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文革研究
毛时代
生产关系

#22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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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看到春桥同志的坐姿我就会想,什么意思?


#23

一些左翼人士对六四事件中群众的立场和运动的性质,虽然看法不同,但都有有鲜明的观点。

而对1976年10月事变之后的游行,却哑口无声了。那种游行是否具备政治性质呢?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呢?革命的?矛头直指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反革命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群众。因此,那种游行不具有政治意义?是中性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问题,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骂娘才是正途。

他们说群众是被强迫的,至少,这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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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被逼、被骗,参加了反革命游行,所以就不是反革命行为?借口成立吗?如果是反革命行为,就要研究在这之前人们的社会实践情况,而不能简单地、不负责任地说被骗了。

2012年薄熙来事件时的那次开会,可能是在人民大会堂,有记者拍了一组照片,其中一张是伟人的后代所受的特殊照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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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们和他们的后代的遭遇。出现下面这些情况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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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高中的课本,都强调分析历史事件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分析潜藏在表象下的根本原因,可现在的人们却更在意,具有传奇色彩的直接原因甚至是事件的导火索,并且还喜欢将其阴谋论化。就拿文革来说,我身边的大学同学几乎都愿意相信这是一场中共夺权后的内斗,是为了谁坐天下的较量,少有历史见识的,也只是把它当成是毛的理想主义疯狂行为,宣称是他的利他道德在挑战着人性自私的必然。讲真,这就是社会的悲哀。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痛苦是众人把他们当神,以为他们可以解决一切他们专业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痛苦是众人把他们当猪,以为他们说的都是疯子的呓语只有自己这个淳朴的小孩看破了“皇帝的新衣”,而众人的痛苦却是明明有时自己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可专家们就是不在意还说些听不懂的高深莫测的行话。罢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有改变这些的力量。


#27

列宁确实敏锐,在1918年就说“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分析现象及其联系非常深刻,请看列宁《伟大的创举》:

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
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在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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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旧习俗残余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第17页]最适当的办法。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都清楚,现在不仅在俄国一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出现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饥饿。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 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白卫分子)是生活极端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在饿肚子。可是,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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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所有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没有异议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吗?当然没有。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还是这句话: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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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由它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实际教训。

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创举,这是首先的、也是主要的教训。“公社” 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宣布为“公社”,而人们却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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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伟大创举,在另一方面,即在清党工作中,也应当予以利用。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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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了
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28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开 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象从前那样,一心想 “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


#29

还在上学的话,除了保证自己的学业、学点马克思主义之外,多留心观察自己的同学、老师。上大学了才去注意就有点晚了。

在左翼论坛上常看到的对学生的了解、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了解,往往局限于他们非常有限的一些工作上的表现。如对一个工人的观察,在工厂中怎么工作,象贝特兰在这儿讲的,在厂里处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技术啊,管理啊人事啊。但是贝特兰讲得细。一个工人除了工作还有私人生活呢,就是厂里工作也有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聊什么,对身边一些事物的看法,反映了什么,什么需求等等,留心的话就能慢慢积累起认识阶所必需的材料。

前些年有位名叫前度刘郎的网友说,据他的观察,当时的大学生——我们的学生时代——百分之九十(几)属于右翼。我看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只是认为比例太保守,说99%都没有错。

我毕业正赶上下岗大潮,大规模的下岗可能刚开始。上学时听说一家三口吃了耗子药,全死了。双职工,全部失业,孩子上学,最后在肉摊上偷了点肉被抓住,卖肉的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肉你拿走,不要钱。然后买了耗子药包了饺子。

之前在路上碰到一拉平板车卖橘子的人,可能也是下岗,那时大概还没有城管,过来几个工商,要没收。双方讲道理。几个群众帮卖者说话,怎么着都不行,闹起来了,群众也不管了,拿着桔子就向强盗身上砸。我看着也挺过瘾。

我们宿舍楼有一打扫卫生的中年师傅,时间长了至少面熟。有天她问我是不是哪儿人。后来就聊起来,说自己一亲人,官民勾结给谋杀了,还要追杀她,逼得自己东躲西藏。看出来她非常愤怒,我无能为力,只好多安慰。过段时间再也没见到她,估计又转移了。

在身边听到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对政治基本不感兴趣。如果某天感兴趣了,多属吹牛、探密、或自己家庭受过压迫发泄一下。从书店买来一本斯诺写的《漫长的革命》,很奇怪,这种书怎么还能出版。就又买了一本送同学,让他看看不同于官方编造的历史。与我关系密切的都是我认为比较朴实、还有正义感的同学。他们对政府也有意见,对邓很蔑视。

我们班被系主任誉为渣滓班,而且是那种全系几年就出现一次的渣滓班。确实乌烟瘴气,有些捣乱的学生胡闹的时候多次被他看到、训斥,那天他终于爆发了,那些话就是当着全班同学说的。我与一中年副教授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竟然说你们的班主任(俗称辅导员)认为那些渣滓就是你们几个。实际上他对那些学生也比较厌恶,曾经在班上专门拿出时间来狠狠训了他们一顿。

他并不是调拨我和班主任之间的关系。我和班主任的关系很糟糕,不像有的同学那样还拍她马屁套近乎。

班里有两个学生的父亲都是国家机器的中层干部,有时会仗势欺人,听说其中某人和另一个同样身材高大的同学发生矛盾时,狠狠地扇了他几耳光,人家有势力,所谓的弱势群体根本不敢言语。这么说好像弱的就只能被欺负,但我几次看到几个同学被强势的欺负了,也多次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不是个别现象。鲁迅说过这种事情。

这两个有较好社会关系的人自然就成为班上一部分同类人的核心,一些同学对他们各种舔,主要地,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未来社会或许可以利用的资源。

还不止这一个核心,那类人分成几个小群体(团伙),每个小群体至少一个核心,平时他们交往也比较多。如果得罪他们中的一个尤其是得罪了核心,就相当于同时得罪了几个人。

比如,其中一个小群体的核心某次冒犯了一同学(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无赖式的),平时我就看不惯他们,大喝了他一声,核心就冲过来要跟我干架。奇怪的是,另一个小团伙的人(他与这个核心矛盾很深,平时根本不来往,但两个人我都得罪了)下课马上主动与他并排走在了一起。像不像平时我们说的一定条件下的某种阶级关系变化啊?事后围在核心身边转的几个同学也在背后一起骂我。

我跟那位副教授关系比较好,到他宿舍里闲聊的时候就问我,你们班的班风怎么那么差?当时对他说,几个学生家里有关系,平时和他们交往密切的同学也巴结他们。

那些家伙在他的课上也捣过几次乱,结果知识分子正气爆发。你们不要仗着家里有关系就怎么怎么样…可能还说了些那种关系在他看来一文不值也威胁不到他之类的,你们再捣乱我就让你们不及格让你们拿不到毕业证。他抨击的时间稍长,多数内容现在也记不住了。众多学科中唯一一个90多分就是他给我的,事实上能得70几分就不错了。

一个同学平时表现比较老实,某次大概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宿舍里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同楼层成人教育的一个社会青年。那青年和自己舍友发生矛盾时各从当地找来几十个人要干架。没人敢得罪他们。那青年找过来了,进门就训这同学,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那家伙说了几句就要动手。当时一屋子人,静悄悄的,就我一个挡在了那同学面前。没想到的是,那壮汉让他出门站着听候发落,他居然真的出去站着。优先处理我呀,他挥过拳头来只能挡,(为啥只能挡?除非不想要毕业证了。),挡了几下管理员听到动静出来,让门口听候发落的同学快走。进屋里让社会青年不要打人,把我也推出去,再怎么着也不能和劝架的老年人动手,人家还是校方的,于是双方就讲道理。我也要溜,出门一看,连那同学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算是参与救了他一驾,关系自然就近了。某次我们几个走在路上,他看见歪倒的自行车会把它扶起来,这算有社会公德,给我印象比较好。但后来住在一起的时间一长,本性就暴露了,他也欺负别人,而且心胸很狭隘。

有些时候这样的人你不知道怎么着,或者很小的事情就得罪了。有次我考数学及格了,60分。事前数学老师在班上说你别想及格,所以担心啊,就对他说,看来这次考试不及格了。结果成绩一出来他竟然很气愤,埋怨我为什么及格了。按说作为朋友该高兴啊。他竟还拉着另一舍友一起声讨我。

我宿舍里有两个人经常嘲讽另一个,关起门来三个人打打闹闹没问题,问题是当着女同学的面他们很喜欢表现,尤其是把嘲讽另一个人当作讨好女同学的一种手段。多次这样。看不下去,有次宿舍里就剩我们三个的时候对他们两人讲道理,人都是有自尊心的,特别不应该当着女同学的面打击他的自尊。还算讲究方法,没说他们的目的。事后才知道这就得罪了。

