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证


#1

左雄关/北新文


文艺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们,总是惯于以颠倒革命和反革命的手法,把叛徒、反革命分子塑造成“英雄”来加以歌颂。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个双手沾满红军战士的鲜血、疯狂地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被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捧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称之为“一个来自人民的主人公”。赫鲁晓夫也亲自出马,把他钦定为“劳动人民的形象”。


葛利高里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

为了掩盖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反动本质,赫鲁晓夫以及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总是拚命地渲染这个形象是如何如何的复杂。然而,只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个被赫鲁晓夫之流称之为“劳动人民的形象”的葛利高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叛徒,一个血债累累的大反革命分子,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凶恶的敌人!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指出,当革命高潮到来时,那考茨基“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葛利高里正是这样的一个混蛋。当一九一八年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席卷着顿河哥萨克草原的时候,葛利高里混进了革命的队伍,参加了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他在顿河流域的赤卫军里,指挥着两连哥萨克去反对卡列金匪帮。但是不久,他叛变了。在格鲁博克战场上,当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波得捷尔珂夫处决极端顽固的白匪反动军官的时候,葛利高里却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拔出手枪向波得捷尔珂夫瞄准……。这个叛徒从其反动本性出发,强烈地感到这场革命跟他是格格不入的,感到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就“好象是踏在一条池沼当中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土地摇晃起来,道路也失掉了……”从此,他便骑着他的战马,踏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肖洛霍夫称之为“就象月亮照耀着的一条大道”。

苏联的一个文学史家辩解说,葛利高里之所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是因为他一时“糊涂了”。不对!葛利高里在参加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顿河反革命暴动中,一直是十分清醒,并且是十分顽固的。他从理智到感情,都感到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了他“生活上的敌人”;他恶狠狠地咒骂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坏政权”,“这个政权使哥萨克除了破产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正是由于怀着对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的刻骨仇恨,所以,当他一听到叶兰斯克、月申斯克发生反革命暴动的消息,他的眼睛里立即“冒出了绿色的火焰”,“掩饰不住自己的愉快”,立即牵出藏在窝棚里的马,“象疯子一样,一溜烟似的从大门里飞跑出去”,投入了叛军的队伍。他不仅自己参加叛乱,而且强迫别人参加叛乱;谁不参加,就要把谁枪毙。

正是这个葛利高里,疯狂地叫嚷:“我是不能叫红色的哥萨克留活命的!”

正是这个葛利高里,疯狂地下令:对被俘的红军全部加以残酷的杀害。

正是这个葛利高里,在克里摩甫斯克附近,挥舞马刀,眯缝着双眼,“在非常短促的一刹那”砍死了四名红色水兵,并且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要把水兵……一个不剩……全部砍死……”。

就是这样,因为反革命有功,葛利高里由一个叛军的连长升为月申斯克团的团长,最后竟然当上了叛军第一师的师长,统率三千叛匪,成为顿河哥萨克反革命叛乱的一个组织者。葛利高里的马蹄,践踏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葛利高里的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葛利高里的历史,就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的历史。葛利高里的道路,就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的道路。

肖洛霍夫是怎样美化葛利高里的?

对于葛利高里这样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进行揭露、鞭挞呢,还是加以美化、甚至加以歌颂?这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政治立场的试金石。

毛主席早就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事实证明:挂着“共产党员”招牌,被赫鲁晓夫封之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作家”的肖洛霍夫,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作家。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竟然赤裸裸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代表着同红军作战的反革命哥萨克,对葛利高里这样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寄以无限的同情,拚命地加以美化和歌颂。

为了美化葛利高里,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一开头就把葛利高里放在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只有“自由”、“劳动”和“爱情”的“牧歌式”的哥萨克乡村的背景上,把他写成一个“非凡”的、“出色”的人,并不遗余力地渲染葛利高里“善良”的天性。在肖洛霍夫的笔下,葛利高里竟是那样的“善良”:他会因为割草时误杀了一只野鸭子而非常难过,“心里发生了一种突然袭来的非常怜惜的感情”;他会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得已砍杀了一个敌人而翻鞍下马,内心遭受痛苦的折磨,“脑袋里昏昏沉沉地象铅一样沉重”……。

为了美化葛利高里,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一次又一次地向读者编造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两部曲”。起先,他总是满怀赞赏地描述葛利高里在和红军作战时是如何的“英勇”,他在红军面前是绝对的胜利者,而红军又是如何的不堪一击。然后(当葛利高里杀够了人以后),肖洛霍夫便又立即煞有介事地编造起葛利高里的“忏悔录”来。例如,当葛利高里在克里摩甫斯克附近一口气砍死了四名红军水兵之后,肖洛霍夫便这样编造起来:葛利高里“哭泣起来,哭得浑身直哆嗦”,“他把被眼泪浸湿的、疼得歪歪扭扭的脸掉过来,朝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哥萨克们,用声嘶力竭的、非常响亮的声调喊叫:‘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他平生头一次在痛苦的抽搐中挣扎、喊叫:‘……弟兄们,不能饶恕我!为了上帝,砍死我吧……为了上帝的母亲……判死刑吧……’”。

