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包原创】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

中国左翼
原创

#1

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

刘逸
由“列宁在1918”同志批阅并修改

序言 一篇注定要得罪“多数人”的文章

在写这一篇文章之前,我其实犹豫了很久,一是我在这篇文章中要论述的,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或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网络斗争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对网络斗争采取什么态度和策略。这是过去的(19——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这一新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斗争经验中是无法找到具体的答案的。二是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先锋队的问题,而这篇文章所要揭露的,正是我们现今中国左派中尤其是在网络上活动的中国左派中(有人称后者为“网左”)普遍存在的带有鲜明小资产阶级性的“左派幼稚病”问题。既然我所要揭露和批判的问题是普遍性的,而且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信息时代的今天,左派中的人员也存在鱼龙混杂的问题,水平与觉悟程度更是参差不齐,那么文中的部分言论和观点注定是要得罪“多数人”的。共联力量作为一个有计划转变为实体革命组织的革命性网络联络组织,建成一年有余,难得发展到今天的小有名气,要得罪网络左派中的“多数”,实在是有点困难。两个问题使我对这篇文章的发表陷入了犹豫。

但真正选择革命的左派,更贴切地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的,是不会害怕真理的,是勇于把真实的想法和意见说出来,同时亦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更好地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既然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既然我亦相信左派的同志们都是或者都愿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我就应该不怕得罪其中的“多数人”,而发表这篇文章,同时也相信他们中最有觉悟的人会直视自身的问题,勇于承认,积极改正,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至于那些冥顽不化,欺世盗名,玩世不恭,自居自傲的假左,则必然被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揭穿他们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真面目。

事实上这一篇文章所围绕的两个问题,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两个问题,在我大约一年前为了处理共联力量内部分歧时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过(即我的《谈谈我们最近的分歧》),其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去论述和分析这些问题及它们的解决办法,但是部分的具体问题由于当时我为了应付高考而匆忙带过了几句,很多应该详细加以分析论述的地方也被忽略,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网络斗争问题,以至于那篇文章现在并不如我意,而且由于这一年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有明显的改变,例如番禺共产党人案件,以及修宪问题,文中的部分观点已经显得过时。再者,《分歧》所解决的是共联力量内部的分歧,虽然这分歧普遍存在于各大左派组织中,可《分歧》始终只是讨论和解决共联力量内部的问题,而没有完成分析整个中国左派存在的问题的任务。

但《分歧》一文已经在当时起到了它该起到的作用:当时面对所谓“美分”、“日杂”、“民逗”等反当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派系时我们共联力量成员中存在三种态度:一,划清界限,批判斗争;二,模糊处理,不予争斗,不予示好;三,主动交结,积极联合。我在《分歧》中着力批判了第三种态度,并揭露它的小资产阶级性,它的机会主义、尾巴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本质,重申共联力量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派系所采取的批判与斗争的态度,再次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派系的反动本质。在该文章于共联内部传播以及共联中坚定的同志们的积极斗争下,我们驱逐了支持第三种态度的叛徒,彻底否定了第三种态度,捍卫了共联力量的革命路线,纠正了组织内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机会主义、左倾幼稚的小资产阶级性和它的危害性,更新了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为其他左派组织提供了参考。可以说,《分歧》这篇文章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对共联力量甚至是中国左派的发展壮大是有巨大帮助的。

但现在左派内部中采取第三种态度的人依旧存在,且不在少数,而共联内部采取第二种态度的人依旧是摇摆不定,甚至成为机会主义分子瓦解共联的潜在威胁之一。从共联力量第一次分歧结束到现在第二次分歧初露端倪,我们不难看出,分歧的本质不在于见解的不同,而在于不同的见解的背后它们各自的阶级立场,只要先锋队里面存在着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因素,它就必然面临变质甚至是瓦解的危险。因此,问题不在于对组织内部错误的见解进行斗争,而在于对组织内部存在着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因素进行斗争,乃至对整个左派的反革命因素进行斗争。所以,本文可以算是对《分歧》的续写,在《分歧》中详细提过的,本文则略略带过,而《分歧》略略提过的,甚至是忽略的,过时的,本文就详加论述。

要进行这样的反修正主义反机会主义斗争,就不可避免要对人数不在少数的存在“幼稚病”的左派同志进行批判斗争的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得罪这“多数人”,如果我们连这些同志都不敢得罪,畏首畏尾,那我们又如何进行宣传斗争,乃至是实际的革命斗争之中?

列宁曾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布尔什维克人的斗争史和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害怕分歧,不要害怕得罪人,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日益发展成为觉悟的富有斗争性的先进阶级,关键是依靠我们无产阶级的自我斗争,依靠无产阶级自觉消灭阶级内部消极的、反动的、投机的、悲观的、盲动的因素,清理出一条真正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解放要求的道路,才能够发展壮大起来。

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的内容是简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但具体的内容比起以往的社会形态是更加复杂的,一是资本主义分工更加复杂化,无产阶级内部必然存在着差别与竞争;二是无产阶级的来源不止有旧社会中的农民、手工业者,还有有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淘汰的旧地主、旧贵族,更有因资本主义竞争以及是大资本兼并而破产的企业主、投机分子、小资产阶级等,这些非劳动者阶层沦为无产阶级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把那种作为寄生虫、剥削者时的旧毛病、旧习惯、旧思想彻底清除,而是依然存在甚至是长时间存在的;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分化,例如利用所谓老员工、得力员工持股,竞争上岗等手段培养无产阶级中忠诚于自己的奴仆,这在现今帝国主义是常用的手段;四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如今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会利用从附庸国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来驯服本国的无产阶级,钝化他们的革命性,以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精神;五则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媒体,掌握了文化的主导权,以资产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愚弄无产阶级,劝无产阶级安于资产阶级所施舍的表面的平等、法制、福利和自由,在中国,甚至以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绑架马克思主义来驯服无产阶级;六则是欠发达的被压迫国家依旧存在许多旧社会的残留(正是少数国家剥削多数国家,剥削者国家积累财富和文明,被剥削者国家积累的是愚昧、动乱和贫困的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为这些残留续命),这些历史残渣至今依然束缚着本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死人抓住活人。

根本内容简化,具体内容复杂,如此强烈的矛盾正正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是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激烈得多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不断存在分歧,又必须立即坚决彻底地进行斗争解决分歧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共产党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派别的斗争,列宁时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孟什维克等派别的斗争,斯大林时苏联布尔什维克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右倾分子的斗争,毛泽东时共产党人与极左错误、投降主义分子、小资产阶级性分子以及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运动在自我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最好证明。