我在班里得罪人是最多的,关系好的几个同学就劝,现在社会就这样,到处是狼啊,你不要太偏激,要先学会自保,必要的时候也要学几声狼叫。

麻木、欺负同学、拉帮结伙、无事生非、挑拨离间、为争党员名额成为仇敌,各种开眼界。有几次上课,静静地看着这帮同学想,以后他们要为人父母,会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这个国家是个怎样的未来?非常无奈。

他们多数出身农民,也有工人、干部等家庭出身的,也就分别一下好人老实人坏人。

我交往的都是自己欣赏的。一同学出身农民,知道我平时买书买报花钱多,缺钱。离校时翻出50元钱给我,这是你回家的路费。很感动。当时,父母平均工资500元,有两同学为了5毛钱曾计较了十几分钟。还有为10块钱翻脸的。

这是刚开始大规模下岗之前的事,各种奇葩多了去了,只说了一小部分。如果了解他们在没毕业之前就是各种形形色色已经很难改造的人,那么就知道他们参与工作之后,各个阶级的一些情况,他们就是带着那些思想参加工作的。

这个班在中国并不少见。与中学同学交流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所见所闻的时候,还有更奇葩的。北京某所学校,某班,班长跟多数同学很对立。某天晚上趴在人家宿舍门上偷听,听到讲自己坏话了就踹开门大叫一声: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某大学,一学生去办公室还是教室什么的地方有点事,推门一看,好家伙,全校的地痞无赖聚集在一起了,这阵势是要干啥呀?一打听,全校的学生党员开会。

有的中年老左翼就背书,资产阶级学校把学生毒害了,放屁。大学生了,能改变多少?高中的时候不就那德性?高中我想成立个小团体谁有兴趣啊?后来和我们班长商量,高中生不能那么麻木下去,咱们从身边做起帮助他们,那班长是个好人,我们的努力没结果,我还埋怨无辜的他。

初中呢?不也这模样吗?那时才八十年代啊,就那德行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就是老年左翼的子女吗?知道资产阶级学校毒害自己的子女,干预过吗?不也积极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吗?当时的部分初中生不就是现在的部分中年左翼吗?中老年左翼为什么自发鼓吹了那么多年的修正主义?至今不知悔改?

初一我因为成绩好做班长,想帮助成绩差的捣蛋鬼学习,有些与社会上的人来往,男的女的男生女生,团伙。后来知道班主任已经无力管理了,就坚决辞职。初三时书包里菜刀什么的多次见到,见过流血的,劝他们不要做那些事,老师也批评、劝他们,根本没用。听说别的学校还有斧头帮,我们这是菜刀帮。八十年代后期,中学里各种帮派。帮派意味着民间的某种潜规则,某种权利,一些同学就攀附上了。

从小学5年级开始注意观察身边事物的时候,学生身上的有些现象就出现了而且还是普遍性的。

小学一年级,八十年代初,人生的第一堂课,老师就用粉笔头扔学生。后来在求学生涯中更是见识了各种飞,粉笔、课本,黑板擦、教鞭、拳脚、唾沫星子。初中同年级的某个老师,据他们班的学生讲,把他们全班学生都打遍了。我们班那数学老师是女的,不甘示弱,除了课代表,把我们全班骂遍了。也多次听到、不断见到有男老师各种亲近女学生。

工厂托儿所,第一次见识了女老师对我的小伙伴拳脚相加。文革结束才几年呢?有几个真正尊重别人的人?有几个把人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看的?一些中老年妇女传播迷信,工人们侃山吹牛,有些暗地里彼此各种不服。那时,江青他们已经被关押几年了。

张铁生、黄帅、张玉勤,没有高层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支持,后果会怎样想过吗?

我与一老工人聊天,他竟然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林彪出事的时候,他的几个战友说林彪怎么不去南方?很奇怪,什么意思?另立政府啊。另立政府做啥呀?我们就会提高待遇啊。这种话当时也敢私下说?有啥不敢的?这位老工人对社会主义很有好感。

我们那曾经是一条条胡同,很方便串门,大人们之间,小孩子之间,一些同学们也常跑到另一些同学家,你就看到了人们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不存在教育,只存在毒害。所谓的家庭教育,就是不要偷东西,要懂礼貌,尊重老师同学,有纪律等等一类的,这是我受到的家庭教育,其他同龄人更惨。

我有一大箱子,能装四五十斤苹果那种,连环画快要装满了。有次带着一帮同学,来我家拿连环画看吧。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抢光了,我都有点楞。饿了多久啊这是。还回来也就20本左右的样子。大部分不知道借东西要还。自己家的小孩子突然拿到家里一些连环画,作父母的不过问啊?那时候也不珍惜,不还也不要。随着年龄增大,借出去的慢慢还回来的就多了。分析过几种原因。

住的不远有户人家也买了许多连环画,大概影响了学习成绩,被他母亲一气之下把他的连环画都扔垃圾箱了,当时看着那个同龄人的宝贝躺在垃圾箱里就想,他该多么心碎呢。

就我熟悉的那个年龄段的同学中,很少有父母拿那点工资给孩子买很多书看的。很疑惑,大家的钱都干嘛去了?

当时很多供小孩子看的书在讲爱国主义,有的书教你怎么做人,提供了而标准。我就用那种标准衡量自己和别人,慢慢发现,大家的所作所为怎么跟书上讲的那么不同啊?表哥比我大几岁,他看完的少儿读物就被我一捆捆的拿回家,其中一些上面还有抹黑四人帮的漫画,人家是从娃娃抓起。群众中多少人会注意这一点点的琐事呢?

当看到人们从小生活的那种环境、亲眼看到周围的人在那种环境中一天天长大,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你就会明白,他们后来为什么会有某些表现,就会发现其中的必然联系。

当官员们还不成其为官员只是普通群众的时候,当工人还没参加工作还是学生或其他什么身份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就决定了他们日后取得某种社会角色后的表现,这里是说“质”上的而不是指“量”上的。

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鲁迅《通讯》

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

下面两张图截取自李卜卡内西《反对军国主义》“第二部分 反军国主义 第六章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任何一条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渠道连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最终都要从地球上消灭掉,不如此不能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这不是说未来夺权之后就一股脑的全部实施,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贝特兰在这儿讲的同样很重要,搞好了同事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把工作视为享受,那工作效率是什么情形?但所有这一切变革,都不能在短期内就能促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质”的变化,只能促使不同程度的量变。即是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导人们思想的仍旧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取得真正的质变,需要几百年的斗争。这个过程中还不能让反革命政变成功,就是国家统治权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

去医院看病,也要先看表现啊,症状表现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表现的是什么,上来就讲病因,一看就是骗子。像贝特兰看到的,搞形式不以促使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为最终目的,用不了多久就能明白那是假的。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供一点观察生活的另些角度,供参考。


#30

我再多跟几个帖子没关系吧?算是有些相关内容。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份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已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种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那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有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已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份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1959年12月)


斯诺的著作要比那些资本主义世界充满偏见与臆想的作家们的产品客观、真实地多。从《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这本书中节选一部分,算是为了解76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做点补充——

在我们面前通过的游行队伍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指着怀有崇拜心情的游行队伍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们的谈话被走过来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星期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我这才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万的人用来为毛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是不是美国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三) 文化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提到,毛主席全神贯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建呢?这个简短的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谈,不过在这里先提出几个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也许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暂时解体,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暂时解体的话。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时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有成员加上“新血液”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原来的党员那时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复组织生活。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许多人还在等待完成“斗、批、改”这个赎罪的三阶段以后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严格。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因毛泽东在1968年5月7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得名的。在这种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里进行的自给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周说,“从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将到各个(省)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有的已经去了。加强过去直属中央政府各部而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工矿和院校的领导,这方面需要很多人。至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们准备领取离退休金退休。有些人决定同他们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地方分权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强各地区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不仅要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在要以发展农村电力为基础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成年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去。仅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抨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拚命反对这第一条。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摈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刘少奇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毛主席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31

(七) 性和人口控制

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毛泽东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土地。他们筑起许多里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亩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社会发展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遍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诱妇女是严重事件,强奸则是严重罪行。

男女同学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许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关系。有一两次成对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足够证实这对男女已有婚约了。毁约会召来社会的轻视,尤其对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劳动时,甚至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树下同吃一顿便餐,也会引起这个女孩子的名誉受到损害,这些情况,是我在朋友家里同一个十几岁的以前红卫兵几小时谈话中听来的。

一对暗中已有“婚约”的男女会发生性爱关系吗?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婚前发生关系的事例确实很少见。至于实际上的乱交,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屡教不改的,则要在监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为是少见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为比较起来,要多一些。”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的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象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使外国人口学家的推测陷入迷途。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继续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数字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数字是以所谓中国的“第一次现代人口调查”为基础的。那时公布的数是五亿八千三百万人;195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说有六亿四千六百万人。1960年,我会见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用六亿五千万这一数字。只有一个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八千五百万。”

