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历史上的作用 ——答维·卡拉拉辛格哈姆

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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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历史上的作用——答维·卡拉拉辛格哈姆

纳·桑穆加塔桑


1967年6月6日,毛泽东与来访的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交谈。

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在八月二十二日《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对托洛茨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拙劣的曲解,我不能不予以批驳。

虽然,在文章的开头,他承认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次于伟大的列宁,但有些地方,他甚至试图暗示列宁曾在托洛茨基门下学习理论。这是对事实的完全歪曲,甚至那些只要知道一点点十月革命历史的人,也都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就算是冒牌的知识分子也要遵守这样的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可以自由。所以,我要举出一些同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的分析是完全相反的事实。

十月革命是由列宁所缔造和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列宁在党内的主要副手是斯大林,不是托洛茨基。事实上,托洛茨基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

我先列举一些事实来证明我的看法。然后再谈理论方面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举行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同孟什维克派决裂,并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党。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斯泮达梁等人。为了领导俄国国内的革命工作,成立了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叫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实际中心。

这个事实表明了党对斯大林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认识和了解的。当列宁主要是从国外来领导运动时,是斯大林在俄国国内把地下党建立起来的。为什么西方的新闻记者对斯大林没有像对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流放在欧洲的俄国人那么熟悉,这是原因之一。

不用说,那时候托洛茨基并没有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起。事实上,在同年八月托洛茨基将一切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集团和派别纠合在一块,组成了所谓的“八月联盟”。就是在这个时候,列宁将他叫“犹大什克·托洛茨基”。

紧接着推翻沙皇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斯大林是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的第一人。列宁于四月回来,并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四月纲领”,斯大林马上就对这一提纲表示支持。

后来,托洛茨基才从美洲回来。最初,他企图自己成立一个组织,但失败了。只是在他认识到全国都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的时候,他才决定跟布尔什维克走。他承认了过去的错误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正确,并要求参加党。列宁也要团结一切力量来胜利地进行革命。

这样,曾经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反对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在放弃他先前的观点之后,就进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来了。

这是发生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事情。列宁当时正隐蔽在芬兰,所以没有能够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从那里给大会以指导。正是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主要报吿,并同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一起领导了大会。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列宁的“四月提纲”。他还被选进了当时第一次成立的政治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三个书记之一,并被委任为党报《真理报》的编辑之一。

就是在这一次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大会上接纳了托洛茨基为党员,这次大会还决定了要夺取政权。关于这次代表大会,有两点必须注意。

第一,正是斯大林在这次大会上建议(显然是得到了列宁的同意)接纳托洛茨基和“区联派”入党的。这个集团曾经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现在它宣布无保留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政策,并要求入党。

第二,也是斯大林在会上提出了夺取政权的决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此人后来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则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说只有当西欧有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才能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托洛茨基不在,因而没有支持这个修正案。

这是后来发生的关于能否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争论的先声。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彻底的辩论。斯大林用下列的话答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很有可能,正是俄国会成为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决议以绝大多数通过。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决定进行武裝起义。列宁已经在十月七日秘密回到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列宁的决议提出修正案,但被否决了。

十月十六日召开了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选出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它是进行合法活动的起义总部)的领导核心,它实际上领导了整个起义。

这些事实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因而使得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能够全部否定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在十月革命中起了仅次于列宁作用的人,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二二年,当列宁中弹受伤卧病的时候,斯大林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那时列宁还在世——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有了列宁对斯大林所作的事后批评,斯大林仍再度当选,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对票的原因。甚至在托洛茨基分子大吹大擂的所谓列宁的遗嘱里,列宁只是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称为“目前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卓越的领导人”。列宁从来没有将托洛茨基放在高于斯大林的地位。

事实既然如此,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说托洛茨基是“党的主要发言人”的这种厚颜无耻的说法只能是出于愚眛无知。就算撒谎也应该有个限度嘛。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文章里在理论方面的歪曲。他要我们相信当时的主要争论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是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还要我们相信甚至列宁也对托洛茨基的观点感到惊异,后来就接受了它。

这是明显的无稽之谈,还要花时间来驳斥它,可真是倒霉。

那时候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真正的争论是关于革命的阶段问题。列宁以前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间隔时期。他们设想有一个资本主义“合法”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将发展为人口中的大多数。

