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毛选里主席那么理性为啥又要反反冒进

毛时代
讨论集

#1

昨天看了好几份大跃进的材料,都一股脑的把锅扔给主席,说他反反冒进,但是我之前看的毛选里面主席是相当清醒的,为啥会有这样的矛盾?大跃进失败真的是主席的锅吗?


#2

有责任,不完全是。


#3

其实…主席是个资本家…自从去世后收了巨量的帽子和锅。

我收藏了一篇文章讲得很客观,但现在找不到了,讲为什么要大跃进的。“五风”不是主席刮的。建国时刘少奇那帮子人就想向右走,被抵制。好吧,我们不向右了,你不是要左吗?我们给你来个极左。

从那时起,主席就有了开店的资本了。

他们的坏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4

贴出来几篇其他的吧。

1958年的大跃进是谁在头脑发热?

[宋公明]

有人肯定会说,当然是毛泽东头脑发热,这还用说吗?

果真如此吗?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下事实了。因为鬼话听多了,难免也会让人生疑的。

1958年,毛泽东时年64岁,可谓正是年富力强,决没任何头脑发昏的迹象。据有关权威人士说,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到死头脑都十分清楚,一点都不糊涂。

从1958年毛泽东处理的重大事项看,也说明他的头脑一点也没有发热发昏。

第一件是对台8。23炮战,这是他和彭德怀在秦皇岛坐镇指挥的。谁都知道,这一仗打的不仅是军事,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外交。这一仗是毛泽东一生中十分精彩的大手笔之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津乐道。他以彭总的名义写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那种文采气概和胸怀,实在无人能及。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恰到好处精妙处理了这重大样敏感的问题,能允许有半点头脑发昏吗?

第二件是决定搞原子弹。正是在这一年,他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这件事没有办成,有的人一定会把这句话当成疯话昏话。然而这件事不仅办成了,而且提前实现了,这就说明毛泽东不仅十分清醒,而且说话留了很大的余地,头脑一点也没有发热。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思来谨慎地问张爱萍,是不是真的核爆?得到确认后才敢向毛泽东报告,那知毛泽东比他还要谨慎,不仅同样查问了是不是真的核爆,而且还说最好等外电报导之后我们再宣布。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毛泽东非常冷静,极为清醒,十分谨慎,不可能头脑发热。

第三件事是赶超英国的号召。现在人们对以上两件大事无可挑剔,说得最多是赶超英国,并以此证明毛确实是头脑发热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句话是这样的: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或超过英国。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谁都可以看出这句话同样是十分谨慎的。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在时间上没有说死,是留有余地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没有具体说哪能些产品,而在当时主要工业产品就是指钢铁和煤炭。后来这两种产品在产量上我们确实超过了英国。这能说毛泽东头脑发热吗?同样不能。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远见卓识,小心谨慎,留有余地,可谓贯穿始终。处理西安事变,头脑发热了吗?没有吧?在解放军横扫全国,席卷天下时,谁能想到会要把香港澳门留下来?这不是一般的头脑冷静能做到的吧?文革中,在与美国关系最冷左倾思潮最热的时候,他发起乒乓外交,一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难道是他头脑一时发热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看人不能攻其一点。1958年毛泽东处理了多少问题?有多少是头脑发热?可以以摆摆出来嘛。事实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毛泽东一连开了六次会议,力图纠正浮夸风和某些人的头脑发热。然而却遇到顽强的抵抗。1959年春耕前,毛泽东异乎寻常地用党内通信的方式,直接写信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苦口婆心地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这是明明是头脑冷静的人对头脑发热的人说出来的话,怎么倒反过来说毛泽东头脑发热?

那么到底是谁头脑在发热,拼命大刮浮夸风?是谁在拼命抵制毛泽东?想想毛泽东为什么不是通过中央文件而是把信直接写到小队;想想信中所说的: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想想这个与毛泽东对着干的“上面”指的是谁,也许就不难看出端倪了吧?


#5

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我县人民大搞农具改革,很快办起了三十多个农机修造厂,积极制造和推广使用插秧机及各种农机具。可是不久,刘少奇一伙刮起了“下马,又推行“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了群众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积极性。一小撮阶级敌人遥相呼应,煽动副业单干和分光吃光等资本主义歪风,破坏集体经济,破坏农业机械化。当时,由于县委没有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农业机械化的群众运动一时受到了挫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带领全县人民奋起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激发了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筹资金,大办机械化。现在,全县已拥有拖拉机二千三百多台,插秧机一万四千多台,其它农机具四万多台件,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三年以来,粮食亩产连年跨《纲要》,每年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斤以上,去年粮食总产比一九六五年翻了一番。林牧副渔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鼓吹“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用意何在?》中共广西武鸣县委员会 (1976.03.01)


#6

瞧阶级敌人的政治斗争水平。


#7

邋遢道人:大跃进饿不死人,“浮夸风”饿死人

所有右派都有一个法宝,就是说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所有左派都有个麻烦,就是毕竟60年饿死不少人。毛泽东所有“罪行”中,再没有比发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大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一个人头脑一发热搞一场大折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有的说3000万,有的说5000万),这不是伤天害理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干过这样荒唐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呢?