五年以后,我问毛主席,他能否告诉我据说在前一年进行的“抽样人口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不可以单单根据定量供应的布票来得到一个接近的估计数字吗?”我问道。

毛回答说,有时农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别是为了不去登记和避免被蒋介石抽壮丁,他们就隐瞒了生儿子。解放后,则倾向于多报人口而少报土地,并尽量少报收成而夸大灾情。现在一生孩子马上去申报,但要是谁死了,就可能几个月都不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真的已经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后说,平均寿命已由大约三十岁增加到近五十岁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农村公社可能觉得这样方便些,即为了继续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应而不去申报死亡,并为了保留更多的粮食供家里消费而尽量少报收获量。他对过去和现在人口统计研究的怀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学家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口估计为八亿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971年1月,我问总理,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口已达到八亿。周总理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还不到。”

在北京愿意作出较明确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时包括台湾在内(约一千四百万)的全国人口将超过八亿,这种估计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从现在起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到公元2000年时将达到十亿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到那个时候将再增加二亿五千万。

现在粮食供应的余额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周总理在1971年1月向我提供了1970年的收获成绩:粮食总产量二亿四千万吨,另外有国家储备粮四千万吨。这个产量比1959-1962年“困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是,中国的计划工作人员将乐于看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或更少。这是他们今后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期间将继续努力使全国的粮食节余储备迅速增加和工业生产不断提高。


#32

(一〇) 崇拜的降温

在更周密地观察那个从最近的内部斗争中出现的社会之前,人们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质进行深入一点的了解。开始时就已很复杂的情况,被一场热战的歪曲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

关于这段饶有兴味的历史,即使要把目前看得见的几条线索理清楚也是很困难的,可能在今后好多年内我们还看不到全部线索,或者还不能把所发生的事情描绘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图案来。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就我个人所知,还有五本比较“权威性”的著作正在由西方的学者们执笔写作中。但是要写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书,就没有一本是能回避这个题材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仍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在1969年党的“九大”表面上恢复了团结的背后,辩证的发展还在继续,它可能再次爆发为公开的、党的惯用语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1967年说过:“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他在另一处又说过,即使在消灭了阶级之后,……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1966年到现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崇拜是成了党的特权阶层的专利品,由它来操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毛降为表面上受尊重的有名无实的领袖呢;还是由毛泽东和他的忠实信徒们来运用,用它来普及毛的教导。普及毛的教导就是用思想武器来“武装人民”,从政治上去反对那些在毛看来已成了一个“新阶级”的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小集团所领导的篡权者们,并把被他们夺去的权力夺回来。

感情,对个人和集团的忠诚和敌视,以及同毛的非凡的号召力有关的个人和民族的自尊心等都是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同发生这次大分裂的客观现实混合在一起,以致一些外国观察家断定它无非是一场宫廷争吵而已。

也许这是中国的一次大选吧?实际上,文化革命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冲击,表现为在一个时间内只能拥护一位主席的这个国家里,两位主席--和两种神秘力量--的互相反对。作为按照宪法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党的管理机构的有力组织者的刘少奇,是官僚机关势力的化身。毛则是英雄形象、思想上的指导者、革命之父、党的领袖,并通过他对党的军事委员会的掌握而成为事实上的武装部队统帅,人们以为他同那个领导机构是一致的,实际上矛盾却在增加。

当毛的进攻导致内部斗争,使许多党支部的工作部分陷于停顿,国家的领导机构也濒于解体时,一场真正的革命就显然已经发生了。必须坦率地面对现实,把独立的国家领导机构这种乔装打扮去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宪法依然披着这种伪装,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就是模仿苏联宪法的),尽管声称是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党的全面专政已是彰明昭著的事情。

我已经说过,毛主席把他同刘少奇最后决裂的日期定在1965年1月--但为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准备,则在1959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我第一次向毛主席提出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也正是在1965年1月,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同这里所说的有关。

1964年秋到1965年初冬,我隔了五年之后又来到中国,旧地重游,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大有好转,这使我非常感动。1959年,中苏之间的思想裂缝已扩大成为裂口,赫鲁晓夫了要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样品”的诺言;接着在1960年撤走了全部苏联技术顾问,撕毁了对中国工业化致关重要的几百个合同。大跃进时期和公社初期(1958-1959年)的一些过火的做法,加上自我欺骗和错误,加剧了损失很大的生产下降。空前恶劣的气候和歉收,也造成了延续到1963年的接近饥馑的景况。

然而,到了1964-1965年,经济已大致恢复了平衡。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过去了,粮食已比较丰富,消费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都更加充足。工业的损失开始得到了弥补,集体农业看来进行得很好。除了日益担心越南的战火扩大以至同美国发生战争外,显然普遍感到轻松和乐观。

这个国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看来在政治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我在离开中国前不久,单独和两位老朋友进餐时曾说:“在整个情况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来过分地颂扬了毛泽东。”现在他的巨幅画像悬挂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摆在每一间会议室里,他的书和像片到处都是,把别人排挤掉了,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为这场有两千人参加演唱的、专为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演出的歌舞剧的一个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三十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相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方面很感不安地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

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人的画像在各机关、学校仍然可以看到,刘少奇的著作也到处有得出售。对一个人的崇拜还没有普遍,但这种趋势是明白无误的了。

招待我的主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外交部部长助理。我继续说:“这些陈列的范围之广,是使我诧异毛主席在这里是否有敌人的唯一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缔造者,当然他本人也不需要这种夸大的奉承形式,不是吗?这果真有必要吗?”

龚澎表示领会地微笑了一下。她说:“我知道许多外国人有这样的想法。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革命初期,有件奇怪事情。当农民来参加10月纪念日,走过检阅台时,许多人都向毛主席叩头。我们不得不派人在那里看守,以防止他们跪倒下来。要使人民明白毛主席不是皇帝或神仙,而是一个希望农民象人一样地站起来的普通人,这是需要时间的。这可以帮助你了解有些人会做得多么过火,而现在所容许的这种对主席表示尊敬的方式又是多么的温和了吧?”

这的确使人想起了中国三千年来对皇帝的崇拜,于是我对她表示了感谢。但当我见到主席时,我还是向他问道:“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根据吗?”

毛回答说,也许有吧。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批评的人说,中国人民有一些(这种感情或做法)。有一点个人崇拜也许是有道理的(更多呢?)。他最后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这话的含意很明白:毛确实有一些敌人。同时他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赞成社会主义,反对他的只有百分之五。这百分之五又是谁呢?我的确不知道(大多数中国人也的确不知道),他们是由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的那个人所领导的。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解释它的人来说,当时已经有了一些迹象,但政治局的团结一致仍在严密地防范着团结方面的大部分裂痕,不使它被局外人看出来。

现在再回到1970年10月游行检阅中我会见主席时他说的一些话吧。

他对我说,我由于写了一些东西而受到批评,但是他看过摘录,认为里面并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他们并不期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同意他们,我保持一种独立的观点是对的。至于我写的关于所谓个人崇拜,是有这样的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主席在12月18日邀我共进早餐时,又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是赞成(探讨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者的,达尔文、康德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部族宗教的起源和“崇拜的必要”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早些时候与主席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于人类渴望信仰上帝或神之类的事已仔细考虑了很久;并且,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神论外,他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教训。

后来他提醒我,他在1965年曾对我说过,是有一些个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点。那时候党的权力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说。它(崇拜)搞得已经过火了,有许多是形式主义。例如,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早晚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也就是教员。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一个教员。其余的要一概辞去。


#33

(一一) 文化

但是这位导师想要教导的、还没有完全灌输到群众心中去的是什么呢?除了由那个主席已管不了的、也许是“不老实的”中央宣传部所炫示的塑像和画像的形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四大卷《毛泽东选集》,另一卷还有正式发行但已在党内流传的“选集”,以及无数的各种声明和报告,都是教导的基础。但是,最扼要的答案是1966年8月8日发动文化革命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六条”的最后一条中所表明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挂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要概括这位导师的教导--它包含党和革命的历史梗概--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从1962年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一个仍旧完全拥护毛的机关报--每天刊登一条语录。1964年,把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语录(有的是很长的摘录,有的甚至是整段)汇编成便于每个战士携带的袖珍本,让人人熟记,以便彻底教育军队,深入广大农民的思想,并终于在1966年在城市普遍流传。足足刊印了几亿册,最后还用世界上各种重要文字印行出版。书中的“老三篇”是毛想要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教导的最简明形式的范本。

《为人民服务》是写给一个普通战士“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以及毛在当时(1944年)作的赞辞。那时他开始使为每一个死了的同志,“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举行追悼会成为制度。对于人民服务的死者表示尊敬,以“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另一篇赞辞是《纪念白求恩》(1939年),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医生,他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章赞扬白求恩“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国主义的精神”是所有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的光辉榜样。(“国际主义”)