正是列宁最先指出,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那样的国家中的爆发已经推迟,在那里,高度集中的工人阶级已经在封建的胚胎中成长起来了,所以就无需在两个革命中间树立一道万里长城;只要不让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不坚定的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果敢地领导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有可能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换句话说,在没有否认两个革命不同性质的情况下,列宁首次提出这样的理论,即在当时俄国的环境下,两个革命实际上是同一个革命的两个阶段。

这就是他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在他的著名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所说的话: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见《列宁全集》第九卷中译本第八五页。一译注)

所以,列宁远在一九〇五年就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的看法。他用不着请教托洛茨基。正是列宁写出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不朽的著作,列宁在这一著作中分析了作为全球性力量而出现的帝国主义。从这里他得出帝国主义的锁链是可以从它最薄弱的环节击破的论断。

列宁也曾经提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他在一九一五年一篇题为《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里所说的话: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画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译本第三二一页。一译注)

列宁于一九一六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说: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译本第七五页。一译注)

事实并不像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列宁并不是在十月革命前夕突然间从托洛茨基那里学到这些论点的。

最好笑的是,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的文章和本地参加无线电广播小组讨论会的托洛茨基分子们,竭尽全力回避讨论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主要争论问题,即能否在单独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如卡拉拉辛格哈姆先 生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将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存亡问题同先进国家工人革命斗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或者,像托洛茨基所大言不惭地宣称那样,只有“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拯救俄国的革命。

这里,托洛茨基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了。斯大林证明了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当法西斯侵略苏联的时候,在史无前例的最野蛮进攻面前捍卫了社会主义。难怪托洛茨基分子今天在这个问题即当时的主要争论问题上放低了调子。

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争论的由来,要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紧接十月革命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存在着三个固定的派别。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他们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成立了一个集团,该集团的政策同孟什维克的政策没有区别。而布哈林、拉狄克和施里亚普尼可夫领导着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则摇摆于各集团之间。

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一方同托洛茨基及其党羽之间为一方的大辩论,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即列宁逝世前一个月开始,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时结束的。争论的中心环绕着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让我们援引一些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看法。托洛茨基在写《一九〇五年》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说的:“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一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以上这一段话见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赂》一文中援引这一段话并加以驳斥,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译本第三一七—三一八页——译注)

斯大林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作如下的答复: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克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以上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译本第三一八一三一九页。——译注)

上文已经援引了列宁关于有可能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就是立足于这些论点上,采取果敢的決定,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果敢的人才能采取这样果敢的决定,而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今天,关于在一国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纯然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了一一只有那些没有其他消遣的知识分子才会去辩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久以前就向全世界证明了能够这样做。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人们甚至俄国国内的人民对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淸楚的。许多人怀疑:能够这样做吗?这就是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是今天托洛茨基关于一国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死寂无声。托洛茨基主义本身也已经从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一种错误的思潮转变为一种公开的反革命哲学。

有些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派的作者捏造这样的谎言,说斯大林是一个十足的官僚和暴君,不让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个进行公平辩论的机会。这纯粹是捏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一个手上握有这么大权力的领导人对他的反对者表现出这么大的容忍,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那样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讨论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内部曾无休止地继续了多年。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击败了。但他不认输。对他的最后的毁灭性打击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当时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民主投票,以确定每个党员的个人立场。七十二万四千名党员投票支持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四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的党员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如果托洛茨基要的是民主的辩论和决定,他已经完完全全得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值到那时他还不承认失败或放弃他的派系斗争。就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即十月革命的十周年,托洛茨基和他的党羽还企图搞一次对立的示威游行,但又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稍后,托洛茨基被放逐到苏联的一个边疆共和国去,但仍让他享有完全的自由,只是下令他停止反党和反对国家的活动。但由于他再次食言。一年后,就将他驱逐出苏联。

他在流放中的活动,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怎样被当作一个来访问的国王来接待,他怎样成为国际反苏活动的中心,谁支付大笔金钱供给他的许多铺张的活动,最后他怎样定居在墨西哥的一所防卫森严的城堡里,并被他的女秘书的情人由于争风吃醋而把他杀死——这些都是另一桩故事了。

还要谈一两句关于所谓恐怖统治。列宁写道:

