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社会抛弃了他?还是他抛弃了社会?——评‘伍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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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选择当年的部分新闻报道,保留部分评论。]

枪袭哨兵者伍勇刑事档案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2月24日

图(1)2008年11月11日,伍勇抢劫四川宜宾市公路收费站时, 图(2)伍勇的中学毕业证和当兵时的军装照 丁补之/被监控录像拍摄下的视频截图 资料图片

■伍勇枪袭哨兵、攻击保安、抢劫收费站,并涉身命案。这样一名疯狂的罪犯,警方在抓捕后,发现了他大量的日记、信件、自述、心意书、遗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分析认为,伍勇属偏执型人格,在一知半解的错误认知下去观察现实社会,产生了不满、敌对、反社会的情感,继而出现了极端的犯罪行为。

今年3月28日,伍勇在踩点抢劫高速公路收费站时终被抓,其间,伍勇意图枪袭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保安,并在2008年11月11日以及今年2月23日两度伙同他人持枪抢劫收费站。

11月24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持枪抢劫、杀人等罪数罪并罚判处伍勇死刑。

一个初中时立下共产主义志向的年轻人,如何却一步步走到今天,做出众多惊世骇俗之罪案,置自己于审判席?

综观伍勇迄今短暂人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说,在错误的认知下,伍勇产生了与社会对立的情感,继而出现极端的犯罪行为。

这个爱好记录、偶尔写诗的年轻人,保留了从初中至今的日记、信件、自述、心意书、遗嘱、诀别书甚至写给自己的悼词,笔笔勾勒一出犯罪者的人生。

“理想者”

“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伍勇日记《我一生的打算》1995年,初二。

在警方的档案里,伍勇,1978年农历正月十八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家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赵场镇桥咀村郭家村组。“在那稀疏的树木中间,有一座只有四间破烂的土瓦房,这便是我童年的家。”这是他童年的日记。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伍勇老家时,看到伍家屋台下是稻田,房屋依然破旧。伍勇十岁那年父母离异,他和双胞胎姐姐随母生活。而今母亲罗文秀灰发憔面,在屋台上摆出保留至今的伍勇读书时“第一名”、“三好学生”的众多奖状。

在自己的日记里,少年伍勇在逃学、撒野中度过,并因此三次转学,五年级时更是在家休学半年。其间开始“渴望上学”。成人后伍勇重阅日记,在旁注下:“停学一期,知其之苦”。

随后的复读是“一生中大的一次转变”,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头脑聪明靠的是读书成才”,爱上读书带来好成绩,六年级后得第一名已属常事。此后读书成了他的习惯。

他有限的书籍来自家中。罗文秀从左厢房———儿子伍勇的卧室里,拿出一个蛇皮袋,里面是他留存的书籍。

袋子里除了课本,剩下的都是《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马恩列毛邓著作,这些红色书籍属于他的爷爷,一位抗美援朝老兵。

少年伍勇显然为书中内容折服。“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初二学生伍勇在日记《我一生的打算》中写道。

罗秀文称,当时的伍勇还从旧书店买了很多类似书籍,至今书上还有他的笔记。

他在日记中对一生的打算包括读大学、留学。他在日记中自称“我的性格是不情愿向别人乞求物质财富”,在成年后的人生中,他确实曾”在垃圾中找食物,也自得其乐”,且奇特地与他的多次抢劫罪行并存。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在后来做下累累罪案的人曾在少年时期写过这样的日记:“我想走遍世界各地,了解人们的贫与裕、悲与欢,记下自己的人生观。”

“小男孩”

“内心的矛盾,意识的冲突,像悠远漆黑的山谷,对峙在我心中,直到今天。”———伍勇日记《写给自己的悼词》2009年6月23日,看守所

1996年1月,乡下孩子伍勇第一次进宜宾城,城市“看起来像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同期的日记中这样记录。到这年9月,18岁的伍勇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宜宾四中。

伍勇进入宜宾四中后,罗文秀找到一份250元/月的工,其中200元是伍勇每个月所有的生活开销。如今回想,罗文秀记起伍勇读高三时,伍勇曾提起:“妈,我有精神分裂症。在三楼走廊,就想直接跳下去。”去医院要花钱,罗文秀以为他念书辛苦,没放在心上,让他别乱想。