第三篇文章《愚公移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讲一个农民努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他的两个儿子一道用锄头挖去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智叟嘲笑他,但他还是坚持挖下去,并说将来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会把他们刚开始的工作干下去,最后他们是会成功的。就这样,在神话里,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果然办到了。毛把这两座大山比作重重压在中国头上的两个恶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把“上帝”比作“人民大众”,他们“一齐来挖”,就会使中国摆脱这两个恶魔。

1945年写的《愚公移山》含有重要的政治教训,包括告诫人们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扶助蒋介石,但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论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样朴素的范例,很象是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德育训导,这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一个特点,这种宣传是为了同(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先家庭和自己而后社会的“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作斗争的。此外,通过刻苦学习毛的令人信服的最主要理论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普及客观的推理的标准理论方法,使人们系统地和统一地分析和“总结”具体问题。

如果认为我似乎已经远离了文化革命故事本身,那是因为单通过编年式的扼要重述,而不从侧面来看看过去和现在毛的领导所要灌输的“思想”的“性质”,就不可能掌握文化革命的“由来”。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反对上面简略介绍的三篇文章所示范的美德和训戒呢?当然不是。毛刘之间发生摊牌,是因为在刘的控制下,党奉行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而不去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刘只是在保持团结这个限度内力求使毛满意,另方面则保护和加强他自己的组织,以便在系统地、纵令是庸俗平凡和官僚主义地执行实际行政任务时不受到干涉。

刘和毛在工作作风和气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刘比毛小七岁,两人都是出生于湖南省。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而成为教师,但是他们的教育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两人都是1921年入党的,但刘是在莫斯科入党(由共产国际从中国招募去的),而毛却成为在上海成立的土生土长的党的缔造者。

刘不是亲苏的,但他在俄国度过的早年对他有影响;毛则通过组织农民游击队学会了革命。刘对农民生活漠不关心;他宁愿从事城市的地下秘密工作。他认为要取得成果,一个专业的组织机构和协调的工作班子的努力比热情和鼓励来得更重要。

毛厌恶和怀疑城市生活,他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度过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他鄙薄从来没有打过仗和种过地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他尊敬成为他的最优秀士兵的贫苦农民,他保护主要来自农村无产阶级队伍和在武装中提高的“新干部”免受城市的腐蚀。他通过打动青年信徒们的自信心、理想和爱国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他的身边来,正如同他从被歌颂的历史、从人驯服自然的斗争的典故和被“神化了”的人当中,为他的诗篇汲取主题一样。

在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时期,这两个人在一起似乎互为补充得很理想。的确,1958年毛(据说)为了把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因而辞去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职务让刘来继任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在那一年,他给党提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不平常的文件。

首先,同俄国分裂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从1959年起就开始破坏毛刘搭配合作的节奏了。中苏关系这一病患,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开始出现脓疱;1959年6月赫鲁晓夫撤销了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的诺言,接着又访问了戴维营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就举世皆知了。9月,即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同一个月内(毛相当怀疑地看待这次访问),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那是紧接着在庐山举行的决定性的中央全会之后发生的,在会上彭向毛挑战,毛为了使对彭的谴责得到通过,曾不得不把他的全部威信都投入进去以支持这场辩论。

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书。他生于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个县里的人,因受虐待而从他的农民家庭出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后来在十几岁时当了兵。1928年,当时他指挥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他的部下加入毛泽东的游击队。此后,他拥护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很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了一个能干的战术家,因而为毛所信任和喜欢。彭在军队里比别人升迁得快,主要是靠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彭是中国“志愿军”的领导人。这样,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并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他在朝鲜与俄国人密切合作时,苏联的后勤和对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且就在赫鲁晓夫去戴维营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会晤了他。后来对彭的宣传攻击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信中批评了毛的领导,但这封信没有公布过。

无容置疑的是,当他回到中国,出现在庐山会议时,他大肆攻击党在毛的领导下的失败,并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与俄国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毛进行了出于推想的责备。他还对诸如“后院”炼钢之类运动的夸大成绩提出严重责问,他断言这一实验使中国损失了十亿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很早就和毛对立的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在1936年初次见到彭德怀时,他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粗率、顽强、一个有着无限精力和革命热情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足。他从来没有能力在智力上同毛匹敌,1959年他轻易地就被以智取胜,表面上低声下气,承认了错误,道了歉。毛曾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领袖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因此对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虽然彭被从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他将引退,“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在刘少奇的怂恿下坚持错误。他于1960-1961年抽时间去旅行,写出了五篇等于是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传阅。1962年9月,在中央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彭提出了一个八万字的文件,重复并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次他大概得到了刘少奇一伙的支持,他们企图为彭进行“翻案和复职”。

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两件事是必须记住的。军队里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时被称为“职业军人”)是赞成同俄国至少暂时妥协的。他们想得到俄国的帮助,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包括把原子弹弄到手。他们只有在基于不平等条件的联盟中接受次一级的地位,象华沙条约的卫星国那样,才能得到这种帮助,而毛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做的。他们还有另一个动机,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俄国武器援助的继续,将意味着军队领导人和俄国军队指挥部在军事行动上的继续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中国产生一个“职业军人派”或集团,利用对俄国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由主权。他们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国路线建立起来的由职业军官带领的军队,它不从事非军事的生产和军民工作,并同职业官僚制度取得密切联系。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来抑制或控制个人崇拜和决定军事政策。

彭在党的宣传机关中有支持者,这是很明显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流行电影《怒潮》和小说《保卫延安》,相当露骨地颂扬了彭,并相应地贬低了毛。当文化革命开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时,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被揭露出来,同后来的诸如《海瑞罢官》那样的文艺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现在再回到这场争论中的刘少奇一方来。

1962年以前,刘少奇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最高领导,并赞扬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鲁晓夫发生决定性破裂的好几个月以后,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代的调子。他在俄国所作的十次公开报道的讲话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没有对毛的领导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话,从上下文奇怪地推论说毛希望“循着俄国人的路走”。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年到1966年,刘在中国和在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只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1961年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暂时退却--有点象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首先为农业服务”优先于重工业,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归公社村(合作社),农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权得到保证,有限制的自由市场也得到许可,同时在工业中采取了奖金制和其他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和倾向于利别尔曼主义(在中国称为“经济主义”)的一个时机,是使新的富裕农民向富的地位转化。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62年党的各次会议上曾受到刘的批评,有关这些会议的报道在文化革命前当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同年,发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许多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下令大量重印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34

(一二) 通过宣传搞阴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在延安最初问世时,共产党员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企图把动摇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过来,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战争。《修养》贬低阶级斗争,强调纪律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精神观。《修养》是从孔丘那里来的,里面还有把“阶级调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含意。

这本书企图适应统一战线那个时期,有着很不适合六十年代的时代错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已占有优势,中国正在同苏联争夺对革命的思想领导。刘少奇对该书作了若干增删,但重点和内容仍然照旧。错误在哪里呢?例如:在引用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时,刘很难加以辩解地删去了这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版本还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中这里加有黑点的那几个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基本上是一篇鼓吹求得个人完善的高级伦理学的道德论文,从头到尾,刘没有把他的说教同毛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学说结合起来,没有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的学说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无视毛泽东在战时和战后所写的那些重要著作,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后来对进行的批判性的辩论中都着重地提了出来,同时他的书内还有暗示支持彭德怀和反对毛主席的领导的几段话。刘说: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刘的批评在原意上显然是针对毛以前的对手们的,象王明和李立三那样的党内有力人物,他们已经名誉扫地和被推翻了。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段落可能是语义双关的。为什么刘要在1962年8月重印这部书呢(已删去了其他不合时代的材料),当时彭正在散发他那份八万言的批评,而刘又是知情的?