“如果革命贏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话,那时我们将用雅各宾的方法,或者,如果你们喜欢的话,用古罗马庶民的方法来同沙皇主义算帐。”列宁还援引马克思于一八四八年在著名的《新莱茵报》上所说的话:“法国的恐怖不过是同资产阶级的敌人: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和市侩主义算帐的一种(古罗马)庶民的方法而已。”

近一点来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许多人也忘记了,在十月革命后,用以对付反革命的最初的秘密警察力量——非常委员会,即契卡——是由列宁在没有通过正常的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被资产阶级分子描写为赤色恐怖。

那时候没有人反对,甚至托洛茨基也没有。事实上,直至一九二四年,当时托洛茨基和他的党羽都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的前途,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这“官僚机构”。

关于所谓清洗事件本身,我只能引用一下W·杜兰第的话:“我不能忘记一位处于高位然而忧心忡忡的法国人最近在华盛顿和我讨论清洗问题时所说的话。他说:‘是的,那一定是很可怕的,如你所说的,像发狂那样。但是,不要忘记,在俄国他们把第五纵队分子枪毙了,而在法国,我们却让他们当上了内阁的部长。今天以及在赤色战线上,两种结果你都可以看见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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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资料,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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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答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此文于2018年7月10日发表于激流网

下面是纳•桑穆加塔桑同志写给锡兰《每日新闻》,答复该报上阿马拉 达萨·费尔南多先生两篇文章的两封信。——《红旗》杂志编者

当我阅读到四月六日贵报上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关于今年三月苏联侵入中国边境事件所发表的混乱和糊里糊涂的托洛茨基观点时,我觉得好笑。

托派思想总是混乱和糊里糊涂的。因为他们无法举出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是奉行托洛茨基的教义的。因此他们处于能够批评和谴责一切事物和任何人的“轻松愉快”的地位。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费尔南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是如何“偷偷摸摸地”对托派一贯攻击的对象——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所施加的攻击。

同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国家的反动派一样,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斯大林逝世后仍然憎恨和污辱斯大林的名字,他们像斯大林在世时那样害怕他。对斯大林同志来说,沒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

费尔南多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偷偷摸摸地放进一个完全捏造的说法,说列宁要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担任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

这是帝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煞费苦心散播的一个神话。这大概是引自曾经多次出版的著名的列宁“最后遗嘱”吧——在这里头列宁对斯大林同志提出了某些批评。

但是,让我们首先指出,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首次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那时列宁还在世。

毫无疑问,列宁那时在党内享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如果他曾经想过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适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话,他早就这样做了。

但是他并沒有这样做。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老卫士,他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而斯大林则是同列宁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同创建者。

托洛茨基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曾不断同列宁发生争执,十月革命以后仍然是这样。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不得不扬言要对托洛茨基采取纪律制裁。

关于列宁要以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的那种说法的唯一凭据就是在列宁逝世后由他的孀妇所透露出来的所谓最后遗嘱。

甚至这个遗嘱也沒有建议让托洛茨基当总书记。遗嘱里面有某些从来没有向斯大林当面提过的批评。

尽管如此,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列宁逝世后第一次召开、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读了列宁的这一遗嘱。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听取了列宁对斯大林的这一批评后继续选举斯大林当总书记的,只有自己想当选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一人投反对票。

诚然,斯大林犯过某些错误,包括他对中国局势的某些估计。但是,人们不会只看到玫瑰花园中的粪堆,而看不见整个玫瑰花园。

用两分法来对待斯大林的工作,就能看出他的功远大于他的过。

我们还要记住,他所从事的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使人惊奇的不是他犯了一些错误,而是他建设了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捍卫了它。

他基本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费尔南多先生的观点甚至更加混乱。费尔南多先生不能看到下列二者之间的区别:列宁主张推翻本国参加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封建政府,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土地、工厂和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地主和资本家所有;斯大林(列宁在反对外国干渉的战争日子里也是这样)则主张捍卫工人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时候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工人的了。

不错,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最早措施之一是废除一切由俄罗斯各沙皇强加于他们的弱小邻国的不平等条约。就欧洲来说,这一措施已经实施了。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一八六〇年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却没有废除。在这一点上没有理由归咎于斯大林。因当时列宁还在世,托洛茨基是外交部长。

