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文革研究
毛时代
生产关系

#42

五、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六”。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有,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泽东: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核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他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泽东: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泽东: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课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磕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泽东: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泽东: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Island(长岛)。

斯诺: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斯诺: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持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泽东:就是那张。

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人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他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领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予,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的大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车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泽东: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个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泽东: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泽东: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

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么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泽东: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变化。

毛泽东:就是这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43

记得戚本禹回忆录里提到军队的问题不好处理……军头们在各地干了太多不地道的事了


#44

这只是戚本禹看到的听到的,他没看到的没听到的更多吧。

很多事情并非要等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实践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生,才能被观察到。

多年前我有个亲戚在大学里教书,说有些老师不愿教农村的孩子。打个比方,假如一个学生没见过手电筒,不知道那是啥东西,老师教课的时候说到了手电筒,就听不明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这里不是重点。

今天一个十几岁的娃娃的认知能力就比一千年前同年龄的娃娃的高,一万年后一个十几岁的娃娃的认知能力肯定也比现在十几岁的娃娃的高甚至高许多。

但三个娃娃刚出生那一刻能有什么区别?

有些事我们没能力改变,但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在实践中逐步克服环境的限制得到提高,比如对“阶级”的认识。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我们应特别详细地论证这个方案,这并不是因为纲领的这一部分最重要,而是因为对它争论最多,它同一般公认的、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的道理相差甚远。我们认为首先申明(有条件地)“支持”农民是很必要的,因为一般说来无产阶级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保护小有产者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在这个阶级具有革命性的条件下才给以支持。既然现在正是专制制度体现着俄国的一切落后现象,体现着农奴制、无权地位和“宗法制”压迫的一切残余,那么就必须指出,工人政党支持农民,只是因为农民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这一论点看来好象是同“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论点抵触的,该草案说:“专制制度最主要的支柱是农民不问政治和思想落后。”但是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因为农民(以及一切小有产者阶级)的特点就是具有两重性。——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底


#45

再跟几个帖子,作者是王绍光。小资产阶级学者,在我看来政治立场反动,但他对造反派的认识比较正确。

他说造反派不是革命派,后面说绝大部分造反派,实际上不可能是“绝大部分”,造反派中如能有100个革命派分子中国可能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基本上”比较合适。

超凡领袖那本书中的节选部分,不少词看着别扭。

这两天重新开个帖子,通过几件实例对八十年或九十年代的一些阶级情况做些解释。如果你有兴趣,到时可以看看。我刚上网那会,连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分不清。多看多比较,多做调查研究,多学习导师著作,有些问题总会搞明白。

在看完贝特兰的所见所闻所想的时候,可以参考王绍光介绍的同时期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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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中国(节选)

(参考)

一、“文革”中的“新思潮”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讲到70年代,显然不能跟60年代割裂开来,因为70年代前半期几乎大半部分都还处在“文革”期间。

我讲的题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对于“文革”中的其他事情来讲的。有关“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维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无所谓“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动机,但是绝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着“中央文革”、跟着北京的声音走而已,他们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本单位的顶头上司。我在武汉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得胜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无非是报复对手,报复上司。出了气之后,很多人就变成了“逍遥派”,就不参与运动了,他们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仅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头目也不例外。依我来看,他们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如,一旦知道了有夺权的可能性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把权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不一样。注意,在这里没有使用“异端思潮”这个概念。1996年宋永毅编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我为这本书写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异端思潮”,还特别愿意强调“异端”这个部分。之后,他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强调“文革”中有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东西。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对的。我认为,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我讲新思潮时不会包括血统论与出身论的辩论,而对宋永毅来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前面。血统论和出身论之间的辩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新”意,因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血统论。至于出身的问题,彭真、蒋南翔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应过分强调出身。

如果排除这些所谓“异端”的东西,新思潮是如何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的呢?它的初始阶段是在1966年,牵涉到两个年轻人,即伊林·涤西事件。伊林·涤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有次讲话。我以前曾分析过林彪,他在“文革”中间,尤其是“文革”初期,永远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释“炮打司令部”时说: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这样讲显然偏离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听到林彪这么说,当时保守派非常高兴。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不过是小学毕业刚进初中,但还记得保守派读到这个讲话时有多么激动。他们本来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这时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炮打”是对两种敌人都要打,不仅仅要打“走资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资派”,而是打地、富、反、坏、右这类阶级敌人。而当时造反派的解释是,“炮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走资派”。

“伊林·涤西”是个笔名,作者是北京农大附中的两个高三毕业生。“伊林”的原名是刘握中,他翻《列宁选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就将自己的笔名选为“伊林”。“涤西”意味着“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是张立才的笔名。把“伊林”、“涤西”连在一起作为共同笔名,让人听起来好像俄罗斯的名字。这两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刘握中他爹解放时跑到台湾去了,是个反动军官,而他的祖父刘葆村与国共两党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个非正式的湖南老人会,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钊、王季范、李淑一等。这些老人成天在那儿议论政治,伊林经常被他爷爷带去参加议论。老人谈话跟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广播、读报纸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没有忌讳,又是湖南人,所以伊林听到很多不正统的东西。张立才的父亲是工人,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什么东西都能修。这是他俩成长的背景。

伊林·涤西读到林彪的那个讲话以后,就写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对后来“文革”中间的新思潮影响比较大。他们在信中指出:

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变成新思潮的主线。那么如何“改善”与“革新”呢?他们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权体制。说到公社,他们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其实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已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两个月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强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也就是说,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要彻彻底底地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很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公社”这个提法在官方话语中后来几经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推荐了一种权力体制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按《人民日报》的说法,这个委员会“是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产生的。这样产生的委员,不是上级委派任命的,而是群众自己选举的最满意、最信赖的人。选出来的‘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成员,既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又是生产上的能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服务员分工包管厂内各项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革命生产委员会’中,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同一天,陈伯达告诉大家,未来省市一级的权力体制将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红旗》第3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国家机关“崭新的形式”。什么是“崭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也是《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这么解释:

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个很长的讲话,其中说到“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公社。

这些讲话直接影响到上海夺权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夺权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发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发现有问题了。2月12日,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着毛主席给出了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这样“文革”中新生的政权就变为了“革命委员会”。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体里边关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响可不是官方不提就会立即消失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讲话中提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说“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说法马上被当时北京“四三派”的报纸《四三战报》借用,并写出一篇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简称《论新思潮》)的文章。这就是“新思潮”这个词的来源。《论新思潮》表达的观点与伊林·涤西差不多,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段话,跟1976年4号文件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论新思潮》强调的是,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进一步改造,尤其他们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1958年就开始强调的,其后张春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论新思潮》接着指出“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这样说的潜台词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劳动人民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而是“革”与“保”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欢迎再分配的”,这个说法也是后来新思潮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要把财产与权力来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这一面进行再分配。主张新思潮的不少人并不是出身“红五类”,因此他们主张随着旧阶级的灭亡,新阶级又起来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权阶层,这跟毛主席后来的说法非常接近,但出发点未必一样。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汉“7·20”事件以后。这种“阶级关系改变论”在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庭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继续讲阶级路线、讲“红五类”、“黑五类”,对他们很不利。一旦提出阶级关系改变论,情况则可能完全翻过来:“文革”前17年,受压的人就变成了革命阶级,那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群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切为了九大》。其实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开。《一切为了九大》的主调也是阶级关系改变论,它说: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 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但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是被压迫阶级,因此,我现在就是革命阶级了。这种解释对很多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成立,他们夺权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阶级关系已经变动了,“红五类”就没有任何优势了,“黑五类”也没有任何劣势了。