有的同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队伍内的自我斗争,认为这是破坏团结,是在损耗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但这些同志并不知道,不正确解决分歧,继续纵容反动的因素发展下去,才是破坏团结,损耗无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原因。看看蒲鲁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如何煞费苦心地分离第一国际吧,看看孟什维克他们是怎么阻碍俄国革命吧,看看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吧,看看邓小平是如何篡权走资本主义道路吧,看看现在的所谓“左圈”分子是如何攻击、污蔑左派的同志们,并且扭曲无产阶级革命吧。

分歧从来都是存在的,看的不是如何尽可能地忽视分歧,看的是如何处理分歧,如何与错误立场和策略进行坚决的勇敢的彻底的斗争。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敢于正视分歧,为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立场与策略纠正起来,必要时驱逐出去,敢于得罪“多数人”,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保持它的纯洁性斗争性, 无产阶级才能真正的不断壮大起来觉醒起来,再次成为一支令所有反动势力都恐惧的力量,直至把一切反动势力送入坟墓中去。

本文献给我师傅“列宁在1918“”同志。

刘逸
2018.3.3于陋室


一 “左右划分法”能正确评价某个派别吗?

近来,一切正在积极在网络上联络其他革命者,并参与相关讨论学习的同志们也许都听说过一个新名词,叫“左圈”,更有甚者,用谐音恶搞这个新词,叫“佐圈”。这个新名词可不是我们所发明的,正正是“左圈”里面的人,发明了“左圈”这个词。

所以,“左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一致?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原则性问题,那就是:用“左”和“右”来划分政治派别是否足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有结果。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左派”,而一切坚决捍卫资本主义社会的派系都必然划归“右派”,因为前者要求消灭现存的一切反动制度,推翻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根本上来说是进步的,革命的;后者则要求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把私有制看作是神圣的、永恒的东西,尽可能阻止甚至是扼杀一切威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力量,根本上来说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若果有人以为“左派”即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者,“右派”即等同于一切反动力量,那么,这种观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也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证明“左”“右”划分法是完全够用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已经极端地尖锐,从形式到内容完全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且两大阶级的观点和立场都是统一、鲜明、彻底、清晰且强烈地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已完全彻底地掌握群众,两大阶级的所有人都积极行动起来进行为各自阶级利益斗争。

理想归理想,现实却是复杂且活动变化着的。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分工,及其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的阶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帝国主义的形成,甚至现在到处都存在的封建残留,左右划分法是明显不够用的。首先,左与右并没有完全揭示每一个派别的阶级立场到底如何,因为划分左与右的标准,不是阶级立场,而是作为阶级立场的派生物存在的对现存制度所采取的观点和态度,以及对社会财富分配的看法(这种看法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而没有完全触碰所有制本身,甚至不谈阶级斗争)。其次,左与右是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每个时代,或者说每个时期的制度之间都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由于这种划分方法的历史性,在不同时代,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任务,根据不同的阶级利益,左右划分的内涵是多变和复杂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贵族和地主是保守的,他们的代表派别可以划为右派,与此相反,资产阶级要求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他们的代表派别自然可以划入左派(见法国大革命,左右划分法在历史上最早的应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况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作为保守力量变成了右派,而封建残余势力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但依然还是划入右派的一方,尽管存在着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旧贵族旧地主势力,但他们本质上是要恢复旧贵族旧地主的统治而反对资本主义,也属于反动的派别。资产阶级内部同样存在保守派和改良派,一般称为“右翼”或“左翼”。

由此可见,“左右划分法”它存在着致命的局限性,那就是无法解释各派别对现存制度的保守或批判的程度差别,更加无法解释这种那种批判到底是改良主义的还是革命的,亦或是倒退的,这种那种革命观是无政府主义的还是采取过渡时期的专政,革命派和反动派之间是否存在辩证关系,这些问题,是单纯用左右划分法所不能解决的。简单的左右划分并没有涉及对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那些根本条件的分析,因而是不完全和不确切的,是无助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实情况的科学把握的。这样的分析只能用阶级分析来达到。

无产阶级内部也一样存在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幼稚性,这些因素一直危害着无产阶级的事业,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等人,他们哪一个不自称在“左”的范畴中,其中托洛茨基派的“不断革命论”甚至被标志为“极左”。然而,即使是被标榜为“极左”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本质上也是充满着小资产阶级革命冲动和盲动激进的,可以说是“随便革命”的,在中国早期革命斗争时,托洛茨基主义从极左路线转化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正正是陈独秀等人出于这种小资产阶级天真而错误地分析时势,采取的盲目的妥协,以祈求借用国民政府的力量继续完成革命,看不清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才让托洛茨基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从“极左”转化成“右倾投降主义”。今天,托派第四国际的主要帮派代表又沦为各式新奇“社会民权运动”的俱乐部,放弃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而这最明显的事实,单用左右划分法是解释不了这种转化,更看不出左与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同样具有危险性。

我和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左派,却有人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而有人则完全倒向反动的一边?我当时的回答是:你觉得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他们的智慧难道不能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正确结论吗?其实他们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但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呢?正正是因为在日益复杂的运动中日益放弃了对于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阶级观点,以策略和“灵活应变”为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了机会主义的情绪,为了当前而牺牲未来,为了所谓“合乎逻辑的现实”牺牲了运动的原则,充当了资产阶级制度潜在的同盟,所以最后他们的立场倾向了资产阶级的一边,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才让他们出卖和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和根本利益,对历史的必然性即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并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最高阶段进行各种否定,把现实中的种种确确实实的联系种种实实在在的变化加以掩盖,完全倒向了反动的一边。

今日中共已经是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且是一个主要代表一小撮特权官僚资产阶级利益(当然,它有时也愿意尝试与新兴起来的体制外资产阶级分享有限的权力,并且,二者有合流的趋势)、用旧日的招牌和富有迷惑性的政治包装来打扮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党。拥护这样的政治力量及其规划的一系列路线(例如改革开放、一党专制、政治自由压制、民族主义),并寄希望于凭借它来创造“社会主义奇迹”的特色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只能是归于不折不扣的右派,归于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之做斗争的对象。特色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治的神圣支柱,是它狂妄的自我想象和丑陋的自我直观。但在这种情况下,特色派对于自由派来说却可以划入“左”的范畴,在自由派严厉的自由资本主义政治分析眼光看来,似乎中共和它的跟班特色派表面残存着的某些“社会主义”或“共产党体制”的因素,仍然是左的化身。特色派在不同政治集团和立场的人们那里的形象的分裂,这个矛盾的事实,再次提醒了我们政治左右划分的复杂性和限度。但无产阶级对于这样替官僚资本主义卖命的“左派”是嗤之以鼻的。而且正是左右划分法的滥用,才让人民对“左派”中的各派别存在误解,以为都是统一阵线的,让当权者有机会绑架马克思主义,制造革命者革命理论和群众的分裂。这样一来,“右派”和小资产阶级便可以趁机愚弄人民,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让人民为他们的政治投机政治阴谋服务。