贫道就说说这件事。

首先,大跃进饿死了人是事实,但是所有论证死了那么多人的资料来源——1960年人口少了1000万——是个假数字。这一点贫道已经通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资料告诉疯僧了。他显然对贫道的分析没有异议。不过贫道这里不打算再辩论究竟饿死多少人,因为贫道也不能凭空胡说。贫道想说清楚的是,大跃进饿不死人,“浮夸风”和“穷过渡”(大食堂)才能饿死人。毛泽东赞同大跃进,但是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同时,当时毛泽东处于二线,说话不管用。因此饿死人的事情主要责任不是毛泽东,甚至可以说严格来讲毛泽东一点责任也没有。

如果右派认为贫道说毛泽东当时说话“不管用”是假的,这么个专制魔王还不是一句当一万句?那么看看毛泽东大跃进高潮时的 1958年11月21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一段话,以及后面发生的事情做个比较就知道了。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这样吓唬中央,但还是没人听。

孤证不算,贫道再给你们举个例子。1959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看来,毛泽东远没有右派估计的那么“有威信”,“一句顶一万句”。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毛泽东最后在1959年四月选择了直接给各级干部写信。信的内容节选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大跃进没有错,提出大跃进也没错,日本也有“倍增计划”,很多落后国家都提跃进指标。问题在于,不能超出实际可能去做事情,尤其是不能随意变动基本制度,比如不能不切实际地马上实现“共产主义”,搞按需分配。大跃进时期农村搞大食堂、军事化、一县一社平均主义,是断绝饥荒时期农民度灾的关键。但这不是毛泽东搞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此的讲话。

1958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下去调查前给他们说:“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接着第一次郑州会议,吴冷西记下一下内容:“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显然,毛泽东对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反对平均主义和穷过渡,要求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他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讲:“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也就是说,但是搞“自己说了就算”的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要求大家讨论人民公社体制究竟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体制。

在这次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还说:“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大食堂、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够清楚了吧!

关于浮夸风,思闻不知道从哪里搞出个东西,说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消息。但是,一个人说话总是要一致的,不会今天信明天不信。下面是毛泽东几次关于批判浮夸风的言论:

虽然现在污蔑毛泽东是个风气,是个时髦,但也要注意逻辑联系。毛泽东是种过地的,10万斤粮食多大一堆他是知道的。他怎么会信这些东西?根据身边人员回忆毛泽东1958年9月在天津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11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早在大跃进前,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四月中旬武昌会议: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

3、……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吴冷西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吴冷西把毛泽东意见回报有关领导和书记处。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毛泽东在“秋后”发现问题更严重,再次对吴冷西说必须从穷过渡和夸张的宣传角度转过去。最后甚至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对于毛泽东这个话,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当时主持工作的人什么时候转的呢?直到1959年5月,人民日报上还有关于亩产万斤的报道。6月初,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 6月20日 交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再次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而这与他1958年4月就要求做的已经过去了14个月。而全部浮夸风,就刮在这14个月。

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会饿死人。毛泽东从58年春到59年一直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警告这样会饿死人,甚至吓唬中央会饿死几亿人,但是说了不算,没人执行。后来当事人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恐怕也不该扣到毛泽东头上。

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是表示责任主要由他负。你说他冤不冤?!


#8

查找刘少奇等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证据之结果

(林一章)

在大于网友发表在强国论坛的《关于“郭兴邦让刘少奇背黑锅”问题的说明》一帖后面,“58.241.188”、“AC2006”网友等跟了这样一些帖子:

·大刮五风的大跃进是发动者个人强加给全党、全国的,遭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大多数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反对。 ( 58.241.188 10-12-18 21:25:15 ) 0字

·只有毛一人要搞冒进,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后来毛用政治高压强迫别人服从。 ( 58.241.188 10-12-18 21:57:29 )

·五风是毛搞的,不是刘搞的,根本不存在毛纠正刘五风的问题。 ( 58.241.188 10-12-18 21:59:31 )

针对“58.241.188”、“AC2006”等的这种说法,“122.95.163”、“第十阶层”等网友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当时的一些言论进行了反驳,还有的网友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他们是如何反对的,拿出来看看?毛泽东强力纠正刘少奇大刮的五风是有很多事实根据的,有多次会议讲话为证。 ( 老泥头 10-12-18 21:37:33 )

·五风的总源头就是刘少奇,坚决反对五风的是毛泽东,不信就把当年两个人的文章拿出来摆一摆。 ( 61.167.119 10-12-18 21:38:18 )

·请你举证他们当时强烈反对的语录或是实际事情。 ( 打狗听叫声 10-12-19 12:01:48 )

这就是说,既然“58.241.188”、“AC2006”等认为,大跃进中大刮五风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责任,而刘少奇同志等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是强烈反对的,那么,就需要将两方面的有关讲话、文章“拿出来摆一摆”,特别是要将刘少奇等同志“是如何反对的,拿出来看看”。