同时,刘又把他的《修养》(五万字)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上刊载,广泛加以利用。为什么当军队正在大量采用毛泽东思想的启蒙读物、力求统一思想教育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要作出安排,分发刘的书作为军队的教材呢?如果不是毛本人的话,那么是党准备让刘去替代毛的教导和毛本人吗?刘的确好象在建立一个从事对抗宣传的修正主义学派。不管怎样,这成了1967年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的思想抨击的普遍主题。

再举一件揭露出来可作为人情上和政治上的注解的事情。从1961年起,刘和毛常常不在一起,毛访问农村和军队(这是他的习惯),长时间不在北京。在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和毛商量就执行了。

他们可能没有向毛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中国话简称为“三自一包”的政策,它的意思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和包产(公社的)到户(个人经营)”。它的用意是想采取“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直接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矛盾。最后它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的一部分而加以制止了,“四清”就是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四个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整风。

到1964年经济恢复以后,新实用主义者的干部们企图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毛反对他们这样做,在军队的帮助下进行反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在军队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变得更加激进,成为最后在1966年8月宣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总政治部(人民解放军的党的领导部门)建立起约有一百万人的毛主义“积极分子”的队伍。在整肃农村中那些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时,他们起了主要作用。由于发动贫下中农大多数起来制止农民中机会主义分子的迅速发财致富思想,公社里的修正主义倾向被刹住了。现在轮到城市了。

为什么称为“文化”革命呢?这是因为它最初冲击的是党内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据说他们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破坏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六十年代初期,对毛的领导的攻击就已经在文艺作品和报刊上偷偷地开始了,这时在这些地方就更加越来公开地对主席进行批评和讽喻了。

1965年底,一开始被揪出来的第一个“牛鬼蛇神”是北京市长彭真的密友、六个副市长之一的吴晗。彭真出身于工会,属刘少奇的部下,是华北有势力的政治局委员。吴晗是个历史专家,是专治明史的相当多产的作家。我认识他时,他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家。他从未成为党员,但支持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这时他写了一些作品,颂扬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海瑞,海瑞是明朝的一个正直的清官,他敢于批评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续篇《海瑞罢官》于1961年写成。

在权力机构的有势力人物的幕后支持下,吴(一个“驯服工具”?)的胆子更大了,他还伙同别人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以诸如《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为题在报刊上写了长期连载的文章。吴的两个密切合作者,是彭真的文化工作助手邓拓和彭的统战工作专家廖沫沙。这三个人共同用一个笔名写文章。要是没有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会陆定一和他的副手,中央委员会周扬的暗中支持,他们的作品是没有可能公开发表的。

吴晗、邓拓和廖沫沙虽巧于伪装,但他们在叙述似乎无害的历史轶事和寓言的同时讽刺嘲笑毛和“三面红旗”的双重目的,在老练的党的内层圈子里是掩饰不了的。这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包括中国人在内,曾得出这样推论来。当他们从1961年到1963年编造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毛不加以制止呢?

不管吴晗是否有堂·吉诃德的想法要同毛较量一番,但毫无疑问,一些党的领导人是这样解释《海瑞罢官》的。在他们看来,它反映了在彭真的暗中领导下,对毛的权力进行的一场消耗战。刘少奇是完全支持彭真的吗?他后来否认这一点。毛在1967年写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只是到了1967年,毛才这样说;在1965年时由他自己来草率地展开这场攻击是不合适的。谁来为他做这些事呢?

有一件事使得毛确信,要全国人民坚定地回到他的革命道路--他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上来,就有必要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把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打倒。这件事就是,毛在华北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党人或知识分子来揭露吴晗,因为有势力的人在庇护着他。毛不得不到上海去找他的人,姚文元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作家,他在1957年对文艺和新闻界里冒头的资产阶级势力展开过一场出色的论战,受到毛的称赞。说得更确切些,是江青(毛泽东夫人)同姚文元商量的,他是她的一位老朋友。到1965年,她本人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吴晗和上海亲刘的党员的斗争,他们反对她的具有无产阶级内容的新戏剧、新歌剧和新芭蕾舞剧的思想:这些戏是忠于毛的文艺为群众的思想的,是北京的文化宣传机关所强烈反对的。

正是姚文元起草了批判《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文章。我们听说文章修改了十一次。并经江青和毛看过,最后于11月间在上海发表--因为如前面所述,最初毛无法使北京的党报刊登这篇文章。

姚的文章指责吴晗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如把封建人物理想化,而无视群众反对皇帝、官僚和地主的主要阶级斗争。海瑞的“改革”要求,局限于把由大官僚夺去的土地的一半退还给原来的地主,以保护“这个制度”的稳定性。其他文章很快地变得更加明确,对宣传机关的那些负责人的反击变得更加激烈,除了吴晗以外,这些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点名。

这时彭真在严重压力之下,想为吴晗开脱,因为吴晗的困境也成了他自己的困境。如果吴和其他亲密的同伙被宣布为思想上的敌人,在性质上等于是反革命分子,那他就要负责。1965年10月中央委员会秘密地设立的负责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彭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66年2月,彭真以这个小组的名义打电报通报所有党支部,说吴晗只不过是犯了“学术上的”错误,企图把他的罪行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的报告忽视了已由毛明确规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即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却要求把运动限制在批评的范围内,要在“有关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同意下”进行。

毛指责说,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没有看过彭的电报,毛本人也没有看过。主席极为愤怒,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完全否定了彭的报告。这是1966年5月16日的事。中央委员会的5月16日《通知》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把彭列入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最前列。换言之,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通知》有预示性地作了下面的结论: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从那时起,“不用枪的内战”就开始了--或多或少是这样吧!


#35

(一三) 公开的战争

从1965年秋天开始,毛仍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1966年5月16日的会议和公报也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会议和公报直到第二年为止仍是党内的机密。毛的行踪显然只有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才知道,这个小组已经取代了彭真的小组。流传着这样一种印象,即毛在生病或正在康复之中。

我也可能无意地助长了这种印象。1965年1月主席接见我时,他似乎有点不象他通常那么精神饱满。他两次不可思议地说,他“快要去见上帝了”,在一些别的谈话中则暗示准备把未来交给他的“接班人”,这些很难说是表示在准备就要开始的一场大斗争。后来在北京有人对我说,主席对我那样讲可能是有意要迷惑他的敌人--在部署进攻战略的时候,鼓励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不过,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事实上,毛在11月秘密地访问了上海,同姚文元、张春桥等未来文化革命中党的先锋造反战士进行了谈话,他们不久就组织和领导了造反,要把那里的党、工会和文化机关中支持刘的负责人都打倒。毛不是在生病,而是正在南方忙于奔走,发布指示,在北方,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则准备对彭和尚未公开点名的那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最后一击。在1962年的十中全会上,毛曾经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非官方报纸(《文汇报》)上。当时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以外,上海和北京的党报毛仍然管不了。1966年6月,北京的军队报纸接管了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它宣布开展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来肃清“反党黑线”,并在教育、文学、新闻、戏剧及其他文化活动中促进无产阶级的思想。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解除该报原来的编辑部的职务。同一决定还宣布改组北京市委。没有提到彭真的名字,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都没有了。同他一道进入政治垃圾堆的有吴晗以及所有彭的“学术上的”同伙。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命令撤销陆平和彭佩云的北京大学领导职务。他们所领导的党委,由新北京市市委选派的一个新“工作组”予以“改组”。

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的,究竟哪些人出席了5月16日的秘密会议,都不清楚,出席这些会议的人是经过慎重挑选,或是由文职和军人候补委员们“加强力量”的吗?是毛缺少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必要多数来打倒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还是他情愿那样做呢?他转向非党群众,动员和教育千千万万的青年(并指示军队“支左”)去清除盘据着政治和学术权力地位的那些主要的反毛官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6月,把5月16日公报付诸实行的革命已经在各地展开,为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作好准备。学校停课了,红卫兵开始为控制一切文化机关而战斗,“大字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控诉和揭发。

正当风暴增强时,毛泽东于7月16日引人注目地重新出现于华中大工业城市武汉,在那里游渡长江。他由五千名“革命造反派”陪同,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位如旗帜标语中所称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显然非常健康,充满战斗精神,准备负起全责来掌好舵。接着他就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去了。

对于毛的挑战,刘少奇似乎没作出任何有计划的认真准备来进行全力迎战,甚至在8月以前,他好象还没有完全知道他本人就是头号目标。他指望把崇拜降低为一种表面的东西,实际上由根据规章在职的人来掌握党权,就以这样的方法来消蚀毛的权力,这似乎是明显的。

红卫兵的出现,谁又能预料得到呢?5月16日的公报中有一个字批准过他们吗?当然没有。刘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谁能预料得到这位党的缔造者竟会号召群众--不光是按照刘的党的教育计划训练出来的“驯服工具”、即有组织性和守纪律的年轻共产党员,而且还有难以驾驭的非党群众--一起来造党组织本身的反呢?的确,造反派几乎违反了刘一伙花长时间辛苦制订的1956年党章的每一条规定(这个文件是紧紧地仿照苏联的蓝本制订的)。他们能违反国家宪法的规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采取不法行动吗?所有这些都是在毛的慷慨赞许下干的吗?这怎么可能呢?