综上所述,左右划分法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某一派别真正的立场是完全不够的,必须看到这个派别它所持有的阶级立场,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运动方向,从而评价它的策略它的行动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才能获得对这个派别的全面正确的认识,也就知道这个派别为什么会采取了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策略,进行这样的行动,知道各个派别的根本的区别。所以说,屁股决定脑袋。

在今天我们不少同志依然喜欢以“左派”自称,但这只有在与特色派、自由派、复古派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政治力量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才有着有限的合理性。但“左派”这一称呼始终是不完全和暂缺的。在它表面宣告的同一性之下,它的内容和构成却是充满着差异和矛盾的。左派自身的这种含糊,也成为了它饱受诟病的原因。自称“左派”固然没错,但殊不知“左派”之中也会存在“非左派”的人,这些人平时也喜好以“左派”,“真正的左派”自居,更有玩世不恭者自称为“左圈”,亦或是用“佐圈”这一网络暴力化恶俗化的词来标榜自我或者攻击他人,为什么我们必须认为这类人是“非左派”,是“左派”中的有害部分呢?这就是下文要解决的任务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无产阶级斗争史上,马克思列宁等人很多时候并不以“左派”自称,而是用“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立场鲜明的名词自称,相反,更多时候“左派”这一名词是他们对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不成熟的、自发的、幼稚的、小资产阶级性的甚至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系进行批判时所用到的,这和今天我们用“左圈”这一词来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派组织尤其是在网络上活动的左派组织是完全一致的。

二 对“左圈”的定义,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的社会根源

(一) 什么是“左圈”?

网络意义上的“圈子”,指志趣相投的人所联系起来的群体存在,而作为“圈子”的特殊的存在——“左圈”,毋庸置疑是一个比较空乏的概念,似乎是很难准确地给他们下一个定义。从当前流行的普遍使用场景,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在网络上持支持被压迫阶级、团体、民族和国家,主张集体主义,反对现存制度的立场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左派”更进一步的定义,便是对劳动者阶级的同情与支持,当然,不排除同情小资产阶级的可能,因为“左派”中的人同样可以同情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团体)所联系起来的网络群体。一句话,“左派”的网络存在形式就是“左圈”。

但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单单用左右划分法来定义某个群体,是完全不够的,这样会让我们忽视并加剧存在或潜在与“左派”内部的危险性,同时让我们忽视“左派”、“左圈”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更无法正确认识如今网络上所谈到的“左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由此看来,如果想正确分析出什么是“左圈”,就应该抛弃左右划分法,抛弃“左派皆同志”这一天真的幻想,同时必须明白,我们所要分析的“左圈”与字面意思上的“左圈”存在本质区别,是指真真正正活动在网络上并自称或被人称为“左圈”的群体。因此,“左圈”就不止是“左派”一个特殊名词那么简单,而是独立于“左派”的自为存在。

既然我们上面提到“左派”并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划等号,那么“左圈”就更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所挂钩了。

那么,“左圈”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是什么性质的群体?他们又有怎样的特征呢?
“左圈”就是特指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化为投机与儿戏,意图以割裂、修正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各种“特殊”的倾向(这种“特殊”的倾向是指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无较大关联甚至是反革命的具体要求)辩护,忽视现实条件与劳动人民利益进行盲动的密谋革命这一自发的网络群体,其根本立场便是在中国受官僚资本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冲动,根本性质是自发的、小资产阶级幼稚病式的,甚至是流氓式的、反动的,简单来说,以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的小资产阶级网络政治团体,就是“左圈”。(“左圈”中拥护官僚资本统治的人它们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左圈”,因为他们是趋于保守的,是官僚资本在网络上的“代言人”,但他们和“左圈”分子一样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扭曲、阉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参与网络暴力,本质上与“左圈”分子一样依然属于小资产阶级立场,只不过他们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妥协派投降派,因而事实上他们也“左圈”化了,如陈丹阳、侯聚森、罗强等人。)这样,“左圈”便存在一个致命性的根本矛盾,那就是名义和形式上是无产阶级的,在观点、立场和实际行动上却是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倒向资产阶级的。

“左圈”中最典型的一个组织可以说是QQ群“提篮桥”了,这个群集中了一大批“左圈”分子,这些“左圈”分子在这个群中十分的活跃,基本上占有了该群的管理权和发言权。其中的成员可谓是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刘继水、学徒、萨芙、小学生、小林喜多三等人,这些人对现代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所提出的策略和路线以及他们在网络上的行为作风完全是充满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机会主义的。

他们认为当今中国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和“左圈”分子是一致的,但也仅仅能说明“左圈”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有一致认识而已,除此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意义,以后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左圈”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今的中国的看法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他们的脑子里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这是“左圈”固有的第二个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腐朽不堪,革命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左派”革命者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闹事”;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不觉悟的、愚昧的,因此,他们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规划的路线与策略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可以说,抛开“左圈”分子在网络上无理取闹的流氓行为,“左圈”的一切秘密的源泉就在这里。