罗文秀没想到,其时伍勇在思想上已经走得那么远很极端。

当时的伍勇,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与他理想中的差距甚大,正面临着思想上最大的崩溃。“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人生观各种价值观同时充斥在我心中,不知取舍,不知何从,仿佛失去了信仰,没有了精神支柱……”他在自述中说。

他开始觉得虚无,一度想皈依佛门,又觉得死才是解脱,并翻遍书籍寻找自杀的事例,“我那个时候就写了遗书,1998年,他给一名老师写信,“请教几个问题”。列在第一位的,便是“怎样才能快速地结束人的生命”(亦即自杀),此外他还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怎么治疗神经衰弱等问题的答案。

收到信的是教生物的潘老师。潘老师回信说,死亡是对亲友的莫大伤害极不可取,此外认真回答了其他问题。效果并未可知,但信件一直被伍勇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年龄,很少有学生像他思考这些问题。”而今潘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潘称,两人熟悉起来,是一次伍勇捡到她的钱包后交还,这给她留下了诚实的印象,“他心气挺高,看不惯不满现象,一心想着改变社会。”潘老师记得,当时的伍勇曾认为补课、补考缴费等不合理,写了五页纸的文章。

潘老师认为伍勇当时问题所在的原因是:“上高中后面向社会,环境一下子改变,作为学生会觉得社会很假,和书本上教的东西不一样。而他这种内向的性格,一个人思考,没有人引导,很容易迷失。”在罗大华教授看来,伍勇在初中时接触到并接受马列主义,并不等于理解它。后者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高中生伍勇则表现出对此的一知半解。 [这些河蟹的传声筒说的当然是一些屁话,说伍勇不理解马列、不懂马列,好像他们就真的懂一样?其实这些河蟹的传声筒才是真的不懂马列,他们掌握的是早已臭得不能再臭的修正的马列——“猫论”。孰不知毛主席已将马列主义的精髓进行了概括——“造反有理”!而伍勇仅仅是理解错了“造反有理”的真实内涵——“革命无罪”!一个曾经拥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热血青年,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也是对河蟹的莫大的嘲笑与讽刺!因为在这个至今还自称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河蟹社会中,竟连一名拥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热血青年都容纳不了,这难道不是对河蟹的极大讽刺吗?这不也证明了,河蟹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吗?这不也更加说明了河蟹的欺骗性与虚伪性吗?说白了河蟹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只是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着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罗认为,作为一种理想,伍勇没能理解到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漫长曲折,而单纯把理想和现实对照,认为两者不一致,并认为不一致就是背离,因而产生对现实的不满。这是思维上的片面性,认知上的偏差。

继而,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观察现实社会,就会产生不满和敌对的情绪、反社会的情感。罗大华分析,正是这种情感,导致了伍勇行为上的偏激,采取极端的犯罪行为。“年轻的生命,的确太可惜。”潘老师叹息说,路走错了,就是几个家庭的悲剧。

“精神病人”

“我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精神病人,鲁迅笔下的狂人,充满被害妄想、无端猜疑,失去理智、丧失人性、不可理喻、自我中心,可是又知道自己见不得残忍场面,心肠软弱,有自知力和自制力,但又不愿别人知道。我在希望的同时又谴责自己,贬义词在我心中既是褒义又是贬义。”———伍勇日记《最后的自述》2009年10月31日,看守所

