”[49]

大公司,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和公司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全国公民基金会,农业发展理事会,企业圆桌会议,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在现代公立学校制度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933—1953年间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科南特写道,向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转变是因为“工业家和企图改变工业生产过程本质的革新者”要求的结果。[50]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教育董事会指明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梦想里,人们完全臣服于我们的魔手。现行的教育规范(智慧和性格教育)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不受传统的约束我们将我们的善意传达给充满感激和富有同情心的群众。我们并不试图让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成为哲学家,科学家或大学者。我们不需要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作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我们不会从他们中寻找未来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律师,医生,牧师,政治家,这些我们自己有的是。我们定的任务非常简单:我们要将孩子组织起来,教给他们如何完美地做他们的父母做的不是很好的事情。”[51]

经过了一年的调查取证,1913年国会对企业基金会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研究发现:“那些手握一大部分美国工业的最终控制权的少数人已经不再仅仅控制他们的员工,现在已经迅速扩展到对教育和国家社会服务的控制。庞大的基金会通过直接的基金使用,不受任何法律的纠缠直接指向情形的杠杆,然而,这个权力随着附属联盟的形成使得它免受批评和监督而大幅度增强。”[52]

1954年国会开始就同一个问题又进行了一次调查,但是来自大公司和敌对媒体宣传的压力迫使它提前草草结束了事。在结束之前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个别大基金会的权力是巨大的。伴随着各色赞助形式的是思想控制的元素。它对教育者,教育过程,教育机构施加巨大的影响。它能够施加无形的压力,它可以实质上事先决定社会政治概念,学术观点,思想领导,公众舆论的发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如果它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相互连结具有知识卡特尔的某些特征。它在教育的几乎每个阶段都有其分支机构,因而对社会科学和教育施加巨大的实际控制。大基金会和知识卡特尔对报刊、电台、电视、甚至政府的影响之大使得对任何知识卡特尔赞同的事情的客观批评如果不首先被嘲弄,歪曲和诽谤就很难见诸各色媒体。这些基金会和他们的中间人不是以直接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某个政党的形式很深的参与政治而是有意识地鼓吹经过精心打造的政治概念实现其目标。”[53]

这些调查是在不同的政党当政时进行的,而且前后相差几十年。调查得出的结果相似,调查本身的命运相似,都不被重视,都没有后续的任何行动或体制上的改变,现在都已经从历史上抹掉了。在当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辩论中,这些调查和他们的结论在持不同政见者圈子之外根本就看不到。

同样的,这些并不是巨大的阴谋,而是教育形成方式的结果。教育体制的结构导致它这样进行。那些最初建立公立教育体制的人对他们做的事情是很直言不讳的,相信建立这样的学校是对的。


#4

新话

新话是对语言的操纵,以便强化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这个词语来自乔治奥威尔的《1984》,讲述的是由极权专制政府创造,用来控制人民的。新话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而是在许多其他等级社会都存在过的。在许多社会,语言常常被这样操纵以便强化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对精英阶层有利)。比如,有许多用来指妇女的贬义词(婊子,娼妓,笨蛋,荡妇),但是指男人词的就很少。这不仅反映了而且强化了权力结构和男性统治(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权力)。对当权者有利的语言操纵的出现是因为当权者控制交流的媒介,也因为在许多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倾向,用自己的视角看待一切。在美国,媒体和教育体制使得新话繁衍不绝,但是新话决非仅仅存在于这些领域。多数人经常使用,已经成为他们正常说话的一部分了。有些情况下,政府或公司有意识地创造一些新话以推进议题展开,有些情况下却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语言。新话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思维过程并强化现行制度。

这种伎俩的一个常见形式就是为政治讨论的术语提供一个官方的定义,但是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另有一套。词汇和短语被这样用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意思。比如,“阴谋理论”这个短语,官方的解释是指该理论企图把什么东西解释为一场某些人有意识地悄悄聚在一起要达到某个常常是不道德、违法的目的,是一场阴谋的结果。然而,这不是它实际使用时的意思。实际上,“阴谋理论”这个词只被用来泛指任何政府反对的理论以便将其搞臭而已。官方对9-11的解释,基地组织已说过是个阴谋理论。基地组织是一群邪恶的悄悄聚在一起的穆斯林分子,密谋发动对美国和其他目标的袭击,因为他们“憎恨自由”。这正是阴谋理论的定义,如果任何不是政府的别人提出这个基地组织理论将被贴上阴谋理论的标签。这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真实的阴谋理论仍然是阴谋理论。但是基地组织理论从来没有被称为阴谋理论,只有那些政府不支持的理论被称为阴谋理论。“阴谋理论”这个词在新话里两个定义:官方的定义和非官方的定义,即实际使用中的定义。“阴谋理论”是被政府用来搞臭与官方立场相左的理论的手段而已。即使从技术角度看不是阴谋理论的理论如机构理论(认为某些事件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悄悄聚在一起的结果)有时候被那些批评者称之为阴谋理论以便让他们闭嘴。