新思潮对夺权是否关注?毛主席“一月革命”支持夺权,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夺权是什么意思。我记得70年代初当中学教员时,有位学生家长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工人,这个厂当时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据说夺权高潮时,这位工人把肉联厂所有的公章都夺过来了,然后拴在裤腰带上,他觉得这就是夺权了。显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夺权,夺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鼓吹新思潮的人对夺权有不少思考,他们提出不光要夺政治权、经济权,还要夺军权。那么他们借用《解放军报》最早提出的一句话,叫“揪军队一小撮”。196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其中就使用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也使用了相同的提法。到“7·20”事件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虽然后来主流说法是,“揪军队一小撮”是极左派提出来的,其实开始的确是官方的提法。

这个提法后来被新思潮的倡导者借用,“夺军权”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夺军权不像夺行政权那样把公章夺过来就行了。当时一些人把毛主席一些著名的话搬了出来,如“枪杆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他们认为要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把军权夺过来。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央一度对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严峻的。因此,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一度想通过武装革命左派来稳定局面,也就是要给他们发枪。结果没想到,发枪造成天下大乱。发给这一派,那一派也要;不发就抢,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全国出现了抢枪运动。当时街头热闹极了,很多人被打死,但不是被故意打死的,而是流弹,因为大家拿到枪以后都想试一试。我有好几次差点被打死,几乎都是流弹。到了9月,中央认识到这个局面太危险了,10月就开始收枪。但是不少组织是交大不交小,交坏不交好。交枪之前很多人还会舍不得,要再开枪、扔个手榴弹玩玩,因此那时武汉江滩上不时听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极度危险。我有一次在有一些沙堆的小路上走,大路上有人开着敞篷吉普车,学着美军的样子,对着沙堆开枪扫射,幸亏我及时蹲下躲在沙堆后,否则就没命了。

收枪却引起了新的一批人思考,这就不能不提到“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其主要人物是当时的高中生杨曦光(“文革”后改名杨小凯,成为经济学家)。“省无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类所谓新思潮的组织,北京有“共产主义小组”,山东有“十月革命小组”,上海有“东方公社”,广州有“八五公社”,武汉有“北决扬”。不过,“省无联”在国外名声最响。杨曦光本来也算是个高干子弟,但他爹1959年反右倾时挨过整,所以他的身份不太明确。他当时模仿毛主席办了一份出版物,叫《湘江评论》。他写过《中国向何处去》、《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还写过《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同样是效仿毛主席1920年前后组建共产党。杨曦光判断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他憧憬的目标也是巴黎公社。在一篇文章中,杨曦光说:“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中国要“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他的著名预言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那么实现“中华人民公社”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暴力革命。杨曦光说:“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这个判断与当时的党中央非常不一样,更不要说与保守派是背道而驰的,即使与造反派的主流也大相径庭。杨曦光希望看到的是一场战争彻底推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后建立新社会。而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正忙着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革委会已经成立,有的正在筹建,希望实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杨曦光们关注的不是造反派在革委会中有多少席位,而是展开了对革委会的批判。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形势是“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长沙当地驻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杨曦光同时对毛主席提倡的“三结合”提出批评: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

简而言之,杨曦光不仅要推翻“文革”前的权力机构,也要推翻革委会,这是与其他人很不一样的主张。为此他后来被抓。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出面批判“省无联”。

但是湖南的“省无联”垮掉以后,新思潮并没有结束,又在其他地方冒头。我没有时间细讲,就只讲我熟悉的武汉的“北决扬”。这里“北”是指“北斗星学会”;“决”是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扬”是指《扬子江评论》。这是三位一体的同一群人。我对“北斗星学派”的印象最深。我在宋永毅那本书的序中写道:

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这篇《宣言》是这样说的: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这完全是模仿青年毛泽东的写法。“北决扬”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冯天艾,另一位叫鲁礼安,都是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现在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是鲁礼安,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仰天长啸》,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最初的书稿是鲁礼安寄给我的,我当时非常不满意,因为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反思”,尽是陈词滥调。我建议他还原他当年的想法,而不是进行廉价的“反思”。鲁礼安后来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我也利用自己保有的原始材料对其中一些史实进行了细致的核实。书出版时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身份是编者。

上面说到“北决扬”是三位一体,他们中的一些活跃人物,在座不少人也许认识,比如海南大学的哲学家张志扬,又比如已去世的萌萌。萌萌是“大右派”曾卓的女儿,原名曾萌萌,后来改成鲁萌,再后来干脆叫萌萌。鲁萌的丈夫是经济学者肖凡。“文革”期间,鲁萌、肖凡都是中学生,一个长得很帅,一个长得很漂亮,经常在一起,被当时的朋友比作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有意思。

北斗星学会的《宣言》里说,“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意指造反派各派头目争权夺利;“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是指当时不少人热衷于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那时一边是武斗,是拼命,另一边是养生,是延年益寿,形成强烈反差。《宣言》后面对“司令”、“佛爷”(暗指北大的聂元梓)的不屑和对“大浪淘沙”、“风云人物”的期待,都说明“北决扬”成员认为自己才是将来“历史的主将”。

这些自恃很高的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呢?鲁礼安当时断言: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他据此推断,1968年全国将会展开一场农民的大革命,为此他写下了《决派宣言》。既然有了这个判断,鲁礼安就模仿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它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派”要在新的暴风骤雨里接受洗礼,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典型,而且这个典型是送上门来的。当时湖北浠水县巴河人民公社(闻一多的家乡)有一群农民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以下简称“巴河一司”),其司令王仁舟不是农民,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押回原籍。他当年为什么被打成反动学生,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太右,而是因为他太左。“文革”起来以后,王仁舟夺了家乡的权,他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自称“一号勤务员”。读过《法兰西内战》的人都知道,“廉价政府”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一个解释。“廉价政府”下面设有各种委员会,完全是模仿巴黎公社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全部普选,工资水平不高于一般水平。这些听起来都挺好。但是,另一方面,王仁舟推行“新农村”试验,要求农民耕牛集中、生猪集中、匠人集中,强化集体经济,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要拆除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这些举动把农民搞得焦头烂额,比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要极端,结果引发“巴河一司”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直到大打出手,最后被其对立面赶出巴河。他们于是跑到武汉,搞抬尸游行。这引起了鲁礼安的注意,对他而言,这是不期而至的农民运动样板。