(二 ) “左圈”的立场和策略及其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

“左圈”分子所规划出来的革命斗争路线是多么激励人心,可惜却是华而不实的,他们都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盲动错误。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对待起义必须是艺术的,对待革命斗争也是如此,必须充分考虑当前的阶级力量对比,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再根据充分和科学的考虑灵活运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手段。“左圈”分子们是否应用了这种斗争逻辑呢?非也。他们只看到当今官僚资本统治下的中国走向腐朽衰亡的必然趋向,却完全无视了这其中的过程的曲折性和漫长性。他们认为条件充足,实际上当前的局势离无产阶级革命至少是发动全国无产阶级自觉斗争所要求的条件还差很大一段距离,这种观点没有看清楚中国当前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修正主义时代演变过来的,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资产阶级跟以往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一样,以强权、法律和道德绑架公共秩序和公共治安,制造革命者与群众的分裂,还创造性地利用从“一共”先辈们窃取过来的名义与荣誉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加以扭曲,制造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利益及立场的分歧,这是当今中国作为新型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最具危险性的地方;包括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内部分裂为国有拥护者和私有化倡导者,他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各自壮大势力,分别代表了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也形成了更多的具体的集团派别;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层则在前者中的两派间选边站或摇摆不定;而无产阶级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无产阶级先锋队变质走上了修正主义反革命道路,有的甚至直接放弃政权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靠拢,无产阶级专政到处遭到破坏和毁灭,资产阶级重新掌权,私有化重新成为主流,资本再次统治一切的时候,原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组织和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再次被冲散,再次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作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指导无产阶级斗争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随之受到了攻击和扭曲,从而远离了无产阶级群众。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中国的无产阶级再次沦为不觉悟的力量,未能真正有效地被组织起来进行自觉的走向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同时走向发展帝国主义道路的中国与以往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开始用从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中剥削回来的超额利润收买和培养无产阶级中的“工人贵族”,让他们替资产阶级卖命,钝化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在中国大资本势力到处进行吞并的形势下,更多破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沦为了无产阶级,也影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在如今统治阶级势力庞大,进行强权统治,而无产阶级又未能觉醒和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的情况下,任何要求迅速冲击统治阶级的行动都是激进的、盲动的和幼稚的。“左圈”人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恨不得明天就能迅速让无产阶级走上街头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左圈”人士有不少人喜欢用所谓“二次元”即动漫中的人物再加个当年象征日本左翼学生的安全帽当头像,更可笑的是某些动漫人物所处的世界中以及该动漫的世界观与主题思想完全是与革命毫无干系甚至是相矛盾的。很明显这些人一来是对革命充满极端的热情,连其所喜爱的动漫人物都得跟着自己闹革命,二来则是对当年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的推崇,这是最主要的。然而在当时日本左翼学生当中,有不少派别都是奉行托洛茨基主义的,他们是敢于反抗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复苏的军国主义,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赞赏的勇气,但是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他们在未能形成有效统一的组织下盲目发动街头斗争以至于整场学生运动陷入了自发的、无组织、无统一领导的混乱,就让我们看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脱离对局势的分析、缺乏领导无产阶级的担当和与农民结盟、盲目革命、随意动乱的危害,而这种危害直接导致了这场运动的失败,甚至破坏了群众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任,使之后日本的左翼运动彻底陷入低潮,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加剧,日本的无产阶级只能依靠如动漫之类的非革命手段发泄对被压迫的不满。我们可爱的“左圈”分子事实上跟当年的日本左翼学生一样,在没有职业革命家联系起来组织起先进的纯洁的先锋队的统一科学的领导下,在没有解决内部分歧,驱逐有害因素,用科学理论掌握群众的情况下随意发起“非法”的斗争,幻想自己很快就能像当年日本左翼学生那样头戴安全帽,脸盖头巾,然后一起手拉手跑上街头烧轮胎、砸警车,就觉得世界第二天就能翻过来,可以说,把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的两大派别连接起来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中的“不断革命论”,这种论调正正迎合了小资产阶级幼稚病的需要,得以保留和延续。现在的所谓“左圈”分子,只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派系的变种而已,尽管存在否定托洛茨基而拥护斯大林的声音,但其根本立场和行动上却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皮,托洛茨基主义的心,这是“左圈”固有的第三个矛盾。

“左圈”分子既然急于第二天就闹事,第二天就能高举革命的旗帜,但他们所不考虑或者随便带过的客观条件制约着他们的想法的实现,这是我刚刚提过的“左圈”第一个固有矛盾,面对这个矛盾,那他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而坚定的“左圈”分子们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包括美分、精日、果粉、民逗在内的一切活动在网络上的反特色政府的派系都是我们的朋友。可怜我们善良的“左圈”人士们天真地以为这些人真的是真心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救世主,只可惜这是最无稽而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并不知道自由派与特色派之间的分歧,实质上决不是政治原则和根本阶级利益的分歧,而只是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矛盾的体现——以中共为代表的由红色官僚阶层转型而来的资产阶级传统体制的部分,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鼓舞和支持(投资和合资、培训和支援)而发展起来的体制外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体现。

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并不具有历史的意义,不具有阶级斗争的决定性的意义。尽管从局部和表面看来,二者的矛盾似乎显露出“不可调和”的某些特征,这种特征最集中地体现于双方对于现政权的态度——中共及其跟班特色派要维持资产阶级的一党专制及其官僚资本主义的部分经济垄断,而自由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势力却要求取消这种一党专制,取而代之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和“彻底的自由市场”。然而,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分歧,就轻率地断言在特色派(现政权)和自由派之间必定要发生“真正的战争”,并不加分析地赋予这种冲突以过高的意义,那就十分幼稚了。

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们本质上只是为资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里面的特殊集团和阶层服务的,甚至是替外国帝国主义卖命的,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立场是根本上对立的,这集中体现在不同的政治纲领争取群众的对立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两条斗争路线是无法调和的。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眼里,他们与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继续官僚资本的统治呢,还是以自由资本替代官僚资本进行统治,甚至是在外国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统治;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眼里,当今中国社会一切反动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绝对统治,无论哪一种资本主义都是对于无产阶级的奴役,关键是如何组织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重新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变成觉悟的自觉的革命力量,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无知、无组织、无原则和无纪律的人才会认为两种路线是可以调和的,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又跟特色分子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同样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这一逻辑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特色分子的逻辑是出于走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的话,那么“左圈”分子的逻辑,就是纯属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尾巴主义了。只有作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流动于两大对立阶级当中的小资产阶级,才会无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不可调和的政治路线,宣称自己找到一条“和谐共处”的共赢路线,他们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盲动,扼杀了当今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日益尖锐的矛盾,以单纯的群众和政府的矛盾(这一矛盾又建立在阶级矛盾之上的)掩盖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置于资产阶级政治阴谋之下,充当他们的尾巴和棋子,根本上是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路线。

他们用空洞的群众和政府的概念偷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概念,就是在犯小资产阶级折中主义的错误,他们只看到群众与政府的对立,却看不到在群众中也存在这么一批人,他们想激起群众对政府的愤怒来实现自己某种政治阴谋,以替代政府自己成为新的政府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搜刮人民的血汗。空谈群众与政府,我们就忘记了列宁的教导,而事实上“左圈”中一些认真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的也知道列宁这个教导,但是在他们眼里,这个关乎革命路线正确与否的教导却是“原教旨主义”的,他们为反特色政府而反,却忘记了反特色政府阵营中必然存在的分歧与对立,存在着随时可能并必然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和团体,还认为这种模糊折中的做法是“标新立异”,“活学活用”,结果却是弄巧成拙。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幼稚病问题,列宁不止一次地提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黑体字为笔者所着重)中国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不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新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要我们认清中国真正的矛盾,认清群众中谁是资产阶级谁是小资产阶级,谁是真正的朋友谁又是真正的敌人。而资产阶级自由派从来都只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棋子,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们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路线,任何把资产阶级看作同盟的都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无能为力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不信任,都是掩埋和扼杀阶级矛盾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是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派。(也许有人提到国共合作来为这种结盟寻找合法性,只能说,这种观点不但从表面看历史,甚至是对历史的无知。认真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人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旧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最开始是反对全民族抗日,而奉行反共政策的。而只有在以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和组织全民族抗日,从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施压下,加上部分旧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利益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导致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抗日,实现了国共合作。因此,国共合作不是中国工农联盟向国民党反动派示好,恰恰相反,是工农联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而汪精卫的投日也表明,最顽固最彻底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是甘于出卖民族利益,而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再者,即使是国共合作后,蒋介石也没有诚心诚意合作,皖南事变足以证明一切。)

