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马克思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

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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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马列之声旧号未发表的素材之一。亮点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是哲学。部分观点(例如斥责物质本体论)不可赞同。


曹润生
(安庆师范学院法政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规定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哲学之扬弃意义上的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具体说是实践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剔除了传统哲学的独立科学的形式,在研究现实界的历史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一直存在着极为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与去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发展,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明确的、统一的形象。就我国来说,随着新时期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展开与深入,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已经失去了统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能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认识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争论的焦点依然在于实践的观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极端的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与物质本体论(或唯物主义一元论)之间的各种调和,不但没有很好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统一性,反而将问题弄得异常复杂和混乱。在针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中产生了一种“回到马克思”的倾向,显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形象的努力。

这里所要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认识。这种认识相对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来说,可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解释”。在理论上,这种“自我解释”无疑具有不可剥夺的优先地位。虽然我们不必也不应该对这种“自我解释”采取教条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态度,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都必须与这种“自我解释”在原则上保持一致,或者说应该被约束在这种“自我解释”所划定的理论边界之内。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和阐发就会变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真精神的背离和争执。因此,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01历史科学对传统哲学的拒斥

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这一概念表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具有这样一些内容,它们可以归入用“哲学 ”来命名的思想传统或学科门类。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用“哲学”这一概念来称呼自己的某种学说或理论,更多的是对“哲学”这一思想传统和独立学科的批判和否定,这种批判和否定有别于在哲学的内部对某种哲学理论 的批驳和扬弃(这种批驳和扬弃正是哲学这一传统保持活力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往往为很多论者所忽视,但它对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却是至关重要的。

按照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划界,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1] (P34)就在这部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并系统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工作的场所已经不再是哲学,而是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2] (P66)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然和社会理解为相互关联的历史发展过程,二者可以纳入一个总体的历史视界之中。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与对自然的考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历史 发展过程的实证研究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历史科学与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2] (P66)在历史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格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哲学归属于意识形态,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3] (P262)而所谓以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 现实则意味着: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 (P76)为什么可以将深奥的哲学问题还原成经验事实问题呢?这是因为那些问题原本就是从经验事实中提出来的,然而却在哲学的思辨中采取了超验的、神秘的形式。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 问题为例加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然是一个经验事实中的问题,它在人类的每 个时代中都是存在的,可是这个现实问题却在哲学中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 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2] (P67)这也就是说,一旦认清了哲学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进而哲学问题被还原成经验的事实问题,哲学也就相应地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有一段带总结性的论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 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 (P73)这段论述一方面对哲学的终结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宣判,另一方面自觉地将新创立的唯物主义 历史观与哲学划清界限,将它定位在从实证的历史科学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并指导历史科学研究的一般的历史理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确立的肯定历史科学、否定哲学的理论取向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采取一个临时的策略,而是他们一贯坚持的立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重申了这一立场:“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 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4] (P375)这 里所说的不是从头脑中而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得到世界模式的方法论原则,实际上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哲学的否定和对实证科学的肯定乃是贯彻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必然结果。如果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意味着哲学的终结,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哲学在方法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尽管这一点未必能被各种哲学理论明确地意识到。除了从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出发否定哲学之外,恩格斯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从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对立的角度对这种否定作了另一番指认和确证:“在一 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5] (P219)在恩格斯看来,哲学家基于形而上学思维所从事的对绝对真理体系的构造,实际上是想在具体个体的有限视界内去解决人类在无限发展中才能解决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任何哲学家都不能完成的。按照辩证思维的逻辑,哲学从其目标设定上必然导致自己的终结。

02作为哲学之扬弃意义上的世界观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否定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及其所标明的理论建构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应该被判为非法。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恩格斯曾在两封书信中谈到了他和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在1846年10月18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事宜时说:“我想同瑞士的书商接洽一下,不过能否给手稿(指《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者注)找到地方,我没有把握。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钱来印五十个印张。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把手稿分开,设法分册出版,先出版哲学部分,这是应当首先发表的,然后再出版其余的部分,否则我们会什么也印不成”。[6] (P67)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哲学部分”应该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部分(尤其是其中的“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部分)。正是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体系的批判全面制定 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也正是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的立场上宣告了哲学的终结。由此看来,恩格斯所说的“哲学部分”还很难说就是从正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认,它更多像是从反面对他们所理解的“哲学”的否定和拒斥。当然,这里人们可以猜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部分”也许指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正是第一卷第一部分标题所指明的与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的唯物主义观点。这种猜测似乎很合理,但难以完全确证。

如果说恩格斯早年的这封信还很难让我们得出完全肯定的结论,那么在1884年4月11日 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在谈到《反杜林论》的成功影响时确实给出了明确的信息。恩格斯说:“使我高兴的是,……这本东西(指《反杜林论》——引者注)产生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影响,特别是在俄国。可见,尽管同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式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7] (P138)对于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他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如果恩格斯断定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反杜林论》基于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对哲学的否定呢?这也就是说,既然可以把《反杜林论》中阐述的某些思想归入哲学这一学科门类和思想传统,为什么又要对这一学科门类和思想传统持否定态度呢?这一点 确实让人感到费解。可是,这一费解可以在《反杜林论》的这段话中得到消除:“现代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 ,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4] (P481)这里,恩格斯把对哲学这门独立的特殊科学的否定理解为富有成果的积极否定,而不是简单地对它加以摧毁和弃置不顾。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哲学的替代物,通过否定哲学的独立科学的形式而将它的全部现实内容继承下来据为己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对哲学仍然保持一种特殊的肯定关系,这种肯定关系与它对哲学的否定关系并不矛盾,二者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恩格斯的哲学之扬弃的说法,可以说是对这种两面性的最为恰当的表述。

