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实践的实践哲学的批判

实践唯物主义
官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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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附录


读完马哲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篇,有几个疑问···
转:马克思:工人阶级 不要听歪曲者的瞎话
#2

前言

本文的写作是偶然与必然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2017年初开始,因批判“马克思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需要,我便大量地收集和系统地接触和研究了一批“实践唯物主义”的文献,这使我第一次对当代中国马哲学界的种种横行流布的“时髦理论”和“权威观点”及其阶级实质有了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在研究过程中,我萌发了撰写一部以马恩对立论为线索、系统批驳“实践唯物主义”修正哲学的著作的想法。从2017年4月至今,已经断断续续写作了近10万字。此前的积累,是本文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不过,本文却是在原有写作计划之外的“附带产品”。它的前身是2017年12月由笔记本上的一些评论所摘录、组合而成的两千字左右的短文,当时的标题为“论实践哲学的非实践性”。后来考虑到种种原因:主要是原著作写作的较长时间跨度不能很好地满足哲学战线斗争的迫切需要,庞大的篇幅又难免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于是,我决定将这篇短文扩充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并为它规定了任务:通俗和简略地总结一年以来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批判的成果。

既然它已经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就不可能被当做是原有文章的“缩减版”,所以在撰写过程中我不得不另外运用了大量的新材料,同时重新安排论证思路。最终,经过4个月的写作和修改,诞生了这篇连带注释共4万字的文章。

在本文中,我进一步发挥了在《简评国朝马哲学界》一文中的分析思路,着重从理论史和理论要旨两个方面揭露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反实践”的阶级实质,并通过对于实践派观点的大量引证,力图将批判置于牢固的事实的基础上。如果说在《简评国朝马哲学界》中,批判还不免显得“抽象”,还为实唯的门徒留有诡辩的某种余地,那么现在,这类诡辩正在丧失它最后的立足之地。通过这篇文章,我想证明的是: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的反实践性,并非单个学派或个人的偶然,而是由整个实践哲学内在的发展史和理论逻辑所决定的必然;对于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当今中国的已经堕落了的马主义理论界的批判,不仅可以是政治的,同时也可以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科学的批判。在文中,我已经初步进行了一些这样的理论批判,不过限于篇幅和主题,在此我并没有将其充分展开。根据我的计划,更为详尽和系统的清算的任务,应该让位于日后的那部专门实践唯物主义批判的著作来完成。

作为提纲挈领的“短论文”,在行文上我尽可能地确保了简明扼要,但同时,我又需要列出大量的文献和论据对论点进行支撑,这样,就造成了本文的一大特点:原本作为正文补充的注释部分的字数反而比正文还多。不过,我相信细心的读者能够感到,这些注释和说明并非多余的东西;相反,它以另一种独特的形式构成了对正文的不可或缺的补充。虽然我已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把它们加工为了可以相对对立地阅读的形式,但还是希望读者们能将注释文字与正文紧密结合起来阅读。

对“学术马克思主义”“精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直到现在还很少见到有人去做。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遗憾。我认为,这样一项工作对于社会主义者队伍的思想建设,乃至于对思想领域的社会阶级斗争,都是有益的。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文的基本思想,特将《简评国朝马哲学界》作为附录收录于此。

Nemo
2018.4.14


#3

“一种政治倾向,不管它显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观念上,而不是作为生产者与无产阶级休戚与共,那它也就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


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构成现代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核心。在德国不仅是公众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来接受这种哲学,而且哲学英雄们自己在抬出这种哲学的时候,也一本正经地觉得它有颠覆世界的危险性和不怕被治罪的坚决性。本书第一卷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委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里要谈的“实践哲学”,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中国官学机构、御用马哲学界文人所反复吹鼓的,据说是标志着对“苏联教科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颠覆的所谓那个**“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1]。“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践、人创造一切;主体性统摄一切、解释一切,世界的唯一真实存在和意义根据是实践;它抨击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是机械的、僵化、无人的“旧唯物主义” [2],是停留于世界之外的“解释世界”和“体系直观”的知识论集合[3];它指责第二国际以来的所谓“实证论”的“体系论”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无视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旨趣[4]。为此,这批哲学家宣布要“回到马克思”[5]、激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激发它的“现实关怀”。乍一看来,实践哲学似乎确有几分“革命”气息,但至多也不过是“看起来”而已。

正如今天中国官方在给予资本主义手段在解决制度问题方面以特权、以西方世界为模板不断修正本国航向的同时,却偏要想象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欺欺人地宣称自己的理论在智力上独立于西方那样——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虽然在实质上不过是对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哲学的拙劣模仿[6],但它同样坚持要标榜自己是立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创新”[7]。果不其然,有其父必有其子,学院帮闲文人如同豢养他们的政客和老板一样,皆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典型。

中国左派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所贩卖的新自由主义之阶级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关照”下这批忠实服膺于特色官方、以肢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能事的“实践唯物主义派”[8]。要知道,这个派别正在中国充当着“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权威”。不管这批专家教授所操弄的语言是如何地晦涩,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产品看起来又是如何地“抽象”“无害”,毕竟“旧世界是属于庸人的……我们应当注视着它。研究一下这位世界之主是值得的。”[9] 当这批教授历来喜欢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代言人的时候,这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了。

尽管哲学家们总是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宣布为是终于被发现了的、永恒、唯一的“马克思哲学真理”[10],可是我们知道,实践哲学的兴起和得势不过是近30多年来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既不是什么“正确阐释”,也谈不上什么“深刻理解”,它仅仅是在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反动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反动合流之下、从一定历史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修正主义的理论结果;它是这个站立在腐烂了的无产阶级国家尸体之上的“第二共和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装置。如果硬要说“实践唯物主义”代表了什么“哲学真理”的话,那也仅仅代表布尔乔亚所理解和趋附的那种“真理”罢了;而组成这个所谓“真理”的若干要素(人本主义路线,如对主体性的迷恋、对相对性、主观因素和精神作用的夸大等),也并不新鲜,它们早在20世纪初便曾探出过头并企图渗入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结果遭到了坚决批判[11],有的甚至与马赫主义之流难分难舍。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过是现存制度形象的神圣化,所以,我们“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12]

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的革命斗争、1917年革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屹立、遍布全球的反资本主义实践——无产阶级革命迎来了她前所未有的春天,在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中淬炼而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随之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瞩目。但好景不长,短暂的20世纪很快被反革命力量“终结”在了90年代挫折和退潮的寒冬里,迄今我们仍然置身于这一巨变的所投下的历史阴影之中。苏联在1991年解体,中国则以波拿巴主义重建统治秩序、在1992年正式宣布改奉资本主义道路——伴随20世纪的大幕落下,那些构成“19世纪”[13]之特征的社会关系重新登场,仿佛从未经历革命时代的冲击与改造一般[14]。

共产主义运动的收缩和持续消沉引发了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一系列后果,20世纪社会主义所曾经斗争和清扫的一切,在反革命浪潮裹挟下再度归来:在中国,与官僚科层制重建和精英发育过程同步的,是阶级与革命学说、现实与理论的分离的再度强化和加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实运动彻底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马克思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的扩张;与布尔乔亚对于苏中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相呼应的,是在“理论研究”旗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全面修正和篡改[15]。在中国,斯大林业已威信扫地,列宁也即将步入后尘;恩格斯被实践哲学家们推到了除名的悬崖边上[16],马克思则沦为了安放在实验室和博物馆内等待肢解的标本。以学院为名号的“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它正企图把自己包装成为“永恒”。最终,伴随一个非共产主义性质的职业文人集团完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接管,以及它对马克思主义形象在中国生产和消费全部过程的垄断,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攀升到了其可能达到的一个新历史制高点


注释(一):

[1] “‘文革’结束后,以异化论为框架的人本主义话语的快速泛滥,以及以实践哲学为旗帜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话语获得胜利。……随着教育部1985年启动新一轮高校两课改革,由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编写引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逐渐使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哲学成为显学,这实际上是上述弘扬主体性哲学路线的延续。这一路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主流。”(胡大平《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热点解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而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于主体作用、实践地位的无原则、无批判的拔高。实践派内外所存在着的关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地位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乎着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判断的争论。
[2] 孙芳:《实践唯物主义思潮流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169页
[3] 实践派喜欢指责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所谓哲学思维方式的倒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描述和表述世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主客二元对立认识方式的倒退,一方面把自然世界直观地看作亘古不变的存在,看作与人的实践和历史性存在无关的自在存在,并进而追究这种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自然本体论的理论形态”(参见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云云。但这些指责本身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实践派们的愤慨和讨伐,基本上都只是建立在一种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极为肤浅的理解和有意歪曲的基础上的。污蔑辩证唯物主义不重视实践,这完全是一种对于事实的刻意掩埋和非难。辩证唯物主义比实践唯物主义聪明,它懂得:如果只是空谈人空谈实践的大话,而不去研究它的客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话,那么这种实践也只能是非实践,也只等于无。任何实践——如果它还是作为人的那种现实性的实践的话,也就必然摆脱不了它的受动性、客观性、物质性和对象性。现实的实践一如现实的人,正是在这种客观的物质条件和历史关系中受到规定和制约并取得自己的现实形式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就根本不可能是人了。人学的空话,必然让位于对于物质生产和历史关系的真实探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4] 无可否认,自第二国际主流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理论”也不会不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待于发展和丰富的方面,可是,这些瑕疵却不足以影响它作为行动中的、历史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国朝马哲学界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从一开始便出于一种可笑的逆反心态——这部分是由于幼稚,部分是为了别有用心——而地将西马和“马克思学”的幻象当做一种理应统治自己头脑的前提而无批判地全单照收了。既然今日国朝马哲学界是如此心甘情愿地以一种“马哲学创新竞赛”的方式将自己置于资产阶级哲学的支配下,那么最后他们所得到的,就决不是自己吹嘘的那个“真实的马克思”,而是经过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哈哈镜歪曲过后的伪马克思。中国的实践派小丑们,大概不会想到,被他们认作是“哲学创新”的榜样的卢卡奇,在这方面却是与资产阶级学说势不两立的斗士:“我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评价并不高。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转向西方哲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很像一个遭到自己丈夫欺骗的女人倒入任何人的怀抱,道理完全一样。我并不特别赞赏今天的资产阶级哲学,我必须承认,我认为黑格尔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果说美国的、德国的或法国的报刊宣布X或Y是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说由于斯大林主义而感到失望的人们以为他们能够譬如说用结构主义来补救马克思主义,那么——请原谅我直说——我认为这是幻想。”“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到西方去为他们的改革寻求支持,但是从客观上说,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5]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纷纷标示自己要“回到马克思”(或者称“重新理解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的实践派,决不是想要忠实地反映马克思学说的原貌,而只是为了能够顺利地用西马和“马克思学”的调料创造出自己的“马克思”而打出的幌子罢了。孙伯鍨声称这是为了“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能够成功地运用于革命和战争的旧时代,而且能象够成功地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张一兵声称他要来一次换皮肤黑眼睛的“重新上手”,“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俞吾金则坦然承认:“我们是自觉地从今日生活世界的兴趣出发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在当今中国,生活世界的最本质的事件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深入地领悟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客观的价值导向,才能避免以教条化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
[6] 例如孙承叔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就很典型。整整20章的篇幅都在鼓吹以“实践”“主体性”为基础的实践哲学,他声称“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的,而西马则是体现和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原则的真理化身。关于这种拙劣模仿,很多著述家也是不讳言的。吴仁平等人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反思》里就认为:“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研究逐渐回归其本身的职能,哲学界的视野逐渐开阔,……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开始用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人本主义思潮的成果来丰富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兴起毫无疑问与这种理论倾向有重要的关联。反过来,在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中,许多学者或者直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观点,将其与马克思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的强调结合起来,或者在其影响下,以其相关理论逻辑为自身的理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实践唯物主义的解读。”
[7] 孙正聿:《伟大的实践与实践的哲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杨耕还为实践哲学家们剽窃西马的行为贴金,说什么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马、东欧新马影响,但实践唯物主义却是具有所谓“中国知识产权”的!(参见杨耕《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也有“中国产权”》,北京日报,2012.2.27)
[8] 在中国,尽管实践哲学家们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比起共同的敌人——辩证唯物主义来,这种分歧就显得完全无关紧要了(王南湜在他的《实践唯物主义:一个开放的理论范式》里也明确承认了这点)。从80年代末以来,在马哲学界内部,日益形成了一个区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且如今夺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权的统治地位的有意识的学术-政治的利益团体——实践唯物主义派,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个派别的研究,已有不少。套用黄书进在他的较早时期的一本书里的概括(他的后期著作则完全堕落了),所谓实践派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核心概念,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无论是界域方面还是本质方面都是与人的实践及认识相关联的。在人与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或先于人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或无意义。他们共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是依赖于人的活动、依赖于实践、依赖于主体的。相应在理论体系内容上,其理论或者否认外部世界存在或者不涉及不研究外部世界。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知识论哲学,而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领悟、是人类生存方式、生存活动的意义的实践哲学。(参见黄书进《物质本质一元论》)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09页
[10] 充斥着各式新奇叫卖、将“马克思”变成教授投机的垃圾桶的中国马哲学界的现状,与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描绘过的德国哲学界的那种状况极为相似:“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当它的生命的最后一个火星熄灭时,这个caput mortuum 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竞争在所不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竞争变成了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
[11] 被追认为西马鼻祖的卢卡奇,在他青年时代所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便是这类曾被批判的代表。卢卡奇不过是那个时代马哲学修正浪潮的一部分,此外同时代的柯尔施,20世纪3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崇奉“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学”,对于中国实践唯物主义都起到了直接的理论启蒙作用。这些早已被工人运动遗弃了的理论废品,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马哲学界反倒被当做宝贝甚至是“正统”加以供奉。更为可笑的是,当面对晚年卢卡奇严肃检讨自己早期哲学的唯心主义失误这类极为不利的事实时,中国的实践派就只好用“政治压力所致”这类借口来搪塞了。看来实践哲学家们对于卢卡奇60年代的著作的政治环境之变化一无所知。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58页
[13] “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切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探索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围追堵截的实验精神……”(参见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设想》,《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期)
[14]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序言,三联书店2008年版
[15] 这类理论修正的倾向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共运研究等等领域都有着直接的反映。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证明了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失败”的老生常谈则不消说了,在哲学上可以举中共有意培植的一个叫张一兵的文人作为代表,他们一听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名字就抑制不住自己动物式生理冲动而狂吠不止。例如张在某篇文章中的以下论调就很有代表性:“过去理解马克思,只有一种真理性的理解,就是斯大林式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读,准确地说是前苏联东欧教条主义的解读模式……”“希望真正走出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一条路”。虽然嘴上喊着“中国风格”,然而,从他的著作的基本倾向容易看出,此人竭力模仿和复制的不过是西马的路数。正像当局所贩卖的“中国特色”的葫芦,里面所装的也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药丸一样。
[16] 既然自命要颠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派所充当的不过是西马和“马克思学”等资产阶级学术在中国的复读机,那么我们也就完全不难理解为何在这个派别内部——贬低、矮化恩格斯一直作为一股颇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时髦而长期存在的事实了。有两个叫何中华和俞吾金的文人尤为嚣张,索性喊叫什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指责恩格斯以所谓粗鄙、经验的、自然本体论式的冒牌货“遮蔽”了马克思。这两个人还公然自命“马克思的信奉者”,真是滑稽不堪。另外,在现行马哲学界的流行叙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悄然为“马克思哲学”代替,也是这种企图将恩格斯等人从马克思主义之列中除名的倾向的直接反映。