随后,鲁礼安学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样子,带着油布伞,去浠水做农民调查。他与杨曦光一样,于1967年底写了一篇《浠水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但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是传递中央精神的主要渠道)完全没有提农民运动,这让鲁礼安非常失望,但他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自己的判断。

鲁礼安思考的下一步是废除常备军。如果读过《法兰西内战》,这个提法也不新鲜,但在1968年的中国就显得十分特立独行。鲁礼安的想法是废除常备军,即解散人民解放军,代之以所谓“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就是重新组建民兵,他们不是专业的、拿军饷的部队,而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武装。

鲁礼安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要出现新的政党,取代共产党。这个新的政党会出现在哪里呢?他认为既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北京,北京就不会是下一波高潮的中心。下一波革命的中心一定出现在两湖地区,惟楚有才嘛。潜台词是,“北决扬”将成为新政党的基础。由此可见,他自恃是很高的。

下面我简单说说新思潮倡导者后来的演变。

伊林·涤西1972年又开始写文章,题目比较怪,叫《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稿件投给《红旗》杂志,当然没有登出来。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也出来了,但没有什么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跟北京原“四三派”的头儿李冬民(伊林与李冬民曾是初中同学)联系在一起,贴大字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境遇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

杨曦光一直都在走极端,几乎是一个典型。后来,他反对任何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年鼓吹的无非就是改朝换代;一旦实现了我们的目的,中国更糟糕。他90年代成为鼓吹自由经济、宪政的先锋,是最早在中国鼓吹宪政的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鲁礼安在“文革”中坐了差不多十年牢,《仰天长啸》很大一部分就是讲他在牢里边怎么度过的。后来他在政治上是个自由派。张志扬与萌萌,在政治上是倾向自由派的,但不像杨曦光那么意识形态化。其实“文革”一结束,杨曦光去武大读书,与张志扬、萌萌、肖凡这些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张志扬潜心学术,立志建立中国现代哲学。

与武汉“北决扬”有联系的还有一个人物,即广州的李正天。李正天中学是在武汉读的,大学考到广州。“文革”高潮期间,他返回武汉,与鲁礼安等“北决扬”人士很熟。1974年,他成为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其余两位是陈一阳与王希哲,“李一哲”是从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李正天现在被人称作“哲人艺术家”,基本上不关心政治问题,而是画出了一些很有哲理的画。陈一阳现在谈禅,谈佛,谈老子。前不久,他写了一个帖子,叫《假如我当总理》,内容只有两条:中国实现共和,世界实现大同。这不等于没说嘛!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李一哲”平反30周年结束语》,内容是三个破折号,一个字都没有。也许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一句也表达不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王希哲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后来他受洗,皈依了基督教,但现在又转向左倾。这个人是变化最少的,其他人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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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选自《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第十二章 超凡领袖的挫败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在1966年6月8日杭州会议时告诉与会者,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将持续大约三个月。那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个运动会拖上十年之久,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到1966年7月末,情况已经很清楚,三个月的时间对运动而言根本不够。毛泽东对那时运动的状态非常不满(见第三章)。因此,他认为再增加三个月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通知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暂时停课半年,这样他们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直到10月初,周恩来仍然坚决主张,应按照毛泽东的原计划,学校在来年2月重新开课。然而,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发现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仍然不理解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因此,他提出将运动再延长几个月。不过,那时他的计划仍然是到1967年2月是结束“运动的第一阶段”。在1966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公共权力迅速瓦解,派别斗争趁势兴起。在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形势下,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大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见第四、五章)因此,毛泽东在1966年底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需要再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取得他所期望的决定性胜利。

1967年2月初,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来访者时说,决定性的战役还没有结束,但到了5月,哪一方会胜利就很清楚了。然而,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出现了两个突发事件。首先,在计划不周的一月夺权之后,毛泽东试图使用军队来稳定混乱局面,结果军队却在各省镇压造反派。其次,当他试图通过限制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来恢复文革的发展势头时,这一社会秩序的最后支柱却开始坍塌。1967年夏,中国几乎处于完全无政府的边缘(见第六、七章)。

1967年秋,尽管为调整文革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其结果依然远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另建一个新的权力结构要比毛泽东原本的预计要慢得多。10月,毛泽东将来年2月设为二十九个省市成立革委会的最后期限,但是到1967年底,只有十一个省成立了革委会(见第八章)。缓慢的发展速度令毛感到失望,他不得不再次修正时间表。1968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元旦社论预计还需要1968年一整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1968年,更多的革委会成立了,但这并不是毛泽东支持夺权时设想的新政权形式。由军入主导的革委会只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形式,而非进行革命变革的工具.1968年春,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对“右倾思潮”的新一轮战役,来促使新的权力机构重新激进化,结果导致派别之间发生更大范围的武斗,使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生产陷入瘫痪。1968年夏,中国几乎再次陷入全面内战之中。目睹了自己激进计划的灾难性后果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做出调整。当他将整个中国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后,全国的形势才终于开始稳定。(见第九章)

毛在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向与会者保证,文化大革命将在1969年夏天胜利告终。但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毛又调整了计划,声称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仍需一年的时间。然而到了1970年,他看到的却是林彪、江青两大集团之间激烈的夺权斗争,并最终导致1971年9月林彪的外逃坠机事件。那时,对毛而言情况已经很明显,对他所发起的运动何时终止的问题,根本无从作出准确预测。1970年,他不再对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日期做出任何估计。

在1969-1973年间,文革前的权力分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运动开始以来所改变的,仅仅是政治的形式和词藻,而不是政治的本质和内容,当时还存在一股否定1966-1968年间发生的一切的倾向。(见第十章)毛有理由怀疑在他死后,他的激进政策能否继续下.去。为了使文革免于失败的命运,毛在1973年末再次掀起运动浪潮,

以期扭转文革的颓势。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在1974年春天混乱的局势中草草收场,毛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方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1976年初,在临终的病床上,毛还制定了继续推进激进路线的全新行动方案。(见第十一章)但是,他也越来越无法确定,文革最终会以胜利告终,还是会以失败收场。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他感叹道:“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天知道。”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如何结束的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参与者的理性行为

一个原本计划持续三个月的运动却持续了十年之久,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证明,毛作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其个人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这一研究表明,对毛的权力最有效的限制是人民大众的行为。尽管毛独具超凡魅力,而且中国人民对他忠心耿耿,但是,参与到运动中的人绝不是他的盲目追随者。恰恰相反,他们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在前面的章节中,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结论。