应该说,这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58.241.188”、“AC2006”等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什么“当时经济工作的巨大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们每人有各人的责任”(AC2006),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为了弥补“58.241.188”、“AC2006”这个举证乏力的缺陷,使他们的说法能够有根有据,俺花了一点时间,查找了一下刘少奇等同志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讲话、文章,相应的,也查找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同一时期的讲话、文章。

众所周知,根据中央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必须以中央审定的正式出版物为准,其中,主要就是各位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选。所以,俺选择了最具权威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和《毛泽东文集》,还有《朱德选集》等来查找。

【一】先看《刘少奇选集》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选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有七篇,即:

23、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期间,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少奇同志当时身为主持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尤其是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三年时间没有一份文献收入《刘少奇选集》。

此后,虽然有两篇涉及到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的《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了。

【二】再看《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其中,在“大跃进”期间,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现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文献空白,从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又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前后相加,文献空白期五年间达三年六个月。

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邓小平文选》没有收入一篇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

【三】一个问题

看到这里,也许有的网友要问:如果刘少奇等同志确实像“58.241.188”、“AC2006”所说的,是“强烈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那么,为什么四、五年期间竟会没有一篇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指出大跃进的错误、哪怕是一个小小错误的讲话、文章呢?这恐怕有三种可能:

第一、他们本来有大量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第二、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第三、他们本来就有大量鼓吹“五风”的讲话、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

当然,“58.241.188”、“AC2006”也许会说,这是由于“毛用政治高压强迫别人服从”,所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当时才没有说话,或者不能说话,无法发表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里,不妨来看一看当年朱德同志是怎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大跃进期间出现的问题,甚至直接向毛泽东同志反映的。

【四】看一下《朱德选集》等

在《朱德选集》中,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有六篇,即: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俭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也有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类似的批评大跃进期间存在的错误、缺点的讲话、文章。

这就说明,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毛泽东同志“用政治高压强迫别人服从”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在领导人的选集、文选中收录反对“五风”的讲话、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不误。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刘少奇等同志本来就有许多鼓吹“五风”的讲话、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没有收录进他们的选集、文选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

其一、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可他们的选集、文选中选编的这期间的讲话、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他时期、同其他领导人的选集根本不成比例;其二、他们在这期间的许多鼓吹“五风”的讲话、文章,当时都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上,早已家喻户晓、影响深远。比如刘少奇同志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30日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7月5日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以及在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山东省寿张县时的谈话等等,但都没有收入他的选集。

【五】最后,来看《毛泽东文集》

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建设和大跃进、反对大刮“五风”的讲话、文章,就多达二十七篇。其中,著名的有: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四月的几篇《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六月的《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一九六一年六月的《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给中央常委的信》,等等……

好了,经过这一番查找,两相对比,究竟是谁在强烈反对大跃进期间某些领导人刮起的“五风”,已经很清楚了。

希望“58.241.188”和“AC2006”等,能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文章,找来看一看。当然,俺相信,你们是绝对不会去看的!

(注:本文参考了杨连旭网友《曝光揭秘“大跃进”档案》的有关内容,谨表感谢!)


#9

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当年曾被扣压

(林一章)

读高境先生网友的帖子《读毛泽东同志的<党内通信>有感》,使俺想起了一件陈年旧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到了一九五九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从马建猷信的内容看,他说的“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就是高境先生网友引用的《党内通信》。

毛主席收到马建猷的这封信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他当即批示把信转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

马建猷的这封信和毛主席的这个批示说明:

1,当时,人民群众、包括基层干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有些人是不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是要加以阻挠的;

2,当时,毛主席给基层干部、包括人民群众写信交流想法,有些人是不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是要加以扣压的。

但是,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割断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只要看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就可以知道了。事实证明,有些人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

所以,毛主席告诫这些人,“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10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

(林一章)

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页)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吴冷西:《忆毛主席》):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 “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二)

毛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主意---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108-113页)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四)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同志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系列纠正“五风”的意见: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 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

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①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②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沟通,然而他们在意么?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五)

为继续纠正“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三、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四、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五、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六、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六)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二、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三、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足够的能量抵抗刘的热情并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

1,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我曾经是有怀疑的,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2,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3,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4,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耳发聩的指导作用。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七)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 “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八)——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直到现在,有些人还是有意无意地把“大跃进”和“浮夸风”、“共产风”混为一谈。

有意者,是为了把水搅混,攻击毛泽东,以售其奸,就像思闻等人;无意者,是不了解历史真相,被尘嚣甚上的反毛舆论所蒙蔽。

还有人更阴险狡诈,说什么“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看似自己也有份,实际上倒打一耙,把“发热”的所谓“晚年错误”全扣到了毛泽东头上!

历史总有一天会说明一切的!