为了美化葛利高里,肖洛霍夫竟然还把葛利高里的反革命道路写成是对于“人类真理”的探索。在肖洛霍夫的笔下,葛利高里之所以叛变,是为了追求“真理”——他很想逃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去探求正确的道路,并说“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在肖洛霍夫的笔下,当葛利高里双手沾满红军战士鲜血的时候,仍然孜孜不倦地在探求这条“正确的道路”,并且因为探求不到而心里一直“非常难过”、“血都快干了!”按照肖洛霍夫的描写,这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既是一个探索真理的“勇士”,又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暴风雪中迷路的鹰”!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叛变、参加反革命暴动,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等等,都是身不由己,无可厚非的,都是值得同情的。

象葛利高里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难道真的会有什么“善良的天性”吗?不会!根本不会!在阶级社会中,所谓超阶级的“善良”,是根本不存在的。你对资产阶级“善良”,你就必定对无产阶级“残暴”。事实就是如此。难道说,葛利高里屠杀的红军还算少吗!难道说,葛利高里双手沾满的革命人民的鲜血还不足以说明他的反革命的残暴本性吗!象葛利高里这样血债累累的大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难道真的会去探求什么“真理”,真的会有什么“良心发现”吗?不会!根本不会!这一伙吸血鬼的“真理”,就是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批刽子手的“真理”,就是疯狂地反对革命,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他们遭到惨败的时刻,有时的确也会装出一副“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就是肖洛霍夫所美化的所谓“自我忏悔”、“良心发现”!),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其目的,就是妄图使自己赢得一个养好创伤的机会,以便选择有利的时机,然后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

革命的人民,决不应该去怜惜敌人。对于象葛利高里这样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革命的人民就是要坚决实行专政,就是要全部、彻底、干净地把他们消灭!

肖洛霍夫美化葛利高里的目的

肖洛霍夫曾经扬言,他之所以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葛利高里这个形象,是因为他想“探明陷于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一年发生的巨大事变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

我们说,葛利高里的命运,的的确确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顽固地与人民敌对的反革命分子的“悲剧”,一个疯狂地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小丑的“悲剧”。然而,肖洛霍夫的结论恰恰与我们相反:一个“英勇”“非凡”的、富于“善良”天性的哥萨克,一直在不倦地追求“真理”,探索“正确的道路”,最后却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到了毁灭——这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竭力表现的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

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悲剧作家都不是为了写悲剧而写悲剧。这些作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通过自己所安排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去向广大的读者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谁之罪”?从而对其不满的社会现实提出愤怒的抗议和控诉。《静静的顿河》同样如此。肖洛霍夫在这部小说中正是力图诱惑广大的读者去思索:是谁导致葛利高里的“毁灭”?造成葛利高里“悲剧命运”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一方面把十月革命时的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放在一起,拚命地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露骨地诅咒它是比帝国主义战争“更大的灾难”;一方面,则煞有介事地表现葛利高里的“善良”天性与这种“残酷”的战争是如何的矛盾。我们知道,苏联的国内革命战争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是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彻底打倒地主资本家,赶走帝国主义干涉者,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但是,在叛徒肖洛霍夫看来,恰恰是这场正义的革命战争“把葛利高里压倒了”,“把他的一切都吸干了”——这就是肖洛霍夫为葛利高里的所谓“悲剧命运”所下的反动注释。这也就是肖洛霍夫利用文学形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证。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恶毒地攻击党:“发生这次战争,只能怪向州内进攻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说,是布尔什维克使葛利高里离开了土地,抛弃了和平的生活。于是,他的心才“变硬了”,那样凶狠地去和红军作战,使他原先“善良”的天性饱受了创伤。肖洛霍夫企图告诉读者:正是这场国内革命战争激怒了葛利高里,迫使他投入“残酷”的战争而遭到了“毁灭”。

在肖洛霍夫的笔下,葛利高里的最后毁灭,还在于苏维埃政权对于他的不信任,迫使他走投无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然而,按照肖洛霍夫的描写,葛利高里这个血债累累的反动白匪师长,在叛乱失败之后竟然成了“佛”,参加了红军。但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这样指责说——红军却不信任这个应该信任的人,迫使他回家;回家之后,村苏维埃主席珂晒沃依又要逮捕他,摧毁了他安分守己过和平生活的最后希望,迫使他参加佛明匪帮,断送了自己的情人,走向了最后的毁灭。按照肖洛霍夫以及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评论家们的说教,珂晒沃依应该信任这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否则,就是“不人道”,就是“违背了正义的最高准则”。

