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偶然起点与必然结果及再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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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起点与必然结果及再推演

——试论“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的内在联系

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看,自然状态都是作为他们这个理论当中的逻辑起点被提出的,毋宁说是被构建、甚至是虚构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逻辑演绎,推到出他们最终的目的——社会契约。可以说,“自然状态”就如大树之根部一般,决定了“社会契约”这棵大树的长势与最终的呈现。然而,最终决定了整个大树与根部的质的规定性的“种子”,是由三位哲学家自身及所处的时代之必然所共同“调配”的质量度的规定组成的,之后以逻辑的必然推演出来的一切理论主干,早已深深埋藏于这颗“种子”当中。 早在自然状态的构建之初,社会契约已经作为一种潜在的定在,被以一种矛盾的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根据)埋藏在自然状态之中。接着由于矛盾的展开,而使得一切潜在的因素组成社会契约并成为实存。 可以说,正是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放射出了人类那崇高的、宝贵的、革命的思想之光辉。

一、“自然状态”的构建与虚构

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分别构建了各有异同的自然状态,并且,他们并非都是依据史实进行构建的,而且这种自然状态也并非完全就等同于人类的原始社会状态,更多的是一种前政治状态、前社会状态。 因此,在这种状态中,他们的构建更多的是一种虚构,进行一个理论前提的假设,借自然状态这个场所来放置一个他们虚构的抽象个人,来完成一种对抽象个人的前政治状态的塑造。

霍布斯处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期,还处于王朝的后期统治,目睹了一个权力与金钱的、争夺与占有的时代。因而他提出的普遍人性假设,就是对他那个时代所见的人的一个固定抽象。霍布斯认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而他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也采取这一的普遍人性。他还说过:“当人们外出旅行时,为什么要带上武器并设法结伴而行呢?就寝时,为么会把门闩上呢?甚至就在屋子里面,也要把箱子锁上呢?”可见,这完全是只有在私有制产生的社会中,某个缺乏公共权威的地方存在的现象。 于是他就把这样一种现象普遍化,假设一种完全失去公共权威的社会,也就是他的自然状态——人都是自由的,但是却陷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

到了洛克,他经历了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他感受到了整个处于没落的专制王朝的各种腐朽、独裁、压迫,以及与这场摧枯拉朽的革命的对比。一次成功的革命诞生之初,是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因而这一点也在洛克构建的“自然状态”中得到反映。如果说霍布斯是对一个权威(来自于民)的君主政府的呼唤,来虚构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那么洛克则是要完成一个对新的民主政府的理论合法性的论述,从而虚构了他的“自然状态”,因此而这也得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洛克和霍布斯一样,都承认自然状态中的人有着天赋的权利和自由,但依据自然法,人们是出于和平相处的关系之中的。 可以说,洛克这里实际上就给了人们一种以自然法为根据的“天然契约”状态,即人与人之间根据自然法处理这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私有制在这里已经被当作人的天赋权利所携带的制度而默认存在了。

值得一提的是,霍布斯和洛克,都属于17世纪英国的经验论派的代表人物,在认识论上,他们主张有坚实的据点——经验,而反对唯理论那不可捉摸的、神秘的据点——天赋观念。 但是,到了政治哲学领域,霍布斯和洛克都从一个自主构建的、而非经验的“自然状态”出发来推演他们的社会契约论,这恰恰是贯彻了唯理论的原则。

卢梭出生一个小生产者家庭,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因如此,居于底层这而由下往上观看整个社会的视野,才最为清晰,自古以来都可谓是这样的,进步的力量源于人民,因而他可谓补充了前两者都没看到的更多的状况。自 然状态在卢梭那里,更明显地展开为一个过程了,采取了一种运动的形式来呈现。 在自然状态的人,原先都如同亚当和夏娃一般,自由而和谐地生活。在其《社会契约论》第二章“论原始社会”中,也没有出现财产二字以及明显的独立的财产因素,里面所主要强调的是家庭与个人的天赋自由。“任何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是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一旦这种需要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可见,即使在家庭中,财产必然已经作为潜在的形式存在,但人的自由、人的自身存在还是作为首要的存在,并且也还未出现足以独立存在的财产因素处于人之下。

但家庭作为一个集合体而存在何以可能?它的根据在于什么?由此必须涉及到它的前身问题,于是必有先于它的历史,它就因此不可作为“任何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了。并且,从家庭中独立出去的个人,又以何种方式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呢?这种联系的根据是什么?可见这样的联系并非偶然的任意的,而是有其原因的,综合上述,卢梭的自然状态,也是作了一个理论虚构。马克思精辟地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 ……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二、偶然起点之上的必然推演:社会契约的形成