1999年高三下学期,伍勇决定放弃高考,虽然此前次次期末他都是第一名。“家里的钱只够上大学一年。”罗文秀说,剩下的三年需要贷款。伍勇原打算考师范学校,因为学费低而且工作有保障。“但他觉得读完出来做老师工资也很低,还贷款不知到什么时候。”虽然班主任极力挽留,但伍勇没有报名参加高考,相反结束了求学生涯。[如果没有90年代的“高校并轨”、没有所谓的“教育产业化”也许就没有伍勇今天的悲剧!伍勇的悲剧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因为受害者远非伍勇一个人。后来河蟹的“亡羊补牢”——助学贷款、减免学费……,都只是为了缓和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罢了。可是人民的苦难依久深重,贫富的差距依久在不断加大,因没钱而辍学、病亡、甚至走向犯罪的现象非但没有因河蟹的“亡羊补牢”而减少,反而近乎成几何级数地爆增!原因何在?只因这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之后,伍勇母子在宜宾火车站边以卖菜拾荒为生。卖一斤菜赚一毛钱;卖一斤米,送货上门,赚五分钱;还抽空收废纸废品去卖,“一天辛苦下来,能赚十块20块,够维持生活,没有结余”。“上大学就没事了。”如今回想,罗文秀悲从中来,懊悔自责不已。“我自愿不读的。”在今年11月24日的审判庭上,伍勇告诉母亲罗文秀:“保重你们自己。”1999年底,伍勇入伍当兵,但在军营只待了半年,2000年初,就和战友一起做了逃兵。“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读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伍勇后来提到,辍学前后读到的这本书对他带来莫大的影响。

记者翻阅“手记”一书,这本精神病通俗读物,由众多精神病患者的奇特故事组成,其中一个小节的题目是“精神变异是人类进化的革命机制”,这与伍勇希望改变社会现实相关联。

伍勇为书中内容痴迷。他深信天才疯子一步之隔,转而希望自己是一名疯子。他在日记中称:“书中对精神病者心灵世界的描写使我情有独钟,我对疯人错乱的精神有一种莫名的憧憬和向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发疯,我以为长期胡思乱想就可以发狂,于是我想象自己丧失人性,疯狂杀人。”

“有时候仿佛真的疯了狂了,我好像看见自己一会儿挥舞手中宝剑,见人就杀,斩下无数头颅,一会儿看见自己驾着车,冲进人群,伴随着尖叫和恐慌。”伍勇被捕后,在他的藏身处警方发现数份手写的文章,包括踩点、行动目标记录,主要包括收费站、邮局、信用社、金店、加油站等。
[伍勇的做案目标,并非普通百姓,而主要是政府部门。可见其还是有良知的,他的脑袋还是清醒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份《星球计划》。在这份计划里,他列明了十一条行动,包括纵火、炸药、砍杀、扫射、车撞、投毒、绑架、抢劫等等,最后一条则是自杀。

伍勇说,“我羡慕我的同学唐正方,因为他疯了。”而他被检方控罪之一,就是和唐正方一起导致一名12岁男童死亡。

宜宾李庄安石村十组,唐正方的哥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高三时弟弟患了精神分裂,还是伍勇把他送到亲戚家然后送往医院。此后时好时坏,唐的精神疾病不时复发。

2002年,伍勇到唐正方家,两人在一起经常谈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去李庄“观花”(一种算命方式),伍勇从此相信命运之说,现在依旧。卜者告诉伍勇,他“活不过33岁”,伍勇亦深以为然。警方后来在他家中搜出多本算命书籍。

在警方的笔录中,伍勇交代,唐正方对他说自己手上时不时有股气,感觉很有力量,什么都打得穿。“唐方正说手上的气要喝童男女的血才能发出来,我深信不疑”,两人商定把童男女打昏,唐沾点血就可以了。那天在铁路线上,他们碰到了12岁的罗忠勇和一位8岁的女孩。

伍勇走到男孩后面,用木棒击其后颈,“因为当时用力太轻,未将小孩打昏。”小孩起身往前跑,就听见唐正方开了一枪,”他又要我手中的枪去打小女孩,但我阻止了他。”他在警方笔录中称。

因为觉得唐正方反复无常,伍勇离开了他。他听说那以后唐正方就犯病了,不吃药唱京剧。

而被伤害者罗忠勇家,亦是以卖小菜、拾废品为生的底层人家,以约每月200元的收入勉力维生。51岁的罗父已因丧子之痛过早衰老,面容看起来像70岁老人。罗母杨应琼说,开庭那天伍勇母亲曾跪着请他们谅解:“他父母我能理解,我们也是做父母的人。”伍勇在庭上说,对不起,唐正方打孩子的事他一直都愧疚,这些年内心都不安。