(三)“左圈”分子所重复犯的历史错误

“左圈”的这种“标新立异”事实上也只是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斗争运动的重演罢了。他们所提出的观点、路线与策略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并着手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进行反抗德意志帝国的革命时就已经有人提出过,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由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看到“左圈”分子们在重复当年的小资产阶级哪些错误。

马恩二人在该信中开篇就提到:“弟兄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去迫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的地位。”(黑体是笔者所着重)当时德国的封建势力可以说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的共同的敌人,为了推翻这个反动势力的统治,当时尚未觉悟又尚未被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锋队所领导的德国工人阶级们自发地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结果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使德国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牺牲品,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旦革命运动现在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时,就可能由于政府发生财政困难而使统治权终于转到它手里去,而使它自己的利益有所保障。”这就已经充分说明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走的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对立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只能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工人绝对的压迫和统治。(在封建势力顽固的国家尤其是被压迫国家中,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依靠与封建势力妥协并进行联合统治而实现的,例如二月革命之前的俄国(见笔者拙文《走向光明的革命》)。)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所取得的统治(现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扮演着当时取得统治权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角色)迫使德国的工人阶级必须再次发动革命已真正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遭到德国资产阶级专政压迫或对革命结果失望的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中的进步者们(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则扮演着这个角色),便“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完全就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在马恩二人看来,这些“社会主义者”正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扮演着“德国自由资产者于1848年在和人民的关系上所扮演过的叛徒角色”,“而民主的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方面所处的地位,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地位相同”,而他们所组成的党派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更为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黑体是笔者所着重)他们的政党从原有的名称改为“红色共和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正如取得统治地位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一样,这些大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所需要的是保存自己阶级的政治地位,保护自己在资产阶级专政中的利益而已,他们对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是不可能诚实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

对于小资产者向工人阶级靠拢的行为,马恩二人无情地揭穿道:“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党内一切派别的巨大的反对派政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了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这种联合无疑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而只对小资产者有利。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绝态度。”无产阶级真正要做的不是附和这些人,“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黑体是笔者所着重)

而到了列宁时期的俄国无产阶级斗争,小资产阶级派别对无产阶级运动也不见得有什么进步,他们所犯的错误也是现今所谓“左圈”分子所重复犯的历史错误。小资产阶级或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工人贵族阶层机会主义势力主导了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这一点现在“左圈”在口头上是承认的,而在他们的观点、策略和实际行动中却是忽视甚至是否定的。——笔者注);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左圈”在他们所规划的路线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黑体是笔者所注重);他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左圈”用群众和政府的对立这一空洞的概念掩盖了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列宁《怎么办?》)

“左圈”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一样,存在着同一种固有矛盾,也就是“左圈”第四个固有矛盾,即无产阶级先锋队所需要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与小资产阶级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就容易倒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一边,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忽视、轻蔑、扭曲、割裂甚至是完全背叛。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漠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否定,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偷换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轻蔑与背叛在他们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左圈”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轻蔑与背叛则更加明目张胆,近期成为“左圈网红”的薛博光先生正是这样的代表,其鼓吹考茨基机会主义以及对列宁主义的公然背叛,对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公然扭曲已经使他臭名昭著,甚至连“左圈”人士也唾弃他的无知与自大。除薛博光以外,还有因处于对历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而鼓吹托洛茨基、毛泽东、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罗强。不止薛博光和罗强,在一切“左圈”分子所掌握的各大QQ群、贴吧、论坛中,我们可以到处看到托洛茨基分子、第二国际追随者、工联主义分子、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西马派分子甚至是完全倒向“右派”的日杂、美分等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毒瘤,其中也不乏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奇怪的是这些“正统”们居然还可以和这帮毒瘤们和谐相处,互称同志,“左圈”分子们在这方面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最近我们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部分同志发现了一个QQ群,这个QQ群中的管理员都是我们“左圈”中的“老熟人”了,在这个群里,他们已经公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他们在群里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如莱茵学社),糟蹋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恶俗的语言嘲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五位导师,扭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抨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运动,甚至侮辱近期为革命而面临牢狱之灾的八位青年。但我们并不为此感到奇怪,因为这是“左圈”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轻蔑与背叛的必然结果,是第四个固有矛盾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薛博光和罗强作为“左圈”人士还不是最彻底、最纯粹的部分(因为他们只少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那么最近发现的那个“左圈”QQ群,这个最先也是为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莱茵学社而存在的QQ群,他们只不过是“左圈”中最彻底最纯粹的部分而已,同时也是一切“左圈”分子的必然趋向。“左圈”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性,决定了“左圈”必然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由此他们一切特有的策略和路线,正如列宁对第二国际的策略和路线以及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扼杀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指导性作用所批判的,“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列宁《怎么办?》)

列宁当时对伯恩施坦等人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批评道:“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黑体字是笔者所着重)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为此,列宁谈及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理论斗争的意义:“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的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决不能那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黑体字为笔者所着重)……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还提及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所写下的教导:“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列宁《怎么办》)

我们可爱的“左圈”分子们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一样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漠视甚至随意玩弄马克思主义,结交任何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却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而自己本身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彻底的背叛,因此他们就不明白进行理论宣传掌握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否定了联络和组织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并结成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而去推崇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推崇群众的革命冲动,推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无原则的联合。接下来我们看看“左圈”分子所重犯的工联主义者推崇自发性的历史错误。

当时沙皇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开始形成,随着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越趋尖锐,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为争取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他们从最开始的简单粗暴地捣毁机器到1896年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后普遍的罢工,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渐渐趋于成熟,但仍然是自发的斗争,俄国无产阶级仍然是自发的力量,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受科学理论的指导,也没有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前进。工联主义者们醉心于崇拜俄国无产阶级这种自发性,便用“经济主义”即以排斥政治单纯追求经济斗争的方式扼杀了俄国无产阶级真正的政治要求,反对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参与对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领导,而在不得不面对无产阶级政治斗争路线的问题,在当时即无产阶级如何完成消灭沙皇专制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又用把无产阶级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尾巴主义来搪塞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变成俄国资产阶级实现自己政治阴谋的棋子。

列宁对此批评道:“‘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个人不对阶级关系负责,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一样,是从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说的理论的批判形成的,这就需要有主动站在无产阶级这边,并时刻忠诚于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有产阶级知识分子。——笔者注)

“……反对任何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取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

“……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这一精彩的批判是多么符合现在“左圈”分子的斗争策略和路线啊!