#11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毛泽东(1964年1月)


#12

那是因为你接触的材料不够多,思考方向也不对(不懂得对于党内成分特别是官僚领导集团的阶级分析)所以看了有限几份材料,也只能是脑子一锅粥。这是以往论坛发过的材料


#13

下面这个是文革时期揭露的,复辟后被“平反”了。

“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前言

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庇护与支持下,疯狂地反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北京市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独立王国”;把北京市变成了一个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妄想推翻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其篡党、篡国的罪恶阴谋;把我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深渊。

“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就是铁证之一。

“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刘、邓直接操纵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其亲自指挥其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非法秘密审查一九五八年以来毛主席的报告和毛主席批示的中央文件。这一反革命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为刘、邓、彭在六二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主席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攻收集“炮弹”,妄图实现赫鲁晓夫式的“宫廷”政变阴谋。毛主席告诉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一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虽然破产了,但是,它再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拼死搏斗,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资产阶级颠覆和无产阶级反颠覆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无产阶级专政还有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非是欺人之谈。

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确保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一、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历史背景

(一)

1958年我国人民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了工农业各条战线的全面大跃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在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给了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缴了他们的“械”罢了他们的“官”,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头破血流,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

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是和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遥相呼应的,是和国内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同出一辙的,是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密切配合的,1959年-1961年,由于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纷纷出笼,国际上帝、修、反、三尼一铁反华公司掀起一股歇斯底里的反华大合唱,国内地、富、反、坏、右,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及其黑司令部的支使和唆使下,蠢蠢欲动、妄想进行反革命复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以百倍的疯狂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盘据在台湾的蒋匪帮也跃跃欲试,狂吠乱叫。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都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就在此时,此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露面登场,大反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降一灭”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吹鼓手“三家村”黑店的伙计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了。从1961年1月吴晗抛出《海瑞罢官》1961年3月邓拓的《燕山夜话》开始出笼一一主将出马,1961年10月“三家村”开始营业、直至1962年“三家村”草草退兵,在这段时间内,“三家村”的反革命活动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二)

在“畅观楼”反革命事件以前,刘、邓黑司令部为了收集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子弹”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刘、邓黑司令部二号掌柜邓小平披挂上阵了,邓小平在1961年广州会议上被毛主席批评(不调查研究)后,怀恨在心,为了收集“子弹”对抗毛主席,邓小平借所谓“调查研究”之名,与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狼狈为奸。他亲自出马“率领”市委农村工作部付部长常浦,市委办公厅付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汉斌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随从去顺义县农村。彭贼和刘仁也各带一批人马分别来到怀柔,丰台和通县等地。下去之前,彭贼召集了各调查组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交代反党任务说什么:“你们下去的任务,就是跟小平同志去顺义调查一下,人民公社究竟有什么问题。……”

同年彭真、刘仁还以放假探亲为名,把他们的亲信干将放到全国各地收集反党“子弹”。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所谓“农村调查”中,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能,到处收集人民公社的所谓缺点、错误;“调查”农业生产的“五风”是从哪儿刮起来的,寻找他们的反革命“理论根据”,以此来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恶毒的诽谤与攻击。与此同时,他们又处处给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北京的农业在前几年虽然有缺点,也有“五风”,但是是比较轻的,这样一箭双雕,既攻击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标榜他们自己“一贯正确”。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1961年2月一8月间,彭真又亲自布置刘仁,郑天翔搞所谓“工业调查”。郑天翔亲自凑集人马,纠集政策研究室王汉斌,王大明等一伙,到一些中央国营的较大的厂矿,如石钢,774厂,京西煤矿,一机床等单位,搜集反党“子弹”,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在“调查”中,他们大反群众运动,胡说什么,“群众运动把管理秩序搞乱了,打击了生产指挥系统,不能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并把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归咎于中央,胡说中央“瞎指挥”;攻击土洋并举是“中庸主义的设计路线”,“不是节约是浪费”,在工厂大搞物质刺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煽动说:“几年工资不变,工资太低了。”

在“工业调查”中,彭真亲自督战。八月间召开“香山”会议,亲自听取了几个工厂的“调查”情况的汇报。

继“工业调查”之后,1961年,8、9月份,彭贼又布置财贸系统搞“财贸调查”,布置大学部,教育等单位搞文教系统的“调查”。他们在各行、各业、各部门、无孔不入地到处搜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反三面红旗的炮弹。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其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三)

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背景中,使我们不难看出,贯穿在此事件的前前后后,确实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这条黑线的牵线人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将收集来的所谓缺点,错误强加于以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身上,于是密谋策划,将所谓“调查”搜集来的反党材料拿到畅观楼,非法审查中央文件,企图从中寻找“根据”妄图在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向党,向毛主席发动猖狂地进攻。“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就是收集反党子弹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彭贼亲自披挂上阵,“畅观楼”内群魔乱舞--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经过

(一)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这一惊心动魄的反革命事件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亲自披挂上阵、周密布置下开始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上旬一天晚上,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把他的得力干将项子明叫到自己家中,交代反党任务面授机宜。彭贼说:“这几年工作中有多少问题,主要有些事情,没有经过试点,就大办起来,违反了客观规律。现在遇到的困难,虽然天灾也是个原因,但头脑发热,掌握政策不稳,是重要的原因。……有些省‘五风’刮得很严重,中央有责任。……中央有些文件是个人批发的,难保没有问题。现在中央办公厅在查五八年以来的中央文件,你组织一批人也仔细查一下中央文件,看看有什么问题。看看头脑发热时办了些什么事情。比方中央文件中就有提倡‘五风’的或批转了一些有问题的报告,有些口号也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你找些头脑清楚又熟悉情况的人,要能看出问题。这件事由邓拓负责指导。”