进入

在人们的习惯印象中,只要毛一发出号召,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狂热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成年人对投入政治运动其实是极其谨慎的。政治上幼稚的学生率先采取了行动,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他们行为的潜在危险性,另一方面,在当时浓重的革命氛围当中,他们对自己将要获得的好处寄予厚望,因此他们常常忽视了集体行动所要付出的潜在代价。然而,每当面对可能会遭到镇压或报复的情况时,成年人往往会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正因为如此,直到毛泽东及其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已经使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基本瘫痪后,武汉才出现了真正的自发群众性组织。此外,直到政治企业家帮助人们克服免费搭车的心理后,众多对运动不太热心的人才最终受到激励而参与集体行动。(见第三、四章)。因此,中国人狂热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是对毛盲目信仰的证明,相反,它是千百万参加者仔细衡量风险和代价的结果。

对立团体的形成

自发群众组织形成之时,造反派组织主要从那些对现政权心怀不满的社会群体中招募成员,而保守派主要吸收那些从维持现状中能得到很大利益的人,因此,二者的攻击对象截然不同。造反派通常都不会去注意那些党外的行政管理者和专家,他们的矛头直指自己工作和生活地区及单位的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保守派则往往将矛头指向专业干部,尤其是那些阶级背景和个人历史可疑的人.如果他们批斗的党内干部曾经是他们的领导,批斗通常会以比较温和礼貌的方式进行,这一分歧也是文革前社会冲突结构的直接后果。(见第二、五章)

即便是逍遥派也很有理由袖手旁观。对那些阶级出身极差的人来说,站到派别斗争的任何一边都是极其冒险的事;而对那些中不溜秋的工人来说,参加那些看起来无原则的武斗就更加无利可图。

运动中不同派别参加者的这种分布,表明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同的利益所在。

行为模式

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相对权力位置不同,因此,两派的行为表现也就大相径庭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少数,造反派喜欢在他们的工作单位以外行动,遍布全市范围的组织使他们在单位内部同保守派的斗争中显得比实际上要强大。相反,保守派则更愿意同造反派在单位内部争斗,因为他们不仅在单位里是主流,而且还拥有征服政敌的现成手段(例如,阶级成分标签)。理性的权衡能够最好地解释这种行为差异。

组织的团结程度

曼库尔.奥尔森认为,人们只是在得到选择性激励时才参加集体行动,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革中不同的对立派别间,团结程度各不相同这一现象。

造反派组织总是比保守派组织更加团结,原因很简单,在努力推翻当权派(二元性公害)的过程中,造反派力图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跻身于社会的更高阶层当中。仅仅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强加给他们的不良的政治标签,希望就十分渺茫。同时对他们来说,不付出任何个人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劣势。由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说造反派都具有参加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

尽管相对来说保守派组织规模很大,但总是表现得相当迟钝和软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一直在试图捍卫一种公益一一现存的权力分配模式。只要这种公益在起作用,那么,不管他们是否为这项公益贡献力量,每一个保守派都能从中受益。因此,保守派总是希望由别人去做贡献,其结果就是其组织远不如造反派组织士气高昂。然而,每当造反派的挑战成为严重威胁,足以打破权力结构乎衡的时候,保守派的成员们总是能够克服免费搭车的心理诱惑。造反派的挑战带来的压力越大,保守派就变得越团结,因为现在要紧的不仅仅是现有权力结构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结构中个人既得利益能否延续的问题。(见第六、七章)

因此,个人对集体行为价值的权衡,看来是组织团结程度的决定因素。

联盟的凝聚力

虽然保守派成员不像造反派成员那样喜欢参加集体行动,但保守派组织的联盟总是比造反派组织的联盟更有凝众力。正如第六章至第九章已经表明的那样,联盟的凝众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盟伙伴正在追求的目标。保守派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更有凝聚力的联盟,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仅仅是维持现状,他们并不担心联盟会变得太大,是因为即使胜利了,也没什么战利品可以瓜分。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一个最大化的取胜联盟来满足。

造反派的联盟就不像保守派那么容易产生了,因为除了摧毁现政权以外,造反派还希望能从文革当中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包括获取物质性利益和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包括掌握权力。由于资源有限不允许他们进行利益均分,造反派要想获得优势地位,就不得不在分配任何有可能得到的战利品时,进行相互争夺。因此,他们虽然完全知道组建一个有效的取胜联盟十分必要,但会刻意使联盟的规模最小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造反派组织总是彼此防范,将其它造反派组织视为潜在的竞争者,甚至在并肩对保守派作战时也不例外。这一切都削弱了造反派联盟的凝聚力。(见第六至九章)

策略

第三章至第十章所阐述的是,为实现预期目标,个人和组织的行动要有策略。在1967年1、2月以及1967年9月至1968年1月两个关键时期里,由各类造反组织所进行的政治博弈,是说明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在这两个时期里,武汉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两个主要造反派别之间分配未来权力机关中的席位。两派都想主导未来的权力机构,因此,在政治博弈的每一步,他们都想表现得比对方高明。正如第六、第八和第九章所描述的那样,两派几乎对每一次行动和反击都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如果我们假设那些参加者的行为是无目标、非理性的,就会无法理解那些政治博弈了。

由于在这两个时期里武汉两派玩的正是囚徒困境游戏,而理性行为者都会如此,所以两派都选择不合作作为主要策略(见第八、九章)。中央领导者千方百计地进行了多方努力,希望能使两派修好。尽管两派都自以为忠诚于毛主席,但他们还是令伟大舵手失望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理性的精打细算,使其对超凡魅力领袖的忠诚黯然失色。

武斗

鉴于一个派别运用集体暴力无论是赢是输,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人们通常用人类的非理性来解释为什么文革参与者有时会诉诸暴力.然而第七、第十章表明,只有在公共权力缺失或即使存在也微弱到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时候,武斗才会出现。(例如,在1967年5月至7月以及1968年5月N6月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政治参与者当中,不存在利益的自动调节。在正常情况下,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一般不会被当作策略来考虑,因为垄断暴力的国家机器会惩罚那些未经授权而对他人使用暴力的组织和个人。然而,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当法律与执法者缺位时,以武力解决冲突的

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在社会冲突中,人们是否会诉诸暴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将选择暴力策略的边际收益与选择其它策略的收获进行精心的比较。因此,暴力行为应被理解成一种应受谴责、却仍具理性特征的行为方式。

退出

人们对其组织事业所做出的奉献是随着他们对进一步集体行动所带来的预期利益的大小而不断变化的。成功达到既定共同目标之后,这种奉献会相应减弱。因为组织的要求大体上得到满足之后,其余的要求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结果,许多积极分子可能会褪去狂热转而退出,成为新的逍遥派。然而,对各级派别头头而言,还有一些选择性的激励:如果他们获得胜利,其个人地位还有上升的可能,诸如个人事业进步(例如在革委会中获得领导位置)。因此,继续参与集体行动对他们是合算的(见第八、九章)。