为了纠正对自发性崇拜的错误,列宁提出:“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任何放弃或轻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推崇无产阶级自发性,而去谋求和资产阶级派别合作的想法都是危险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越是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就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所蛊惑。(列宁《怎么办?》)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人根据科学而深邃的洞察和他们的睿智,阐明了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以及如何组织起无产阶级使其成为独立自觉的革命力量的策略,这是重复犯鼓吹工人阶级自发跟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尾巴主义错误的“左圈”分子所不能理解的。他们更加不能理解的是,马恩列时代的无产阶级所遭遇的情况比现在更糟糕,因为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熟,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尤其是马恩二人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经验几乎为零,那个时候马恩列三人依然强调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而不是附和无产阶级以外的派别,甚至是充当他们的尾巴。而现今我们已经有比当时更成熟的先进且科学的理论,即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根据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也积累了无数次斗争和专政的经验,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并且越来越处理不了自身所造成的危机,再加上如今信息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使计划经济实行的可能性与科学性上升到可预见的地步,无产阶级更应该可以而且很快从被冲散的状态重新组织成为独立的自觉的彻底的革命力量,“左圈”分子所规划的尾巴主义路线,只能是历史可笑的重演而已。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左派”(因为坚定的、彻底的左派最终必然趋于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就个别和策略性的问题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但绝不该借此鼓吹什么“应该向他们学习”、“应该保持和睦”一类的调子。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有限的支持和合作(例如与某些真诚地关心劳工问题的“维权团体”的联系,有助于增大我们争取工人的几率。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工人斗争问题上,我们的方法和路线与自由派的意愿却依然是真正的竞争关系。),绝不是为了掩盖或推延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必然矛盾和分歧,只是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决战扫清道路,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的极度有限的合作,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坚持原则和立场,并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的坚决斗争这一前提条件下实现的,而不是靠空谈的求同存异、附和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相互学习,这种历史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势力的“左圈”分子所不能理解的。

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左圈”分子他们为什么会重复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智慧不足”吗?如果我们回答是,那么我们就和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也鼓吹智商差别论,从空洞且简单粗暴的“强智”和“弱智”出发解释立场、认识和路线的分歧。问题不在于智商对立场、认识和路线的决定作用,相反,正是立场的不同决定了认识、路线以及对世界对社会的根本看法的差别。“左圈”分子背叛了无产阶级,选择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其认识、路线自然是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左圈”分子重复犯了以往小资产阶级的错误,除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至今,它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内容并没有改变,即社会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农民等中间阶层游动于两者之间并且在阶级消灭前就已经趋于消灭这一根本内容至今并没有改变而已,除此之外,就什么都说明不了了。

要彻底说明“左圈”分子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为什么重复犯已经失败无数次的小资产阶级错误,就应该从“左圈”分子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寻找答案。由此,我们转入了对“左圈”分子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探讨中。

(四)产生“左圈”分子的社会历史条件

我们都知道,“左圈”分子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近两三年来新兴的网络团体。而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在网络上所宣扬的观点、策略及路线处处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色彩,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左圈”看作是偏向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在互联网时代的代表,是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特殊存在。

可见,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普遍特性在“左圈”中也是鲜明地存在着的。而比起以往一切小资产阶级派别,“左圈”分子的“新”就在于比起以往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采取更为推崇的态度。除了完全扭曲甚至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且占“左圈”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以外,还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无产阶级斗争史的研究采取严谨且认真的态度,但在策略、路线以及所团结的对象上又露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尾巴的人,这些人让“左圈”的这一新的特征更加鲜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万能化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从关于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转化为为他们的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运动和无产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特殊利益寻找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的学说,这就显露出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愤怒,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崇拜,又不敢探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涵,只好把为自己争取片面而有限的权益的行为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强行挂钩。再有一点“新”的东西就是他们活跃在互联网上并且善于运用一切无产阶级所不感兴趣的语言和段子,甚至是运用网络流氓手段进行网络暴力。

例如他们中的部分平权主义者会注重用马克思主义为女权主义、同性恋等受社会普遍歧视的群体的平权运动寻找合法性合理性,甚至会用马克思主义为二次元文化在国内的传播寻找合法性合理性。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女性得不到解放,同性恋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二次元文化受到种种制度规定的限制,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与腐朽导致的。这固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女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彻底被推翻,私有制被彻底消灭后,女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但这决不是改变马克思主义功能的理由,只能说明这些平权运动或者某些文化的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例如“左圈”分子最情有独钟的“群众”与“政府”间的矛盾,然而这种有限的,不能说明更多问题的一致,偏偏成为他们随意运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的理由。

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是这样的万灵药丹,按照他们的逻辑,那么烟民更加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为吸烟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优秀的继承者们,如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有抽烟的习惯,而政府却千方百计阻止烟民吸烟。

当然,这只是笔者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更加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它有明确的阶级立场与科学的基本原理,它由始至终并不为任何特殊的群体的特殊利益服务,而只能作为无产阶级斗争与解放的行动指南。

事实上这些平权运动在更多的时候是站在无产阶级斗争运动的对立面的,平权主义者、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与以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只是口头上支持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亲近,但实际上却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路线,因为平权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只是关于社会中非阶级性的特殊群体利益的争取,而作为在生产关系上处于被剥削从而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被统治的无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满足于这些特殊群体的胜利的。对当权者来说,给予这些特殊群体优惠,比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成本低得多,只需要法律和政策上有所让步(这能让当权者自己的钱袋又没有太大损失,甚至能扩大自己的市场),就能让平权主义者们满意。
同时,平权主义者、二次元文化爱好者这个概念,事实上跟群众这个概念一样,在阶级斗争范畴内是个非阶级性的空洞概念,因为平权主义者、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之中也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们所争取的并不专属于无产阶级的,甚至无产阶级也不需要依靠他们的利益进行斗争,因为这些问题都是非阶级性问题,在无产阶级内部也存在争论,他们之中更多人是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走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比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他们更多时候是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甚至是小资产阶级及流氓无产阶级的腐朽与堕落,例如部分极端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物化和对男性的仇视,而不是把平权放在两性平等的方向上;同性恋中的滥交与诈骗;对二次元文化的过度沉迷而导致与现实的脱节,诸如此类。任何把平权主义、二次元文化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强行联系在一起并视为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的,就是在犯错误。