多年来,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拚命地鼓吹葛利高里这个形象的“深刻教训意义”。原来,这个所谓的“深刻教训意义”,就在于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控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不人道”,控诉革命战争的“不人道”,控诉无产阶级专政的“不人道”。

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之所以拚命地鼓吹葛利高里这个形象的“深刻教训意义”,还在于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企图“教训”广大的革命人民去同情敌人,宽恕敌人,去爱叛徒,爱反革命分子。他妄图使广大的革命人民去相信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会发“善心”,也在“寻求真理”、“寻求保卫和平的途径”之类的鬼话,使广大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压迫和侵略,不去反抗,不去斗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去“以德报怨”,等待敌人的“良心发现”,“自我忏悔”,甚至于对敌人握手言欢,屈膝投降。

肖洛霍夫所以把葛利高里这个大反革命分子美化成“英雄”,描绘成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害者”,归根到底,是为了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按照肖洛霍夫的描写,葛利高里所探求的,是一条所谓不要“仇恨”,不要“杀人”,“不要军官,也不要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种道路。然而,谎言是掩盖不住的!所谓不要“仇恨”,不要“杀人”,不要“军官”,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葛利高里本身,就是一个顽固地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的白匪反动高级军官,他率领三千叛匪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难道这就是“不要仇恨”吗?他挥舞着马刀疯狂地屠杀红军,难道这就是“不要杀人”吗?不是!根本不是!葛利高里的所谓“不要仇恨”,就是不许广大的俄国劳动人民去“仇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进行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葛利高里的所谓“不要杀人”,就是不许苏维埃政权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总之,葛利高里所探求的所谓“不要仇恨”,“不要杀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所谓“真理”的道路,就是疯狂地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道路!就是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正是因为如此,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才把葛利高里的形象捧上了天。赫鲁晓夫甚至恬不知耻地把葛利高里称之为“活生生的,亲切的人”。物以类聚。赫鲁晓夫所以把葛利高里称之为“亲切的人”,正是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赫鲁晓夫所以把肖洛霍夫捧之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作家”,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叛徒!

从葛利高里到肖洛霍夫,到各国的赫鲁晓夫之流,本来就是一丘之貉!他们是一群大反革命分子、大叛徒。这群被列宁称之为“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叛徒们,终究不会得到什么好下场。这群匆匆过场的历史小丑,有的已被人民革命的风暴卷下了历史舞台,剩下的,也将全部、彻底、干净地滚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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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讲印共毛派的《无法避免的战争》似乎也是这个问题。
电影主角本来是反动警察头子派过去的一个特务,一边杀害同志一边给反革命政权提供信息,最终导致革命领袖被捕,自己混入革命高层。
然后再从反面走向正面,把原领袖又救了回来,最后自己被警察打死了…
电影作者也说什么他和印共毛派一样支持无阶级的社会,但反对暴力革命云云。


#3

鲁迅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论费尔泼赖应当缓行》号召要痛打落水狗,把革命进行到底,有的人就是要Fair play,结果呢?


#4

说的很有道理。提倡批评反动思想,我们不能乱搞文字狱,后果很不好。毕竟文学作品首先是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毁灭过去的一切。


#5

无产阶级不止是应该提倡批评反动思想,而且始终要揭露、抨击和批判反动思想,用物质力量和思想斗争把它们彻底扫进博物馆和垃圾堆,同时努力使革命的意识形态得到宣扬、扎根和发展,并达到取代反动的意识形态,成为占新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服务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不消灭旧社会的思想(无论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特有的,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加在工人阶级在一定成长阶段内的头脑中的烙印),不批判和消灭思想本身以及这些反动思想的炮制文人、反动学阀和他们阶级基础的狗主子,就不能让革命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在本阶级内生长起来,就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新社会因素的前进发展,工人就不能从自觉转向自为,也就谈不上彻底地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剥削阶级为对知识分子实行专政,“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摘自“文字狱”_百度百科),这种统治政策和手段被称为“文字狱”。无论古今,剥削阶级的本性和历史局限性使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处理和解决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如在苏修赫、勃时期,修正主义者对待国内外产生的攻击苏修当局的文学,解决方式大都是粗暴对待、遮掩内容、文阀解决,而不会把批判的权利和过程交给劳动群众。在反苏修当局的文艺中,无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其他修正主义,还是与苏修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苏修解决他们的方式是很少正确分析矛盾性质和差别,而粗暴解决。纸老虎和没头脑的特点暴露其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共产党人是否要从以往和当前爬行着的一切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著作、言论、事迹行为中,寻找其反革命的证据,作为其反动的罪证呢?共产党人对待“文字狱”这种阶级专政的方式,是否仅仅是嗤之以鼻,把它看作是反对的象征并竭力排斥,认为搞“文字狱”绝对不好呢?不是的。这要看“文字狱“对革命运动的意义,看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看运用文字狱这种方式的阶级内涵和手段过程的性质。