#4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去苏联化”为肇始,在“批判斯大林模式”名下潜藏着的实质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之基本原则的背弃,哲学领域莫能例外[17]。当“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喧嚣尘上之时,人们实际用它表达了对于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形象与20世纪革命历史的拒绝[18]。从这种拒绝中,为理论修正主义敞开了大门。对于中国理论界的投机文人来说,马克思形象的实践哲学式阐释的效应,就是迟来的第二个马克思的降临[19]。

“改革开放”之初,以“改革传统教科书体系”为名的马克思主义修正运动就持续在哲学界进行着[20]。自然,那种充满着斗争色彩和政治锋芒的所谓列宁斯大林式的“哲学”已成为中国新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东西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到处都包含着对于“中国梦”的敌意和侵犯,这让他们难以安眠[21];但作为一块遮羞布,“马克思主义”又不便光明正大地舍弃,中国统治集团为此曾经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但很快,中共找到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只温顺绵羊作为“解决方案”:实践唯物主义那去政治化的、学术的、抛开了对于客观性、真理性和规律性追求的非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倾向轻易地俘获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同时,实践派文人也清楚自己“一展鸿图”的难得机遇来了,这将是他们知识精英集团重回舞台中心的跳板。双方一拍即合,中共当局及其帮闲文人一同高呼:按照新时期的精神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22]!于是,一群平庸而浅薄的学术掮客集团就这样被推到了“和谐国度”的“和谐理论界”的历史前台,扮演起新时期“国家哲学”的小丑角色[23],该集团在事实上主导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全部生产[24]。这个学院集团宣称自己“代表马克思”,强调自己因为“专业知识”而享有裁决马克思理论真理的天然特权。他们的全部关切,在于按照官方需要如何更多地、更“学术化”地、更晦涩难懂地生产出一批又一批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成果”,充当中国人在祷告祈福时所必须经过的那个“神圣中介”[25],维护专家集团“无上权威”的地位,粉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制度”[26]。从此,工人的言说彻底地让位于知识精英的独白,实践唯物主义依仗着当局权威,利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后一点“余热”和“残滓”重建了21世纪的宗教裁判所[27]。

在这一进程中,政治的目的恰是通过号称“无政治的学术”的手来达到的,宣布要扳倒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28]无疑是这些黑手中最为肥大的那一只。马克思主义形象随之发生了惊人的退化,现实政治和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里永久性地消失了,它不再属于车间的罢工、广场的集会、酒馆里的政论或任何群众性的事件,也不再与任何现实的政党斗争、阶级议题所挂钩;在短20世纪那些振奋人心、唤起整个国家整个阶级觉醒和抗争的、曾构成马克思主义整体历史事业中最为闪耀的图景和最为珍贵记忆的部分都消逝了。此后,专家们为马克思主义划定了一个界限,帮闲文人告诫人们不要逾越它:在这一界限所保卫着的“哲学”“思想”的千年王国中,马克思主义被宣布为只是而且永远只能是由专家教授们胜任的、以所谓“客观中立公正”“审慎严谨的学术规范”去研究的学科对象[29]。马克思主义被彻底地放逐了、亵渎了,同一堆论文废纸、乏味的期刊、庸俗的“研究著作”一起蛰居在虚幻的精神太空。学术成为了中国一门新的精神宗教,成为了中国统治精英在反对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觉悟、遏制他们独立思考的时候所竭力扶持、粉刷、维护的最后避难所。不论今天中国的实践哲学家们看起来如何地超脱这一政治共谋,在当他们在宣布自己只钟情于“客观中立的”“排除左右干扰的”“纯粹学术的研究”的时候[30],就已经充当其帮凶了。

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学术的,它只能是政治的。实践哲学家们不知道:一门学说若想要实现从书本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恰恰必须通过并且只能通过政治才能达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想丧失掉自己的存在依据,那么它就必须使自己置身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中——而这必然意味着政党组织、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并服务于这种斗争——阐明斗争性质,了解在什么地方筑壁垒、在什么地方挖壕沟、在什么时候给敌人致命一击。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提供了给对手致命一击的理论武器,如果它不能履行这一使命,那么它就没有资格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所谓“学术马克思主义”从对行动中的实践的拒绝作为它的开端,既然它以这种拒绝为荣[31],那么也就注定了它所通往的只能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如果有人以为在资本主义的中国,还能保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那不得不说这类想法过于天真了。随着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所掌握的领导权的丧失,属于“红色教授学院”时代的那一页也已翻过。今天活跃在讲台上、学术会议上和他们的各类研究刊物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与过去社会主义时代的理论工作者已有了阶级性质的根本差异——由“改革开放”所创造出来、并不断巩固着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社会在物质生产、制度安排、意识观念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统治关系,不可避免地在同一个理论界的两个时期间划出一条难以越过的鸿沟。一方面是“新时期”以来理论家群体的“洗心革面”[32],另一方面是“代际更替”[33],这样哲学家们就自觉地参与了这条鸿沟的最终掘成。除了纯粹名义的头衔和研究对象的表面延续之外,当代马主义研究的专家教授们早已丧失掉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点联系。这群人脱离工人运动,闭门念经,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既无党性、也无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追求,倒只是在歪曲马克思主义上充当了先锋,以至于堕落到玩弄各式资产阶级哲学为时髦、堕落到兜售各式形而上学的新奇术语为荣的地步[34]。所以,尽管长期以来中国这些蛰居于象牙塔内、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业的所谓专家教授们自认为喝了点墨水便可以四处炫耀,自以为从中国特色当局那里领取了几本文凭,就可以拍着胸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实他们同这个称号毫无关系[35]。

这群人的存在绝非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某种“幸运”或“积极的正面”,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可耻的亵渎和嘲弄[36]。我倒是很好奇于:为何在我国左派那里,这群文人帮闲会一直被无批判地赦免在批判名单之外;以至于在有着“异常的理论兴趣”的部分左派那里,甚至还到了轻率地把这些学者直接视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或者“化身”,并以四处摘引、复述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荣的地步?——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吗?或者因为他们笨拙地学着马克思的模样讲了几句看起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话?