我们更应当指出,这些特殊群体的特殊要求,只能反映出社会中的非关键非本质的问题和矛盾,而这种问题和矛盾,作为历史的非阶级残留会一直存在到阶级彻底消灭之后的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保留这些讨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严格局限在以下三个条件中:

第一,不能将此类平权运动视作社会主义的核心,它最多只能视作某种改良主义的诉求,加以革命化的改造后方才能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辅助出现。

第二,不能以这些实际上是非关键非本质的问题破坏到共产主义者内部的团结。

第三,承认有比同性恋问题更为重要的社会解放任务的存在,并且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视作是性别和婚恋解放的首要前提。

回归主题,“左圈”分子的产生到底有着怎样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以往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在资本主义时代两大阶级的斗争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归根到底还是与无产阶级一样同样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同样诞生了更多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大多以个体户、中小企业、中高薪阶层、小食利者的身份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产生出这种中间阶层作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后备军,这支后备军要么上升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要么资本被资产阶级剥夺,沦为无产阶级,或者为了保持自己的阶级存在,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依附资产阶级,说到底,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大多是嗤之以鼻的,至少是带着片面性的理解的,他们只有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导地位,真正且彻底地支持无产阶级的策略和路线,才能算是革命的。

而资本的集中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掌握并垄断着经济命脉的官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共同统治,使得大资本加速了掠夺与吞并的过程,尤其是在金融投机支持下的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对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土地资本的吞并,小资产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破产而跌到无产阶级中去;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电商行业的兴起,使电商平台背后的资本更快地对社会资本进行吞并,这些网上商铺,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资本无偿交给了诸如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自己成为他们的附庸者;这五年里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府倡导所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现今中国由垄断资本主义主导这样的大环境下,其实质只不过是推动社会资本的集中,推动大资本的吞并和掠夺过程而已;同时,不少企业实行所谓员工持股制,只不过是在培养无产阶级中替自己卖命的“工人贵族”而已。

由此可见,在中国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本掠夺和吞并日益迅速的情况下,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小资产阶级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乃至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腐朽和黑暗,但却始终否认自己必然随着资本主义覆灭而走向消亡的事实,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地位及优越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一同受到来自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它本身是比小资产阶级更为革命和彻底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失望的小资产阶级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看到了与自己同属被压迫的地位,于是便选择与无产阶级结为同盟。所以作为小资产阶级最积极的派别——小资产阶级“左派”,一方面对现代社会的态度显露出比任何阶级或阶层更极端的革命性,比起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更强烈地要求迅速调动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更积极地进行斗争活动,但在具体的策略和路线方面,他们又倒向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边(这点在他们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中得以体现),无视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统治与群众的矛盾,迷信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扼杀而将无产者们当作实现小资产阶级革命幻想和资产阶级政治阴谋的工具。作为小资产阶级“左派”的网络存在——“左圈”便因此有了阶级基础。

既然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左派”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那么他们便不可能无视作为无产阶级行动指南,也是无产阶级最尖锐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或政治手段所能够解决的,而这些(资本主义的)问题的根源,都由马克思主义很好地解答了,它们的解决办法都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很好地做了榜样。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它所取得的影响,使得一些特别的投机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携带着他们特别的投机思想也混入队伍中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成为了“时髦”的东西。在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低潮的时期,他们正在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堆在他们手掌中根据个人喜好而随意变换着形状的面团,用以为各色“特殊”的倾向辩护。他们称这是“必要的发展”“结合实际的结果”,其实无处不显露出他们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贫乏和把握的偏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完整和确定内容的科学体系,是容不得肆意的拆散与按照个人意志的组合的。小资产阶级的积极代表们竭尽全力把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充分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调和起来甚至是进行联姻,并用马克思主义证明这种调和和联姻的合法性合理性。他们到处向无产阶级宣扬自己的利益是如何与无产阶级所一致,以至于同性恋团体、二次元爱好者团体都能与无产阶级划等号,一切的平权运动都能和无产阶级斗争划等号了,却不知他们这些让无产阶级服从于自己运动利益而不是自己的解放斗争服从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这一根本要求完完全全在他们每一篇对现代社会言辞激烈慷慨淋漓的檄文中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

“左圈”凭借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和对无产阶级的亲近,近百倍于马克思主义者要求迅速融入无产阶级中,哪怕是依靠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与官僚资产阶级走向联合的趋向和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更不知道连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和无产阶级所对立的。对于“融工”,他们的回答是不惜一切代价,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则是,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未来社会主义斗争所必须的。但是这种结合的目的既不应该是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特别目的,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尾随普通工人群众其后充当运动的尾巴。融入工人阶级是为了在组织和精神上重塑工人阶级,不断在斗争和运动中将工人阶级组织为一个阶级,不断促进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从而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本阶级处境的深刻理解之上。共产主义者的工作,是要将自发、分散和局部的抗争引导至冲击社会制度根本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组织和分工是不行的。所以,对于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常识的人而言,这种组织和分工只能源于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能自发地从自在工人群体中产生,只能从先进和觉悟了的战斗工人和与他们融为一体的工人阶级事业的活动家、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

“左圈”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左派”现实斗争缺位外加网络虚拟世界变形的产物。他们大多是学生出身,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阅历不够,力量弱小,小资产阶级性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当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但这种社会原因这种阶级出身却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更容易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出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冲动外加他们自身对现实的无力使他们脱离现实斗争,只能从一些漂浮在表层的油水里去搞“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进行谦虚而深入的学习,并贯彻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中去。他们代表着当今中国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当初对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批判,是不局限于列宁那个时代,而适用于一切在工人运动中扎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我们可爱的“左圈”分子们从一时的革命冲动出发,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崇拜,对阶级矛盾的扭曲性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解释,在网络上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网络暴力,这些都是由“左圈”的阶级基础乃至整个社会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要求的铁一般的纪律,高度严谨的社会分析,对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紧密联系以及对合法性非法性手段的灵活运用,和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妥协、软弱、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之间的矛盾,注定了“左圈”是不能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