与此相反,遭遇失利也可能阻止人们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失败之所以会降低集体行动的价值,是因为失败令很多人觉得他们的目标是达不到的;即使能达到,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既然“抗议”(Voice)不能带来预期的后果,许多人就会选择“急流勇退”(exit)。然而,因为先前在集体的事业中投入太多,派别头头们从某种程度上说已被困在这种运动结构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要他们从中脱离,不仅是不情愿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对自己曾尽力投入过的事业幻想破灭,这些派别的头头们仍常常发现,由于付出和回报是平衡的,让他们很难做出终止参与运动的决定(见第六、七、十、十一章)。

无论如何,当进一步的合作和集体行动的边际效用开始减少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退出。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激进主义的逐渐衰落。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在不断起伏中进行的运动。激进主义的爆发期过后,随之而来的总是相对平静的保守期。由于胜利和失败都会减弱进一步集体行动的意义,运动的起起落落往往会使积极的参与者越来越少。因此,对派别的头头们而言,如何在每次运动转折关头重新召集溃败的前激进分子归队,则是一个周期性的挑战。正如第六章至第十一章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任务。这些政治冒险家们有可能让一些前激进分子再萌斗志,但大多数已选择退出的人去意尸定,再也无法重新凝聚他们的派性激进主义了。经历了理想的幻灭后,这些人基本上对从集体行动中获取回报的可能性嗤之以鼻。因此,很难让他们相信,进一步参与行动是有利可图的,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任凭运动怎么发展都选择退出。到文革渐入尾声的时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数目仅占武汉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了。

基层造反派和北京激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与许多精英和大众互相对抗的社会运动不同的是,文革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精英和大众各自的内部都处于分裂状态,而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则消弭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如果认为基层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因为听从中央召唤而投身于运动,就把复杂的运动过分简单化了。以造反派为例,尽管造反的群众高喊着由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创造出来的口号,但他们的目标与中央激进领导有着本质的不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目标是使上层建筑革命化、把中国人改造成“新人”,并清除他的政敌;而其他激进中央领导人的目的则是打败对手以提高他们在党中央领导层的权力地位。但大多数投身运动的造反派是为了情感发泄和提升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他们都攻击现政权,但原因却各不相同。实际上,他们攻击的是现政权的不同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激进的中央领导和基层的造反派都在为权力的重新分配而战,但即使从这个角度讲,二者的目标也不同:前者专注于最高层的权力分配,而后者则沉迷于当地权力的再分配。中央的激进派领袖之所以关注各省的政治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想获得来自基层的支持,以便给在中央领导层的对手施加压力。对造反派来说,他们并不关心造成中央分歧的问题,这就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极少激起他们热情的缘由。

乔治·勒菲伯(Georges Lefcbvre)在其对法国大革命著名的研究中,提出了“并行的革命”的概念。与此相同,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单一的运动,而是一系列平行的运动。中央和地方激进派的利益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方向一致但不会交叉。

现在看来,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了,即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正是由于他们在个人和集体行动中追求独立的目标,才最终导致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然而,为了解释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为什么会屡屡受挫,还需要解开两个小小的疑问。一、超凡魅力领袖的真正信徒怎么可能会理性地采取行动呢?二、为什么大多数当年文革参与者至今仍然坚持说,他们在文革时期是非理性的?前面的章节已经表明,文革期间武汉的毛泽东真正信徒的行为是理性的。以下的段落则试图解释,为什么对毛的崇拜没能影响毛的追随者理性地采取行动。首先我要讨论的是被马克斯.韦伯所忽视的超凡魅力关系中的理性方面,然后再来探究为什么理性行为者并不总是能够理解自身的行为和动机。

超凡魅力和理性的真正信徒

超凡魅力关系应该从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来检视。毫无疑问,一个独具魅力的领袖能够使他的追随者产生诸如忠诚、敬畏和崇敬的情感。按照这个界定,在超凡魅力关系中,由于对领袖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所以追随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丧失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然而,超凡魅力关系绝不仅仅是情感投入那么简单。情感方面可能的确很重要,但永远不能取代或超越认知方面。认知层面所涉及的是,追随者们必须理解他们从领袖处获得的信息,并用这种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这里,领袖成为其追随者观察和理解的对象。韦伯式的超凡魅力概念可能过度强调情感层面,因而没能对认知层面的重要性做出适当的评价,而这恰恰是这种魅力关系的基础。

个人崇拜关系的两个层面对追随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情感层面更多地影响领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而认知层面更多地影响追随者之间、以及追随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尽管追随者们可能对共同的领袖有同样的、情感上的依恋,但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却未必相同,行为表现也因此会千差万别。关键的是,追随者对领袖情感上的忠诚并不必然能帮助他们准确理解来自偶像的信息,所以,在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出现误解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在超凡魅力关系当中,追随者总是想从领袖那里找到与自身生活相关的信息。然而,信息不是一种孤立自在的客体,它不可能对每一位信息接受者显露相同的面目。实际上,毋宁说信息是一种事件,发生在信息接受者身上,同时也将信息接收者卷入其中的事件。换言之,信息是需要解释的。

解释在超凡魅力关系中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普通的面对面互动中,关系双方可以互相提问,以确定自己的理解是否偏离了对方的本意。与此不同,一个魅力型领袖有千千万万个追随者,他不可能与每一位追随者近距离接触。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在运动开始的头半年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l,100多万红卫兵,但其后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从未发表公开讲话。他与红卫兵个人面对面的谈话也仅有一次,那是在1968年夏,也就是他做出遣散红卫兵组织决定之后,与北京所谓“五大领袖”的会面。毛泽东与其追随者之间的遥远距离,使他的追随者不可能要求他清楚阐明自己每句话的微言大义,他也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cs)曾经说过“距离产生美”,诚哉斯言,因为实际上“至交眼中无完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凡领袖与追随者之间距离使解释变得极其必要。

既然在超凡魅力关系中,追随者面对的所有抉择皆有赖于对领袖指示的解释,所以有些行为方案(如明显与领袖指示相抵触的行为)必须被排除在外。显然,如果人们不被领袖魅力所迷惑,追求其自身利益来也许更加有效。在这个意义上,超凡魅力关系中的追随者的确有点非理性。此外,在超凡魅力关系中,还要一层限制,即在解释领袖的信息时,追随者对信息内容的引申程度也会有个限度,不可能无限引申。然而基于两个原因,超凡领袖所发出的信息含义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其一,信息的正确性可以由事实来证明或证伪。显然,一个信息越清晰具体,就越容易被推翻。因此,超凡领袖们往往会故意发出意义含糊的信息。其二,追随者形形色色,使超凡领袖很难发出对所有人都密切相关的信息。因此,高高在上的超凡领袖所发出的信息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这样,尽管存在前边提到的限制,魅力型领袖发出的模糊信息还是为解释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就使追随者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做出理性的选择。

