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节选)

西方经济学

#1

转自:马列之声公众号 余斌
时间:2016-05-15

【编者按】在当代中国,“现代主流经济学”正在取得无疑的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大有向其他领域扩张的趋势。然而,它远非如某些人吹捧的一般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不过是换了层包装、用了点时髦数学外衣涂抹上“现代”标签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翻版。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页)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永恒,私有制效率最优, 社会是一个劳资合作的和谐乐园,避阶级事实与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不谈,这样的学科有何资格以“科学”自居?
西经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横行,根源依然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需要。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片土地已经被可耻地架空、彻底边缘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功、并展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我们从这一期开始节选余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一文,以帮助同志们在对西经的批判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

一、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标准

1、西方学者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

“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2]

而为了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就必然要模糊科学标准,以便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东西。只有这样,西方经济学理论才得以借助逻辑上的不严谨来对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艾克纳等人也曾经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较大的社会有关的范围内对经济系统的实际运行作出解释——实际上它对此基本上是无用的——而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思想提供支持”[3]。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强调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那么,西方经济学家也同样是这样的人。“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为了在本学科内获得名望。经济学家需要发表的是那些专家们认为价值高的著作。而不必考虑他的作品是否使他远离了他自己的科学抱负。写一些受到专家赞同的著作,就能很容易地实现生活方式的抱负。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不仅能在咨询和政府负责的研究机构中,也能在著名院校中占居一席之地。……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正统的新古典学派,那么对年轻的和相对来说不为人们所识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了获得声望或任何学术地位。最明智的策略也许是也成为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循着类似的途径进行研究。这当然是最省事的使事业成功的策略,更不用说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能对如下事实感到欣慰:他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在有些成员不是经济学家的晋升和任命委员会中存在着典型的信息效果的现象。如果通常构成这类委员会中经济学代表的多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某一与他们自己的著作类似的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那么非经济学代表们是难以反驳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这些经济学家结果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4]

从而,“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5]

西方经济学的这套手法,马克思早就在资本家的身上发现过。

“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6]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纯粹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内部的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田国强曾撰文强调,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7]

但是,从田国强给出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来看,“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在这种排斥异已、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西方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象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8]

事实上,受雇于资产阶级的西方经济学所宣讲的只可能是“虚伪的遁词和空话”[9],只能走上庸俗神学的道路。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和私人利益的纯学术研究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也无法做到严谨、求实,无法追求和坚持科学的标准,甚至要否定一切科学的标准,以便鱼目混珠。

2、西方学者对科学标准的曲解

“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样的问题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10]。“‘科学’一词可以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场合使用。一种是库恩—拉卡托斯所说的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这种硬核是一个学科中的大多数人赞同的,也是他们追求‘标准科学’的基础。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谈的科学”[11]。“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科学是经验的、可以验证的、综合性的和无价值观念的;而且科学的定义要具有某种逻辑理性的结构和确定的内容。”[12]“尽管经济学现在是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但是它远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虽然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的是后者意义上的科学。”[13]

艾克纳等人关于科学的这两个定义严格来说都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探讨,则不过是要用后凯恩斯主义的新范式取代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旧范式[14]而已。

就其第一个场合而言,大多数人赞同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的赞同人数加起来曾经远超过西方经济学的赞同人数,西方经济学连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都谈不上,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还死守西方经济学不放呢?库恩—拉卡托斯把科学视为一种范式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能够成为范式的东西太多,而它们并不是科学的东西。例如,在中国,易经八卦等算命术也是具有大多数算命者赞同的硬核的一个范式。中国象棋是一种范式,国际象棋是一种范式,围棋是一种范式,儿童玩的斗兽棋也是一种范式。把科学定位于范式,实际上就使科学脱离了实际,而成为一种游戏。而把经济学定位于范式,就等于将其定位于一种超脱经济实际的棋类运动,就等于将其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可笑的是,西方经济学这种棋类运动,却偏偏要强调现实世界应当按其棋盘上棋子的运动方式来运行。

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可以说,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认为它的理论假设是可以经过验证的,而其所谓的经过实证验证过的一些重要理论,比如我们将在后面分析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验证。反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的失败。

另一方面,凡是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都是不可能不带有价值观念的。“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15]