这一席十分阴险、十分恶毒、十分露骨的反革命叫嚣,把彭贼的一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咀脸暴露无遗。这个大叛徒诬蔑攻击党中央“违反了客观规律性”“头脑发热”公开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个人批发”的中央文件有“问题”;扬言要找“头脑清楚而又熟悉情况”“能看出问题”的人去“审查”中央文件。彭真的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彭贼还胡说:“‘先破后立’这个提法就有问题。比如鞍钢把苏联专家留下的操作规程一把火都烧了,那么着急干什么,”这里彭贼一方面狗胆包天,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不破不立”的光辉思想;另一方面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对其主子苏修留下来的框框被砸烂喊冤叫屈,真是打在主子身上,疼在奴才的心上。好一付奴才面孔!

野心勃勃的彭贼。不但组织了一伙反革命的得力干将去“畅观楼”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且布置他的秘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彭、张道一在彭贼家中“审查”中央文件,寻找所谓“错误”和缺点。其反革命野心何其毒也!

(二)

彭家王朝的大管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项子明接受了主子彭贼反革命的“圣旨”以后,连忙按照主子的意图,纠集了一帮极端反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凑成了这一反革命罪恶活动的黑班子,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上午,项子明率领反党黑班子加上随从打手一行十几人;带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所有文件,偷偷摸摸来到西郊公园畅观楼。于是一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正式开张了。

项子明这个死心踏地效忠于彭贼的家伙向他的同僚传达了他主子“指示”之后,还特别强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放开来讲,但出去不要讲,出去讲了自己负责,别人不认账!”看!这伙彭家王朝的干将们做贼心虚到何等地步!

邓拓,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杂家”、老右派、大叛徒,反党“有功”。很得彭真赏识,这次由彭贼亲自点名,派去畅观楼作反革命的“理论指导”。

邓拓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张牙舞爪对这一群狐群狗党说。“这几年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全国性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不符合客观规律性,犯的路线错误。”他咬牙切齿地煽风点火:“要敢于从中央文件中找问题,提问题。”这个“三家村”掌柜与其主子彭真同出一辙一唱一合,嚣张到极点。

翻一翻《三家村札记》,正是此时此刻,邓拓这个十恶不赦的老混蛋接二连三地抛出了诬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恶毒咒骂大跃进是“吹牛”、“说大话”,“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大毒草《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和《两则外国寓言》等。请看,邓拓的黑文章与“畅观楼”的反革命活动配合得何其默契:这是偶然地巧合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是大野心家彭贼早巳精心策划亲自导演的一场反党反毛主席的大合唱的丑剧。

邓拓作过黑指示之后,根据这些人反革命的本领作了“分工”。

旧市委工业部付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禹“审查”有关工业交通方面的文件;

旧市委农委付书记常浦“审查”有关农业方面的文件;

旧市人委计委付主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一“审查”有关国民经济计划方面的文件;

旧市委宣传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死党李琪“审查”有关文化、宣传卫生方面的文件;

旧市委大学部付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审查”有关教育,科学方面的文件;

旧市委秘书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项子明“审查”有关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监察工作以及特别重要的文件;

旧市委付秘书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汉斌,肖甲,“审查”一些重要的或不能归口的文件,并负责整理材料;

旧市人委计委付主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汝棼“审查”有关基本建设方面的文件;

××ד审查”有关财贸方面的文件;

此外大特务朱启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郎冠英、赵学政、贾庭三等也直接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

这样“分工”后,他们分成两摊,楼下一摊,楼下一摊,“分工合作”,一份一份地全面地“审查”起中央文件来了。

在“审查”中央文件的过程中,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简直嚣张到了极点,他们之间如有谁在中央文件上发现了所谓“错误”和“问题”之后,便如获至宝,得意忘形,高声朗读,七咀八舌,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肆无忌惮地冷嘲热讽竭尽歪曲、挑剔、污蔑、诽谤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陆禹在看到中央转发一个工厂搞综合经营的文件时,说:“真有此文”,一边读,一边说:“你们听,这个工厂,又办这个,又办那个,他都办了,别的厂子的原料没有了,吃什么?我看他也办不成,不信咱们检查一下,这纯粹是假报告,当时中央还转发了,你看还有批语(念批语),可见当时脑子够多热的了,”说完引起哄堂大笑。可想而知,他们已经丧心病狂到何等地步!