你说,“我们不能乱搞文字狱,后果很不好。” 没错,文化革命在无产阶级这里当然不该乱搞,是必须要正确地搞,是要根据具体的阶级和生产斗争的需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但仅仅说“不能乱搞”是不够明确的、含糊其辞的。无论如何,对剥削阶级思想的历史与现存的代言的斗争和批判,对他们在思想上的批斗和改造,甚至要求对其人身进行物质改造和肉体消灭,这些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充要条件。不能乱搞,首先要求我们对文字狱的批判方式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科学的性质,即在充分体现被批方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再进行对文章内容的摘取字句,科学地总结作者想要表现的事物及其主要观念与思想本质,有理有据地罗织成罪——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样做,首先使文化专政的大方向得到科学地确定,使剥削阶级难以抓住我们可能出现的漏洞和谬误并借此从事反咬和捣乱活动。其次,还要考虑对斗争对象的批斗程度,以治病救人、教育改造为主,但绝不排除使用监狱等专政机器和肉体消灭。还要坚持群众路线,要防止批判机构本身钻入资产阶级分子而发生假反右真破坏的现象,等等。

在阶级社会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文艺创造过程中,作者或明确或遮掩,或有意识或无意识,都必然不会也不可能放弃把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依附的意志情感、思想观念注入文艺作品中的机会。“文学作品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好像是在说政党首先是政党,国家首先是国家,二共首先是执政党,反革命者首先是人——反对革命对旧事物的改造和消灭,就是这种抽象的论述公式的目的。当我们戳穿这脆弱的辩护解释后,就能看到:文学作品首先是在历史上活动着的各个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围绕着物质利益进行的搏斗中产生的,现实的反映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保留着阶级的历史的痕迹,这些痕迹通过人类社会联系发展着的社会物质生产,或显或隐地保存在当代发展运动着的人类思想文艺中。至今文学作品本身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就是新思想生长和前进、旧思想腐朽和灭亡的过程,你所希望保护的“过去的一切”本身就不是过去的一切,在“过去的一切”中,失去其存在合理性的文化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消亡了,而能保持到现在文化的中的古代遗存,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合理性有些不会因为无产阶级运动造成的社会变革而不被摧毁,恰恰相反,如儒教文化之类的反动思想,如《静静的顿河》之类的反社会主义文学,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有阶级统治的利用意义,但必然要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再次冲垮、消灭,这一过程正是由无产阶级对它们的毁灭进行的。

不要再用“不该毁灭过去的一切”来为自己想说的不对反动思想文化的运动依靠——其代表人物实行批判斗争而作辩护了。要摧毁哪些“过去”,怎样对抱残守缺者进行斗争,这些不是靠对未来的预设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中,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确定的。


#6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做出检讨。同时这本书我决定回去看看。


#7

严歌苓之流同理。


#8

这些看似“无意”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目的性。
看似有意无意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描写其实是对社会主义的曲解、抹黑、攻击。
他们还会说“我们不懂政治,我们只谈人性”……
你可以看一下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时的颁奖词


#9

我看过了。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功底,但我们品味颁奖词内容就可以看出各方的真正态度了。


#10

不是不搞文字狱,是科学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坚决批判一切落后的思想。


#11

说起来静静的顿河刻画麦列霍夫的政治立场还是很准确的。
内战时期自耕农哥萨克跟着红军走的不到一成,大多都跟了白军。这种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浑浑噩噩的被裹挟或是投机革命,等到革命逐渐革到自己头上,就清醒了,立马就翻脸跳反了。


#12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查阅了一下发现这本小说分别于1928.1929.1933.1940分四次出版。当时是斯大林当政时期。怎么会允许这种书在苏联出版呢?


#13

允许这种小说进行出版是正确的,马克思向来反对文化审查,文化管制。资本主义靠文化管制, 造成很多的愚昧和悲剧。但是在允许这些小说出版的时候,同时要揭露这种小说的敌人本质。比如,飘和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两本书对照看看,就能知道那些善良,仁慈的农场主是什么形象么。
比如前些年有个作家收了钱,要写一本为刘文彩洗地的小说,他觉得拿了钱,应该去实打实的考证,于是真的去了,回来之后,拒绝了这个,还写书揭露刘文彩,他说,以前对刘文彩的描述,简直是美化!
这就叫兼听则明.。
关于斯大林为何允许这些小说出版,斯大林不可能看完每一本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