例如,公平与合理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也是资本家及西方经济学者所极力为资本主义鼓吹的。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平与合理”实际上更具有欺骗的性质。这是因为,经济学中的所谓“公平与合理”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为前提的,其帕累托最优原则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16]。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

总之,无论是强调价值观念,还是拒绝价值观念,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只是为了袒护资产阶级。但是,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鼓吹绝大多数人应当为极少数人的享乐而受苦的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为了掩盖西方经济学的反科学性并为了否定一切妨害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科学,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经济研究不象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但是,艾克纳正确地指出,“当提及经济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时,不是指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在忽略本质的同时,也不注重科学的形式。这表现在为术语而术语,为用数学而数学,为使用试验室和‘有控制’的试验而试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难懂的术语、数学语言和‘有控制’的试验被当成是一门真正科学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唯科学主义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祸根。”[17]

3、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基础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科学不等于自然科学,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同构,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抽象而出的科学的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们认为,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

具体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而言,其研究的逻辑基础有三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即要符合历史逻辑。

然而,“‘历史经验’不足和统计知识不够的现象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普遍的。历史经验既包括充分占有历史事实,也包括有足够的历史感。”[18]

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叫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时指出,

“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19]

也就是说,这里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

所谓现实逻辑是指,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并要符合唯物辩证法。

例如,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能吃到最后一口饭。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将在后面介绍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连锁店悖论,其实质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

至于唯物辩证法,其含义非常丰富。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但西方经济学家却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为此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其中最有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又称MM理论。当笔者找出MM理论在逻辑上的致命缺点时,有人指出,这一理论还得到后来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及其他学者的补充证明。尽管当时笔者尚未见过这些证明,但是笔者仅从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就断言,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结果自然为笔者所言中[20]。而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后来也被笔者从逻辑上进行了否定[21]。

第二,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所谓自我循环论证,是指待论证的结论已经事先隐含在论证的前提之中。而自我循环论证却是经济学的主要证明手法之一。上面提到的有关资本结论无关论的许多“证明”就是由此而来的[22]。

第三,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声称,人都是自私的。但只要革命先烈的“自私”行为是他张五常做不到的,就足以表明他的自私与革命先烈的“自私”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厉以宁也曾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并把它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是此“公”非彼“公”。在一家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几百股的股东与持有几千万股的股东,在各种权利方面绝对存在着的质的而不只是量的差别。

最后,所谓数理逻辑是指,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必须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量使用了各种数学模型。显然,在运用数理逻辑进行的经济研究中,数理逻辑应用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理论的成立与否。但是,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数学模型对数学的应用并不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23]。西方经济学不是在应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

田国强曾把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规定为五个部分或步骤[24]:“(1)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但这只不过表明他所主张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框架,与真正的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分析方法,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在他这里,既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的理论推导,又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与否的假设检验,而假设检验正是被西方经济学滥用的概率统计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因此,田国强所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只是算命先生们常用的分析框架而不是科学的分析框架。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25]。而西方经济学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西方经济学会在数学的应用上会犯下种种错误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的三大逻辑中,数理逻辑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旦经济研究的过程违背了历史逻辑或现实逻辑,那么,再多的数理逻辑也不过是“废料进,废料出”,其结论是不可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容而被接受的,至多是归入庸俗的“经济神学”一类。

而且,许多历史过程只能通过历史逻辑来表达,而无法用数学公式,即数理逻辑来表达。因此,数学方式,既不是表达经济规律的唯一方式,也不是表达所有经济规律都合适的方式。

经济科学的这三大逻辑基础,构成了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是经济理论得以被视为科学的理论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理论只有不违背这些必要条件,才可能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按照这一标准来划分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划分结果:首先,经济科学不是一个空集,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理论;其次,西方经济学中背离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基础的所谓著名理论比比皆是,西方经济学从整体上来看,不属于经济科学这个集合。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2] 同上,第16页至第17页。
[3]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4]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至第85页。
[5] 同上,第20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至第321页。
[7]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8]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10]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11] 同上,第10页。
[12] 同上,第38页。
[13] 同上,第10页。
[14] 同上,第179页至第19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4页。
[16] 同上,第196页至第197页。
[17]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8] 同上,第48页。
[19]《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3页。
[20] 参见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
[21] 余斌,《股利政策可能是无关的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44页至第149页。
[22] 参见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
[23] 同上。
[24]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5]《马克思数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目录】马克思主义哲学吧转帖汇总(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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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比较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1]