白天他们干尽了这些反革命勾当,到晚上,便痛打麻将、桥牌、大吃大喝,顿时,畅现楼内乌烟瘴气,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裴多菲俱乐部。

这一伙彭家王朝的孝子贤孙,拿出了他们反革命的本领,经过九天的“努力”,总共“审查”了农业、工业、财贸、文教、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数百个中央文件。文件“审查”完以后,由项子明,李琪,王汉斌向反革命正修主义集团的第三号头子郑天翔作了绘声绘色的“汇报”。郑天翔听了如获至宝欣喜欲狂、拍手称赞、得意忘形地大叫大嚷道:“你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好好整个材料,很有用处!把它汇总在一起印发给市委书记处。”最后由肖甲主持汇集各口交来的黑报告黑材料,整理成一个二万余字的“中央文件摘要”并加了按语,送给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和书记处。[见附录]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歪曲事实,把一百一十多个中央文件诬蔑为有“严重问题”的文件,并且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之后摘抄归纳成农业、工业、基本建设、财贸、城市人民公社、文教等六个方面:十九个“罪状”一百一十多个“问题”。这是一本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材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黑账。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三、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发动恶毒的攻击--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反动本质

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疯狂地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最最爱戴的伟大导师。可是旧市委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对毛主席,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审查”中央文件时,这一小撮恶魔,利用天灾和苏修统治集团给我们造成的暂时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声嘶力竭地诬蔑、禝骂、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伙混蛋狗胆包天竟侮骂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胡说“毛主席把农业、工业的大跃进看得太容易了”“太急于求成了”他们胡说五八年下半年大办人民公社、钢铁翻番是“头脑发热”“脱离实际”“主席受了×××的骗”。

这伙十恶不赦的混蛋,收集了帝、修、反咒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的最恶毒的语言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他们和帝、修、反是一丘之貉。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丧心病狂地反对毛泽东同志诬蔑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政策,是“闭门自守”,“提倡自给自足,是落后的封建的生产方式”说什么“要争取外援”“不然,什么时候才能使国家工业化呀”一句话他们就是要我们向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去乞求,他们竟敢把毛主席五八年到六一年的多次重要批语,诬蔑为“错误”摘抄在整理的黑材料里。真是狗胆包天!

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敢想、敢说、敢做“不科学”,胡说“许多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上头”。猖狂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近几年来中央政策变化快,变化多”,“中央批转的文件太多”“前前后后也有矛盾”“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在他们整理的“中央文件摘抄”这个黑材料的按语里,完全颠倒是非,猖狂地向党进攻,叫喊1958年以后,中央下发的指示和批转的有关报告“主要问题是指标过高,计划过大,任务过重”,“要求过了头”,并且竭力诋毁1958年北戴河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胡说:“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这一小撮混蛋,公然叫嚷“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汝棼甚至猖狂地叫嚣要“中央检查”狼子野心,何等毒辣。

反对党的庐山会议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

毛主席告诫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959年“庐山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旧市委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次会议恨之入骨,对反右倾害怕得要死.千方百计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喊冤叫屈,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庐山会议,甚至公然指责毛主席“以感情代替政策”;胡说什么“反右倾斗争对党内生活影响很大,谁也不敢讲老实话了。”

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信中明确地反对了“浮夸风”,提倡“压缩空气”,可是他们却在畅观楼借口反对“高指标”来攻击毛主席,诋毁庐山会议,胡说:“庐山会议后热度又升高了,比前一次更高”,“为什么出现困难?就是反右倾造成的。”

他们歇斯底里的大喊大鸣:“当时(指庐山会议)不应反右而应反‘左’”,他们十分恶毒地咒骂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人是“冒失的‘左’派应受到鄙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黑干将李琪放肆地攻击说:“这几年的问题就出在反右倾上”,“再一反右,错误就更严重了,因此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就是路线问题。”在“中央文件摘抄”的按语中,他们胡说,庐山会议以后,“要求过了头”,“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生产计划,技术革命等方面的问题都比较多”,极力攻击庐山会议。他们别有用心的叫嚷,“路线性问题纠正起来是很困难的,党的历史上凡属路线错误,都不是能靠自己纠正的。”这一语道破了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国的野心。言下之意,就是要推翻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让他们的“英明宰相”和反革命的“杂家”、“智囊团”上台。请看,这一小撮混蛋,丧心病狂到何种程度。真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不自量力,这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猖狂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我国人民一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即使遭到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的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靠着三面红旗,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

以彭真刘仁为首的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三面红旗视为眼中钉,看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绊脚石。他们摆出一付狰狞的面目,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三面红旗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们一方面出动大批人马,到全市、全国各地搞反革命的“调查”另一方面,又从中央文件寻找他们反革命的理论根据,企图一举砍倒三面红旗。他们的用心和手段多么毒辣!

他们诬蔑三面红旗“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胡说什么“多快好省本来就有矛盾”。“多快就不能好省,欲速则不达。”他们还叫喊“真理强调过分,就要变为荒谬”,“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强调过头。过头了就要成为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这些蠢驴根本不能理解毛主席“人的因素第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英明论断。

党的总路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扬敢想,敢说、敢于的精神,可是这伙混蛋却公然胡说什么:“敢想、敢说尚可,敢干可不能轻易动。”诬蔑这几年敢干“吃了苦头”。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项子明说:“大跃进,过分挖掘潜力,吃光了材料储备,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现在领导生产的用语都是军事上的术语,打歼灭战呀,几个战役呀。经济工作和军事工作规律性总不会是一样的。”

他们恶毒地攻击大跃进,胡说:五八年“以纲为纲什么都不要了”,“以钢为纲的口号破坏了比例关系。”他们公然破口大骂:“什么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万马都爬不起来啦,闹得发卡,手纸都没有啦。”他们还大肆诬蔑中央提出的“这个地方能做到,难道别的地方就不能做到吗?”的说法“不科学”。“不客观”,还挑衅性地发问“×××能跳1.77米多,其他人行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一诬蔑大跃进“强调产值”,“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不顾质量。”李琪更加恶毒的说:“大跃进的问题就是一切工作的要求超越了农民的觉悟水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农业生产受到了破坏……。”