中国的同志们说,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后,这个问题本来能够解决,这样说是正确的。但那时候这一问题并不迫切。当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有争执的边界时,边界问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事情并不迫切。

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和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上台执政之后,在这一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以及在这一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开始在一切国际事务上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参与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之后——这一战略以起自日本,经过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苏联,又回到日本的各个军事基地来包围中国,这就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今天的苏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表现在它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并同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 印度尼西亚刽子手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它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目前对中国实行边界冒险的行动上。

但是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要求他们本国的人民不要抵抗苏联的侵略。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煅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保卫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堡垒和根据地,这不仅是有关中国人,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一切革命者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费尔南多先生把它解释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帮帝国主义的忙。

这个斗争使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重新得到活力,并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

当然,苏联的群众定将从现代修正主义的祸害下把自己解放出来。他们必将进行另一次十月革命,恢复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历史。

中国的群众已经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领导下解放了自己。

他们并不需要费尔南多先生或在某些国家内仍然点缀着政治舞台的个把托洛茨基分子为他们效劳。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在离开将近一个月又回到锡兰岛上来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被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是对我答复他的信的一个答复。我相信你们会慷慨地让我再有一个答复他的机会。

我不想占用你们过多的篇幅。但是费尔南多对我的答复包含着这么多的历史谬误,我不能不加批驳就让它过去。

首先,我得指出,费尔南多先生没有对这一事实表示异议。即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即列宁在世时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

其次,让我们谈谈所谓列宁的最后遗嘱。事实上这是由列宁口授,写给即将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这次大会后来在列宁逝世后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举行。列宁要求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斯大林自己这样做了。

费尔南多先生引证了列宁信中适合他要求的那些部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封较早和主要信件中有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如下的描述:

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列宁写这封信同后来他写信的附注的动机是一样的,就是害怕发生一次分裂,他是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分裂的。人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阅读这些信件。

列宁从来沒有如费尔南多先生所说的那样讲过: “所以我向同志们建议撤掉斯大林的这个职务,指派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优越于斯大林的人来接替这一职务。……”列宁说的是,“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 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他从未用过“优越”这个词,这个词是从费尔南多先生丰富的想象中迸发出来的。

费尔南多生对托洛茨基的才能谈了很多。这是毫无意义的。曾经有过许多做了各种事的能人。在我们本国的托派圈子里出现过一些“智多星”,但他们却无法使 “新闻法案”在国会中获得通过。资产阶级有过他们自己的能人。温斯呑•邱吉尔就是一个特出的例子。但他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仅仅有能耐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很重要的。沒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才能也是沒有用的。

费尔南多先生老是断章取义。列宁从来沒有说过 “不应该因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反对他”。 列宁说的是:“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我并非因洛茨基是一个非布尔什维克而指责他。 我只是说明一件为列宁所证实而费尔南多先生也已承认的事实。我用这一点来说明托洛茨基不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而沒有权利象斯大林那样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列宁从来沒有用暗示或其他方式建议由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如果列宁有这种想法,他定会用文字把它下写来——他在一切其他事情上都是这样做的。

费尔南多生说列宁听凭布尔什维克党的良知去选择一个继承人。正是这个良知,使党代表大会在听取了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后,仍然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 而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对票。列宁的信是由斯大林本人在会上宣读的,其中包括关于他的粗暴的一部分。宣读信 件以后斯大林坐下来评论说:“是的,我对那些想分裂列宁的党的人是粗暴的。

我想,毛泽东同志所明智地采取的那一种方式。就解决党领导的继承人这类问题的正确方式,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同志让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就由谁来继承他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了一致的决定。

我还必须举出列宁对托洛茨基所作的一个使人难忘的性格描述,列宁有一次把托洛茨基称为犹大什克•托洛茨基(见《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二八页。犹大是基 督敎《圣经》中出卖耶稣的叛徒。——译注)。我在这里只举出列宁的几段话。列宁说:“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 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接着,他对托洛茨基在各个时期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作了详细的分析。其中列宁评论说,“在一九〇四—— —九〇五年间,他离开了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 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