马克思主义在学院派手中,变成了饭碗爬梯式一类的东西——正如马克思主义之于今日中共也仅仅具有政治伪装术的意义一样。今天这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一面在其政治实践的现实之中对工人阶级行尽侮辱和蹂躏之能事,一面却在观念思辨的天国伪善地将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救赎的代言人[37]。为了顺利地进行这种伪善的自我包装,它就需要年复一年地豢养一整批编入官方花名册的“理论专家”的大军,就需要日复一日地购买哲学家们的竭诚服务用以满足资产阶级政治的自我想象——这便是作为一门职业的“马克思研究”在今日中国的一切现状的起源。因此也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才变为了一门服膺于资本的精神生产的真正的产业,它拥有比外国“马克思学”的同行更广阔的财源、更宽敞的升迁之途、更精妙的欺诈技艺、更隐蔽的造假手段和更明确的服务对象。数十年来,这门由资产阶级国家亲自扶持和监护的精神产业不仅养活了不计其数的“劳动者”,还使得学者专家们得以依靠它作为跳板,在这桌名为“改革开放”的鱼肉之宴中成功地分得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38]。权力、学术和利益之间那臭不可闻的腐败交易,中国马哲学界的混乱、堕落、无耻和肮脏,它的冰山一角,已在2013年的“桃色局长”衣俊卿事件中暴露无遗。

专家们实质不过是站在无产阶级对面的御用帮闲、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事业之外的蠢人。共产主义运动自有着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理论家来驱散自己前方的迷雾,这座灯塔的底座上将会镌刻有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汉洛夫等人的不朽名字,它甚至可以包括像希法亭这样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但它唯独不需要任何一个自命研究马克思的“学者教授”的出现。不论是杜林、保尔·巴尔特、悉尼·胡克,还是今天中国的这些受雇于官方的“专业学者”。可笑的是,“马克思理论研究者”即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类荒谬观念,不仅是今日中国理论界与中国社会互相直观时候的普遍幻觉,同时也在某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内部大行其道。


注释(二):

[17] 在今天流行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理论史的回顾里,从90年代至今所编写的无数材料都将实践唯物主义的起源一致追溯到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并不是偶然,而是表明了实唯的政治诞生地。吴仁平等人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反思》里就说:“先是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自此,长期以来僵化保守的旧思想、旧观念和旧框框逐渐被打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党和政府顺势抓住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掀起了反思的热潮。回顾这股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的热潮,‘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无疑是反思过程中的一条鲜明的主线。”徐长福则进一步声称:“当然,正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反对教条主义上只是表层的,所以才有从80年代初持续至今的对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从体系到观点、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从文本根据到学术规范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徐长福《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
[18] 这种拒绝实际上是改开以来中国现实政治气候变化的必然产物。正如邓时代实际是对毛时代社会主义路线的拒绝一样,在“新时期”,中国理论界也需要一次关于它与它往日的传统决裂的“自我改造”。孙伯鍨在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时将其追溯至考茨基为代表的理论权威,这就基本否定了从第二国际直到苏联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对于“经济决定论”的坚守;而俞吾金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的源头向前推至恩格斯,将此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都看做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实证化”背离。(赵庆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而在哲学家们所谓“哲学反思”的背后所隐藏着的,不过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早已试图强加于我们的那些陈词滥调: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一段从开始便踏上了歧途的、充满失败和屈辱、不值一提的“可悲闹剧”。
[19] 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渲染抬高中,资产阶级学者们找到了瓦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依据。马恩对立论的吹鼓手胡克称1844手稿所代表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形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他宣称:“在第二次降临时,马克思既不是穿着风尘仆仆的常礼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作者,也不是一个革命者和鼓舞人心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而是身着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服装、带来了令人喜悦的人类自由信息的马克思,这些信息的力量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宗派的狭隘的视野。”
[20] 无独有偶,自赫鲁晓夫推行“去斯大林化”以来,苏联哲学界所涌动的亦是哲学人道主义化的浪潮。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哲学改革”的旗号下哲学人道化、唯心主义化更是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此期间也伴随着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污蔑和讨伐(参见曹长盛等《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第30-32页、74-81页)。这一浪潮直接导致了苏联哲学的终结。中共比苏共聪明,它在政治上没有让出自己的全部地盘,因而在哲学上采取了更为隐蔽的修正主义策略。它用通过“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类的东西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与知识精英的结盟。
[21] 实践唯物主义的忠实簇拥张艳涛在《马克思哲学观》一书中总结道:“从革命范式到建设范式哲学的转换主要包括……由‘两极对立’思维到‘共赢共生’思维;由‘统一性思维’到‘多样性思维’;由注重阶级价值观到注重阶层价值观与共同价值观的统一。”“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态跃迁的历史方位。”《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书也抱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有着脱离时代和历史现实的严重弊端,它“诞生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与苏联和中国当时的党内和国内的阶级、阶级斗争和革命有着历史性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不论是苏联教科书体系,还是中国传统的教科书体系,都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诸多理论主题都显得太过抽象,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严重脱节。”毫无疑问,在今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自然是无法令上层老爷们满意的。
[22] 1988年1月20日到27日,由中国国家教委委托,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派于天津召开了“哲学体系改革讨论会”,明确提出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彻底改造哲学体系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瑞环代表官方做了《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讲话,随即在全国哲学界的文人帮闲中引发投机热潮。
[23] 关于实唯与官方的深刻联姻,北大一个叫丰子义的教授诚实地为我们介绍道:“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进一步研究的逻辑必然是理论聚集于实践本身,即重新探讨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理论发展中的基本性能,由此兴起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开始启动,并且呈现出逐步加快的势头。这一新的伟大实践更加突出了实践研究的重要性,更使实践问题推向了理论研究的前沿,实践唯物主义因之获得了旺盛的活力。特别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开创,使实践唯物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广阔的舞台。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在我国有其现实的基础,它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一步步发展过来的。”(丰子义《中国道路的哲学理念——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
[24] 关于这点,我们只需看看那些官方团体: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及各省市的xx学会里面所陈列的人头(可笑的是,蹲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里的一大半人却都是靠吹“实践唯物主义”过活的!),只需翻翻印满“哲学刊物”的那些时髦的学术文章,再看看专业考试的那些所谓“推荐教材”,就知道当今马哲学界是哪家哲学的天下了。丰子义在他那篇跪舔文《中国道路的哲学理念——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里也直言:“如果检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是最为主导的话语。”
[25] 刘怀玉在《析张一兵文本学研究方法中的“中国经验”》一文中,就用孔丘立说和陈朱理学对儒学的整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等等类比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流行的所谓文本学研究“中国化”,公然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宗教。而他们学者专家则安稳高登庙堂之上,化身圣人之言的解释传播的中介,风光无限,好不快活。没错,就是这个叫刘怀玉的投机文人,写了一本叫《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沉思》的书,厚颜无耻地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系统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做辩护。
[26] 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间的微妙联姻,成为了吸引一群又一群专家文人蜂拥而上、投机取巧的泼墨点。这种泼墨本身又成为了文人集团饭碗的来源。例如,作为1995年官方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研讨会成果的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的书,就是此类替现存制度辩护的代表作。
[27] 自然,新时期中国的这个“宗教裁判所”同欧洲历史上那类裁判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衰落,马克思主义实质已经被彻底地放逐和架空了。实践唯物主义派的“真理裁决”只在人数极少的个别特定群体(例如马哲学界)中才获得承认,一旦越出这个群体,就成了无人理会、甚至人人喊打的学术垃圾。
[28] 张亮:《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马克思哲学论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会议 , 2005。该文以清奇的脑回路重申了中共当局“去斯大林化”的政治部署。
[29] 正当国朝马哲学界的跳蚤们热衷于标榜自己通过据说是“客观”的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原本”的、排除了政治干扰的据说是真正的“马克思”时(例如某位张姓文人在他早期著作《回到马克思》中所表现出来的痴想便是如此),他们不知道自己陷入特色资本主义伪造学派的陷阱已经有多么深。跳蚤们应该听听一个叫吴晓明的人的意见——虽然他也并不比自己的跳蚤同行高明,但他却道出了伪造学派“客观性”伪装的荒谬:“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粉碎了笼罩在哲学学术上的意识形态神话。按照这种神话,仿佛哲学——尤其是哲学学术——是由‘无人身的理性’孕育出来的,并且还可以永远躺在‘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中。由于这种‘圣灵成胎’,哲学学术与社会现实的接触不啻是“污泥生殖”。由此而产生的幻觉是:哲学学术理应是‘客观的’——就其不为内容所动是纯粹形式的、自律的,就其无所偏袒是完全中性的、中立的。然而,这样一种所谓的学术客观性(德罗伊森曾颇为尖刻地称之为‘阉人般的客观性’)在今天还能够是有根据的吗?如果说黑格尔已经使之遭受重创并岌岌可危,那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则从这种‘客观性’身上剥下一张又一张的伪装,直至把它揭示为某种本身根植于特定社会现实、但却反转过来掩盖其现实根源的意识形态偏见。事实上,每一种哲学——包括这种哲学的学术本身——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现实在观念形态上的理论表现,都在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历史实践的处境中有其现实的根苗。……而那种‘阉人般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为哲学学术表面上的自律性和中立性所迷惑的主观意识杜撰出来的。”(吴晓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
[30] 聂锦芳:《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聂这篇文章归结起来就是以下公式:专家=学术=真理=“马克思主义”。因此,崇拜专家吧!在学院里虔诚地祈祷无产者的解放吧!
[31] 例如刘森林就以拒绝面向工农的写作为荣。他诚实地表白道:“你要说的话是说给什么人听的,这个定位基本上就决定你的境界和水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专家,一定要有尽量高的学术定位,要把写给第一流的研究者(包括甚至最主要包括一流的中西哲研究专家)阅读视为第一位的任务,不要沾沾自喜于被普通大众和初学者追星似的追捧。”(张立波编《六十年代生人:选择抑或为哲学选择》第113页)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32] 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个出台过程,实质就是哲学界一场大规模的“自我清算”并对新的统治阶级、对新的社会制度宣誓效忠的意识形态仪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实践唯物主义”一词就出现于哲学家们的论著中,但那时这个词丝毫没有神秘性,不过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描述语被使用;它本身也没有包含多少像后来那样被吹捧得无以复加、被无数文人翻去复来地诠释得近乎烂透了的所谓“哲学真理”的东西。只是到了后来改革路线尘埃落定,西学传入,中国哲学家们才一个个地如不知从哪个地方接受了“神启”似的恍然醒悟,纷纷皈依西马门下,从里面东剽西窃,然后糅合到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名的新型哲学教义体系的大杂烩里,争先恐后地标榜起自己的“与时俱进”来。这一近乎彻底反转的过程对于整个马哲学研究者群体来说是极为戏剧性的。它恰好证明了:实践哲学家们以为自己不再受政治支配、不再充当替人说话的奴仆,可惜,奴仆终究是奴仆,而且在邓小平时代变成了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最恬不知耻的奴仆。实践唯物主义派污蔑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文本依据”,但若我们考察下实践唯物主义的前世今生,就会发现它自己也不过是一门由投机文人纯粹人为地拼凑起来的、浸透了宗派偏见的“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唯的这种深刻的理论无根性,不仅使其内部一直陷入无休止的分裂和自相矛盾之中,也逼迫实践派不惜代价地为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殚精竭力,以至于某些人的脸皮竟厚到了把李达甚至毛泽东也纳入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信奉者的行列的地步!
[33] 关于这种“代际更替”,张立波在他的《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命名与想象》一书中做了有意思的概括。总结起来,在新一代的所谓学人中间(在张看来,首先是60年代人),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的主题早已抛诸脑后,他们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罢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从学术的角度切入的。和前辈学者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学术旨趣。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一种退守的姿态, 是一种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的自觉选择。”这群专家群体,实质上已演变为了中国版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
[34] 这里,我们不妨再次以那个张姓文人为例。此人甚喜欢自造概念、卖弄异词,已被布尔乔亚故作高深的“学术场”荼毒得失去了组织正常语言的能力。请看他1989年在《天府新论》所发的捧场文《实践功能度:实践唯物主义逻辑构架的整体特质》吧,什么“逻辑意向”“理论定在”“格式塔转换”“功能度”,一边是“有序系统”,另一边又是什么“总体结构”,“通道、透镜”“实践负熵”……自说自话,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瞧吧,这便是资产阶级教授们奉献给工人们的货色——一通形而上学的晦涩而空洞的废话。各式新奇术语的堆积使得原本就含糊不清的实践哲学的说明更加混乱。虽说实践派一般都喜于文过饰非,但像他这样的言语不清的不肖子孙,还当数第一个,这真是国朝马哲学界的莫大耻辱。可笑的是,这个姓张的还恬不知耻地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
[35] 我将中国马主义专家对于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错误界定,称之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学者的身份幻觉”。与梅林、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社会主义史上的理论家不同——这批人是通过自己独立探索和社会斗争的历练而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今日国朝的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标签,并不是由他们自己争取来的,也和运动及群众的认可毫无关系,它们是由统治者授予的。专家们头上顶着的“马克思主义”廉价标签,仅仅来自于当局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延续的特殊需要,仅仅来自于现存畸形制度所设立的畸形专业所造成的畸形局面。至于这些学究本人和它们的所作所为,则是与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历史事业本身毫无联系的。
[36] 有人曾经总结道,改开以来在“去政治化”的旗帜下,马哲学界发展的历程就是“理论的多元化”“研究者的个体倾向”不断增强的过程。实践派们不仅从消极的意义上争相毁坏着马克思主义,并且也“积极”地按照修正主义的路数来构建起专属于自己的“马克思哲学体系”了。专家们按照个人喜好或需要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取舍、发挥和改装,然后争相售卖。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在他们手中变得面目全非。例如一个叫丛大川的实践派玄想家,就滑稽地喊叫什么:“马克思哲学不是任何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而是实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人文精神学;马克思探讨的也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人的主体意识世界!”“从使命上讲,马克思哲学是为了给人们提供现实生活和未来生命活动中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观念,以便使人们在新的实践中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从核心理念上讲,马克思哲学是为了给国际劳动者和进步人设计崇高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哲学共产主义理想。从精神境界上讲,马克思哲学是为了为人类的未来创意天人合一的大同精神境界。从人性品格的角度讲,马克思哲学是为了使人们在主体际关系中树立起丰富完美的类人格。七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上讲,马克思哲学是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个性的敞现,是为了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八是从哲学视野的角度讲,马克思哲学力使人们获得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的宇宙精神境界。”(参见丛大川《我的卡尔哲学观–对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新省悟》,《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看看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已经被这群文人玩意糟蹋到了何等地步!
[37] 在近几十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当局的“代言人”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从“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替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招魂再到所谓“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代言人的圣徒的伪装正在改头换面,让位于民族主义的兽皮。自然不消说,我们亲爱的国朝马哲学家们,也无一不是这套兽皮的忠实贩卖者。何中华宣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孔孟学说融合起来(何中华:《回到马克思,回到孔夫子》,《儒风大家》第33期);张一兵则宣布他们是不可能用西方学者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学术存在的(黑格尔也好,马克思也好),他们要“提供一种与世界学术对话的中国当代哲学思想……必然是以我们自己民族的学术话语方式出现的东西……我并不是现在就打算浸入孔孟、老子和庄子的东西,但以后是一定会做的,因为总要回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根基的部分。”(《构境论: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第55页)
[38] 套用一句考茨基的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地位明显下降了……他们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而变成这个阶级的仆从。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现在,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发展自己的智力,而是从智力中吸取好处;卖身投靠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主要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理想家、研究者、思想家和幻想家们都变成了什么东西!”(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5