但杨应琼无法谅解杀其孩子的精神病人唐正方家。对方拒绝付出任何赔偿,而且“做错了事,一句软话都没有。”

“无产者”

“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我天南海北四处流浪,拾荒捡吃,住檐坎宿山林与疯子为伍,与丐为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一无所有,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我的家。”———伍勇日记《我是谁》2009年7月4日,被捕后

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伍勇说自己四处流浪,拾荒捡吃,与疯子为伍,与丐为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一无所有,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我的家”。

其间,按照制定的计划,伍勇在多次踩点、设计路线后,袭击了观测站哨兵和市府门前保安。

在笔录中,伍勇说,袭击哨兵的目的之一,是借此制造影响,引起关注,但实施了这一犯罪后,他发现除了观测站附近,大部分宜宾人并不知道这件事。不到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称欲再度出击。

据其在警方笔录中所言,2003年10月2日,他原以为是国庆节。在市政府大门斜对面的草坪处,他等了许久,没有见到有官员出入,便临时决定袭击政府保安。两人在一番扭斗后,保安跑入市府对面工地,“我端枪准备向他射击,但看他跑到民工中,我就没有开枪,然后离开”。

随后,2005年至2007年,伍勇冒名在一家皮业公司做保安,据其自称“尽心尽职,遵规守矩,老板欣赏”;南方周末记者找到这家皮业公司。公司的保安主管说,2005年3月,他们从人才市场招聘回来的保安,名叫张伟。张伟是伍勇捡到的身份证上的名字。

他在这家公司干了两年。“老实得很,说说笑笑,多肯帮忙,上下货都很主动,其他人缺班他就顶上,从不斤斤计较。”这名主管说。伍勇的月薪800元左右,从工人到公司负责人,都对他印象很好。只是有一点奇怪,没有亲朋来厂里找过他。

保安主管说,平时休息,伍勇会去爬山。山有百米高,离公司不远,靠路的这面近乎垂直。伍勇对同事说,他可以沿着崖间的水流爬到顶上。

这并非伍勇的自我吹嘘。后来循着警方公布的资料,南方周末记者在宜宾南广镇大益灵官崖附近,一处同样垂直的崖壁上,找到伍勇一处容身之所。这个岩洞下临数十米深的山涧。由当地村民领路,在近人深的山草中折行,借助藤蔓,南方周末记者耗费近一小时才攀至洞口。

山洞里散落着被子、衣物、鞋,还有菜刀、火机和蜡烛。警方披露说由于山势陡险,后来由一位刚转业的特警借助绳降才进入洞中。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伍勇的火枪、自述材料和关于犯罪侦查学、犯罪心理学的书籍。

伍勇在山洞里,常常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饿了就到附近挖点土豆萝卜混在米里煮熟,撒上点盐就吃。

在皮业公司,和保安的身份截然不符的是,这名表现良好的员工有时抱怨一些社会矛盾,谈吐间口气很大。一位办公室女同事回忆,觉得他有点“神蒙蒙”。2007年中,伍勇提出辞职。经理对这位尽职的员工一再挽留,问他是不是觉得工资矮了,他回答说不是。

离开前,他耗时耗力从山上挖来了一棵当地称为“叫鸡凉”的树,种在工厂的花圃里。“在这里多谢照顾了,这棵树留作纪念。”临走前他对公司说:“要去做一番事业。”

“分裂样人格障碍患者”

“我一直生活在矛盾中。内心矛盾、言行矛盾、知行矛盾、情感矛盾、思想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我打算做一件事情时,必须做好两种心理和应对准备。”“但我还是担心临场下不了狠心,所以我还得听邓丽君忧郁的歌曲行动,我觉得听那些女声歌唱的忧伤之歌好像可以让自己疯狂起来。”———伍勇日记《最后的自述》2009年10月31日,看守所

离开皮具厂后,伍勇又开始流浪拾荒。“他的行为由于错误的认知,世界观和立场已很难改变,一般的矫正不起作用。”罗大华教授分析,“这是一种偏执型人格障碍,固执己见。”2008年,伍勇以30元/月的价格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间房屋。