他批评李嘉图,

“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2]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多次用到“历史”一词,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上是非常强调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遵循历史逻辑的。

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刻意地用违背历史逻辑的办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1、西方经济学对历史逻辑的违背

本来,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家之所以

“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3]

但是,受资本支配的西方经济学却无法接受,于是,为什么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同样简单的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的重要问题[4]。

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等人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个答案“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5]。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我们将在这里评论其中违背历史逻辑的部分,而在后面评论其中违背现实逻辑的部分。

这个所谓的答案首先是建立在几个伪设上的。这里只列举几个与历史逻辑有关的伪设,另有一些伪设要在后面的关于现实逻辑的内容中再给出。

伪设1:个人被假定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有差异,(1) 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以θ表示;(2) 个人资产,以W0表示;(3) 风险态度,以R表示。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6]

伪设2:相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不仅仅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而且其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们,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因此,他们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7]也就是说,这个假设不过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另一种说法或阐释。因而,张维迎可以与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一样,“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8]

伪设3: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因此把前者叫做委托人而后者则为代理人。[9]

伪设4:在组成企业的成员中,j成员将接受i成员的监督,当且仅当对任何给定的i的自我激励的工作努力,他在i的监督下的期望效用不会少于没有监督下的期望效用。因为i没有必要付给j多于i为获得监督权威所必须的费用,这两个期望效用相等。[10]

伪设5:自由择业: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11]

伪设6:为了使一个人愿意加入企业,他从企业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应该少于他当个体户时的期望效用。[12]

伪设7:当企业不存在时,经营成员能比生产成员做得更好,而这又意味着经营成员将得到比参加企业的生产成员较多的总福利。[13]

我们先来分析这七个伪设,分析的方法就是运用历史逻辑。

就伪设1而言,张维迎认为,由于假设个人之间在生产活动能力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经营决策能力上有差别,这种差别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合作的机遇,这种合作导致“企业”的出现。但是,这种差别和机遇,在自远古以来就有,但那时出现的并不是企业。即使硬要把所有具有劳动分工特点的合作组织都称为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也不全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以不能以此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

伪设2与伪设3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首先,企业家并没有承担全部的风险,张维迎在后面的分析表明,工人也要承担失去工资的风险;其次,根据伪设2,企业家承担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风险,而且工人也要分担部分风险。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正在这样承担着下岗的一切苦难。从而,如果为别人行动的不确定后果负责的人是委托人的话[14],那么恰恰工人应当是委托人,应当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

而所谓经营成员的行动的最难监督,首先,这个最难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其次,有过一线管理工作经验的人都清楚,对生产成员行动的监督决非“随便瞥一眼”[15]那么简单。“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该报又发现罗契得尔合作实验的根本缺点是:‘这些实验表明,工人组合可以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多么可怕啊!”[16]而且,马克思引用泰·蒙森的《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指出[17],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可见,行动是否难于监督,并不是经营成员应当获得更多收入的恰当原因。即使伪设7成立,从而“这是观察到企业主(管理者)比工人有较高的期望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18]。但这也只是管理者的收入高出工人收入一、两倍或四、五倍的原因,而不是观察到的上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原因。

在张维迎看来,“任何人都有权监督别人,只要后者愿意接受他的监督。”[19]但是如果伪设4成立,那么在i的监督前后,j的期望效用相等,j又何必非要i的监督不可呢?而且什么是愿意呢?在皮鞭的抽打下被迫屈从,是愿意吗?如果不是,那么“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就能称之为愿意了吗?

伪设5和伪设6看似公允,好象人人都可做资本家。但是,一方面,“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20]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假定人人都可做资本家或者个体户,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

历史还真的给了西方经济学家从实践中体会这一假定的后果的机会,这就是美国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21]

当时,

“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而“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

这种情况使得“资本的献媚者”——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厚着脸皮地自相矛盾:在西欧的宗主国,他“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

他“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这是因为,当时的殖民地,还是一个“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在那里,

“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之间即使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大,而且“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

显然,

“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从而,当时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即“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鬼话,在殖民地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而张维迎的理论则不过是将那里的“资本所有者”换成了“经营成员”,“劳动所有者”换成了“生产成员”而已。他不过是用信息经济学的手段重新包装而且仅仅只是包装了早已破产的经济学理论而已。他的这一包装自然同样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

事实上,早在美国殖民地历史之前,历史逻辑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往的“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的所谓的“自愿”组合的过程[22]就清楚了。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愿”啊!