实践唯物主义派们普遍所持有的对于“哲学政治化”的这种深恶痛绝是有着“充足”的理由的。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寄生性,清楚“中国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强大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幻象[39];而工人阶级的政治中所包含着令现存社会制度灭亡的因素,将会要了他们的命。

如果我们稍微考察下这些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的哲学家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交往网络和日常活动,考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扯得离谱的所谓“研究”,那么就容易看出,他们和工人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人群,他们所说的语言也是和工人不同的另外一套属于上流社会和精英的语言。这些帮闲文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工人阶级解放所需要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尽管这种语言和语言的言说,经常性地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在实质意义上,专家们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践哲学家们是现存体制的受益者,他们自然乐于自己的特长以回报这个体制[40]。

这种回报是通过对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心歪曲和修正来完成的,实践的概念首当其冲。
实践哲学家们玩弄的第一个花招是剥离实践的主体,他们谈论的实践是无主体的实践、排除了阶级斗争的实践。这样一来,也就方便于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篡改为伦理的、纯粹主观的、无涉阶级斗争的、“生活哲学”式的那种无害化的人本主义空话。正像当年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虽然实践派满嘴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41],实质上他们才是最大的保守派。实践哲学的这种理论的保守性质,是与哲学家们自身的特点相适应的: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派都是一些繁琐哲学家,天生的俗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他们的所谓“哲学研究”,完全出自象牙塔内的智识阶级特有的那种繁琐、滥情、过剩的注经欲的自我生产的结果。尽管实践哲学家们每篇文章都充斥着“实践”“改造世界”的豪言壮语(当然,也是以相当偏颇的面目呈现出来的),并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性质,但他们并不理解这种实践,并且回避今天中国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当局的斗争实践。实践哲学家们表示要揭开形而上学的帷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点从知性的科学到关怀人的现实生存的“根本翻转”[42],高谈人的地位、意义和价值[43]——但是,今天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奴役和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却从不在他们“关怀”的范围内。在他们的著作中,除了一堆故作高深的关于“实践”的自我感动和晦涩论证外,并没有给予这个最具实践品格、同时也是唯一能担负起“改造现存世界”使命的群体以任何容身之处。如果说,中国数亿已经成长和觉悟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斗争,还不是最为重要的“感性世界”和“现实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来说还不是最应该去关注的现实的话,那所谓“感性世界”究竟还会是什么呢?[44]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改变事物的现状”[45]的时候,实践哲学家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哲学家们不知道,现代中国工人阶级群体和它的周遭恰是关联着现代中国社会最隐秘同时又是最生动的机理的历史之钥,是最大的“生活的实际”,并且必将在未来成为历史审判官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判决的执刑者——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害怕这种判决,他们不遗余力地想要阻止审判日的到来,因为今日他们在现存制度中的特权地位和利益,是如此紧密地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神圣秩序捆绑在一起。哲学家们不知道,工人现实正是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最露骨最彻底的表现,生产车间里的矛盾包含着一切矛盾的萌芽。当实践哲学家们背对这一切、架空这一切,竟还以为自己的哲学体现了什么“实践品格”“感性现实”时,竟还以为自己掌握了这个时代时——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显得多么地愚蠢。

实践派是喜欢以马克思的名义言说的。可是,一旦实践派面向中国的阶级社会和现实政治之时,他们的冒牌货实质,他们自我标榜的那套哲学的革命性和“实践性”[46]的伪善,也就暴露无遗了。

不仅如此,实践哲学家们鼓吹的“实践”同时是非现实的实践。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曾经声称,他们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中找到了一切事物的起源和解释,而今天的实践哲学家们则宣布自己在实践中找到了一切存在隐蔽的本质和真实意义[47]。这些自命要抓住“实践”的秘密的哲学家,抛弃构成现实的实践活动的那些环节、条件对象特殊规定不谈,撇开物质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基础置之不理——正是这些规定塑造了历史的、感性的现实的人的实践形式;却硬说这一切物质的丰富存在都是虚幻的、粗野的、无机的,只能仰仗于“绝对的、无限的创造之神”——实践、人的主体性来从外部赋予它们实在的意义。因此,实践派所倾心的这个“实践”,也就不再是世界之中的、物质的与人的实践,而变成了存在于物质世界和现实的人之外独立主体;它的实质,既不是,也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观念。正像实践派一直以来所致力于攻击唯物主义的这一行为本身所宣告的那样:既然它不把实践视作是物质的运动,而是观念的运动——那么,实践派们“实践”的结局就是并且也只能是实践的唯心主义化、观念化和主体的非对象化。其结果,是在一种利用印有马克思商标的、稍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奇妙演绎”中将“实践”变换为一种纯粹的观念的自我存在,变成一种纯粹思辨的范畴。在这种唯心主义的理解中,“实践”不再有具有任何现实的形态现实的可能,它本身成为了一个服务于思辨的、自满自足、无所需要的起点和终点,这样,实践也就沦为非实践的了。

不消说,为了兜售这套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的“真理”,实践哲学家们也不会忘记从马克思甚至是从他们厌恶的恩格斯的著作里剽窃来只言片语[48],通过对其精心的歪曲和巧妙的非历史的“处理”和“过滤”后,以便将实践唯物主义的赝货偷偷塞给马克思恩格斯;借此装出一副似乎有着“文本依据”的模样,虚张声势。若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实唯的整个理论的发展史,以及在这个过程的几个重大命题的出台和论证过程,就可以发现,这几乎同时又是一部哲学的造假史和谎言的编织史

实践唯物主义对于物质性、客体性、规律性的刻骨憎恶,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介入现实生活的无能。因为对于一个社会进行任何严肃分析和科学把握的尝试,解决社会问题的依据,都绝不可能在实践唯物主义派所鼓吹的“意识”“主体”“实践创造”“自由活动”中得到结果,相反只能从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现实出发、予以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做到——而中国的实践派,恰恰是普遍敌视唯物主义的[49]。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观上所实现变革正在于坚决地抛弃一切关于意识、人、主体的空话,从现实经济结构从物质生产中为理解一定时代寻找到最隐蔽的基础。实践唯物主义却从这个基础向后倒退了[50],它不断地转向“主体性”“人”“创造性”“选择性”“意义世界”,由经济转向文化,远离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来抽象地谈论人、生存、解放[51]。所以固然实践唯物主义派也批判资本主义,因为它贬低世界的客观实在,因为它所采取的伦理的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决定了其批判只能是苍白无力的[52]。更何况,绝大多数实践哲学家还滑稽地以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53]

所以,不论孙正聿在《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54]中如何把主体性、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饱受资本家压迫的亿万中国工人面前,在富士康十三连跳和阆中公审面前,“实践哲学”的这类自欺欺人只是显得可笑和讽刺。实践哲学家们以为自己嘴里嘟嚷几句实践哲学关于“人”“人自身”“人的活动”的大话[55],就“接近了现实、回归了生活世界、重视了感性活动”,实际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远离真实的中国社会[56]。实践哲学家以为自己比谁都更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比任何人都陷于一种对于对实践的共产主义无知之中[57]。

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德国“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的这种保守封闭的社会状况下,“甚至把社会运动也变成了纯粹的文学运动”[58];而今天我们便可以说:自命发现了“真正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实践派——这个跪拜在亚洲普鲁士皇帝膝下的太监学派,不但将马克思学说变成了一种“文学运动”,并且是一种“反革命的文学运动”。


注释(三):