在拾荒期间,他结识多位流浪拾荒者,并以化名邀约他们抢劫收费站点。

2008年11月11日和今年2月23日,在多次踩点摸准收费站交接款时间,并设计路线后,伍勇伙同他人分别劫走宜宾北站和宜宾南站一万六千多元和四万九千多元。

监控录像表明,抢劫时,伍勇头戴钢盔,眼戴墨镜,手戴白色手套,握着火药枪,身穿老式军服,臂箍“红领巾监督岗”袖标。

伍勇称,在抢劫宜宾北站时,他对收费员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相关收费员亦提及此;而在宜宾南站,伍勇说,他从收费亭出来,看同案犯唐德富想朝收费员开枪,被其喝止。“我一直生活在矛盾中。内心矛盾、言行矛盾、知行矛盾、情感矛盾、思想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我打算做一件事情时,必须做好两种心理和应对准备。”他在日记中称。

伍勇被抓后,在其一处落身岩洞中,随同上述《星球计划》一起,警方还起获一份名为《自述》的材料,注明写于2007年6月13日。

伍勇在里面写道:“现在我写的自述就是对死亡的准备。”他自述,高中时他发现患了神经衰弱强迫症、疑病症,他担心自己被认为是分裂样人格障碍患者。

检方其中一项指控源自此份《自述》,此份自述中称因信仰争执,他杀了一起逃离军营的战友郭小明。

而今,伍勇否认曾杀害战友,称当时认领是因为“希望在战死后留给人们一个曾经希望的疯狂角色”。他更是一度希望认领“重庆哨兵案”,后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伍勇所述与警方掌握的重庆哨兵案犯罪细节不符,故被证伪。

据其描述,真正杀死战友郭小明的人,是一个“比我矮点,不胖,上身穿白衬衣”的人。

按伍勇的描述,这个年轻人希望他和郭小明随他去抢劫,三人来到沙河。在一次聊天中,郭与对方发生争执,认为对方是想利用他们。两人随后打起来,并动了刀,“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打起来时我就跑开了在远处看。我觉得自己太迷茫太麻木太矛盾了”。

伍勇称,郭小明被对方刺中身亡。“我为什么没报警?因为不相信。”“事后我在西石门当矿工,用的是真名。如果我杀了郭小明,我不会用真名,那里离他遇害处不远。”伍勇说。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未采纳伍勇的说法,认定战友为其所杀。

自述中,伍勇还提到自己曾偷渡到香港、澳门等地,并曾“在瑞丽开始吸毒生涯”。事实上,他烟酒不沾。

“我为什么要写自述、书信、遗嘱、心意书等材料?就是希望给人们一个疯狂的角色。我每次行动都把这些材料带在身上,就是想如果战死沙场也可以作为书证让人们来了解我、关注我。我根据自己的心理角色的需要对情节进行编造,以期死后留给人们一种曾经希望的疯狂角色,并把自己的心意表达。”他在自述中称。

“我是谁”

“如果现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疯狂的魔鬼,只会带来更多的疯狂。我希望自己曾经希望的角色永远不要成为现实。我想告诉人们,伍勇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他不幸而又带给人们不幸。”———伍勇日记《最后的自述》2009年10月31日,看守所

今年5月7日,宜宾市就伍勇案在宜宾体育馆开了公捕大会。

此前的2008年8月,罗文秀见过一次伍勇。伍勇喜欢种树,那天他下午回到家,种了三棵树,如今长在屋后。而20年前种的树已高大成材。“种了树吃了晚饭就走了,头也没回。”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在家相见。

再往后就是在法庭上,在电视镜头前,罗文秀哭成泪人,向为伍勇伤害的所有人道歉。

接连两起劫案的发生,在社会上造成莫大的影响。专案组称不破此案誓不收兵。该市公安机关称,前后共调集了450名民警,警察在拉网式排查中“与124000人见面”。

对伍勇等人的通缉令,悬赏的金额也从最初的一万元,一直提高到10万元。这在宜宾并不多见。该案被列为宜宾公安第一号案。

但伍勇并未收敛。被捕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到,“城里随处可见悬赏我们的通告,我顺手拿了张来研究,看警察究竟掌握了我们什么证据”。他依然按照既定计划,准备抢劫下一个收费站。3月28日,在对邻县云南水富高速公路收费站踩点途中,被检查点民警认出,随后被捕。