对于人民公社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他们更是竭尽谩骂、诬蔑、攻击之能事。他们否定人民公社产生的必然性,大叫“人民公社办早了”,“没有试点,没有规章制度。”胡说什么“‘五风’与人民公社有关”,说深翻土地是“瞎吹”,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大搞水利建设是把人民公社变为“人民母社”(意指男劳力均去修水库,家中留下妇女)。

他们还胡说:“城市人民公社办得更早了,是打的无准备之仗。各式各样的办法,谁也不知道要办成什么样子。”

这一群牛鬼蛇神,甚至不惜引用帝国主义的话来攻击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将会发生问题”,主要是“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会有极大的危险。”

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给了他们这一伙魑魅魍魉一记响亮的耳光;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统率下,胜利前进!

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竭力诋毁群众运动的伟大时意义。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主席又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党五八年发出了大搞群众运动的号召,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群众运动的热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以彭其刘仁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伟大的群众运动横加指责,放肆诬蔑,胡说我们党是“运动群众”。他们反对“全民办”,反对“大办”,胡说什么“都提全民办,否认了社会分工”。“这件事大办就会挤掉另外的事情。”

他们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炼钢鈇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冷嘲热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禹竟然攻击说:“以钢为纲,大搞小土群,煤和矿石浪费多少,炼出的钢又没有用,又不能当饭吃,还得以粮为纲,也闹不清什么是纲了。”项子明也公然叫嚷“本来是炼钢,又说成是炼人,学生不念书,炼什么钢。党内有一股好吹嘘的凤,我早就知道完不成任务。”宋硕诬蔑学校办工厂是“纯粹主观主义”,“造成极大浪费”,说学生炼钢“简直是胡闹”还诬蔑青年人大搞科学试验“搞乱了生产秩序。”

王汉斌恶狠狠地说:“对群众运动能不能泼冷水?如果看到有问题,出偏差了,也要泼一下冷水,当时不泼,以后还是要泼,泼的更厉害……。”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么嚣张多么毒辣!

此外,他们还从文化、教育、财贸各个方面,全面地向党发动进攻。宋硕叫嚷:“学校政治运动多,学生参加劳动多。教学质量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为因走白专道路而受批评的学生喊冤叫屈,说白专道路的提法“伤害了一些人的积极性”,胡说什么“这几年来政治运动受斗争、受批判的面相当宽”,“反”的多,正面教育少,每次运动都有副作用……。”

革命的同志们,从这份黑报告和刘、邓、彭豢养下的这批狐群狗党的言论中,使我们触目惊心的看到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烦袖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多么恨啊!他们磨刀霍霍,心生杀机,张牙舞爪地向我们的党杀过来了。我们也必须拿起刀来,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四、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刘、邓、彭反革命伎俩登台大表演

(一)

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开幕了。这是一次战斗的大会,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同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以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次大会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终于按捺不住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在幕前幕后挥舞大棒,赤膊上阵了。刘少奇、邓小平抓住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及苏修给我国造成的暂时困难,抓住大跃进群众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或错误,大肆攻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阴险毒辣的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司令部的干将们企图把责任强加于毛主席,以为这样就会把毛主席“推下台来”。

刘贼竟公然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内最高领袖,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刘贼胆敢反对毛主席,我们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砸他个稀巴烂。

刘贼大反三面红旗,说什么:“对于这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只从一个局部或一段短时间内的工作来估量是不够的,而应该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说什么“……对于这几年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这明明是影射毛主席!),说什么:“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轰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看!刘贼对三面红旗是多么恨之入骨啊!)

邓贼恶毒地歪曲毛主席形势大好的论断,说什么“主席讲的形势大好是指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形势不能说大好,是大不好。”(邓贼企图否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

任何反动派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刘、邓的狼子野心早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透了;被无产阶级革命派识破了,在大会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思来同志坚决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给予以刘、邓黑司令部的猖狂进攻以迎头痛击。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及其死党,本来密谋在这次大会上配合刘、邓大打出手,来一个突然袭击,打出他多年来与其喽啰们所收集的大量反党“炮弹”。妄想一举将毛主席“推下台”来,以实现其赫鲁晓夫式的“宫廷政变”阴谋,达到篡党、篡政的罪恶目的。但是由于毛主席在北京,并参加与指导了这次大会;由于广大革命干部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刘、邓黑司令部的猖狂进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和他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阴谋诡计宣告破产了。