[39] 所以,有实践派这样表白道:“在这样一个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这些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业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哲学智慧上还是在学术良心上,似乎真有些一日不如一日了。较之于西方保守主义而在中国反转为激进派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的斗士们,话语之懦弱,言说之苍白,我们真的只剩下惭愧。”(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
[40] “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进而形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这既是一个艰难的理论进程,也是一个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因此,在‘历史’的意义上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诉诸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成果,是来源于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页)
[41] 据说,“马克思哲学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的”,要打破它的认识论框架,要避免把它变成“学院化的高头讲章和经院哲学式的空谈”(见俞吾金《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的扬弃》,《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实践哲学向人们高喊道:实践!人的活动!现实生活!——可是,实践哲学家们又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为我们开辟了认识和改造现存社会的怎么样的出发点呢?不过是用一通关于“人”的哲学新原则的废话、新包装后的形而上学取代了旧的。
[42] 这类废文例如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等等。此类人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响,却屁股一个比一个坐得歪。
[43] 实践派仿照着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哲学的路数,竭力将马克思包装成人道主义的代言人,抽离客观的经济分析和历史考察,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套空洞无物的书斋哲学符号的操作话语。实践派哲学家在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里,都高喊着这类“实践”口号奔向实践现实的愚蠢:“ 面向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两个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哲学理论的自觉出发点,这是最强烈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引者注)把哲学的聚焦点从超验的抽象世界转向感性的具体世界,把目光从宇宙本体投向人的生存状态,从‘寻求宇宙运动的最高原因’转向探究人在尘世中的生活实践活动……马克思从本体论上所发起的哲学革命是一场彻底的范式转型:要求从人的现实生存实践活动出发,从人的存在出发……马克思发现,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种活动是生成的和开放的……马克思哲学生成论的本体论的内蕴是:把实践看做‘整个人类世界’、‘整个现存世界’的基础和本质,把实践看做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由此产生’的源泉,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大千世界中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它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本体……”(干成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30年的回顾和反思》,《哲学动态》2008年第8期)
[44] 面对实践哲学与现实的这种严重分离,理论界内部甚至也被迫有所反应了。从2000年以来就有不少文章开始探讨所谓“学术性与思想性(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强调哲学应该关注现实。《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刊发的“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讨论”,就直接将哲学脱离实际作为一个严峻问题向整个理论界提出来了。虽然在这种内部反应中,也不乏言语激烈者,例如徐长福在他的《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中质问道:“其实,马克思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资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资本。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实践哲学,却总是既跟马克思错位,又跟资本错位。……如今,资本在生活中成了主角,却轮到马克思存在于书本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的关键就在这里。……多年前,透过姓‘社’姓‘资’的争论还能依稀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之为实践的哲学的身影。可如今,还有几个人在乎从前那些所谓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又有哪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实践在指望这种实践哲学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像3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样?即使那些关于哲学回到现实生活的呼声也只是在学者们各自的书房内回响,至于那些批判资本和市场的激烈言辞也不过震撼着批判者们自家电脑的键盘而已。有那么多在权钱联手圈地的浪潮中遭受剥夺的农民,有那么多在官商勾结引发的矿难等事故中冤死的民工,试想,如果马克思看到这一切,他会怎么做?这一点,复习一下《资本论》就知道了。可是,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家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在用什么证明着自己的哲学不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关于实践的哲学,而且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实践的哲学?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仍然保持一派繁荣的景象。各项投入和产出的统计指标显示着这种繁荣,追逐指标的竞争与合作撑持着这种繁荣。对于学者们来说,讲什么已经越来越无关痛痒,要紧的是在哪里讲,讲了多少次,怎样运作才讲得出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就是:实体可有可无,地点和数量至高无上,而关系则决定一切。这种状况本身就表明这一实践哲学范式之实践品质的严重退化和扭曲。”但显然,徐长福等人信奉的实践哲学根本无力解决这一分离,甚至他们对于批判无力的批判,也仅仅是从相反的方向构成了现代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经院哲学的另一面而已。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第48页
[46] 据说,马克思哲学需要对现实“进行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分析”,它不是一套操作话语,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见孙伯鍨等《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可是,实践哲学家又是怎么做的呢?你们曾对30多年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过什么“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分析”吗?时时刻刻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你们与苦难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联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47]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论的唯心主义如下一段话,搬用用来驳斥实唯的典型观点——实践本体论也是适宜的,实唯的把戏,正在于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替换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真理就是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绝对的即唯一的、得意扬扬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创造者。自我意识必定要使自己外化并采取奴隶形象,而世界就是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差别只是虚假的差别。自我意识不把任何现实事物同自身区别开来。世界实际上只是形而上学的区分,是自我意识的超凡入圣的头脑的幻想和想象物。……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经常地经历一种诡辩的过程,就是说,他必须先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虚假之物,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宣布这种幻象是真正的幻象,是纯粹的幻想,以便最终可以宣告他自己的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甚至不再被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这种存在,在实践派理论那里就是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是所谓“实践”。
[48] 受到实践哲学家们欢迎的主要是马恩的早年时期的哲学著作(对于马恩在其他时期和其他领域的更为广阔的著述,哲学家们则是一窍不通的),在这些著作中又尤为青睐马克思哲学发展的人本主义时期的那些带有过渡性质的哲学评论:例如《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别段落(可笑的是,这其中有好几本都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实践派们却总是一次次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厚着脸皮引用它们来“批判”恩格斯的所谓“旧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家是善于伪造哲学的,如《1844手稿》中“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一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是无”一论,《神圣家族》中对于黑格尔思辨的“果实”抽象的批判等等,都经过哲学家们的精心改装和歪曲,成功地用来为自己关于实践活动和主体意识的唯心主义观点做堂而皇之的辩护了。对于未曾仔细研究过上述著作的读者而言,这种谎言确实富有迷惑性,并且现在也依然在被实践派的著作家们继续成篇累牍地制造着。但是,只要读者们认真考察下上述几个段落的来龙去脉,就可以看出实践派对马克思原意的伪造,完全是没有依据的。
[49] 关于唯物主义,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派普遍地倾向于淡化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物主义性质,他们否认哲学的基本问题,否认物质第一性,玩弄“近-现代哲学”“理论-实践思维”这类二分把戏,叫嚣唯物主义“不适合”用以定位马克思的哲学。这在所谓“实践超越论”的主张中得到突出体现。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被容纳于传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派别对立的模式,既不能从唯心论观点去理解它,也不能从唯物论观点去理解它,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变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超越。”(高清海:《再论实践观点的超越性本质》,《哲学动态》1989年第1期)与政界的修正主义一致,国朝马哲学界堕落的秘密也在于放弃了一系列真正根本问题的争论,“在90年代中后期的思考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不再是问题的重心,无论是否意识到,无是否自觉,摆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趋势逐渐明显了。”(张立波《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50] 实唯的人本主义路线实质上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理论反动。一旦实践哲学决心用一通关于人、主体、意识的空话,顶替对于社会经济客观条件的实证分析时,也就背离了他们所伪善求助的“现实生活”本身。
[51] 阿格尔曾经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从一种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逐渐转变为一种同工人阶级失去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批判的过程。”(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的这种蜕变与西马有着惊人的相似。
[52]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他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页)
[53] 有时候,在忠实地反映马克思学说原貌的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学者倒还可能比某个冒牌社会主义国家的冒牌马哲学专家们更加接近真理。日本学者就曾经这样表达过对于中国实唯“高喊着革命口号却投入反革命怀抱”的奇妙处境的疑惑:“有一个问题我感到困惑,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蓝本的。但从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注重的是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建构,却看不清它与现实的联系,而且过于理论化、抽象化。”(赵丽霞:《中日学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对话》,《哲学动态》1994年第8期)这个日本学者显然是寄予中国实践派以过高的期望了。要知道,中国的这些马哲学教授们可是连当今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都是不敢去正视的,谈何批判?
[54] 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55] “在马克思学说中,实践范畴不仅体现在哲学内容上,更重要的作用突出体现在哲学范式上……从‘宏大叙事’向‘生活世界’回归,从‘抽象的个人’走向‘现实的个人’,从‘天国’到‘尘世’,从此,真正的哲学不再是纯粹的思辨(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哲学不再冷落生活或远离生活甚至敌视人,而是努力亲近人。”(张艳涛《马克思哲学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56] “你说你在谈论‘活的个人’,但实际上你当作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们的生活条件、由该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显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脱离了你,你也脱离了生活。”(《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卷,第370页)
[57] 对于实践的共产主义的无知,并不妨碍实践哲学家们对于实践的资本主义的“深刻领悟”。哲学家们诚实地看到:“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实践,特别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挑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脱离沸腾的生活和实践,仍旧停留在对世界基质、本源和状态的抽象说教上;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突出了人作为主体的决定作用,人的素质、人的法制观念和平等精神、人的信义和进取心态等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硬件条件,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给人及其主体精神留下广阔的发挥余地;……”(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08月第1版,第409页)接着一个研究浙商的教授就在其著作中恰如其当地运用这些“原理”为资产阶级做起了辩护。这个教授宣布自己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典型主体”——浙商那里,找到了“干”字当头的实践主体的光芒;在资本家那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发展国家,处于后发市场化和后发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发展是第一要务,应该‘干’字当头;其次,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是很难有结果的,……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对争论,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有去‘干’去‘抓’才能抓住老鼠,必须‘干’字当头;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有先‘摸着石头过河’,即‘干’字当头;最后,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马克思强调人的肉体存在和实践活动,说明人能够而且只能在‘不依赖于他’并且‘存在于他之外’的感性对象上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在于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能够和感性的对象之间发生真实的对象性关系,能够通过利用和改造对象来满足自身的肉体需要和精神满足。‘干’字当头符合马克思主义。”(吕福新等《浙商论——当今世界之中国第一民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卷,第538页


#6


接受了官方历史编撰学的话语预设的实践哲学家们,在高谈“实践超越”时总是不忘历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种种“罪恶”,并认定是错误的观念导致了这一切,愤愤地要求“传统哲学思维”对此负责[59];在替改革开放歌功颂德时,他们又把它解释为“新时期哲学”的功劳,并幼稚地企图从主体在纯粹想象中的“解放”“自由”去推导社会的解放[60]。真实的历史和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实践哲学家这里全部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在哲学家们的观念中所展开的历史。支配着他们得出上述两个结论的共同逻辑,都是一种思想决定历史、意识创造一切的唯心主义观念。有人曾经把实践唯物主义讽刺为“实践唯心主义”,这是颇有道理的[61]。“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62]

实践哲学的路线的本质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派并不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理解由它所支配下的社会各阶级呈现出怎样一种必然的关系,由它们之间的斗争又将导向何种必然结果。由于奉行主体逻辑至上论的实践哲学不能理解客观社会现实,不愿意承认实践的受动性、历史性和物质性,所以当面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时,他们唯一所能做的:在理论方面是手捧西马、“马克思学”的经书念经;在实践方面则是制造一摞又一摞废纸堆,协助当局粉饰印上“实践”两个字的“资本主义新时代”[63]。二选其一,莫能例外。

“可是,难道我们没有在我们的书里批判资本主义吗?难道我们没有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出一些贡献吗……”——实践派哲学家们做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这样抬头向他的观众们问道。自然,中国的马主义专家们在文章和论著中受于自己论述对象即马克思的牵制,一般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控诉。除了少数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俘获的糊涂虫外[64],多数论者依然承认私有制的后果必然是工人阶级的灾难和资本家阶级的富有,他们在一般的意义上保持着对现代社会的某种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却是与现实截然割裂的,只是被置于纯粹学理的世界里进行的,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对马克思理论介绍性质的复述而一笔带过,从未与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我们是不指望聪明的专家教授们去做这种“结合”的。因为这种结合与他们的饭碗本身是截然矛盾的[65]。是啊,批判!你们的批判,不过是那种空洞的、没有内容和目标的、到处都显露出对于特色社会主义的暧昧、并时刻觑视着它的权杖的“批判”——那种不成其为批判的批判罢了!是啊,宣传!匍匐在当局脚下的你们,只谈市场逻辑,不谈资本主义;只谈资本异化,不谈资产阶级;只谈现代性,不谈阶级斗争——无休止地制造理论混乱,时刻准备着充当现存制度的辩护人,这便是你们的宣传!你们不停地往马克思主义中偷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哲学的烂货,把完整的革命理论肢解、揉碎、再使之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调和起来,用人本主义的陈词滥调冒充科学理论——你们就把这个叫做“宣传”!