“恐怖主义”是新话的另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词只不过是任何反对美国的组织的贬义词而已。中央情报局从事过暗杀,放火,扔炸弹,推翻政府,滥杀无辜平民等数不清的罪行,这些行为如果是官方的敌人干的肯定被看作是恐怖分子。但是中央情报局(除了极端的文章外)从来没有被称作恐怖组织。当穆斯林极端分子包括本拉登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作战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现在他们开始同美国及其卫星国作战时就被叫做“恐怖分子”。在和苏联作战时,他们滥杀无辜平民,暗杀政府官员,向不戴头巾的妇女泼硫酸。在和美国作战时,他们犯下同样的罪行。但是只有在他们开始针对美国人时才被称为恐怖分子,之前被称为“自由战士”。他们从美国政府的盟友变成了美国政府的敌人,因而也从自由战士变成了恐怖分子。变化的是他们的立场而不是他们采用的方法。[54]

使用委婉语也成为一种新话。当权者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词替换原有的词让有些事情听起来好些。比如,二战期间美国有个战争部在组织美国参与作战中起到很大作用。冷战开始的时候与海军部合并形成“国防部”。国防部做的许多事根本不是真的国防,而是在国外用兵。他们从“战争部”改为“国防部”,因为国防听起来更好些容易赢得公众的支持。“国防”常常像这样被用来替换军事或战争(不仅是美国)。如现在很少有人谈论“军事预算”,改用“国防预算”。这个委婉语让国家和部队显得更正当些。

提及美国的卫星国,用的是“盟国”而不是“卫星国”以掩盖美国支配其他国家的事实,让美国的帝国主义看起来和帝国主义不一样。但是对国家的敌人就不同了——苏联的卫星国总是(正确地)被称作卫星国。

“共产主义”尤其在冷战时期也是新话。共同的用法是用来妖魔化任何不同的观点的模糊说法。在冷战时期用来描述美国敌人的通用称谓。实际上,任何人或组织只要相信政府有直接的责任为其统治的人民谋福利,反对美国的政策就会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他们可能是宗教团体,学生会,或任何别的什么,只要相信旁门左道反对美国政策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不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同情苏联,不必鼓吹计划经济。甚至明确支持资本主义的组织也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如在1954年被中央情报局发动政变推翻的危地马拉阿本茨政府明确地创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被称为共产主义分子。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如苏联、中国等没有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他们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是个非常宽泛的词,用来妖魔化与美国政策不一致的任何团体。

民主是个被称之为最耀眼的空话的例子。这是一个好听但没有实际意义非常模糊的词语。几乎每个人都赞同民主。北朝鲜自称为民主国家,萨达姆的独裁自称为民主国家,美国自称为民主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选举,但实际上都有少数精英统治。美国总是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但美国的敌人即使其政治制度与美国非常相似也从来没有被称为民主国家。中央情报局政变的时候,危地马拉政府部分就是被美国政府鼓动起来的,但是不被称为民主国家而是妖魔化为“共产独裁”。以色列总是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伊朗则不是,虽然两者政府形式相似。两者都是政教合一的共和国,有半自由的选举,违反人权,有限度的平民自由。但是只有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因为它是美国的卫星国,伊朗不是因为它反对美国。赞同民主就像赞同“好的事情”——一个好听但没有多少意义的笼统说法而已。

另一种讲新话的方式是通过让人很难看懂的方式给术语下定义。比如“资本主义”这个词,它是指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数人得出卖劳动力(通常是找个工作)谋生。他们将劳动出卖给直接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或通过由资本家控制的机构(如公司)的人。这和别的经济制度不同,如封建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多数人不需要出卖劳动力,但他们是庄园主的农奴或者是奴隶,他们不需要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本身就归主人所有,人家想买买想卖卖。新话把资本主义和贸易或市场混淆让人糊涂迷惑。在新话中“资本主义”成为贸易和市场的同义词。贸易在许多社会都存在,从原始社会村落到奴隶城邦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声称这些都在采取同一种制度显然是荒唐的。在同样存在很多贸易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奴隶制社会的罗马帝国之间有很多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别。对资本主义的新话定义将两个差别很大的经济制度等同起来。这个过分宽泛的资本主义新话定义使得人们很难在非新话意义上(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探讨资本主义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贸易使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用来描述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新话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批评的难度因而也就保护了现存制度。