但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彭真,贼心不死,会前会后大耍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装成拥护毛主席领导的面孔作为自己保护色的外衣;另一面通过他的喉舌刘仁、郑天翔等在小组会议上大放反革命厥词,恶毒诽谤毛主席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刘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跟着他们的主子刘少奇、邓小平鹦鹉学舌,施展了污蔑,诽谤之能事,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有些话好象是中央负责同志说的,可也无根据,你说不是,又都是上级的意见,发下来的草案,纪要,也要执行,官司打不清……”“闹些草案是推卸责任的借口。真错了可以不负责任,一直用草案下去,就是不定下来。”他恶毒地咒骂大跃进,说什么“敢想、敢说、敢做不科学,许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上。”说什么“大跃进浪费了群众的干劲,这是一大错误。”说什么“一大二公现在不要提了,留一下看看。初级社农民是欢迎的,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了,人民公社要迟几年办就好了”等等。这些恶毒的攻击,与他们的后台老板刘少奇、邓小平完全是一个腔调,一颗黑心,心心相印,真是一丘之貉。

(二)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彭真这个反革命野心家的反革命阴谋在七千人大会上破产后,仍贼心不死。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借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为名,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市委工作会议”。这次大会实质上是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七千人大会后反党阴谋的继续,他采取了更加狡猾阴险的手法,向党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发动了一次猖狂地反扑。在这次会议上,彭、刘大肆吹嘘“北京市委一贯正确”“政策掌握得稳”,大肆吹嘘彭真的《前线》发刊词,为其实现篡党、篡政阴谋继续作反革命舆论准备。

彭真的喉舌刘仁在会上,一方面攻击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能到处乱用,原来以为是大跃进,结果相反,倒退了,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突出北京“与众不同”说什么:“北京单干风不严重,大炼钢鈇亏损又少……”,强调北京的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以达到吹嘘彭真“领导正确”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目的。

在大会上,有的干部,对刘仁的“报告”表示不满,提出了意见。彭真就亲自在会上镇压,采取拉一批,打一批手法。为镇压与会干部特意将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区、县委和大工厂党委书记找来参加会议(这些人多为彭、刘的亲信、爪牙,原定他们不参加会议)以打击提意见者;另一方面大搞招降纳叛活动。彭真亲自找一些有意见的人谈话,笼络人心。刘仁则在郊区县委、工厂干部、高校干部中大肆活动。

(三)

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明里肯定“北京大跃进的成绩”以标榜自己;暗里大搞阴谋活动,继续指挥其爪牙收集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炮弹”。不仅在北京,而且魔爪伸向了全国各地。彭其、刘仁、亲自策划:由刘仁亲自“挂帅”调动市委几十个干部让他们以“回乡探亲”为名,到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搜集农村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彭其也赤膊上阵,回山西“探亲”,为其反革命政变作准备活动。

“探亲”回来以后,都得大写农村的“问题”,什么“农民不满”;“产量下降”等等。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得一团漆黑。这些材料,后由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项子明及办公厅谭登云综合整理,送彭真和书记处。刘仁还亲自把所谓“了解”情况的人叫到家中密谈。他亲自找过山西大寨人“了解”大寨情况,企图寻找攻击大寨道路的“炮弹”。这些罪恶活动一直继续到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揪出来之前。

结束语

毛主席教导我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以彭真、刘仁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正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的后台老板刘少奇、邓小平,也是这样的一小撮蠢人。

今天,这一小撮妄想扭转历史潮流的丑角,终于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赶下了历史舞台。造了他们的反,他们妄想变天的美梦破灭了。这是何等的大快人心啊!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能忘记列宁所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沉痛教训,决不能让那些赫鲁晓夫式的家伙再窃踞我们的历史舞台。

革命的同志们,想想看,在我国如果这批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们的政变阴谋一旦得逞,那将是何等的情境啊,那时,人头落地,血流成河,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又要回到被人任意宰割,任人奴役的时代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决不能让历史的车轮倒转。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他们的后台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如此。为了彻底粉碎刘、邓、彭黑司令部这一政变阴谋,挖出刘、邓黑司令部埋在各部门的定时炸弹,彻底粉碎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我国重演赫鲁晓夫式的政变阴谋,我们誓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同战斗,把这一反革命政变阴谋挖深、挖透。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将一切牛鬼蛇神,连同他们的后台老板刘少奇、邓小平统统扫个干净!

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将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矗立在世界的东方,让我们以新的战斗迎接它的到来吧!


#14

同志,有没有关于邓小平走资和刮五风的直接文献,额,还有彭德怀的,有些人对彭德怀被打倒很有疑虑


#15

抱歉,我手里没有。多年前网上有套电子版的《人民日报》(包括毛泽东时代),因为阅读软件质量差就没下载。现在也不知道能否下载到了。


#16

哪里有还能想起来吗?除此之外就算能找到,我们能确定邓真的在报纸上说了什么走资的言论吗?


#17

其实只要是邓走资的证据就行,最好是在76年之前的


#18

毛泽东时代批的那么厉害,没他的证据能那么批吗?

批他的算吗?邓选集里应该有吧?找的话需要点时间。


#19

邓选集会有这个?我还真没想到,不过我没看过……


#20

https://pan.baidu.com/s/185QbXwT0jLSF5pDjaVL1zA

我搜了下自己的资料,没找到。这个压缩包里的是从以前发过的资料中选了几本,批他的,有张图片不怎么清晰,就是号称稻上飞的那张。你如果需要就下载吧。你要那些东西干嘛?那些东西我都不愿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