早在自然状态的构建过程中,社会契约作为一种潜在的定在,像种子一样早已埋藏在自然状态的矛盾形式之中。因此,他们的自然状态都同样地以一个 不可持续的、不安的、蠢蠢欲动的状态 存在着,一切潜在的因素将在哲学家的笔下展开,而这个展开的环节中,社会契约展开为实存,蕴含着无数宝贵的、革命的作用的光辉思想。

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下,人本性的恶与人生而自由平等这对矛盾开始展开。正是因为人本性的恶与无穷的欲望的驱使下,人们开始了无穷的争夺,处于一种广义的战争状态。并且,正是由于人是自由的,他们天生又是那么的平等——“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以至于人们能自由地且有能力地相互毁灭。因此,在自然状态包含的自然法的基础上,人出于自我保存的理性,为避免战争是物质匮乏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相互毁灭,人们签订契约,把他们的所有权利交给主权者“利维坦”,利维坦为人们提供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

也就是说,按照霍布斯的逻辑, 自然状态存在异化——生而自由平等,本是利于人为自己谋福利的条件,但在没有利维坦的状态下,却成为了人们足以互相毁灭的必要——因而催生了利维坦, 来至高无上地把握人的自由和平等及其一切权力的尺度。 可见这里面的关键因素是财产,财产才是使得人们战争的原因,天然的自由平等只是提供战争的可能, 因此利维坦是通过把控这种可能来遏制人的相互毁灭。可见在这里霍布斯只看到了量的区别和变化,而没有看到质的规定性。因为财产匮乏的状态的战争是人相互毁灭,所以理性要求利维坦的产生,以使得财产得以保存并增长。但他并没有考察人们的在生产这种财产中是如何的关系(质的规定性),只考虑财产的增减问题,于是就假设了人与人之间只有对立的利益,非你死即我活。因为只有量的区别和变化,因此可以看出,利维坦将会是最终制度了。

洛克在这个过程中,与另外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的社会契约,不需要人们向主权者交出全部权利,仅仅是裁决权和执行权。在上文已提出,洛克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存在着一种天然契约关系。洛克说,虽然自然状态乃是“完备而无缺的自由状态”,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些缺陷,第一,每个人都作为自然法的执行者,对自然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可能产生不公平与暴力抵抗等,没有公正的尺度;第二,即使有了公正的尺度,也没有有效的权威执行,因此还是容易陷入战争状态。 正是由于有了契约的双方而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于是洛克就在这里推到出他的社会契约状态——一个作为裁决者和执行者的君主立宪政府。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存在,契约的双方达成契约何以可能呢? 无非就是说根据自然法、人类理性这种抽象的字眼,可是这些“天赋理性”的观念,不仅被洛克本人在认识论中反对,而且从他提出的自然状态的缺点来看,他也同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而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是动态分析的,可以说,一开始人们是没有私有财产和财产观念的,人们都是特立独行的独立的个人。他说道:“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种境地:在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如果人类不改变其生存方式,也就会消灭。”——第一, 只有人类本来是特立独行的才可以通过契约“改变其生存方式” ;第二,如果人类是特立独行的,而个人的力量又没有减少,自然也没有普遍地变得暴躁, 那么这种“障碍”,只能是从人类关系当中产生的,也就是私有财产的关系。 这不仅是史料的证明,更是卢梭本人的伟大洞见:“生活在原始的独立状态中的人在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关系能持久到足以构成和平状态或战争状态,所以他们绝对不可能成为天然的敌人。酿成战争的,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障碍的增加,自然的自由平等不再利于自我保存,于是人们开始组成政府。而这种组成,卢梭辩证地揭示出,必须是把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一切人的一切进行契约的签订,个人在主权者面前,既作为服从的臣民,又作为参与者的公民。只有组成的政府,而非靠强力来占有别人的权利的政府,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所造就的主权者(公意),而政府只是作为“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而产生的。