与“资本主义”这个词相似,新话也给国家或政府一个过分宽泛的定义,同样增加了谈论废除国家的难度。国家是个对合法使用暴力有垄断特权的组织。它是个中央集权的多层机构,依赖其从上到下控制的武装团体如警察和部队以及法庭监狱等强制机构迫使其范围内的任何人都服从它。国家的新话定义将国家和组织等同起来,模糊了国家到底是什么,也使得对国家的批评难以进行。

新话还将“无政府社会”定义为完全混乱。“无政府社会”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没有统治者”。其实有个论述详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不是鼓吹混乱无序,而是自愿组成的无等级理想社会。将无政府社会等同于混乱简直就是诽谤,就是败坏激进哲学理论的名声。而多数将无政府社会等同于混乱的人很少或根本没有读过无政府主义理论,只不过是意识形态霸权通过媒体,学校,新话等推波助澜的结果。几个世纪以前民主与共和也像“无政府社会”,现在这样被等同于混乱。

新话的不寻常情况是“政治正确”。很多企图要打破某些等级秩序的运动,如女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认定语言是用来强化他们反对的等级秩序的。作为他们削弱该等级秩序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要改造语言使它不再用来强化他们反对的等级秩序。比如,反对种族主义运动成功地把“黑鬼”一词变成白人不能使用的词,让多数人承认它带有的种族偏见。然而,除了几个例外,这些目标并没有达到。多数旨在削弱新话(巩固权力结构)并成功地改造了语言的例子都是有关对等级结构没有真正威胁的鸡毛蒜皮,多数局限在种族、性别范围内;真正巩固阶级和国家机构的新话(如前文谈到的“恐怖主义”的选择性使用)根本没有碰也没碰。

短语“政治正确”最初是左派分子之间开玩笑时的说法,指遵循左翼政党的路线,通常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个短语只是在右派使用它之后才为主流媒体所注意。右派用这个短语指各种解放运动试图改变语言强化他们所反对的等级秩序。右派声称“政治正确”是“极权主义左派分子”用来进行思想控制的努力,就像本文对新话的描述一般。实际上任何要求更大种族和男女平等权利的团体运动都被指控为“政治正确”。有些右派甚至把它的意义扩大到他们不赞同的一切内容。事实上指控“政治正确”就和他们声称支持“政治正确”行为一样是用来妖魔化某些行为的伎俩,是一种思想控制。操纵语言来为权力结构服务(就像恐怖主义,共产主义,国防等词汇的选择性使用)从来没有被激进圈子之外认定为“政治正确”。新话是对语言的操纵以便强化权力结构,“政治正确”(在异己圈子之外)是使用者并不喜欢的用来减少新话或别的语言改变的贬义词。


#5

客观性的神话

“客观性”也是用来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主意。任何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或消息都被指责为“不客观”“有偏见”“煽动性”或“走极端”而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观点或消息被认为是客观的。有时候这种手法也被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人相互之间使用,比如保守派指责自由派的立场“有偏见”(或自由派指责保守派有偏见)。

比如,克里斯蒂安派琳逖被邀请参加公共广播公司(PBS)2004年3月2日的新闻时间节目和吉姆莱赫对话。主持人莱赫问派琳逖对伊拉克的轰炸是否让美国人更加困难,派琳逖的回答是:“我想是的。我想我们得看一下这么多挫折的深层原因。为什么伊拉克人会这么愤怒,在此类爆炸之后将罪过归咎于美国人?很大的原因是真正意义上的伊拉克重建的失败。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电力,很多城市如拉马底还没有足够的水。拨给哈里波屯和比奇特尔用来重建国家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最后落入了谁的腰包?我认为这是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和布什有牵连的企业在伊拉克重建工程的腐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在伊拉克还会有更多的不稳定状况出现。”[55]