11月24日一审时,起初伍勇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宣称“我要求你们判我死刑,以免拖延时间”。

主动代理伍勇一案、为之无偿辩护的宜宾律师罗和辉说,最初会见伍勇时,伍勇就表示求死。

他在《狱中记论》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判死刑,请罗律师记住以下三个事实:一、我没有杀死我战友;二、我没有枪杀小男孩;三、陈泽奎被冤判无期。”所谓陈泽奎“被冤判无期”,是指2001年伍勇伙同曾科、胥良军等抢劫某富商(其称之为“资本家”)11万元,后三人被治刑,伍勇逃脱。伍勇称陈泽奎未参与谋划、行劫而被冤判无期徒刑。
[把资本家做为做案对象,这也说明伍勇,是有良知的——在整个访谈记录以及公开的伍勇的日记中,所有的案件目标,几乎都是政府部门和“资本家”。提醒一下,这里并非说,是资本家就该抢;但是话又说过来,对于那些黑心资本家、那些为富不仁、视劳动人民为“葱”的资本家,的确该抢、应该多抢、甚至要抢光!要让他们把原本属于劳动人民的那一部分全都吐出来!]

被捕后,伍勇专门写信给正在服刑的曾科、胥良军:“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敢于承担责任……恐我死后,再无证据证其清白,希望你们不要让良心谴责自己,讲出真相。”他早前已知道,之所以警方锁定他,正是因为在自贡监狱服刑的陈泽奎通过辨识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对他进行举报。他对此不以为然。

罗和辉曾与看守中的伍勇探讨过“敬畏、怜悯”的要义。罗说:“我和他说,不管怎么样,对人的生命都要敬畏,反对使用任何的暴力。做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用暴力的方式是最好的。”罗律师告诉他,无论如何,怜悯之心都是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和谐的基础的东西。此外,“你要真地尊重你的战友,尊重他的家人,就不能让他死得不明白”。

另外一方面,在看守所里,伍勇发现,监狱并非他之前固有的印象,而是人性化的管理。2009年9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感谢罗和辉律师,对怜爱的新诠释,使我摆脱了暴力斗争的偏见;我同样要感谢看守所领导,给予我人性化的对待,从而在无形之中融化了心中长达十年的坚冰。”

“我能了解社会底层的痛苦,却不能理解政府的难处,[笑话,政府有什么难处?这明显是被河蟹灌了迷魂汤后伍勇得出的结论。河蟹所有的难处都是自找的,也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不必为河蟹分忧与承担责任!因为河蟹并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我们心目中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真正为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把一切理想化。以我此时之心,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真是荒唐,以前我还认同它的价值,现在我发现自己的肉躯成了某种思想的奴役工具。‘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结果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迷迷茫茫仿佛做了一场梦。”在《最后的自述》中他说。

12月11日,被问到如果能回到小时候,他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把自己的“偏见”归结于思想的迷乱。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如果重新开始,“我认为知识越多,越让人迷乱,我只想当一个农民”。

媒体语境中,他被描述为穷凶恶极的形象。他自己则这样认为:“如果现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疯狂的魔鬼,只会带来更多的疯狂。我希望自己曾经希望的角色永远不要成为现实。我想告诉人们,伍勇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他不幸而又带给人们不幸。”11月28日,一审判决后,伍勇写了一首诗《一切行将结束》:“一切行将结束/为了获得一种凝视的意向/我决意与人间诀别/是谁/牵引了我的心/是谁/错乱了我的行为/突然我从海子的墓前走过/仿佛寻回了诗人的心/我在描述那种莫名的伤意/又好像在倾诉那种无奈的冲动。”时光回溯到二十多年前,乡间少年伍勇喜欢在山坡田地戏耍,最爱是门前的大桑树。