既然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哲学已经被扬弃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也应该在哲学之扬弃的意义上理解。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第一个基本规定: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乃是一种寄生性的构成物,因为它不过是从对自然和人类历史的 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是利用辩证思维对实证的历史科学成果进行概括 所达到的相对真理,它一旦离开了现实的世界以及实证地研究现实世界的历史科学就没 有任何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自己构造成一门独立于历史科学之外的特殊科学。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是历史地积淀下来的哲学传统的继续,而是那个传统的合理的替代物。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界和思想传统。这个新的理论视界和思想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用“ 哲学”一词来给它命名,而是直接把它叫做“世界观”(例如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历史观”(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自然观”(例如在《自然辩证法》中)等。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通常所理解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已经被扬弃了,再使用“哲学”一词就必须附加许多防备误解的规定;另一方面“世界观”、“历史观”、“自然观”等概念完全可以自足地表达新思想的特质,而且还可以突显新思想与旧的哲学传统的对立。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重新越来越多地用“哲学”一词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也就相应地被构造出来。这种命名对于那些没有领会哲学之扬弃的真正命意的人和依然将哲学奉为不可亵渎的圣物的人,都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所有哲学形态分有某种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范式,亦即分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凭着这一印象去解读和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革命性变革的力度,钝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激进锋芒。因此,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它以前的哲学传统驯服和歪曲,我们必须持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本规定。

03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规定性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为世界观,这还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形式层面的规定,并未触及它的内容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一贯地、明确地把它确认为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即现代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一方面是对一切唯物主义观点所共有的基本立场的坚持和固守,另一方面也是对唯物主义旧的历史形态的否定和超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觉意识中,现代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性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相对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来说,现代唯物主义则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较为集中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 (P54)旧唯物主义由于其直观性,既不能充分地肯定和说明人的主体能动性,也不可能认识到思维的真理性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更不可能深刻地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旧唯物主义的这些盲点在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中得到了透彻的观照和有效的解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践唯物主义,即把感性、现实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为自己确立了整个哲学传统中所没有的问题意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P57)“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 (P75)

第二,相对于旧唯物主义的非历史性来说,现代唯物主义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内涵:广义上,“历史”就是将自然史和人类史包含于自身之内的总的历史视界,在这个视界内,整个现实世界被理解为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狭义上,“历史”特指人类史,即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历史进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揭示出旧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割裂:“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 (P78)这样,旧唯物主义既在考察整个现实世界时缺乏应有的历史视界,又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合一,不但深刻地认识到对现实世界的真正科学的认知在本质上必须采用历史的方法(即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各门具体科学必须将自身改造成真正的历史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驱除了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创立了真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相对于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但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性是得到他们明确指认的。例如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4] (P363)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使唯物主义发展到现代形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辩证法从过去(特别是黑格尔的)的唯心主义形式中摆脱出来,成为研究现实世界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是这样说的:“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1] (P112)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后来在恩格斯的一句简洁的话中得到了确认:“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4] (P349)

在肯定了实践性、历史性和辩证性都是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正确地把握现代唯物主义这三个基本规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只有非常少的直接论述,不足以让我们理出清晰的脉络。这方面现在最为流行的做法是:将实践的观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用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去统摄、说明和确证它的历史性和辩证性,这就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即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这一新的解释模式是否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觉意识中得到支持呢?这里不妨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稍加讨论:

首先,按照实践性统摄辩证性的思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必须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是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颠倒为物质实践的辩证法,而不是颠倒成普遍适用于整个现实世界(自然和历史)的唯物辩证法。可是这种说法明显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法相抵触,那里根本没有将观念辩证法仅仅颠倒为实践辩证法的意思,有的只是对那个普适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原则(即将观念的东西理解为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这种唯物主义观点)的强调,以及用这个原则对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改造 。其次,就实践性对历史性的奠基而言,必须考虑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历史”概念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 (P60)所以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必须以实践性为基础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广义的“历史”概念(即把自然科学包含于自身之内的历史科学的“历史”概念),这种“历史”概念无非是把整个现实世界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不能从人的实践活动得到完全的解释,因为自然界本身的历史发展并不源于物质实践对它的改造,而在于它自身的矛盾本性。虽然自然界对于人的现实性以及它对人的感性直观的呈现必须依赖于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具体的历史情境(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可以把对象、感性、现实理解为实践活动),但这不足以说明自然史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实际上,广义“历史”概念的实质就是关于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观念。最后,实践的观点,即科学的实践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获得并阐发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依据怎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获得实践的观点的呢?这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课题。恩格斯在谈到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时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4] (P691-692)以此类推,实践的观点只有依据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才是可能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就值得怀疑了

对于现代唯物主义三个基本规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不拟展开讨论。本文原初设想的目的现在已经达到,我们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获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规定,将它们综合起来的结论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哲学之扬弃意义上的世界观,即实践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