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以纯粹经院哲学的方式赋予所谓“实践”以超越一切客观规律和物质前提的优先性,它使“唯物主义”后缀变成了空洞的装饰[66]。既然它认为实践统摄一切,所以事物的实际存在也就完全取决于人、主体、意识了[67]。故而,实践哲学家们才会如此热衷于高谈阔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驾驭资本、利用资本”一类的奇异迷梦,赋予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神圣灵光;故而,实践哲学家们才会热衷投身于将不可调和之物调和起来的精神乌托邦工程。一个滑稽的典型是,一个叫高清海的实践派甚至不承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仿佛它仅仅存在于“主观”的“思维方式”中一样——他宣称:

“实践标准的讨论,转换了教科书哲学的先验思维模式,才使我国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在我看来,这个讨论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从先验的思维模式转换为实践思维模式,从而解决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即抽象理论原理与生活实践逻辑相悖离的矛盾。……我国本来没有多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非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贫穷、落后、社会不发展。那时我们却抛开我们的生活现实,不是从批判我们的旧世界中去创建我们的新世界,而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对立的原则出发,把西方的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的主要批判目标……”,“应该说,在我国,这个矛盾本身就是由哲学造成的。”[68]

中国实践派从它的老祖宗“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借来了“主客体同一、历史相对性、人的主体选择性和历史偶然性”的打扮,把所谓“现代哲学”对于本质、规律和客观实在的拒斥,当做“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来供奉——其实,这几条哲学路线正是历来的修正主义的一贯伪装,一点也不新鲜。关于这点,我们只需回顾下构成伯恩施坦主义的哲学基石的那些观点[69],回顾下西马如何在主体性口号下背离工人阶级的解放[70],回顾下高唱“多元独特性”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惨淡收场[71],回顾下南斯拉夫[72]和苏联[73]——这两个曾高调自称关注“人”“主体价值”、奉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一切就十分清楚了。

既然实践哲学自诩要实现“研究对象的主体转变”,包含有对理论有限性的限定,对主体再造地位的肯定[74]——那么根据这种哲学,客观现实客观矛盾究竟是如何,事情本身是如何,已经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因为据说“客观”是不存在的,“物质的决定作用”也是不存在的,主体至上,意识和人的活动就是一切。根据这种粗鄙的唯实践主义哲学,必然产生一种主体决定作用的神话:即无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实现似乎并不是一个其内部由一系列必然性的环节斗争阶段相彼此联系着的历史的客观过程,而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由主观意愿来拆分和顶替其中任一部分的“纯粹主体的过程”;人们也根本无需根据现实世界的客观方面去确定社会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而仅仅求助于万能的主观能动性,求助于伦理或人道主义的空话就行了。正是益于这种粗鄙的唯实践主义哲学的“启发”,机会主义者们才会做起“和平地、渐进地、民主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唯意志论的白日梦,才敢于理直气壮地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一系列根据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所确定的纲领原则;正是益于这种粗鄙的唯实践主义哲学的“护航”,中国党的不肖门徒们才会高喊“各国道路的主体性、特殊性”,才敢于公开抹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的界限,颠倒黑白,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说成是“社会主义的”[75];也正是在这种粗鄙的唯实践主义哲学的庇护下,实践派才会拒斥于一个彻底唯物的、科学的、完整的和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存在,拒斥于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76],转而用非体系的、零散和偶然的、浸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去歪曲、拆解和对抗它[77]。

实践唯物主义看起来最高扬实践,然而实际上他们是最不懂得实践的。因为他们所谈论的实践始终只是无物的、无具体历史背景社会—自然关系归束之下的思辨的实践[78]。这种抽象“实践”的思辨性、非历史性及其虚假性,使得随意往“实践”内部掺入各类折中主义的、妥协辩护的、机会主义的因素,并最终向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转化——不仅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几乎成为一种必然[79]。既然实践唯物主义迷恋于无前提的客体的主体化,把主体意识确立为运动的中心,拒绝承认一定客体固有的逻辑,所以这就决定了实践派意义上那种“实践唯物主义”所追求的上限,始终只能是基于道德、愿望和纯主观目的而进行的对现存世界的调和、中庸和点滴改良。实践派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不敢触碰旧社会的,沉溺于人本主义哲学空论的它从来不懂得批判地对待实践唯物主义地和具体地分析每一种实践的特殊的历史性及其客观的社会后果,而是从一种极端幼稚可笑的主体性崇拜出发把每一种发生在我们面前的、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所谓时代的实践都无差别地当做“绝对命令”去加以颂扬和肯定;实践派把实践变成遁词,变成对现存世界的辩护,正如中共用“人”、“幸福”、“公平”等等抽象价值判断的幌子用以顶替社会主义的科学内容一样[80]。因此,实践哲学也就要求社会主义者为了眼前这个既存的、“实际的”资产阶级的实践,牺牲掉自己的无产阶级内容。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势必在工人运动中生产出两种迷误:一是抛弃任何确定事实、理论和原则的机会主义;二是工人反抗社会现实时的道德主义和改良主义。所以我们看到,在同一面抽象的“实践”旗帜之下,伯恩施坦用它来标榜自己的理论的“结合实际”,西马门徒用它来偷换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主体,南斯拉夫的跳梁小丑们用它来为“市政社会主义”变种大唱赞歌,而中国黑猫党棍们则借它来暗度陈仓,以“与时俱进”的谎言编织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的千年王国。

既然实践哲学以为,主体性是人们在把握世界时的首要出发点,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只是虚幻;既然实践哲学以为,历史是依赖于主体选择意识而存在的,社会的客观方面只是需要克服的消极力量——那么根据这种哲学,就必然得出下述结论:并不存在一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有着自己的确定原则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81],也不存在一个共产主义者们所要追求的、有着自身特殊内容和规定的、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那种确定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82]。因为根据实践哲学家们的信条,不论是马克思理论还是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每时每刻的实践中被无数次地“创造”“生成”的,是主观的,因而是根本不具有自身确定特性和客观内容的[83]。延绵在“特色社会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中的一根重要的主线,是对所谓“各国特殊情况”“文化传统”“民族独特性”“实践的实用性”之夸耀,而实践派关于主体的、有限的实践能动的观点,为这种夸耀提供了最为充足的激情[84]。在这种夸耀中,不是社会主义规定自身实践的特殊性,而是任意一种实践的特殊性规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是客观的,而是纯粹主观的[85]。正如伯恩施坦的“运动即是一切”的蛊惑口号一样,实践哲学为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掩盖客观矛盾斗争,贯彻机会主义路线提供了“有力支援”。这样一来,实践哲学就用它那神启般、形而上的“实践”咒语,为一切篡改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打开了方便之门。

丰子义是个老实人,在此我们不禁需要再次引用他的文章以佐证我们的判断。丰说得对:

“作为思想方法的实践唯物主义……主要是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体现在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尽管这些思想方法没有冠以‘实践唯物主义’的名称,但就其精神实质或基本特征来说,就是实践唯物主义。”[86]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几乎用不着花费力气,就可以立即举出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以下“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例证:黑白猫论、先富帮后富论、市场经济无姓论、极端粗鄙的经验主义论(过河论)等等——它们正是构成邓式路线命根子的那些东西。而这类政策其主要特点,也确实就是丰子义们所言的:

“破除了从‘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如破除原有的思想禁锢,坚持解放思想;破除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坚持自主探索;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破除从概念出发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如此等等。就方法论来看,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87]

想想吧,这一系列极端蔑视理论原则客体性实存的修正主义赝货的出台和论证,若是缺了极度吹捧主体性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效劳,又何以可能呢[88]?丰子义们当然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所以他不忘一边嘚瑟地拍着胸脯,一边提醒人们这正是实践哲学家的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方法的确立也并非与学术研究无关,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术研究的成果。”[89]

事情并不止步于此。任何政治交易若想要长久,就不能不遵循“礼尚往来”的惯例。党需要实践哲学来为它洗净污名,相应地,实践哲学则需要党的保驾护航。让我们以当代中国那个最具现实的讽刺意味的人本主义哲学口号——“以人为本”为例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以人为本’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以人为本’第一次被写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自此以后,‘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概念被确定下来。……‘以人为本’极大的政治意义是以深刻的理论意义为前提的,或者说‘以人为本’的政治意义是由其深刻的理论意义所释放出来的。显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是无法与‘以人为本’相容的,对‘物质本体论’不论作怎样解释都是得不出‘以人为本’来的。只有那种不仅把‘物’作为‘本’,而且把‘人’的因素也渗透进去的‘本体论’,即不仅强调‘物’的存在,而且也注重‘人’的存在的‘存在论’,才能与当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联系起来。我们看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同时,中国学术界正在展开一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讨,其实质是要摒弃传统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物质为本,即坚持以物质第一性为根本的‘存在本体论’,摒弃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客观规律轻主体意识的做法。这一探讨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时就已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90]

不错,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正是现代中国修正主义的“精神之母”。但是,光有了“精神之母”仍然是不够的,实践哲学若想开花结果则还需要“政治之父”。党便是这样的“政治之父”:

“从表面上看,这一研讨是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才开启的,其实不然,它并非是单纯的学术事件,而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时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新的战略所产生的理论需求所决定的。”[91]

但是,在实践派们共同的上帝、“全能的慈父”——党从天而降救赎自己之前,实践派不得不经历一个与它的反对派痛苦的搏斗的时期。一方面,学阀为确立和维持自己的哲学特权地位急切地呼唤着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之前,这一研讨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一直不能产生公认的理论成果……这说明一个新的理论成果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大影响力的发展,但仅仅依靠理论界本身的‘学术研讨’是不能够实现的,而必须由强大的实际的社会运动来推动,必须以实践成果作为依托。”[92]

另一方面,党也知道,它只有通过学阀的垄断才能实现自己垄断的政治。双方携手合作,实践哲学的独断权威借助于党的力量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如果党没有在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并在以后持之以恒地坚守这一理念,那么在理论上就不可能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也不可能把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展开的关于实践喉物主义的研讨正式凝练成一个理论成果,当今中国学术界在本体论问题上也不可能获得相对一致的看法。由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在当今中国所实现的重大发展.离不开理论界深入而持久的研讨,但它主要是得益于‘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提出并被付诸实践。正是中国道路‘以人为本’的理念及其实践,才真正把人的能动的实践纳入‘本体论’,确立了实践在其中的首要地位。”[93]

世界观之拆解,规律性之拒绝,实践范畴的非历史化、唯心主义化,为的是在现实实践中打开摈弃运动的革命原则的机会主义空间。人们只需认真观察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哲学界所走过的历程,并对其进行一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会发现藏在平日不起眼的“学术”外表下的那些权术的秘密,就会看到:三十多年来,受雇于官府的这些专家文人,是怎样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最卑劣和无耻的修正与篡改,编织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天大的谎言,以及这种实践哲学又是如何为它侍奉的主人——中国统治集团、为现存制度的“张灯结彩”而贴身地服务着的。实践哲学家们战战兢兢地跟在当朝皇帝的声后,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每一个新诏书都粉饰为是“实际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把中国资产阶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每一步胜利都美化为是“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哲学的最新实践”。正是在这套轻便而又不失华丽的伪装背后,使统治者得以掩盖吃人时的丑相,同时也使得依靠这个奇形怪状的经院哲学异端——实践唯物主义而发家的教授们受到重用、一路高升。近40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再好不过地表明了:在现代中国,实践哲学的“实践”的唯一的现实的形态,只是资本剥夺工人的时候的那种实践;而实践哲学所高喊的“主体性”和“自由”,也不过是专属于资本的那种“主体性”和“自由”。

实践哲学在当代中国受到官方扶持和庇护的深层次原因,它的全部“力量”的秘密,就在于:

实践唯物主义是哲学化了的邓式庸俗实用主义;而现行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则是政治化了的实践哲学。


注释(四):