例如,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所谓的“最高指示”往往非常零碎,并且模棱两可。例如,毛泽东将运动界定为“阶级斗争”,但他没有界定“阶级”的概念。同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官方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但从来没有人对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两个关键概念的意义如此含糊不清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一种解释可能与另一种解释意义绝然相反,在运动过程中造成极大的混乱。

解释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行为;恰恰相反,它往往是一个建设性的行为。当人们对领袖的指示作出解释时,他们所做的实际上不是发现信息所蕴藏的真实含义,而是按照自我理解来重新构建“指示”的意义。追随者们的自身经历和其它各种特质(包括能力)都会影响意义的重建。既然如此,我们可以预期,追随者们会找到一些对所获信息的解读方法,使之与追求自身利益不仅不矛盾,反倒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理由。因此,超凡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追随者被动接受领袖信息的单向过程;相反,这是一种动态关系,其中追随者总是使用对他们而言最有利的方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并以此与领袖进行积极的双向互动。

当追随者以一贯的方式来解释领袖的信息时,他就创造了领袖的某种形象(image)。在与超凡领袖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自己创造出来的领袖形象与领袖本人混为一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应该把客体的形象等同于这个客体本身。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追随者自认为他们正在追随一位领袖时,他们实际上追随的可能是这位领袖的形象。这个形象正是追随者自己的作品,而且在作品中寄予了他们自己的希望。

魅力型领袖的形象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产品,因为人们关于领袖的形象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的。人们是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因此,如果一个魅力型领袖拥有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追随者,那么每个群体都可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领袖形象,并且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有不同的领袖形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来自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变成了毛泽东的信徒时,他们之间彼此冲突的利益和愿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在潜意识中,他们将自己的愿望融入各自塑造的毛的形象中。换言之,一个追随者自愿遵循毛泽东的指示,这不仅仅是对毛盲目崇拜的结果;也是他对毛的指示理解的产物。他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将提供解决其个人问题的方法。当然,追随者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领袖形象的追随者总是会构想出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中,他所塑造的形象会让他去做他本来就想做的事。正如前面的章节中所展现的那样,在文革中,一些中国人将毛泽东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但被另一些人视为攻击国家政权的、造反派的最高统帅.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在文革前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运动中会选择毛泽东的哪一种形象。相互冲突形象的同时存在表明,毛泽东的追随者们最终在他们的偶像身上找到了他们自己注入这个形象那些东西。他们追随毛,因为他们相信毛在代言他们的愤怒、希望,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构想。说得更明白些,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追随毛本人,但实际上他们追随的是自己心目中的毛的形象,否则,很难想象社会背景不同,并加入了相互对立派别的人们会拥护同一个毛泽东。他们所拥护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毛的形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不是毛泽东的真正信徒,而是他们自己心目中毛的形象的真正信徒。尽管他们都听从毛泽东的教导,呼喊相同的流行口号,但实际上他们表达的是不同的、甚至有时是对立的情绪。这样的行为可以被称为意识层面的非理性和下意识的理性,也就是说,在意识层面上,参与者对毛有着盲目的信仰;但在潜意识层面上,他们正在追求自我利益.这样一来,毛的真正信徒就可以在派别冲突中非常理性地行动了。

形象一经建立,就独立于领袖本人了,也具有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一群追随者有可能会发现,他们敬爱领袖发出的某些信息与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形象背道而驰,这种偶尔出现的矛盾可能会使他们感到迷惑和不安。然而,如果这种分歧持续存在,可能会导致追随者们质疑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其结果就会削弱他们对领袖本人的支持,并使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越来越像一种表演。文革期间,武汉的保守派在四个时期里感到非常困惑,即1966年和1967年相交的那个冬季、1967年七.二。事件之后、1974年春,以及1976年的前三个季度,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作为“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会支持“牛鬼蛇神”。而造反派则在三个不同的时期不知所措,即1967年的“二月逆流”、从1968年下半年到1973年,以及1975年,因为毛主席这位“造反派的红司令”的立场似乎站到了现政权一边。在这些时段里,毛的一些追随者发现,当时的官方路线与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背道而驰。官方路线的左右摇摆逐渐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威,使他的领袖魅力在文革后期的几年里慢慢失去了神圣性。

如果上述关于个人崇拜关系的分析是合理的,我们或许应该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称为“理性的真正信徒”,原因是他们确实将毛泽东视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天生奇人,或者至少是天赋禀异的人”,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到毛的事业中,而不管这个事业是什么样的事业。至少在运动早期,他们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说他们“理性”,则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孜孜以求。他们接过毛泽东宣导的口号,但改变了这些口号的内容,使之比毛口号的原意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正是参加者行为中的理性因素,常常使毛泽东感到纵虎容易控虎难,不能做到收放自如。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原本希望利用群众对他的个人崇拜,可以有效地操纵运动。但即使有他的领袖魅力存在,毛泽东和他自己设定的目标之间永远横亘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狂热追逐。显然,毛误读了群众表现出来的热情。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果真是“理性的真正信徒”,而不仅仅是最高领袖的被动工具,那么韦伯关于领袖魅力的概念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错。以上对超凡魅力关系的详细检视表明,韦伯的魅力理论有其致命的缺陷,他忽视了魅力型领袖及其信徒之间的认知层面。

理性的行为者和合理化

剩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文革的参加者仍然坚持说,他们是受到毛泽东的愚弄才参加运动的?他们到底是为毛泽东而战,还是为他们自己而战?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那些文革的参与者不愿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今天,中国人有一个共识,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每一个文

革参与者,不管是干部、保守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都声称自己是这场持久运动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这是事实。人们都觉得自己是牺牲品,因为在十年文革中,他们都在不断“翻烧饼”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遭遇。然而,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也是事实。对他们来说,将罪名推给他们的上级,并最终推给毛,实在是件很方便的事。

然而,这个解释仍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多数坚持说自己被愚弄的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为什么理性的行为者坚持声称自己是不理性的呢?