两天以后, 莱赫为此发表了道歉声明说关于伊拉克的讨论是"不够公正,有失水准"。公共广播公司(PBS)后来暗示是因为前文引述的派琳逖的评论是“不够公正,有失水准”的来源。派琳逖说的没有一句是不符合事实的,公共广播公司也没有说是。几个月以前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彭斯在节目中表达支持对伊拉克的占领。2002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声称伊拉克1990年曾计划入侵沙特阿拉伯,后来证明纯粹是个10年前的谎言,但是莱赫并没有试图更改拉姆斯菲尔德并不正确的说法。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对所谓的“不够公正,有失水准”道歉。这充分说明所谓的“公正”只是用来将思想限制在一定光谱之内的手段而已。当个人表态支持对伊拉克的占领,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政府官员发表虚假声明,不需要反对的观点以显示公正。如果本拉登的反对者在讲,他们同样不需要用本拉登的支持者来平衡。但是当有人对现状进行猛烈攻击, 如派琳逖那样,他们就需要用反对的观点发表出来以便显示媒体的公正。如果有人过分偏离党的路线,就需要有反对的意见来驳斥他;但是坚持党的路线的人就不需要反对意见了。这就是在实际执行中“公正客观”的真实含义。

另一个例子是对因特网的处理。人们一般对网上的消息比较谨慎,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布消息。”这个观点被媒体,学校或别的地方一再地宣传推广。这点不假,但是对电台,电视,广播,报纸或多数别的信息来源同样适用。在电视或别的媒体上发表消息的唯一真实的资格要求是你有足够的钱来做到这些。批评性的思考,合理程度的怀疑对任何事情都是适用的,并非仅仅对网上的信息。对网上的信息比对电视上的信息持更多批评的态度是没有明确的说出有钱人或有钱人控制的机构比没钱人更可靠,更值得信赖。但这个假设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价值判断的消息是根本没有的,因为没有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每一个信息提供者必须决定刊登什么,忽略什么,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任何消息来源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将所有新闻事件同样详细的报道出来,即使能够这样,它将提供给普通读者没有多少用处的过多的信息。唯一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方法就是阅读来自不同消息来源、代表不同观点的资讯。(我不是指多种商业媒体——他们的观点基本雷同)

与此密切联系的是对节制、中庸的崇拜。节制、中庸常常被看作是个美德,政治人物(还有其他)都喜欢标榜自己为“温和派”而喜欢将对手描绘成“极端分子”。其实很少自命为“温和派”的人真正采取温和的立场。很少自封为温和派的人主张适度地使用奴隶,虽然如果认真地从他们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鼓吹绝对地废除奴隶制是个极端的立场,正如鼓吹大量的使用奴隶也是极端的立场一样。真正的中庸立场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赞同适度地使用奴隶。“温和”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温和,而是鼓吹维持现状。对温和的赞扬实际上是对支持现状的赞扬,而支持现状明显强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

对于那些长期经受自由保守光谱思想灌输的人以所谓的“有偏见”“不客观”“有破坏性”“有煽动性”“有成见的”“不公正”等为借口摈弃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并不是罕见的。指控人家公开主张某个行动为争取某个主张 (有偏见)是个非常奇怪的指控。这样的指控只有在被指控的人声称他不是在争取某个主张时才是有意义的。(正如媒体和教育制度的情况)给某个理论起个名字并不能驳倒那个理论。指责别人有偏见,缺乏公正等的人自己才是有偏见(要鼓吹某个观点) 。主张某个观点,为某个观点辩护并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只要你对所做的事情持开明的态度。任何反对这个立场的争论就是要为某个观点辩护是自己批驳自己。没有理性的争论,只是反映出极端宗教崇拜者无法思考问题的情况罢了。

同样的标准也适合于本文。个人的文章,或者网站主张什么观点与一个社会制度有系统地剔除某些观点同时让某些人垄断媒体和学校是有区别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充当向广大民众灌输自由保守光谱的角色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自由保守光谱是错的。假定就是这么个情况有思想控制的体系存在,自由保守光谱内的意识形态碰巧都是正确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在此批驳自由保守光谱。

媒体通过强调那些支持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比如柬埔寨的种族灭绝,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犯下的罪行,同时轻描淡写或者闭口不谈损害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如东帝汶的种族灭绝,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犯的罪行等形式将信息进行过滤。教育体制宣传推销自由保守光谱的信念,同时阻拦对这个范围之外的理论的传播。这些观点也碰巧支持精英阶层并强化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支持。自由保守观点是不是碰巧正确和意识形态霸权是不是存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可以证明自由保守光谱的哲学是正确的,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一种霸权向广大民众灌输这些观点。

Notes (略)


#6

截图好像出自高清越战纪录片:


#7

好文章,保存了


#8

美帝国主义认定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大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