[59] “无限的普遍理性的信念和绝对主义的理性设计的世界观,已经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对这种理性自负的反驳和矫正。”(孙利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60] “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土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由于他们没有把握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从他们的现实条件出发,在已有的基础上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反而按照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变成抽象原则和固定模式试图强加于现实生活,这样当然不能不碰壁。苏联没有解决,我们解决了,就因为我们即时转变了世界观和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意义。”(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61] 参见李文成等《真理之光与时代焦点: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迫切问题》,1.2节:实践唯物主义与“新实践唯心主义”。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63] 习近平的新时代越是臭不可闻,就越需要御用文人出来救急。“伟大领袖”向实践派哲学家们发出的号召,安能不应?此类遮羞之作如:王东《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与中华复兴论》,经典与当代网;张奎良《<共产党宣言>昭示的初心》,光明日报;吴晓明《新时代的中国,我们的哲学任务是什么》,社会科学报;何中华《文化同构基础上的相融共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大众日报;张一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道路》,社会科学报;何中华、郝书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东岳论丛》2017年第3期,等等。北京市委宣传部的网站“宣讲家”2016年所刊发的一篇跪舔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突破创新》,则索性将“习近平新时代”与所谓“马克思哲学创新”捆绑起来了,恬不知耻地喊叫什么:“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变革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都要快,理论和实践的突破是必然的迫切的。……马克思对唯物论、辩证法的批判并没有为人们所理解,相反,人们把唯物论、辩证法奉若神明,当成谁都不懂(似乎马克思也是经过痛苦的摸索才懂得的)的伟大真理,其唯物论依然‘只是坚持了物质的一面’(如只强调世界的物质性、真理的客观性、自由的必然性等),其辩证法也是如何‘辩证’看待问题的神秘主义,离开了‘改变世界’的哲学难免常常成为‘解释世界’的理论武器。人们的成功不是坚持而是突破了它的结果,而失误则证明了它的缺陷。”
[64] 例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叫俞吾金的玩意,就是此类糊涂虫的代表。此人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屁股后面这样为市场经济辩护道:“迄今为止,市场是一种最活的分配、协调资源的手段。而计划经济是根据等级来分配各类资源的。可以说最优的配置应该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而不是等级制度对资源的配置。”( 《中国改革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访谈录 》第6页)。事实上,今日马哲学界的这些专家其经济学知识是贫乏得惊人的,在哲学之外的一切领域,他们是纯粹的外行和低能儿。由此,他们的那套自称揭示了“世界存在逻辑和依据”的体系有几斤几两,就可想而知了。
[65] “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而今天的中国工人们知道,实践哲学家在其全部活动的范围内,不过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神圣制度的辩护人。
[66] 说来好笑,虽然平日里实践派高喊实践和能动,可是谈到这些范畴的历史意义,实际上对此他们比谁都更加无知。所以在实践派哲学家们看来,作为实践哲学的“实践”的,竟然不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实践中的那种历史主体性的呈现,而是一条开拓市场经济之路的“实践”!平日里实践派虽然努力装出一副痛恨客体、外在制约、规律和客观性等一系列唯物主义的实在范畴的模样,可是,每当需要为现制度涂粉抹脂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在实践派哲学家们的“雄文”里出场的机会绝不是少数,又常常与批判毛时代相联系),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这些范畴。作为改革开放“补课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热烈拥戴者(当然同时也是它的受益者)的中国实践派,实际上比谁都更加无可救药地陷于一种对于生产力和技术史观的抽象崇拜。
[67] 实践派哲学的著名派别——实践本体论派,是这种历史的主观决定论的最热心的辩护者。王于等人在1988年的《“实践本体论”及其革命意义》中写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存在只是“实践”中的存在,本体只是实践的本体。……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种实践中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只是实践活动的存在,人类是通过这种实践存在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
[68] 高清海《哲学的创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69] 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原理的攻击,参见《空想主义和折中主义》《社会主义中的额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篇目。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仿照资产阶级教授的论调将历史唯物主义污蔑为“独断主义的解释”,宣称:“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伯恩施坦还用折中主义的“清醒的理智”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鼓吹要理解“社会生活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形态,必须求助于综合或折衷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实践应用是什么呢?伯恩施坦在下文接着为我们解答:那就是用能够充分发挥道德、观念和意志等等的决定作用的、“实际的”“实践的”改良道路,替换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社会革命。
[70] 既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决心抛弃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而转而求助于包括意志、主体认知、文化道德等等因素在内的所谓“历史总体过程”,那么它就不得不与马克思主义分手了。同时也就决定了它势必背弃社会的阶级运动的要求,迷恋于单个主体例如知识分子的“微观解放”。如果说被认作是西马的早期源流的青年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还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那么到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无产阶级则完全被当做过时物而靠边站了。说西马背离工人阶级解放是完全恰当的,因为它作为有产文人(左翼?资产阶级左翼!)象牙塔内的智力游戏,从来就没有与工人运动结合过。
[71] “欧洲共产主义”是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各国共产党中间产生的一股号称要“根据各国实际”来“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政治思想潮流。“欧洲共产主义”宣称经典革命理论已经过时,他们要通过“独特民主道路”即议会对现存制度进行“民主改造”,“逐步包围”“逐步瓦解”资产阶级的统治。与西马和伯恩施坦主义类似,“欧共”也蔑视客观性原则,迷恋人道主义空话,标榜“多边妥协”、“灵活应变的能动性”、“去中心化”,在组织结构、斗争策略和指导思想等各个方面奉行议会的“功利”原则和“多元化”。人道的空话抵抗不了客观现实。“欧共”70年代后不断导向“民主社会主义化”,在选举中连年受挫,自身不断被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分化瓦解,政治上无所作为。苏东剧变后索性改旗易帜,更名“社会党”或“左翼民主党”,彻底沦为修补资产阶级制度的小跟班。
[72] 实践哲学正是南斯拉夫的官方哲学。1957年南共在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直接参与起草的纲领中宣称:“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个人幸福”,公开用人道主义旗号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南国异常迷恋“人是目的”“人之价值”,这就使他们排斥于客观阶级斗争和历史进程所向社会主义者所提出并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沉溺在目光短浅的、多元论的、改良的和个人至上的工团主义“实践”里(南国统治集团美其名曰“自治社会主义”)。不论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再怎么高谈本国的社会主义尊重人和解放人的“优越性”,可他们国家的崩溃却再好不过地解释了“哲学谎言”包装起来的现实制度的弱不禁风。
[73]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苏共,在历次政治公报或会议讲话上,都要向人们卖弄它那人道主义的臭旗。从苏共官僚和它的哲学帮闲们嘴里流淌出来的这些关于“新时期改革”梦话,就像蜂蜜那样甜:说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苏共自己的目标是“人的生命、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是最大的价值,社会利益的发展高于一切”,苏共的出发点是:“为各国人民创造应有的、真正人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保障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条件,关心地对待它的财富,首先是关心主要财富——人本身的能力。”(《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人是改革的主角”“人是改革的决定力量”,宣称“党积极地支持反映人们多种多样利益、需要和能力的社会组织的独立自主”(《共产党人》1987年第7期),要激发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云云。这样,苏共就把一个抽象的“人”,而不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当做了确定改革的出发点。自我标榜之下,事实又如何呢?在苏共每一个抽象的“人”之口号背后,都堆积着为这个所谓“人道主义的改革”所殉葬的苏联工人的累累白骨;在苏共关于“解放人尊重人”的每一声喊叫之中,都穿透着党国官僚特权阶级与新生的寡头资产阶级的双头怪物屠戮劳动人民时候的血刃。“人”不过充当了当权者自我辩护的遮羞布,充当了抹灭阶级斗争的麻醉剂。
[74] 实践唯物主义的这种唯主体论的倾向,在“实践本体论”中得到了最集中也是最毫无遮掩的表达。据他们声称,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以实践为本体的唯物主义,作为所谓哲学史上的“变革”,实唯使得哲学的坐标系统不再是“客体”而是“主体”,使哲学的建构原则从“物质”方面转到了“主体”和“实践”的方面。(参见王于:《我们时代的哲学旗帜:实践唯物主义》,《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此类吹捧主体性的表述,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官学刊物上大量找到。中国实践派,不论是否在字面意义上赞同“实践本体论”,从其学说实质和观点的精神主旨上,皆是“实践本体论”的变种。
[75] 不肖子孙炮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倒行逆施,非常需要学阀精英为之开道和撑腰:“近几年在我国哲学界之所以会形成一股‘实践唯物主义热’,……与我国改革开放有关……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只有增强了人民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才能克服其僵化保守,消极无为的旧思想、旧观念,从而才能使其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改革的洪流之中,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增强我国人民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主体性,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又是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对此也应该从哲学上给予说明和指导。”(《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概述》,第5页)
[76] 实践派自相矛盾,他们一面蔑视理论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功能,另一面又热衷于从资产阶级特有的繁琐学术那里寻找对于自己的这种蔑视行为的“理论上”的包装和证明。与此互为补充的另一个矛盾是:一面高谈拒绝一种包罗万象的“解释世界”的纯知性的体系诱惑,一面任意地把歪曲了的实践主义随意扩展到任一领域,用以“解释一切”。
[77] 因此,改开以来在国朝马哲学界“实践转向”的潮流之下,就出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坐标从“科学世界观/革命论”向所谓“生活世界观/生存论”的根本置换,实践派还将这种倒退美化为是“哲学现代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的类似的否认,在苏联哲学界也曾上演过)。既然在实践派那里——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视作一种科学,而仅仅是哲学或文化批判理论;既然马哲不再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变成了一种个性的、价值论的、依赖于哲学家个人的存在——那么实际上也就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革命代数学”的指导意义,取消了其在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历史各方面斗争过程中所应占据的那种地位。
[78] 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如下这段话讽刺这群实践派哲学家是适宜的,他们所干的全部勾当,就在于:“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一切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卷,第77页)
[79] “正如医学上的妙手回春的神医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对自然界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样,社会领域中的庸医和万应灵药也是以对社会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卷,第632页)
[80] “众所周知,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最具特色也最具冲击力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观定和判断标准之中……”(李德顺《伟大的实践智慧——邓小平理论的几点哲学启示》)
[81] 马克思形象的多元化,是秉持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论的实践派将其哲学应用至“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必然结果。同时“去政治化”和资产阶级个人化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也助长了这一倾向。据说,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被读者理解的、客观的、真理性的马克思学说,有的只是由主体赋予意义的“解释”和“视阈融合”。进而,实践哲学的激进派宣称:“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阐释而已。”(《阅读、书写与历史意识》,第19页)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制造矛盾和分裂,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利器,从“马恩对立论”(在中国,它的名字叫马恩差异论)和“文本解释学”的繁荣程度,我们可以测量出马克思形象的分裂程度。关于资产阶级解释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侵蚀,王金福聪明地看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化的工作,是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是西方思潮影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表现。……在西方历史观传统中,解释学发展为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理论逻辑上的困难。西方传统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从唯心主义历史观来看,人的本质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的历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人的历史活动的结果和语言作品一样,是人的一种精神作品,因此,可以把历史活动看作是一种文本,历史的内容就是文本的意义,因而,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不仅不会有理论逻辑上的困难,反而会被看做一种进步……对于哲学来说,哲学的解释学化有利于‘拒斥形而上学’、‘拒斥本体论’(实际上是拒斥‘物质本体论’),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便在历史观上坚守唯心主义的阵地。”(王金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化》,《理论学刊》2007年第10期)
[82] 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中国实唯所用以嫁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原料。太监张立波在他的《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第三章“实践的登场”中,就盛赞以主体性为基础的、拒斥客观性和本质的“反本质主义”对于解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之中的姓社姓资问题的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海德格尔等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解读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就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正是益于这种实践哲学,“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我们才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张接着下结论说:“邓小平‘猫论’和‘摸论’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反本质主义,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而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创造、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过程。”(张立波《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177页)
[83] 特色主义者正是这样玩弄实践主义哲学的诡计,来替机会主义辩护的:“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客体的直观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实体思维。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合理地理解和解决真理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鲜明地提出,……要求摒弃传统的客体的或直观的思维方式,确立新的实践的价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概述如下:它首先要求在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去把握、反映对象;但在这种反映与把握中,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地位不是并列的,而是要着重‘从主体方面看’……它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历史的、动态发展的,……其本质体现在、也只能体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地区与时俱进的自身建设过程中,体现在各个国家、地区具体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更一般地说,一个生长、发展着的事物之‘是什么’,与其在实践中‘如何是’或‘如何建’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的,它本身就体现在‘如何是’或‘如何建’的过程中。……过去由于不是从主体性的价值思维方式,而是从客体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人们常常否定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否定社会主义的个性和特色。因此,只有坚持实践的价值思维方式,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地区才会珍惜自己的主体性,才能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自觉地‘走自己的路’,追寻、实践、完善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孙伟平《价值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202页)
[84] 关于实践哲学对于特色主义的意义,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1988年来华交流时的一段自白可以为此作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现实具有决定意义,但它不主张历史决定论。……供人类选择的一些机会也总是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使某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总之,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参与自然的活动不是要加速某种必然的实现,而是要使几种可能中的一种变为现实。以今日的中国为例,你们面前不只有苏联一种模式,你们也不必只是努力加快实现这一模式的进程。相反,你们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中进行选择,你们可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马尔科维奇还指示中国的实践派要为此努力:“中国,特别是最近几年,大概有自己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谁,你们肯定比我清楚。”(《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1989年第2辑)一语成谶,今天实践派们果然就遵从训导,纷纷充当起了通过“选择性创造”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的御用吹鼓手。
[85] “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韩丁《简论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私有化改革》,译者注)
[86] 丰子义《中国道路的哲学自觉——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87]同上
[88] 正如一本官马小册子所抱怨的那样:“传统的教科书哲学,不论是原理或原著,都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到物质决定论的基础上。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环境决定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决定逻辑,……没有给主体的选择和创造留下充分的余地……试想,过分地强调决定论,人在物质及规律的制约下,还会有什么作为?”所以,步入21世纪的马哲学家们打算“确立新的立足点,由物质决定论转向实践创造论”。(参见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编:《不竭的时代精神:步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98页)
[89] 丰子义《中国道路的哲学自觉——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90] 陈学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页
[91] 同上,第322页
[92] 同上,第322页
[93] 同上,第322页