卢梭在他的著作里对社会契约作出的规范,以及对不平等产生的洞见,是超前的,但这种愿望也只能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人们签订契约,并非只是自由的权利的出让和获得那么简单,自由的权利,只有在抽象的人那里才是那么的一致和无排外性,而一但放到现实的人当中,自由的权利的实现是多么的需要现实的基础啊!——正如美国贫民窟黑人家庭的孩子和华尔街白人家庭的孩子,他们虽然在美国社会拥有者支配自己的意志去进行自由选择的自由,但是,这并非真正的自由, 因为他们无法按照他们的意志来选择围绕着他们的各种社会条件,他们只是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中自由选择,正如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却因为自己可以随时发出叫声或者休息,就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无论是自然状态还是社会契约,三位哲学家都对人们的联合进行任意的构想,而实际上,自然状态的中的人类的联合绝非是任意的,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这个根据就在于经济基础,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而不是那个时候?任何一种任意的联合都会被其对立面固执地顽强地限制住。他们所构建的人都是抽象的个人,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仿佛人只有和政府才有利益冲突,把人与人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消融在一个无差别的“公民”或“人”的概念之中。于当时而言,他们的理论进步无疑是辉煌的,从根本上摧毁了君主专制政府的存在合理性。但是正是这种抽象个人,它本身就充满了阶级性、历史性,是无法代表发展着的以及有差异和区别的现实的人的,他们把某些个人的特性抽象出来,然后将其普遍化、永恒化,并以此为寄出构建出了自然状态进而推演到了社会契约。但是 一旦人们关注真实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两者都不曾存在,尽管他们的联系如上所述,是必然的。

三、对已静止的社会契约状态进行再推演

三位伟大的哲学家推出了社会契约的状态之后,就停止了他们的脚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这还只是一种对抽象起点的抽象演绎得出的抽象结果。黑格尔曾说过过:“注重抽象理智的启蒙派凭借它的形式的抽象的无内容的思维已把宗教的一切内容都排除净尽了,与那将信仰归结为念主呀主呀的口头禅的虔诚派之空无内容,实并无二致。……启蒙派的神学一方面坚持它的形式主义,只知高叫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教学的自由,甚至高叫理性和科学。” 思维不能只停留在形式的抽象知性里 ,如果我们试着将三位哲学家的逻辑进行继续的推演,是否可行呢?这就是我所想作为本文最后的“试论”。

诚然,脱离了感性束缚使得思想变得崇高和自由,但如果只呆滞地停留在抽象的形式中,则是对思想的一种禁锢,使之成为无内容无根据无现实性之假象。 正如上文所说,社会契约早已作为一种潜在的定在,在自然状态中的矛盾形式的展开下成为实存。社会契约状态似乎已经完满了,没有了矛盾,但既然它还是有限之物,它必然还会为自我本性所扬弃,在自己的活动中走到自己的反面。这个缺口,无疑就是抽象的人上升到现实的人。我们试着看18、19世纪的人,如无意外地进行到社会契约订立的前夕,他们必将遇到一个问题——既然三种自然状态中的人之间都有残酷的争夺,那就说明人们之间的利益有对立(即特殊利益),毋宁说是有了对立才有了特殊利益, 正是由于在那种生产关系中的人们会产生普遍的对立,于是才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 那么我们姑且不讨论自然状态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使得人们产生对立,我们先直接赞同这种“任意的对立”,然后我们再回到社会契约签订的前夕,按照三位哲学家的观点, 人们的特殊利益,即人们之间的对立依然是存在,并且必须是存在的,否则社会契约就是去其存在的根据。那社会契约是如何面对作为自己的根据和本性的这种对立呢? 例如,要不要把“罢工权”写入宪法,作为一项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在占有者看起来是有碍“经济效率”的。要么是拥有力量的一方所决定,要么是协商。而根据力量对比来决定的话,就成了卢梭所说的强力驱使,并非社会契约;如果协商的话,按照卢梭所说,人们把一切权利上交给主权者了,作为臣民的角色必须服从主权者,但同时人们也作为公民这种参与者的角色,那到底是要不要罢工权呢?于是又回到问题之初。

但社会总要进展的,如果暂时先搁置这些问题,并且使得大家获得了一种社会契约带来的平等与自由,也是逃不出抽象的一种形式平等和形式自由。法律的平等,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占有与被占有之上的;契约的自由,是建立在不自由的各种外在条件堆压之上的。在以抽象个人的身份获得形式的平等与自由之后,他们会发现,现实的个人所采取的联合,“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 ,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 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

当实现这样的一种进步以后:一切官僚的、封建的、特权的阻碍自由的权力都被消除以后,“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 ,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卢梭所想要解决的物的关系导致的战争还不能很好地被解决,甚至可以说,一切其它关系导致的自由遭到的损害,在社会契约的状态下,都被消除了,唯一剩下的,并且被充分展开的、甚至被合成加强的,就是物的关系所导致的对自由与权利的压迫。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无论就理论还是现实,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乃至再走下去,抽象理性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它的宿命,就只能走到此处了,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

引文出处列表


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任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75页

同上书,95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任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菊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3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8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小逻辑 》 - (德)黑格尔著;贺麟译 2004,第6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恩格斯《德国状况。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一封信》


#3

可惜的是卢梭等人虽然已经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历史,但是仍把一些事物看成自在的不变的东西,不过相比于以前可以算是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