事实上,张维迎要想从他的“伪设”中证明: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也只有把他的伪设置于早已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之内才成,即他只能用存在“证明”“合理”,而不能用合理证明存在。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家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如下著名理论也是完全违背历史逻辑的: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以及存在政府的监督和管制等等。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历史逻辑的运用

历史逻辑在经济科学中的经典表现,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23],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时代的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是如何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而在此之前,等价交换规律与一般利润率规律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硬伤。

实际上,这一矛盾是由马克思首先在理论上解决的。而恩格斯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画卷,则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给予了证明。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96页上的一段话:“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

为了说明这种区别,恩格斯先假定,工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平均劳动时间一样长,劳动强度一样大,并且互相直接交换他们的商品。然后指出,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家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也就是说,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一贯做法,这一理论及其假定完全符合历史上的一些实际情况。

接下来,恩格斯把商人引入到前面的分析中。与西方经济学不同,恩格斯在引入新的分析因素商人时,明确地指出先前不引入该分析因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先前的分析中即在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该因素只是一个从属的干扰因素。

按照历史逻辑的顺序,恩格斯首先从即将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期的中世纪的商人进行分析。他用历史事实指出,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即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公会的成员。

恩格斯根据亚历山大里亚港或君士坦丁堡港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成立商业公会的历史事实以及历史上汉撒同盟的人在挪威卑尔根的德意志桥上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荷兰和英国的竞争者的实际做法指出,商人们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

与西方经济学从虚构的伪设中推导出结论相反,恩格斯的上述结论完全来源于历史事实。这也就使得恩格斯对“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的论证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
[2]同上,第93页脚注。
[3]《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页。
[4]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同上,第5页。
[6]同上,第3页至第4页。
[7]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9]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10]同上,第54页至第61页。
[11]同上,第125页。
[12]同上,第63页。
[13]同上,第64页。
[14]同上,第56页。
[15]同上,第10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脚注。
[17]同上,第194页。
[18]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19]同上,第5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
[21]同上,第833页至第84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2页至第806页。
[23]《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6页至第10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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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与伪设

1、假设与伪设的概念

在就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关于上述三个逻辑标准的比较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与伪设问题。

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从一些假设前提出发,而这些假设前提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有的西方学者主张经济理论的“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1]。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在西方经济学中常常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并存的西方经济学的特有现象,从而西方“经济学家不是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仅仅是用提出的幻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有知识的。”[2]

这些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为了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刻意地“过份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3]但是,如果将这些看法推广到其它经济学理论上去,尤其是推广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就是不正确的了。

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形成时曾正确地指出,

“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4]

实际上,公认为科学的物理学的研究也往往假定物体处于并不现实的真空状态之中,但只要这种假定只是便于排除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干扰而不妨碍对真正过程的研究和对真实规律的把握,这种假定就只是“一种科学的手续”[5],而不是对科学的否定。

为了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我们把作为科学的手续的假定,称为“假设”;而把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所谓假定,称为“伪设”或“虚构”。实际上,尽管西方学者也在拿物理学关于真空状态的假定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进行辩护,但是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假设前提更多地只是伪设而已。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示例

马克思在探讨资本的形成时,曾作过商品价值等于商品价格的假定。这是一个科学的假设。因为,马克思在做这个假设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来表明,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或许个别资本家可以靠欺骗来发财,但

“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6]

而且,马克思还进一步地论证到,这个假设

“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7]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做假设时,所排除掉的只是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而且这些从属情况就象概率统计中回归方程中的随机误差项的期望值为零一样,在考虑整体和全局的问题时是由于概率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的作用而互相补偿和彼此抵销的。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割裂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甚至西方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样做是要犯“合成谬误”[8]的。