#7


至此,这幅病态时代病态的哲学的奇异画面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些最高谈马克思的人,是最彻底地背离马克思的人;把“实践”喊得震天响的人,自己却在实践之外。中国实践唯物主义专家们激进的“实践”外表下,是无主体的实践和非历史的实践,因而,实质也就是对实践的放逐和废弃。哲学家们之所以落入这条悖论式的实践歧途,并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们对实践的唯心主义和片面的错误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实践范畴的错解,决定了他们所奉行的只能是改良的、渐进调和的、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式的“改革实践”。显然在实践哲学家们看来,对改造现存世界、对实现共产主义来说,最重要的实践并不是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的中国为争取解放而同自己的敌人所进行着的阶级斗争,而只是学者个人的“理论修行”,或者是由一个自称奉行社会主义的政府从上至推行的官方改良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见到了发生在今天中国的如下看似自我矛盾的两个方面——一面学术界热衷于重新发现马克思,但另一面,马克思的声音和身影却完全从现实社会舞台上消失了。

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活动,也仅仅是要求在纯粹理性王国确立起实践的“神圣地位”,而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多年来为争取自己的解放所进行的针对现存制度的抗争,总是游离在这群哲学家的视线之外。而他们的所谓实践哲学,也根本无助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实践派哲学在实践上的软弱无力,只好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无原则和无下限的泛化、歪曲作为弥补。例如,在一些哲学家那里,甚至连吃饭、睡觉、行走这类活动也成为了所谓的“实践”![94]

这群实践哲学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所谓“实践”翻转,也只是停留在书本思维中的翻转,一种想象中的和自我感动的翻转。他们一面标榜着考察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喊着要面向现实、回到“生活世界”,一面却轻蔑地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境遇和状况置若罔闻——他们当然可以借口自己的专业领域、时间精力等等理由为自己开脱,或者索性像某些人那样,直接宣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关注,仅仅是出于个人兴趣和学术追求的“高尚原因”:“我只负责说,你们负责做。”“行动?那是你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事!”——这样一来,事实上也就等于承认了他自己只是一个披着印有马克思旗号的外衣的冒牌货罢了[95]。试想:某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背对中国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站立,厚颜无耻地高喊什么“说和做是两回事”——这批“有教养的人”堕落到何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甚至无需以实践哲学家们所唾弃咒骂的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例,就连欧洲那些奉行“合法斗争”、但却与工人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比中国这些背对阶级现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专家教授们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

这也证明了,脱离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现实阶级斗争,企图从书本出发从学术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即便在表面上取得了某些成就,这种把握也多半是歪曲和残缺的。

可悲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始终是一个个头脑愚钝、行动迟缓和反思批判领域内的低能儿,是被中国现统治者的权势所吓破了胆、并甘愿低头的精神阉人[96]。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一直这样自欺欺人、可以一直悠然地蒙上眼睛、超然于现实社会,封闭在自己的“学术王国”里。但是,留给这批御用文人可以享用的悠静岁月不会多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离告别经济增长的末途已经不会远了,长期以来为发展主义神话掩盖下的各类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恶果已经探出了头。就连搞马理论的“学术界”也有部分人开始摇摇晃晃地从睡梦中醒来,追着时髦热衷起“现代性批判”“资本逻辑批判”这类“新话题”来了。尽管这与此前就无数次出现过、并无数次退场的那些话题一样,这顶多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注定不能持久的“换个主题扯淡”的日常尝新而已——但是,作为一种征兆,作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状况的社会存在不可抗拒地印入社会意识的结果,它毕竟反映了一些东西。它表明: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的“繁荣”和“上升”背后潜藏着的弊病和巨大社会危机,已经发展到了迫使教授们(当然,站在教授们背后的是北京政府)不得不正面去承认并应付的地步了。自然,在这些问题和危机面前,政府和学究们是毫无解数的,他们所奉若神明的实践哲学教义和狭隘的利益关系还不断地催促他们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整个现代中国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发财梦、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存在的吗?农村的衰败、愈演愈烈的圈地浪潮、时常发生的商业紊乱、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和工厂加入无产阶级的劳动大军、连年增长的罢工数量和不断升级的群体事件,以“自由市场”为名的垄断资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剥夺着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在这一切以感性事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难道还会为现制度“永恒不灭”的神话提供余地吗?

19世纪的基斯克拉面对日益波及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所说的一句名言:“社会问题到博登巴赫那里就停止了”,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关于政治无知的最滑稽的笑话。一直以来,中国当局的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法宝,也正在于否认问题;自诩“人民利益的化身”的中共所赐予它的臣民的精神食粮,也都是关于中庸、“和谐”、充满小市民短视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97]

然而,事情总不是以资产阶级的意愿为转移的。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一方面为一天天鼓起来的钱袋——其对面是一天天消瘦下去的工人、为他们“强盛的国家”的国际霸权、为金融赌博的暂时胜利而喜笑颜开,另一方面却不要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这可能吗?聚集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旗帜下的老板们、官僚们、御用文人们、各式跟班和狗腿子们——你们大概还以为自己永远能像过去那样骑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头上,对他们发号施令,继续竭力抵抗现代社会必然的阶级斗争吧——可是,你们果真能如愿吗?

政客们、布尔乔亚教授们!你们尽管在亚洲普鲁士的千年王国里尽情地继续你们的表演、交易和狂欢吧;尽情地等着一场正在酝酿着并且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无情地把这些你们圈子里业已腐朽了的“精英马克思主义”“学术马克思主义”一扫而光的那一天吧!

那时候,魁梧有力的工人的臂膀就将无情地揭下你们脸上戴着的虚伪面具,一路摧枯拉朽地铲除“有教养的人”苦心编织的形色实践唯物主义、马恩对立论冒牌货;历史本身也就将直接地对你们这群专家文人进行审判

那时候,真正世界化的哲学、哲学的世界化,就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自己的统一;那时候,被群众占有的实践与实践的群众——就将一起携手来,向这个沉睡已久的国度、向所有人大声宣布:

只有运动,才是理论的真正继承者[98]。


注释(五):

[94] 实践派哲学家历来喜欢曲解实践概念,把它从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在社会历史领域,最重要的也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篡改为所谓“生活总体”“人类生活”一类的空话,以便滥竽充数,标榜自己那套实践论哲学的“实践性”。例如,王南湜声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实践其实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或人类生活的同义语。”李文阁声称:“对马克思而言,实践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代用语’,他凸显实践是为了回归现实生活总体”;崔唯航则宣布:“实践界定为人的现实生活不是任何人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沿着马克思的思想道路继续前行的必然结论。”好大的口气!教授们脑袋一拍,书袋子一掉,蹲在书房里,就能自称这是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实践”了!
[95] 一个人的学识,同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之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普列汉诺夫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哪个古埃及学教授根据他熟记所有法老的名字和知道埃及人向公牛阿匹斯提出的一切要求”就以为自己有加入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资格,那就太可笑了。同样地,要是我们可敬的国朝“马哲学家”们根据自己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文献,便断言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未免也把这个称号看得太廉价了。
[96] 产生于中国社会这种自满自足的、狭隘的、市侩气息的关系之中的中国实践派,不仅注定了在理论上永远只能是一群毫无创造力的、以咀嚼他人残渣营生的庸人,就连人格上也比自己的外国同行差的很远。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诸论点虽然不敢恭维,但在政治上,他们却是主张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进行无情批判的代表。他们直接地站在本国的土地上痛斥本国的官僚专断、“社会主义”名下的那些阴暗面,呼吁“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公共参与——为此,他们以革除教职的结局为自己赢得了“贝尔格莱德八君子”的称号。中国实践派又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从来没有从实践派理论中引出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革命的结论,而是拿它去为现状辩护!俞吾金自我标榜的“复旦六君子”,就仅仅满足于向某个哲学研讨会上提交了一份认识论改革的理论方案,在哲学投机碰壁后还慌张地作自我检讨。看看吧,这便是“中国君子”的作为。实践哲学理论可能包含的有限的批判性,在市侩的中国实践派这里也完全丧失殆尽了。
[9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98] “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6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

标题令人想起《对批判性批判的批判》


#9

希望内容更是如此。感谢评论


#10

这是你一直以来写的最终完成版吗?


#11

不是,是单独的一篇文章,虽然用了很多直接的结论。原来那篇怕要明年才能续写了。


#12

好的,继续加油!~


#13

回复葛兰东的指责:

“这根本没有谈哲学,只是把他们骂了一顿啊”“列宁1918是支持物质本体论的吧,问题是这根本不能叫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超验存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这种超验存在……俞宣孟也没说苏教版马哲有本体论,列宁在1918根本没有看过这些人的书”“王楠湜、孙正聿、与武警、张一兵这些人观点都不一样啊”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对他的回应就是:

第一,批判当然应该紧紧盯着自己的对象,以免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才需要跟着专家们谈论本体论。此外,既然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哲学,那么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和世界观,本体论,或显或隐,总是不可缺少的。葛兰东在这里犯下了第一个自相矛盾:一方面蔑视本体论,另一方面却想要把西马的实践——主体本体论化。

第二,葛兰东对实践派哲学家的拙劣辩护,建立在对于该学派内部单个个人彼此之间偶然性和个别差异的无限模糊和夸大之上。在葛兰东那里,实践派作为一个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对立之时的内部的同一性,是不存在的。葛兰东看到字母a和b的差异,就断定a和b决不同属字母之列。葛兰东还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们:只有看了xx的书,才知道xx,才能批判xx;看来他是在说,他要批判英文字母,就需要先用26个字母排列并穷尽完一个天文数字的单词组合的每一个形式。只有这样,才算完成了葛兰东式的批判,无批判的批判。

第三,葛兰东一面装模作样高呼阶级斗争,却抱怨我的书太少“哲学”;当我和他们谈本体论,葛兰东又赶忙捂住自己的耳朵,摇摇头,告诉我们这是“超验的虚无”——矛盾的葛兰东,在西马各个流派的杂拌中东闯西撞,他把它们像珍宝一般罗列出来,让它们互相充当彼此的消毒剂,就以为他超越了它们,同时超越了哲学,超越了“政治的分析”——实质他只是在二者之下。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