刘也不是继续不动的。从5月起,他的主要努力是保持他那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使它免受毛的危险的破坏路线的影响。我在各地从参加造反的人们口中所听到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保守派为了试图及时应付冲击,以“工作队”的形式派遣了大批干部到学校、工厂和机关去,想把革命“引导”到无害的渠道中去。以防止党的核心和组织的解体,并企图使“闹事者们”名誉扫地。

但是,毛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也有自己的干部在工作;起初他们的人数很少,但非常有决心。中央委员会为了使课程革命化,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课。辩论和随便抨击领导蔚然成风,造反有理,抨击当局的大字报也是如此。

红卫兵首先于5月底出现于北京大学,但随即被刘的“工作队”指为“反党”而遭到镇压。是谁发起红卫兵的,不清楚。我在杭州会到的那位将军,对文化革命中毛的整修战略非常熟悉,他对我说,红卫兵这个事物既不是有计划的,也不是事先就预见到的。然而,他们的潜在力量很快地被毛看到了。受到了鼓励的红卫兵再度在北大兴起,并扩展到其他地方。他们次被镇压,接着发生了拉锯战。后来在6月,毛宣告:“红卫兵好得很”,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爆发了。

后来被认为是刘少奇自我批评的检查书,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具有某种孤傲的味道,而且尚不过份自贬,因而有几点似乎是可信的。其中有一点讲到,6月1日以后,在毛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初五十天中”,刘通过他的工作队,集中力量来贯彻他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的几项目标。只是在回顾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力图孤立造反派和“反对揪斗干部”,是破坏了革命。

那份检查书说:“我怕乱,怕大民主,怕反革命上台。”然而,甚至在毛回到北京以后,还是继续亲自指挥干部的工作队。他说,这是因为“在8月5日以前,(他还)不理解(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并且“总是想要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精神。……”

8月5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一天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一星期,这次会议通过了文化革命的十六条纲领,并把刘少奇在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从第二位拉下到第八位。8月5日又是毛泽东写出他自己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炮打司令部》--立即传遍全国。其后不久,毛就戴上了臂章,公开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派了。从那时候起到11月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的一千一百万青年。

8月5日,当刘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毛写的以下几行时,才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就是那个“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刘写道:“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我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在那麻烦多事的“五十天”中,刘就是这样的认识他自己的。既没有明确的指示,他又怎么能知道他应该取消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党机关呢?他只能一如既往地干,并象毛多半预料他会那样的行动--“保护干部”,从而落入了一个准备得很巧妙的圈套里。当主席在7月中出现,泰然地在长江游泳时,刘的惊奇也许不下于全国其余的人吧。

对刘来说,这场战斗已接近结束--以毛的说法,如果是刘揭开了战幕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报刊上被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并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声名狼藉地被开除党籍。

在那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青年们摧毁着旧机构,文革小组则设法领导他们在各级夺权,创建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毛原以为要花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毛自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所缔造的党的那些当权派的反,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这架庞大机器对如此规模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使人感到十分惊异。这艘船建造得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为坚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预先说的那样,上面的简要说明作为历史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它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和变化着的事实,其中有象下列这样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干部之间的分裂,以及在社会各部门,包括军队在内,发生的各派之间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内战时刻。又如,在这个局面中周恩来应放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呢--这个人在全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几乎是单人一手地在维持主要生产力量和行政效能。

如果把我叙述的故事从不久的过去转到当前,转到暴风雨过后比较平静的今天,这个问题,就象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也许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如果只能回答一小部分的话。


#36

(一八) 军队和人民

中国穿军服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在人民中间他们大都不带武器。他们在公开场所的行为堪称模范,任何来访者很快就能看得出,军队是得人心的。公共小学满是红小兵;我遇见的每个家庭,几乎都希望他们的儿女中至少有一个能符合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高标准。国家宪法把服兵役列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一。我在营房或其他地方询问过的士兵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人自认为是“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者”(当我把这个词的意义向他讲明以后),或是设想他自己将来会参加一场他的国家可能是处于“非正义的”一方的战争。

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民主的工农军队,现在它的威信很高,在我已经提到过的许多方面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比起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来,它加给人民的负担无疑地轻得多。他们自我管理,生产自己消费的大部分粮食,没有随军服务人员,并且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去帮助农村或工厂。

自195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差不多已恢复延安时期的“作风”。军阶的标志——肩章、高级制服、硬边军帽、勋章——以及摹仿俄国军队的以示军官等级的其他明显标志,在60年代初期就已取消了,官兵之间开展相互批评和军官定期下去当兵得以恢复。所有指挥员都从士兵中提拔。官兵之间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已经缩小,虽然距延安时代军队的“平等”还很远。

十分强调政治方面的训练,政治意味着同人民的关系。应牢记(还要唱)的规则有“八项注意”,它实质上仍和原来红军时的一样: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不打人驾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此外,还有“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有所谓“三八作风”,在中文里是用三句话和八个字来表示。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个人或集体荣获“四好”荣誉,意谓着他们的‘三八作风”好,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以及日常表现好。

任何授与“四好”战士的家庭,都自豪地将其奖状安装在框子里以挂在毛主席像旁。

总之,军事训练的原则是,必须思想优秀为先,必须按照毛的“政治是统帅”的教导。其方针是“四个第一”:在人和武装之间,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各种工作之间,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之间,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之间,活的思想第一。

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毛的信条,即“人比武器更为重要”,没有良好的道德政治素质,优良的武器或庞大的数字作用也小。这样一些概念反映了毛早期对孙子(公元前350一450年之间)思想的吸收。孙子是中国古代权威的战略家,他的《孙子兵法》充满智慧,以至在当今新时代仍熠熠生辉。孙子云,战略的基本要素有五,“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

当然,“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轻视现代武器和对它的熟练使用。“政治和技术必须统一,”毛说,“这就是又红又专。”这里我并不打算同西方情报机关在估计中国的武器方面作什么竞争,只是一般地谈谈,这是不成问题的。人民解放军的300万正规军是亚洲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它有数以百万计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和辅助部队作为后盾。它的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在越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高射炮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在这类武器和现代装甲武器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6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仿照苏联米格一19型飞机生产了喷气机引擎,到1970年据说已能生产自行设计的新型喷气机,比俄国的米格一21型还要优越。她还正在生产数量有限的轻型和中型喷气轰炸机。

在空中以及水上和水下的海军舰艇方面,中国虽不及超级大国,但它所拥有的联合作战能力,足以制止可能企图用常规武器来考验它的强大防御力量的任何入侵者。到了1971年,中国已拥有一个规模虽小但须认真看待的核武器库和区域性的运载工具,这就足以大大减轻以前在原子威胁面前一无所恃的感觉。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向中国投掷原子弹而不受到严厉的报复了。中国在洲际导弹方面早就有了潜力的消息,是使尼克松政府决定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实、并且在多少是合理的和平共处体系内谋求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包括聪明的农民在内。中国百余年来受到西方和日本侵略者的凌辱和近于毁灭之后,终于依靠自力更生强大起来了,我就听到过这些农民因自己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参加者而感到自豪和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武器是一项具体的成就,是他们付出了极大辛劳得来的,宣传教育也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全都相信这—点吗?毛本人承认,还有“百分之五”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对这百分之五(不多不少?)来说,军队是不准他们恢复祖传土地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富人和高官”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和尚、道士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空想的艺术家中“脱离实际”的作家的压迫者吗?在每月设法逃往香港的几百人中间,大多数人看来是为了重温发财美梦而去的。这些人中间确实很难发现有个把人民解放军老战士。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毛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军人应该学会去鄙视个人的利欲贪心。他们应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我常常见到目不识丁的壮丁脖子上套着绳子被拉去当兵。当官的通常侵吞薪饷和口粮,如果士兵发牢骚就殴打,他们自己则经商并搞黑市交易。(有点像南越西贡政府的军官)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都有文化,学习毛关于怎样当好一个好的指挥员的著作,明确自己的权利,可以在“斗争”会和”批判”会上控诉。军官腐化的事不是没有听到过,但这比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事或许更为少见。

就基本津贴和生活费而论,这支“优质”军队所开支的人民的钱少得令人难以相信。那有几多呢?

1970年10月.我在宴席上坐在聂荣臻旁边,我同他初次会面是在1936年,后来他成了元帅,现在是核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听到的不是什么原子弹方面的秘密,而是许多有关人民解放军的事。每个士兵一年发三件衬衫,冬季、夏季或山地用的鞋子,全套的冬装和夏装,还有不限定量的伙食。如果新兵需要瞻养父母.通常不会应征入伍,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瞻养家庭的补助。一般新兵都未婚,他们的训练、教育、医疗和娱乐都免费,他们没有伙食、住房或其他生活开支。他们的基本津贴每月6元,聂荣臻认为作为零用钱这是很宽裕的。

后来,我在浙江遇到周文江将军,他告诉我,相当一等兵的士兵津贴已增加到每月12元至15元。周将军还告诉我,最近大部分军官自愿减少工资30%。这样,据我在60年代所知道的工资等级,一位上将的收入将减少到每月350元左右。(当我第一次遇到聂荣臻时,红军的军官一般每月得到5元钱。)一位在军宣队工作的陆军中校告诉我,每月工资是70元——减少了40%左右。文化革命并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工资拉平,中级军官的工资仍然没有变动,而低级士兵的津贴提高了,高级军官的工资则减低了。

像政府机关一样,军队也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时考虑年龄、军龄、家庭负担和级别。中级军官和中级以上的军官仍享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专用宿舍和汽车的使用等等。

这一切看起来不错,但是在中国,人们对党内最高层官僚集团瓦解后由军队所继承的权力角色,不是依然有某种不安吗?过去一户农家总想有个儿子上学,希望他以后升宫发财。“当干部是为了做大官”这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经常受到谴责,也是创办五·七干校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参军为了做大官”又怎么说呢?