二十多年后,在狱中,他在名为《我是谁》的文章中写道:“我家门前有几棵大桑树,左侧是大柳树。我经常爬到桑树上,仰望着天空。我只觉得蓝天很美,白云很漂亮。”

(采访蒙《新三江周刊》及其记者李冠男帮助,谨致谢意)


本报记者丁补之发自宜宾

2009年12月11日,伍勇告知代理律师罗和辉说,其已在看守所内上诉。但上诉“不为求生,只为弄清死刑”。

他所称的清楚的意思是说,2001年劫案中陈泽奎被冤,另自己从未杀人,战友为他人所杀。“我担心自己是《邻人丢斧》故事中的邻人,一个人丢了斧头后,看他的邻居表情说话走路无一不像偷斧人,等他找到斧头,又见他的邻居表情、说话走路无一像偷斧人。”这里说的是战友郭小明被杀一事。

在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教授看来,伍勇一生所为,具有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特征。罗大华建义他的辩护律师为其提出精神病司法鉴定请求。

以下文字由伍勇狱中所写的自述辑录而成。

在宜宾市看守所,我被带到一间写有8的房间,我才知道不用睡地而有木板床。我原以为是睡在一堆囚衣上,即使如此,至少比我住宿在人家屋檐下或山崖中要舒服。

在外面听说进监狱要吃“穿心莲”、“过堂”,现在我看他们个个凶神恶煞、目射凶光心里还真有点“虚头”,但不久就发现并非如此。融为一个集体后,我发现,曾经令我望而生畏的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犯罪分子,现在就在我面前,我发现他们曾经的恶行似乎都有一个昏迷的周期。

多年来我都生活在矛盾之中,心理情感时常发生变化,觉得活得累,活得苦,一直都想死,我也知道自己的心理有某种问题,所以我一直喜欢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

1999年高中尚未毕业,我就想自杀并写了遗嘱,以后几乎每年都欲寻死。

小时候我特别爱吃糖,没有糖我就吃糖精,那东西甜极则苦。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让别人更好地活着。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好吃懒做、打架斗殴的流氓恶霸吗?我是一个吃喝嫖赌、追求享受的拜金主义者吗?我是一个不思好学、不求上进的庸碌无能之辈吗?我是一个不孝敬父母、不关心国家、不体谅他人的愚顽青年吗?[恰恰相反,伍勇是一个关心国家,孝敬父母,好学,有正义感,正直上进的热血青年!伍勇之所以走向极端正如前文中所分析的有两个原因:其一,对现实社会的极端失望而寻求自我解脱;其二,想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但是选错了方向。就像一把利剑,飞向了错误的方向,刺向了错误的地方!也即,是现今这个变态的,吃人的,所谓河蟹社会抛弃了伍勇,反过来伍勇也抛弃了这个变态的,吃人的社会。伍勇所选择的抗争只是选错了方向,但是他的一些品质却是值得称赞的!]

要不是被捕入狱,恐怕我一生都还认识不到自己的偏见。世事的纷扰蒙蔽了我的心智,使我苏醒得太迟。我希望世间不要再有暴力和悲剧,但愿人间能够相互宽容、怜爱。


#2

当年某左翼人士在评论这篇报道的时候把矛头指向了当局,作为宣传,可以理解。不过,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再看网友“人生如戏”写的一个帖子,是讲某段历史时期的工人阶级的——

90年代初,本人在一个东北重工业城市工作。与工作单位比邻的,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分厂。因此本人工作单位的家属区与这家企业的家属区紧挨着。

90年代初,企业奖金制度开始流行,这家企业的效益非常好,工人们的收入很高,比我们单位高多了。就在那几年,这家企业盖起来一栋栋楼房,分配给企业职工,待遇那叫一个好。于是工人们一个个趾高气扬,自我感觉,那叫一个好呀。

家属区附近,小饭店呀,烤串摊呀,到处都是。下班后,很多工人也不回家,就进小饭店吃饭,到烤串摊吃肉喝酒,吹牛皮。也有很多工人,吃完晚饭就出来溜达,支起一个个棋摊下棋,消磨时光。还有不少工人,围在一起,天马行空地谈天说地。