3、西方经济学的伪设示例

西方经济学做假定时,出于歪曲事实的需要,往往抓住一些不相干的从属情况大作文章,其假定甚至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支持。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任何一个不学无术的人都可以随意设定自己的假定,构建自己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本质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荒唐的东西。例如,西方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假设[9]。这两个假设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完全是伪设。

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伪设,把理性经济人规定为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的人的抽象,认为人们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而实际上,理性经济人远远不能作为一般人的代表。

“一个完全由标准经济人构成的社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个原子化的利己主义者所构成的社会,没有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的亲情,没有任何团体的归属感,没有社会公德,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人格尊严。经济人的惟一目标是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凡有权力必寻租,凡有资源(含毒品、性、武器等)必出售,一切关系都成为交易关系,一切交易都遵循弱肉强食原则。”[10]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指出,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边沁

“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11]

也就是说,所谓理性经济人最多只是资产阶级中那些市侩们的一般抽象,而不是一般人的抽象。而恩格斯也曾运用历史事实指出,

“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12]

西方经济学的完全信息伪设,假定市场上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都对有关的经济情况具有完全的信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充分地了解每一种商品的性能和特点,准确地判断一定商品量给自己带来的消费满足程度,掌握商品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等等,从而能够确定最优的商品购买量;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准确地掌握产量和生产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技术数量的关系,了解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以及在每一个商品价格水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量等等,从而能够作出最优的生产决策。

对于这一伪设中有关商品知识的部分,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有过批评,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13]

倘若连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做到上述的完全信息呢?更何况这一伪设还排除了大量存在着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又无法象马克思所做的假设那样,可以用大数定律来互相抵消。而且西方经济学的这一伪设,与其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也是矛盾的。这是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就不存在看不见的东西,包括看不见的手。

此外,理性经济人伪设和完全信息伪设要想被假定成立,还需要假定这样一个伪设,即每个人都必须具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和超级计算能力,不仅能够用当前数学家都做不到的方法来作出最优化决策,而且还能迅速得出计算的结果,否则最优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不可能做到的。

更进一步地,即使每个人都存在超强的计算能力,但在这里,在马克思研究货币转化为资本问题时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相干的从属情况——不确定性的存在,在这里却是不可忽略的相干的情况。田国强声称,“尽管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比如,作为一个竞争性企业,如果总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终究它就会被淘汰。”[14]但是,利润最大化往往意味着风险最大化,而一个总是追求风险最大化的企业才是一定会被淘汰的。这样看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并不与现实基本接近。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从一开始的假设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则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的。

4、假设与背景的区分

最后,我们还必须区分假设与简化的背景。而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混淆的地方。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曼昆曾说,

“为了研究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世界只由两个国家组成,而且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当然,现实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生产成千上万的不同类型产品。但通过假设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我们可以集中进行思考。一旦我们理解了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这种假想世界中的国际贸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更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国际贸易。”[15]

但是,将众多的国家和产品简化为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只是对于背景的简化,还算不上前面所提到的假设或假定。倒是曼昆在论述“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动”时,有两个潜在的假定,算得上是我们前面所谈论的假设或伪设。其中的一个假定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别国人更擅长的活动的。另一个假定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存在足够的世界市场需求,能够使其通过贸易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动。但是,这两个假定都是伪设。一个例子是,美国原比日本人更擅长造汽车,但日本人后来居上。实际上,这种后来居上的例子非常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南美国家曾经根据曼昆所推崇的比较优势原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农产品,以便与自然条件较差的生产工业品的北美国家进行贸易。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南美国家与北美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南美国家才发现原来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远远小于工业品的市场需求,而且工业品的技术更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从而,南美国家在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所得十分有限。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常常存在着大量没有明确标明的种种潜在假定,而这些假定几乎全都是由伪设构成的。

[1]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2] 同上,第39页。
[3] 同上,第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脚注。
[5]同上。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5页至第186页。
[7] 同上,第189页脚注。
[8]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合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转引自韩德强,《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9]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上册 微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至第21页。
[10] 韩德强,《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脚注。
[12]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9页至第102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脚注。
[14]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15] 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上册)(原书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至第20页。