人们被这样提醒说,军队干部毕竟还不到以前党员数的1/10。他们能单独管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吗?——把他们的全部生产任务和国防任务加在一起?但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被称为“一小撮”吗?怎样才能防止一个党内的军人特权阶层把老的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继承过去呢?

我已经部分引述过,自1967年以来在重建已解体的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方面担负最重责任的那个人对此所作的解答。对刘少奇的权力结构发动进攻后仍留下来执政的最有经验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他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所有三种成员中享有广泛的威信,而这些革命委员会则必须设法结合成为统一的行政组织。这就涉及“解放”专家和在军队所完成的清理中受到冲击的其他有经验的党员干部这一微妙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继续默默无闻,或者回避担负新的责任。同样艰巨的一项任务是,要从工代会(它代替了工会)和农村公社队伍中抽出充分的“新鲜血液”注入那些组织中去,以使国家更加直接地对群众——非党非军的大多数人负责。

一个军队特权阶层?一个军队官僚集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党内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在党内、还是在军队内工作。军队干部一旦去到政府机关工作,就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就再也不管军队的工作了。事实上他们是从军队中调出来了。这样,过了几年,他们就同我们一样了。”

“就同我们一样了”——意谓同周思来一样吗?50年的革命经验,才产生像周这样一个全天候的人。在老一辈离去之前,新的混合体能够很快地产生出无产阶级接班人以接上班吗?我自己在进一步“深入农村”时,思索着这个问题。


#37

(二四) 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毛泽东强调他不希望进行接见我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然而,我后来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我们在1970年12月10日谈话,大部分是由唐明照的出生于美国的女儿唐闻生笔记的。(唐先生任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主编直至1949年,自那以后在中国供职,是对外文化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位领导人。)还有一位中国女秘书也在座。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年轻妇女都没有佩带毛像章,而我会见官员却没有看到佩带像章,也仅只有这一次。

会见后我马上进行回忆,把我们这次对话记录下来,也得到了一份唐女士的笔记抄本。

毛主席在北京的住所位于红墙内的旧紫禁城的西南角,离毛主席检阅十月国庆节的游行队伍的天安门没有多远。在这黄色琉璃瓦顶的高墙内,亦曾为旧三朝官员的官邱。今天,政治局委员们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紧靠着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近旁,通过有两个武警守卫着的西门,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绕了一个弯,很快就到了一座大小适中的中国式平房面前。

入门处有两个末佩带武器的军人迎上来,他们的服装上没有表示军衔的标识。“他们是将军”,唐闻生低声说,她怎么知道呢?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他们就走开了。我对毛主席等候这一点表示了歉意,没有预先的通知,传唤我时我已入睡了。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钟光景。他有点轻度感冒,便高声说,不晓得医生干什么,连感冒那样简单的毛病也不能预防,使这么多的时间都损失掉了。我提起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听说过这个人——他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对付感冒的万灵药。我提出给主席送一点来。他说他将试试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

毛的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也有少量的外文书。许多书中夹着纸条,作为注释书签之用。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位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阔的窗户,可以瞥见园中的景色,据说主席在园子里种自己的菜,并搞农作物试验,这可不是“自留地”,是属于国家的,也许他需要产品,因为听说他最近把他维持生活的“工资”减去了20%。

我们讨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祟拜”——而且有其缘由,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他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那些反对我在1967年和1968年重来中国的官员,是属于极左集团的,这些人曾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早就被全部清除掉了。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他都管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时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当然这个崇拜也搞得过份了,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干年的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四个伟人”——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传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了点头,他说,这些人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叫我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说:“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些,但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搞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你不搞啊,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说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每个州长、每个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你的书和文章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些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

毛主席对于这种有关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来说健康良好,但他再次说到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需要造一个。”我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说,许多人掉了脑袋只因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

“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我说。“但人们在许多事情上已能改变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便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10年前比起来,有了大变化。”

没有,他说。我(按:指斯诺)是受人欺骗了,农村里的女人仍想要男孩子,头几个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要时间。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吧?

“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我说。“不过,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先获得选举权的,她们现正在学习如何行使这个权利。”

谈至此,端来的几杯茅台酒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茅台酒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酒。我们举杯祝酒。使我不好意思的是,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们祝酒,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未把妇女看作是平等的。

主席说,要男女平等,现在不可能。但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这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是寄很大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两亿多入口。工业生产已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他将乐于见到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打算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像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乐于同他晤谈,他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遗憾的是,我代表不了美国,他说我不是垄断资木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炮制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非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即是在北京的外国外文官已了解到。某些中间人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的用意是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各国共同保证东南亚的独立,决心要通过理清台湾问题来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位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位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位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大·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在今年进行的。我从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在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对这位将军表示的敬意,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逝世以来他对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家也在活动。一位已经造访过尼克松总统一次的欧洲某个国家的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12月再次前往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直接跑到白宫去商谈,然后于1月回到中国。我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也再次转达一个信息询问,如果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中国首都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大约在同时,一位中国外交官神秘地告诉我说:“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而他以前对这件事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当我们谈话时,主席再次向我追述,教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政权地位。

我提出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把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的最好的军火运输人。”毛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种帮助办法。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时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追击炮。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主席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发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兵士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已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相信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俄国人害怕中国吗?”我问。

有人是这样说,他回答说,但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大姆指比划)。俄国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大姆指并在一起)有这么大,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够对付两个大姆指呢?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听说他们是有点怕,他回答说。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就害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俄国人感到不安。但如果中国人钻进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第一炮的呢?俄国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俄国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他们后头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求中国人停止公开论战。毛说不行,要争论—万年,如果必要的话。后头柯西金本人来了,他们会谈后,毛对他说,他将减少一千年,但不能再减了。

他说,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他们不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俄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正如它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相互反对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它们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再次提到美国时,毛主席说,中国要学美国的发展办法,把责任和财富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政府不要包办。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什么事都交给他办是不行的(他把两手一摊)。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我说他这个人不复杂,真是简单不过了。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交谈,使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主席一定会坚持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它对意识形态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它的地区政策的那些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与欢迎他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


#38

附录

一、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

1、引子

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邀我去吃晚饭,我们一共交谈了大约4个钟头。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都是革命以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龚澎和她的姐姐龚普生还是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一部分)的学生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京时,在那里任教了一个短暂时期。后来,龚澎长时间任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1]

我没有在事前书面提出问题,也没作记录。我知道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主席一样是不供发表的。一回到住处,我当夜尽其所忆,立即把谈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被告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已保存了一份书面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记录的谈话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应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

我们谈话所及的范围,毛本人称之“山南海北”,范围“既宽且广”,是谓“海阔天空”,具有某种特色。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邀请非共产主义的西方人来同他一同用餐却不常见。我相信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为发表文章而同他交谈的第一个外国人。

为什么我能作为一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从他被当作一名受通缉的“赤匪”,住陕西窑洞的那时起,我就认识他了。

作为—名年轻的新闻记者,1936年我进入中国的西北部,想去看一看蒋介石已费时10年企图“消灭”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是第一个进入古老“红区”的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同毛、周思来、林彪及其他领导人会见的采访记者。毛当时43岁,清瘦,个子比一般中国人高,在从华南开始的6000英里撤退中(途经西藏高原的东缘)历尽艰难险阻而变得更加坚强,这次撤退现以“英雄的长征”而著称。我在他的窑洞里度过了好多个夜晚,他向我讲自己的经历,还把至那时为止的共产党革命历史作了梗概的介绍。

在整整一代的时间过去之后的今天,毛72岁了,他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迎接我,人民大会堂与以前的紫禁城天安门相望,中间隔着广场。

我同毛上一次会谈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遭到严重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击。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中断,300多个重要项目的合同突然撕毁了,接着在第二年农业遭受了洪涝和干旱,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了部分或全部的毁坏,还在试验阶段的人民公社,由于大跃进中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正常的生产还陷于混乱。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

那时毛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需要50年时间。

到1965年1月,情景大大改善了。连续三年的大丰收,全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个地方的商店都陈列着廉价的主食品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国还偿还了所欠苏联的最后—笔外债。一次核爆炸(1964年10月)提供了一种新的地位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党的——和爱国主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毛主席在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时可能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毫无夸张。我发现他有哲人般的心绪,反映在他把死看得平淡,并似乎准备把他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充沛的生命和时间去发动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影响,这直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