这是因为参加者未必了解促成自己行为的全部要素。在文革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人们必须将自己的行为与流行的意识形态口号挂钩,并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披上高尚的外衣。社会冲突各方用具有正当性的理想和价值来包装自己的目标、计划和行动,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当他们的愿望与社会可接受的规范发生强烈冲突时,这样做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合理化,他们才能将那些低俗的愿望加以粉饰,使之看起来是合理的,甚至是高尚的。”在传统的中国,公众利益一直占据绝对优先地位;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只有穿上公众利益的外衣才不会遭遇被弃之如敝屣的下场。文化大革命强化了中国的公众利益概念。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公无私得到提倡并被当成普世的价值观。“斗私批修”的口号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舆论环境。当然,即使在那个年代里,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并未消失。人们只是将他们的目标略作包装,然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继续追逐之。毛泽东语义的暧昧,使文革参与者得以在利他主义的旗帜下追求他们的自身利益。正如前面章节所示,运动的参加者正是用这种方式追求他们的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但在潜意识中,他们却往往将自己的真实动机与对这些动机的合理化混淆在一起,使得他们最终确信自己是在无私地为伟大领袖而战。

然而,参加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动机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种动机。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真诚的,但他们仍可能没有意识到真相或者歪曲了真相,因为在他们意识层面发生的事并不是真相的全部。

在这里,理性存在于潜意识层面,而很少存在于意识层面。参加者可能否认对他们行为和动机的解释,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遭到诬昆。有这种反应十分正常,正如拉萨尔?哈丁(Russell Hardin)曾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很可能每一种值得思考的理论都违反了参与者对自己行为和动机的理解”。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行为的人来说,拒绝理解或者不能够理解这里所提供的关于他们行为的理性解释,是毫不令人惊奇的。不管文革参与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动机,他们都是理性的战士,而不是被人愚弄的炮灰或机器人。从1966-1976年的整整十年中,他们一直在互相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正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干扰了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因而最终导致这位伟大舵手的最后社会变革试验功败垂成。


#47

这里,“他也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就是不对的。谁能清楚阐明自己名句话的“微言大义”?把主要的讲清楚了就行了,江青、张春桥他们不也在进行解释、宣传吗?群众不理解是群众自己的问题。再说,有些问题真讲清楚了,那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吗?就这,当时许多群众对政治不都不关心吗?

文中的类似不正确的认识要留神。


#48

贝特兰的书里说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没有真正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说只是从地富反右坏通过上层建筑影响,或者轻描淡写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产生了走资派,其实这倒是老年左翼的看法。看看77年讲“四人帮篡改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通过鲁迅说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可以知道些端倪。


#49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中贝特兰批评:“张没有看到一旦国家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就来自国营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不再是来自小商品生产“,他批评四人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出来的条件。稍微了解了张春桥姚文元主编的其他文章(比如《学习与批判》上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批评是不成立的,倒不如说这是在批评斯大林甚至《左倾幼稚病》一书的某些论断。当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阶级分析是过于抽象了,没有触及工厂、公社中的分化现象等,《阶级》一章基本只讲党内走资派而很少涉及它们的社会基础,他们代表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最低也只讲到单位干部一级,没有批评工人中产生着的那些人的基础(最起码保派应当批评吧?)
贝特兰批评没有执行巴黎公社原则,复旧明显,民主权利重新受限。批林批孔运动的缺点是变成了个人斗争,不够结合一般群众的利益(存疑)。运动很多场合依靠的实际是小资产阶级。


#50

他还批评党的组织方式和军队没有受到群众运动冲击,保留了斯大林后期的缺点命令化秘密化和走后门上下勾结云云,结果在改造上层建筑时留下几个土围子,结果老虎出来咬人了。党内等级制没有触及(江青说“大官就是指我们这些人”)
还有邓跑到联合国讲而后被华放到臭名昭著的十一大报告里的他们版本的完全无视阶级斗争的“三个世界理论”。结果是支持皮诺切特这类货色。
还有就是农村路线斗争路线斗争,电影拍了很多,可能想起到教育号召作用吧,把主人公政治水平好像拔得太高了(比如《春苗》)


#51

贝特兰使用“社会利润”这个词比较奇怪,不是分成价值核算和使用价值核算吗?在价值上看“社会”纯收入增加、资金积累,在使用价值上看可能反而是生产殖民地化、商品短缺、通货膨胀(比如周恩来推行的外贸政策)


#52

在你的指导下我查阅了贝特兰的相关文章。不知道咱们看到的是不是都是《大跃退》中提到的“社会利润”。如果是,那么我认为贝特兰在那里是针对中修宣传中实际上只强调企业生产要追求利润而言的。

在那本书的“企业的利润、积累和管理权力的集中”一章中他说:

不管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言不由衷地提醒在企业管理中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很清楚,利润现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点还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方面,强调利润是为了加强各级领导的权威,严格规章制度和不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另一方面,坚持企业要盈利,伴随着思想体系的转变。今天,实际上再也没人提到“企业利润”(指财政利润和人为地维持资本价值的地区表现形式)和“社会利润”的区别了,而其重要性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曾被强调过的。从这以后,(财政上)不盈利的企业不再被选为“大庆式企业”了,也就是不再被树为样板了。

从1976年政治经济学讲话[文字版](第六讲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中抄几句话: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因而商品生产首先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关心商品的价值,只是为了不断减少劳动耗费,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积累,从而更好地满足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就会在他们所把持的企业中,搞资本主义经营,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只重视价值生产,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而忽视使用价值的生产,将国家和人民群众需要的产品甩在一边。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企业的性质就会改变,社会主义企业将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

抄的这几句并不全面,具体的可以看看那本政治经济学讲话的第六、七讲。

周恩来那事不清楚。

重视使用价值,比如前些年四川炸出来的“桥坚强”,毛泽东时代建造的桥,挺过了那年的大地震,败类们用炸药炸都没炸跨,质量就是好。有些生活用品的质量也很好。再看看现在…


#53

这些我没再去查资料。江青、《春苗》的事如果他也认为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对当时的阶级情况和阶级斗争不太了解。

毛泽东时代咱们宣传了许多正面人物,也把一些人物作为反面典型进行批判。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群众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不是咱们政策上有什么毛病。要教育群众怎么做才是对的,做什么是对集体利益有益的;哪些做法是错误的,是在危害集体利益。

宣传中塑造高大上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不算太离谱吧?在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提到政治家庞统的某种做法时说:

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

古人都明白。


#54

毛泽东时代树立的正面典型比现在的某些左翼人士差远了。毛泽东时代也就是反潮流英雄、劳模等等,哪像现在,自己就吹成无产阶级革命派了。

前几年革命派闹分裂,被吹成是自1976年来继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第二件具有什么意义的大事。那么有意义的大事,这几年怎么不见宣传呢?号召大家学习嘛。狂成什么样?

后来自个也知道瞎胡闹,又部分程度地联合起来,自我批评了几句,却又声明有什么样的意义。在那意义的指导下争论南街村,闹过分裂的几个跑到南街村激动。社会主义,不是样板也是因素。在争论中又具有了意义。所以在这样的有些人眼中,毛泽东时代的群众那思想觉悟都升华了(注:不是提高,是升华,前几天某人所言)。

一年闹几次意义,几年一次质变升华,不必等到革命高潮就快成仙了。有些还是毛泽东时代受过教育,而且被特色从反面教育了几十年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可以想象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群众是种什么情况。很难接受改造。

而分析毛泽东时代的阶级,不就是分析他们吗?都高大上,自视完美,有点局限那也是抽象的存在,具体哪有啊?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时代,从经济上、从政治上思想上看阶级、划阶级都无所谓。对于革命的态度呢?这就麻烦了,大麻烦。

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怎么能知道各个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很奇怪,一些人在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居然也知道各个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反正自己和自己代表的群众都是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

说他们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是同志吧?他们直到今天还在极力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干着过去的阶级敌人也干过的事,干着今天的阶级敌人还在干的有些事;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吧?他们又是群众,干革命还要依靠他们。

不分析全体社会成员的阶级立场,那叫阶级分析?但是按客观存在认真分析的话,几个人又能真正接受呢?