五、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理逻辑比较

1、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违背和滥用

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违背和滥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和《微观经济学批判》这两本书中有大量的例证。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对数学的错用。例如,令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就错误以为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会是一个常数。在经典的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惠伦模型中,也出现了概率可以大于1和严格增函数可以令其一阶导数为零的这样一些常识性错误。

二是对数学的滥用。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将确定性条件下的数学性质用在了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利润达到最大。事实上,这条理论只在确定性条件下和资本过于充足以致剩余资本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成立。如果象现实中的情形一样,收益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高于成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条理论就无法使用。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最优化理论都存在此类问题。西方经济学在推导这些结论时,曾假定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但西方经济学在谈及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问题时,却直接引用确定性条件下的结论,以此来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三是对数学的歪用。在数学中,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科学的“=”由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具有方向性。但西方经济学利用数学的这一特性,故意颠倒黑白。例如,西方经济学在给定工资的情况下,认为资本家会拼命地雇用工人,使得每增加一个工人所创造的所谓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下降,直到最后一名工人创造的所谓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为止。然后,西方经济学倒过来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从而劳动的报酬与其贡献相等,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

但是,这里是工资的高低决定边际产品价值的大小,也就是说,是报酬的高低决定贡献的大小,而不是贡献的大小决定报酬的高低。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中,工资低说明工人的贡献小,从而工人受到的剥削越严重,越被认为是“应当”如此的。而数学推导的实际情况则是工资越高,工人的生产贡献所值越大。从而,工人越是争取高工资,其生产贡献所值就越大。实际上,由于边际产品价值是贡献最少的工人的产出,因此,即使这最后一个工人没有受剥削,其他工人还是受到了剥削。资本家的利润仍然来自于所有工人的所得低于他们的贡献。

再如,西方经济学中被认为经过了无数的统计验证的生产函数,只不过是将表面上的数量关系,进行了有利于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和鼓吹资本的歪曲解释。事实上,它只不过表明,在不变固定资本与劳动和产出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比例关系,表明这些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表明马克思早已得出的结论,

“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c+v)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1]

四是对数学的假用。这是指那些仅仅把数学作为一种语言而不是分析工具的做法。例如,刚刚获得第十一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刘小玄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一文中的数学模型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数学模型。刘小玄仅仅对该模型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设定,没有进行任何推导。从而,它根本不能算是数学模型。但刘小玄却从中得出了种种所谓的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结论”。

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反对唯物辩证法,从而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运用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和不成立的,仅仅依靠人们对高等数学的畏难心理,才得以愚弄世人。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数理逻辑的运用不象西方经济学那样频繁。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前面已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数学只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从而,在运用辩证法能够表明的地方,数学的应用并不十分迫切。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的直接对象是工人阶级。显然,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尤其是较高的数学水平的教育,但这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具有“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早期主要是直接应用辩证法来说明问题。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因此“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

其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高等数学工具尚不发达,概率论和统计学技术也不成熟。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它著作中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其身后数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概率论和统计学技术的核心思想。马克思对导数和微商的理解,到今天都还是最科学的。

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使得他仅仅用初等的数学工具就能在《资本论》中达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滥用高等数学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例如,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是割裂开来的。其微观分析甚至不能作为其宏观分析的础。“总体经济行为决非个体经济行为的简单加总”[2]。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也承认,“如果你认为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也必然成立,那你就犯了‘合成谬误’”[3]。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在其微观部分也常常犯“合成谬误”,例如,在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时,其单个供应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而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却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单个供应商的水平需求曲线无法直接合成这样一个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从孤立地以个别的观点来推断总体的。

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微观与宏观却是统一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4]

在这里,马克思首先运用其身后数十年才发展起来的现代统计学的大数定律,从宏观上肯定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然后以此消除“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在微观的个别资本家的分析中科学地假定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从而,实现了微观和宏观的统一,避免了合成谬误。

在马克思的身后,高等数学工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些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数学工具,在社会科学领域却只得到了一些虚假的繁荣。这种状况与西方经济学抓住数学的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特点不放,使得科学的经济学也不免受到迷惑。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应用现代高等数学工具之前,必须恢复高等数学在现实中的本来面目,表明那些“中项”的真实含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运用数理逻辑时犯下形而上学的错误。

[1]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
[2]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下册 宏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
[3]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合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转引自韩德强,《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脚注。
[5] 同上,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