他的描述是这样结束的:“这种典型(如托洛茨基——作者注)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別、集团、派別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谈论同他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淸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理睬党从一九〇八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的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拫本不愿考虑事实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上几段引文均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四六一三四七页。)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我只要举出X X在“九大”报 吿上所援引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苏维埃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 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这里沒有到“一当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就归还所夺取的一切领土。这只是费尔南多先生所炮制出来的一种诡辩,用以解释为什么当列宁在世和托洛茨基处理外交事务时沒有实现归还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为什么要归咎于斯大林呢?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当斯大林在世时,这个问题从来沒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斯大林逝世后,中国政府于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建议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一九六四年举行了会谈,但沒有结果。因此就出现了目前的情况。

费尔南多生答复的其余部分包含这样多的谬误, 要对每一点谬论都加以批驳将不胜其烦。因此,我将只批驳他的一些主要的论点。

(一)因为中国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友好关系,费尔南多先生就找中国的岔子,谴责中国是十足的伪善和机会主义。这么说他也要谴责列宁了,因为列宁曾经同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曾不断的大力反对这一和约)。同样地斯大林也曾经同希特勒签订了一个协定取得了暂时的缓和,从而避免陷入对一切敌人同时进行斗爭的境地。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这一协定是在英法政府拒绝建立共同反对希特勒的共同阵线之后签订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所做的都是同毛最近所宣布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相符合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策。

(二)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沒有“解散它自己,让它的党员加入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为普通党员。”

真实的情形是,在一九二四年,由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接受了三大原则,即一,同苏联友好,二,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三,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来沒有解散过,只是允许它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完全正确的政策,因为两党合作后在广州成立了革命政府并开始北伐,从军阀手中解放了中国的大部分。

那时期中党所犯的错误是在统一战线内沒有保持党的独立自主。这就使得在孙逸仙博士逝世后继承他的蒋介石能够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统一战线。这是当时的 总书记陈独秀领导下所奉行的错误政策,陈独秀后来成了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

不管怎样在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则由布哈林接替。在一九二七年之前,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沒有担负重要的职务。那么,为什么要咎归于他呢?

(三)如果一个人问问自己,锡兰平等社会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原来的委员现在还有多少留在党内——沒有经过任何淸洗 就会得到一个淸楚的答案。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谓二十纪三十年代的淸洗,对于肃淸内部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沒有这样做,希特勒就会实现了对苏联的吞并,大门就会从里面打开。

内中可能有一些过火的做法。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处决了。但是历史并沒有停留下来记载这些过火的做法,它记载的是革命的伟大成就。

(四)斯大林把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分子描写为一丘之貉。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是列宁首先用来描写社会民主党人的,它的意思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德国共产党曾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但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了这个号召。

(五)各共产党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一起参加政府的政策,是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爭中而不是在希特勒失败后提出来的。这个政策是正确和符合列宁的观点的。

(六)第三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由于历史环境所造成,这样做使得每个共产党能够同它本国的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签订建立反对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协议。

我相信当时的费尔南多先生总不会指责马克思解散了第一国际吧。这也是由于历史环境造成的。

(七)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戴高乐政府和交出武装是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同这沒有关系。那时候沒有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不要把多列士的错误放在斯大林头上。

同样地,锡兰共产党参加锡兰国民大会党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那时候锡兰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并沒有联系。建立联系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锡兰共产党的这些行动违反了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早晚要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反帝的资产阶级,尽管是动榣的——的理论指导。斯大林认为后一部分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暂时的和动搖的同盟者。

为什么要把克尼曼和瓦戴林甘姆的蠢事归咎于斯大林呢?

(八)费尔南多先生关于苏联的成就与斯大林无关的说法,使我记起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经常爱说的那种胡言乱语乱语。当红军撤退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错误。当红军前进并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就或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造成。

你看这是多么开玩笑?

(九)我不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费尔南多先生,因为这就象是对牛弹琴。

(十)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同毛所提倡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十一) 托洛茨基主义的破产,在有目能视、有耳能听的人们面前,已经暴露无遗。我大胆地说,将来在苏联恢复名誉的绝不会是托洛茨基,而是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

我所提到的“斯大林花园中的玫瑰”,就是斯大林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挫败了国内外的颠覆活动捍卫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他从事的是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过去憎恨他,而托派分子现在仍然憎恨和污蔑他的原因。费尔南多先生曾经听见过资产阶级报刊对托洛茨基说过一句刻薄的话吗?为什么没有呢?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二月号)


#5

XX是指林彪吧


#6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