本人喜欢下棋,下班后常常混进棋摊,跟工人们下棋,渐渐地混熟了。

如今的人们可能想象不到,那时的工人们非常健谈,天南地北,政治经济军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好像一个个都是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似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群工人们并没有自己的思想。看起来口若悬河,但口里吐出的,其实都是当年公知那一套,鹦鹉学舌罢了。给人感觉,好像他们就是公知。

比如,工人们骂体制,给人感觉,好像体制限制了他们挣更多的钱,如果没有体制,他们各个都能是大富翁。

比如,工人们骂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让他们受穷了;工人们为邓唱赞歌,认为是邓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那时,不知什么人编排的有关毛泽东及其夫人的政治段子和黄色段子,很流行。这群工人们对这些段子,尤其是对毛泽东夫人的黄色段子,那叫一个津津乐道呀。

不久,这个企业改制,企业性质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制,从国营变成国有,工人开始实现合同制。但这时,工人们也没什么变化,仍然拿着高薪。

一天下班后,我凑到一群工人堆里聊天。我问了一句:“你们都是合同制了,不怕哪天把你们踢出工厂吗?”我这么问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已经有小企业改制成私有制了。

工人们满不在乎,甚至有人认为我是在嫉妒他们,是在诅咒他们。他们认为,他们是大国企,工厂就依靠着他们呢。没有他们,工厂就得黄了,没人敢把工人们怎么样。大多数人认为,这样改制后,他们能挣更多钱,日子会更好,改制是好事。

就在这次聊天后不久,大约也就是1年吧,真的发生大变化了。

这家分厂进一步改制,原来的工厂头头变成了老板。老板一上台,立刻开始进行大规模人事手术。留用一小部分技术尖子,又招进一批非常廉价的农民工。至于其他人,也就是绝大部分工人,全部买断下岗。买断费一年工龄800元,一次结清,然后就拜拜了。

又过了大约1年时间左右,老板把工厂的全部设备全都卖掉,然后把厂区推平,开始搞房地产了。

至于这家工厂原来的那群骄傲的工人们,其下场就不说了,谁都知道。

那几年,大街上到处都是下岗工人,或摆地摊,或脖子上挂个牌子找活,什么刮大白了,下水道了,力工了等等等等,一排排,一群群,站着等活。

从此,我们家属区那片,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好像一夜之间,人都消失了。吃完晚饭后出去溜达,再也看不到一堆堆人群了,空荡荡的。

不久,由于在单位工作不顺心,再看看东北地区一片萧条样,觉得再待下去没意思了,毅然辞职,跑向了中国的最南端–广东。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岁数也大了,岁数一大,就不自觉地常常想起过去,常常会想起90年代初那段生活。

以前受传统教育,总以为工人阶级多么多么伟大。后来才明白,工人阶级伟大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站在了工人一边。一旦毛泽东离开了,工人阶级就什么都不是。

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领袖,一盘散沙,就像非洲草原上飞奔的羚羊群。虽然数量庞大,但毫无力量。思想被人控制,行动像羚羊。总之一句话,以独立政治力量的标准来衡量,远远没有成熟。连好赖人都分不清,只能上当受骗,被人玩弄,任人宰割。

左派们总说工农是支持毛泽东的。今天什么样,我真的不清楚,因为我的生活离工人挺远。但是90年代初那几年,本人常常混在工人堆里,下棋,侃大山。对他们的思想情况,多少还是了解一点的。那时,就我接触的那些工人们,大多数人是骂毛泽东的。今天他们骂不骂,我不知道,那时他们确实是在骂毛泽东。


#3

马克思:

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马克思:

…侄子(注:指拿破仑的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网友“人生如戏”所叙述的就是青少年的父辈当年的部分生活状况,或者中老年左翼当时的部分生活状况。

当年到处是麻木、愚昧的面孔,不像现在,还能通过互联网找到同志,那种情况下他正常了才奇怪。到处都在吃人,津津有味地吃人。

虽然许多中老年革命家力图洗白自己,但现在左翼流行修正主义不可能不与历史没关系,而且有极大的关系。许多糟粕遗留下来而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