而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那么一个阶级分析的文章,许多人就能不同程度地接受一点呢?

同样是阶级分析,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读者的需求根本不同。写,是要让人家看,要解决问题的。知道大家很反感,不写,但在实践中同样可以推行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种政策。受到抵制那是另一回事。有些问题与写不写阶级没什么关系。

春桥同志后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实际上还是提到了这个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说得比较委婉。就这,复辟后被资产阶级走狗攻击为污蔑工人、农民。走狗都能看明白的事,工农怎么就看不明白呢?当然啦,春桥同志并不是污蔑,而是认真、谨慎、策略地指出这个重要的问题。

群众基本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干社会主义,最大的阻力不是一小撮,恰恰是群众自己。

做个假设,1976年没发生反革命政变,外国也不过来攻打中国,把农民们全都转移到国外,也把所有反动派都转移到国外,国内只剩下工人。工人自己管理这个国家。那么用不了多久,中国大地上就会自动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有些事并不像贝特兰想的那样,咱们自己国内的人都看不明白,这难度,毕竟他在国外。


#55

从现象看本质,效果看动机

(毛主席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互相斗争的种种哲学体系的多样性,总归著于两个党派、哲学上的两个根本流派。互相斗争的主要阶级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同样,在哲学上要逃出两个党派的阵营,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波格达诺夫及其他哲学家想要超越于哲学的根本党派而创造“客观的”哲学的尝试,把他们引到了观念论。波格达诺夫超党派的哲学的说法,只是欺骗,只是背叛了唯物论的党派。“想逃出哲学上这两个根本流派的尝试,不外是想妥协的欺骗。”(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尝试,实行过毫不假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一般用学者式的语句所凑合的掩护之中,暴露出哲学上主要党派的斗争。——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8页)

解析]

《哲学选辑》的绪论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即在历史上存在着流派诸多的哲学学说和体系,但它们最终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且这种阵营还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的政治立场。认为,在哲学上要超出这两个派别是不可能的。俄国哲学家波格达诺夫(即波格丹诺夫,1873—1928)在1904—1906年发表《经验一元论》,宣传马赫主义,企图建立一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中性”的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即《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了波格达诺夫等人的错误,认为在哲学上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背叛,只能走向唯心主义。书产引用的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列宁选集》第2卷第34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十分称赞列宁的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被种种现象所迷惑,透过效果看动机,而不被一些人的种种表白所斯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还在列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识破种种所谓“最新的发见”的招牌,揭露那些背叛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的倾向的几句话旁边批下“学马克思的精明”一句话。1930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仅仅看到了革命力量弱小的现象而悲观失望的错误,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理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62

多数群众可能不知道国内有个圈子叫左翼,不知道有种表演叫表演阶级立场。和过去的中老年人聊天,有些事情人家并不忌讳讲出来。中老年革命家一谈到八十年代,不是斗争就是压迫,最后64了。或者各顾各,自私了。把事情讲具体的,没有。

革命家眼中的毛泽东时代,工人下班回家跟家人没有交流,吃完了就睡,第二天跑到工厂里学政治、进行生产,斗私批修、斗领导、斗邓小平,人家在北京,斗得着吗?然后再回家吃饭。一天天。在工厂里,同事也没有交流、交往,偶尔有那么几次,全在谈革命、革新。

没有亲戚,没有邻居。没有个人生活,他们的生命就是工作、革命。

我在另一个论坛就说,中老年人都没上过学。毛泽东时代哪来的红小兵呢?上过学的话,两个时代,怎么不见讲一讲在学校里的情况?同学之间的交往?同学与老师之间的交往?没有。只讲红卫兵冲击。改开的情况也没有。

有个人讽刺我,你接触了两个庸人,心理阴暗。人家接触的是光明面,那就讲光明面啊。然后就看到他撒谎。

分析阶级不就是分析他们吗?讲一讲自己、自己的生活,自己周围的人的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就慢慢了解阶级了吗?不能讲。两个原因,一是比较满足,对个人生活当时比较满足。二是要掩盖。

如上面所说,八十年代特别单纯,大家都很平等,他们的感受。即使不“很”平等,也比较平等。革命家们这方面没啥要求,见过哪个革命家还具体要求过什么?极少数革命家,看到群众庸庸碌碌,声称要斗私。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在他们未来的理想社会中什么也不会做。

不平等只表现在官压民,民之间是平等的。


#63

单纯、平等的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特别活跃,还有很多营养充斥在各个方面:艺术和生活里。

营养之一:

据有的革命家说,这叫资产阶级文化的毒害。但几乎看不见他们讲,群众具体是怎么被毒害的?接受过革命教育的革命家们是怎么与这种毒害抗争的?

那时候流行港台音乐,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上海滩、霍元甲、陈真、霍东阁…

看了加里森敢死队,许多青少年学着扔飞刀,很危险,后来据说给禁了。还有春节联欢晚会,江青他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革命家们也不讲,群众接受这些毒害的积极性怎么那么高?


#64

我们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知道城市和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各方面差距比较大甚至很大的时候,不存在“平等”。不仅仅是市民(包括工人)和农民之间不会平等,市民之间也不可能平等。人还没彻底解放呢,哪来的平等?八、九十年代多少农民想买个城市户口?

但在他们眼中,包括在革命家眼中,这就很好了。否则革命家们为什么从不具体地讲一讲呢?没经济地位了,骂邓小平骂到现在。他们痛恨文化上的毒害吗?为什么恨不到长年累月骂邓小平那种程度?

也唱红歌啊,是啊,还流行港台音乐风呢,能并存,不很奇葩吗?

1994年,内地摇滚歌手在香港:


#65

后来这类摇滚歌手说:

没研究过摇滚乐,他说的摇滚乐,可能是赋予了某种理想和批判,一方面是英特纳雄奈尔,一方面社会是个垃圾场,你争我抢,吃良心拉思想。它可能只适合于八十年代。

上面楼中也提到,他们那代人是受过理想教育的最后一代人,以后的中国就没理想主义了,也他妈就没艺术了。情绪里大概不仅仅有蔑视。

这里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年轻人没有自主性。他们用摇滚音乐向社会表达他们的存在和反抗。


#66

和他们有过交往的一个台湾商人说:

他们眼中的摇滚,是自然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

产生于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产生在文艺复兴的十年,产生于能诞生各种火苗(即所谓的营养)的十年。

人们有足够多的选择权。摇滚歌手选择的是存在价值高(人们象虫子一样你争我抢,他们则敢于说不)的一种。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