当时许多省的领导人都来首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次的例会,毛同他们几星期来日日夜夜紧张的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他身体欠佳的话,他这次同我的谈话也许会很快地终止。看来他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都很轻松,我们交谈从下午6时开始,吃晚饭时在继续着,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事后主席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性质毛病,除了年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安然无恙,他适量进食有辣椒的湖南莱,并保往常那样随便喝—?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吸了12支香烟。

在我们的交谈开始之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不抱太多成功的希望,我曾要求他准许将访问过程全都摘成电视纪录片。我说:“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初你反对,而我争辨说,让中国和外国的人民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将你的事迹发表出来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厉害。把我们的会见情景在银屏上公诸于世.以驳斥那种无稽谣言,这样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过。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在这里第一次把谈话的全文(仅仅应要求略去了一两处)发表。这篇谈话的摘要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1965年2月17日又登载在东京的《朝日新闻》,接着登载的有汉堡的《明星报》、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星期口泰晤士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新共和》杂志[2]。我又根据自己的笔记,并核对龚澎的记录,作了必要的细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

发表了这次谈话,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似乎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告知美国。

后来,1970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位朋友向我指出,主席1960年的那些话,特别是不久就要上见上帝这种话,可能是有意让那些希望他赶快那样的人判断失误,国外发表的我的访问记从未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刊载,但知道它译成中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阅过。毛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人会介入越南,这就预示了中国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意。

[1]龚澎:1970年患脑瘤去世,她的同志和无数外国友人深为哀悼。1971年11月,乔冠华就任联合国的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2]美国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登载这篇谈话。


#39

2、西藏和神

我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1960年你告诉我,90%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右10%,现在怎样呢?”

毛回答说,各处还有一些蒋介石份子,但他们的总人数很少。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些人今后可望更多,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再教育的。总之,现在可说是大约有95%的人甚至更多些,是团结一致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我想起了班禅喇嘛,他刚刚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土地改革阶段即将结束,以前属于喇嘛寺庙及其经营人的土地,就要集体化了。在北京的监护下,对青年和无地农奴进行了13年教育后的今天,迅速壮大的共产党似乎已作好准备要把古老的神权政治的残余影响完全消灭。由毛主义的教师新近教出来的识字人手中有了科学和工业,神权政治的权威现已被彻底摧毁了。喇嘛教和它的诸神变成快要被遗忘的民间传说了。周恩来总理最近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给予班禅喇嘛一个“重新做人的最后机会”。

“班禅喇嘛困难之所在,是一个他同统治以前农奴的旧喇嘛地主权力之间的封建联系问题呢,”我问道,“亦或是你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的职责同与寺庙分离的新政权之间的冲突呢?”

毛回答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自由问题。封建领主已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农奴得到了解放,现在作了主人。班禅喇嘛同旧特权阶级中的一些“坏蛋”搞到一起,他们不仅阻挠改革,而已还组织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班禅周围有些人还不是旧得不能改造,还可能表现出进步。班禅自己也可能改变思想。

他们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在住在北京,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回拉萨;这取决于他。

喇嘛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会有人去压迫真正信教的人,所有的寺庙都是开放的。宗教仪式亦照常举行,[1]但问题在于,活佛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教义行事的,远不是不干涉非宗教的事情。达赖喇嘛本人对毛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个活佛,虽然如有人公开这样说达赖就要加以否认。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土,也不是完全相信他们所传布的教义,不过教徒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一些人说,毛自己从来不信迷信,但事情并不是这样,他示意过我,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常年拜佛;少年时他站在她一边,反对他的不信佛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走过一片荒林,碰到一只老虎,不是纸老虎——一只真老虎——他拼命跑回家,马上烧香供神。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碰到困难,就求神拜佛,但顺利时就把它们全忘了。

“中国还有—些神吗?”

当然有,据我所知,中国人不是只有一个神,而是很多。

什么东西都有神:门神、灶神、雨神、山神、大慈大悲的神,等等。不是连一块石头也会成为神吗?仍然有几百万人信伊斯兰教,另有几百万人是佛教徒和道教徒。还有几百万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还有些人真信喇嘛神。

“不知你去过西藏没有?”

没有,他从来没有去过西藏,只是在长征的时期曾路过西藏的东缘。那时他跑了许多地方,但是有些地区他没有能够去看看。例如他们(指国民党人)就不让他去看看云南府(昆明),他们让他去看过贵州,可就是不让他去看看贵阳,如今他或许有可能去视察—下云南了,他还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去过新疆。

记得他第—次告诉我他父亲碰到老虎的事是30年前,他他时说,正值同国民党第一次战争将近结束,他们的条件很差。然而中国的老红军团结而坚强,尽管人数少。当我看见他们时,他们还只有轻武器。

“此外还有穷人组织的民兵所扛的那些长矛。”

是啊,甚至还有扫帚把呢。决定胜负的从一开头起就不是手中的武器。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胜利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

其中包括许多因素。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武器比过去好了,但同样那些因素仍然决定着胜负。

“那时人们所想的主要是把中国从日本手里解放出来。我那时的确没有预见到革命的中国在世界上兴起的全部重要意义。”

[1]文化革命期间,除少数之外,所有寺庙已一律关闭。


#40

12、去见上帝

“说到你的健康,我们以前还未谈过,从今晚来判断,你看来景况甚佳。”

毛泽东苦笑着回答,说这也许有些疑问。他又说,他很快就要准备去见上帝了。我相信吗?

“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去弄清楚是否有一个上帝吧,你相信上帝吗?”

不,他不相信,但一些自诩知识渊博的人说,是有一个上帝。似乎有许多上帝,而有时似乎又是同一个上帝能照顾到所有方面,在欧洲的战争中,基督教的上帝曾站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其他人一边,甚至在他们相互残杀时也是这样。在苏伊士运河发生危机的时候,上帝合起来支持英国人和法国人,但那个时候真主却支持另一方。

晚餐时,毛提起他的两个弟弟都己被杀害。[2]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时期(1930年)被害,他们的儿子战死于朝鲜战争。他说,奇怪的是,死亡至今总是从他身旁擦过去。他好多次都为它作了准备,但死亡看来就是不要他。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有几次看来他会死的,他的警卫员被打死了,而他正站在毛的身旁,有一次他全身溅满了另一名士兵的鲜血,可炸弹没有碰到他。
“那是在延安吗?”

在延安也是这样。他的警卫员是在长征中被打死的。另外还有几次狭路逢生,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一切斗争最终都须得到解决,包括地球上人类的生存竞争。

“使你免遭厄运的意外事件,使得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事业成为可能。通观全部中国历史,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人曾像你这样崛起于默默无闻的农村,不仅领导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并且写下它的历史,判订出获得军事胜利的战略。阐明了一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把他的哲学实践变成为一种对全世界具有广泛意义的新文化。”

沉思片刻之后,毛说让我知道,他是从一个小学教员开始生活的,他那时没想到打仗。也没想到成为共产党人,他像我一佯,或多或少是个民主人士。后来——他有时也奇怪各种原因怎么会凑到—起来——他才变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事情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重要的是,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事实就是这样……
“1937年听过你演讲的青年人,后来在实践中懂得了革命,但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来说,有什么能够作代替的呢?”

当然,中国现今20岁以下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帝国主义者,也从不知道资本主义统治。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一点直接知识。父母可以告诉他们,可是听讲历史和读书本,与生活在其中总不是同一回事。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是按照他的环境来创造的。你已经根本改造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不知在较为安逸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想的?”

他也不可能知道,他说。他不相信有什么人能够确有把握地知道。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返回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我问询他的见解,他当然不希望他们反革命。但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代去决定,要根据我们所不能预见的那时的条件来决定。从长远看来,未来一代应比我们更有知识,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判断将占优势,而不是我们的。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眯着眼。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甚至马克思、思格斯和列宁,也许会显得有些可笑吧。

在我起身告别之前,主席要我向美国人民致意,只说他希望他们进步。如果他希望他们解放,有些人不就是不同意吗?但是对其中那些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和向往解放的人,他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毛泽东送我到门口,尽管我一再辞别,还是看我上了车,他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在零度以下的北京冬夜里,未穿外套,以文化古邦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我在大门口周围没有看到保安警卫人员,现在我回想不起整个晚上可曾见到有一个武警在我们近旁。只有两三个着装简朴的年轻妇女在房里进出,有时站在后面,像是服务员,她们会是毛的女儿吗?当他站起来时有一位搀扶着他的手臂。

毛同我握手,嘱咐我要谨慎小心,引用的是一句中国的格言:“天有不测风云”。

车子开动后,我回过头去,望着毛挺直的身影,又徐步走进人民大会堂。


#41

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一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