有人提出,“不!“左圈”中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左圈”的定义,其次,个人不对阶级关系负责,有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依旧可以通过学习以及现实的斗争实践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规律)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是在犯出身论的错误了。我们之前提到,小资产阶级因为反抗官僚资本主义的需要会亲近无产阶级,也有部分无产者受到资本的豢养,加入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中来,与小资产阶级们一同关注起这个阶级的状况与命运。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受到豢养的“工人贵族”又作为表面上的无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担忧的情绪倾注到无产阶级身上。而重新回归到自发力量这一阶段的无产阶级,便及其容易受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所影响,小资产阶级就这样得到了无产阶级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支持。因此,无产阶级中有人选择支持“左圈”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事实上“左圈”分子他们所规划出来的策略和路线,只是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出于保护自己利益、财产、地位和生活条件的需要,而妄图消灭垄断、消灭投机,重新回到自由竞争、自由交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罢了,无论他们口头上怎么说自己是“左派”,他们确实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这一不触碰私有制的革命要求本身就是无聊的幻想,因为资本的发展趋势本身就必然是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而这一结果偏偏正是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结果(列宁《帝国主义论》),任何要求倒退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呼吁都是更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反动,因为这种呼吁本质上就是出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是扼杀革命的。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列宁《帝国主义论》)所以这也决定了为什么“左圈”分子会盲目混淆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区别,说什么统一战线,相互交流学习,甚至有的“左圈”分子完全倒向了帝国主义的一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帝国主义。他们说道,当在反特色问题上,我们(指“左派”)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无非是当年考茨基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个论调的拙劣复制品而已,在这里我们是看不到“左圈”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只是在掩盖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而抱着改良主义的纯真愿望而已。

“左圈人士”只是一些肤浅的政治投机小青年,并且是还在真实的政治斗争之外犹豫和徘徊的小青年。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和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无关紧要的,是无需考虑的,唯一需要考虑的仅仅是他们“共同合伙的伟大事业”——推翻中共政权的实现。为了运动的局部和个别的利益,而牺牲运动的整体,这便是这群投机人士全部活动的实质。可是,他们却连合伙的人都找不到,合伙的材料也无从谈起!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的“自由资产阶级”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忠实地支持和拥戴他们——可是,既然“左派”们对于自己的判断这么有信心,怎么至今不见一个自由派向自己伸出橄榄枝呢?

“左圈”们把中国当局看做是“非资本主义的”或是“保守的资本主义的”,并寄希望于“自由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来替代它,这是一种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的误判。我们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资本集中而导致的垄断倾向和它在国际上的扩张,随着资产阶级在物质和舆论上全面的胜利,它自身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上升时期,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敌对的代表,还是政治专制主义和封建关系的束缚的代表,那么今天,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则完全转变了。国家不再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种力量,而越来越成为了服务于后者、贯彻后者的统治意志的力量,它本身已经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了——并且被20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证明为是一切工具中最有效的一件。稍微观察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就清楚:它完全是在中共的一手推动和策划之下完成的,我们眼前的这个政权本身就与新生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这些资产阶级是较为激进的,还是较为保守的,是较喜欢“自由”的,还是满足于“一党独裁下的中国梦”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两样。在中国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背景下,强权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而是资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今天资本主义世界,自由主义的体系普遍遭到嘲笑(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和谐自由主义贸易的空想早已让位于国家强权支撑下的干预主义的赤裸裸的对抗,自由资产阶级的声音早已被垄断资产阶级碾成粉末),人道和和平的观念已经靠边站,资产阶级本身已经作为一个阶级无可挽回地整体地堕落了。任何再寄希望于由资产阶级或“联合资产阶级”来反对,只能是一种十足的空想。然而,“左圈”们却拒绝否认这种堕落,偏把它说成仅仅代表着“中共官僚集团”的堕落!

我们不难想象,当无产阶级革命真正爆发时,也就是假设无产阶级运动真的有什么神奇的东西使他们能团结并组织起来成为一支自觉的革命力量时,“左圈”分子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最危险的反动力量。这个神奇的东西,只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无产阶级政党形成并发展至成熟的每一步,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突破性胜利,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然而“左圈”分子对这个过程的破坏,他们对我们这些正在为无产阶级政党实践到处进行攻击,散播谣言,正正体现了他们反动的一面。

三 谁因《分歧》一文生气了?

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左圈”分子乘“共联力量”(即“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还没有制定具体的纲领,彻底表明自己的立场的时候混进了“共联力量”的各大QQ群,到处传播充满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思想,有的还披着“老左”的皮,鼓吹“回到文革”,语气中充满了文革时期的气息。先不说“回到文革”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规定自己的任务时是多么的不适用,这种“左圈”风气在群的传播已经开始挑起群内认知上的分歧,上升为派系矛盾,开始使“共联力量”从最初的大团结走向分裂。

《谈谈我们的分歧》(以下简称《分歧》)的发表事实上是制止了这种分裂进一步的扩大化,虽然“共联力量”中部分已经被“左圈”风气所感染的成员在“共联力量”大多数同志的斗争下,以及因以总联络处的名义公开发表《分歧》表明“共联力量”对“左圈”分子的态度而离开了QQ群,但我们起码制止了这种小资产阶级幼稚病风气的传播,争取到了“共联力量”中的大多数,保存了“共联力量”的主体及大批骨干成员。

《分歧》之所以能制止这种分歧的扩大,是因为它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补充“共联力量”不完善的原则,回答了“左圈”分子的诘难,使“共联力量”在对各种原则性问题的立场更加鲜明和突出。可以说,它是一份半纲领性的文件。

我在《分歧》中写了什么内容呢?一是完善了“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临时规定的原则,强调了“共联力量”的根本立场;二是对“共联力量”里存在的“左圈”势力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原则性错误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批判;三是规定了“共联力量”在那个时候的策略、任务和目标。

现在看来,当初我在《分歧》一文中所提出的“共联力量”最根本的立场依然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自觉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用马恩列斯毛的指导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革命者”。虽然之后的实践告诉我们,表明立场和坚定立场根本就是两回事,革命的漂亮话人人都会说,革命的斗争就不一定人人都会做,对革命的认识则更加直观地暴露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与所表明的立场的一致性,但单纯就表明立场这一方面来说,这个表达无疑是够用了,足以表明“共联力量”的根本立场。

但《分歧》中也存在着显然过时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当初所规划出的斗争策略:“以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努力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普及和斗争,团结起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组织无产阶级自觉进行斗争,把国家从向右(虽然已经是右,但是皮还是红色的,依然有部分因素对我们是有利的)的危险中挽救回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策略已经过时了,我们当初对当局的判读放到现今已经是错误的了。之前的官僚资产阶级还没有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抛弃,至少在口头上和“左圈”一样,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官方中的某些学者依旧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抗,那个时候由体制外的资产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豢养的“公知”也在人民自发的揭露和批判中破了产,看上去整个局势似乎有利于无产阶级去进行和平斗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仅仅一年不够,“血汗工厂”的问题依旧存在,房地产商的扩张愈演愈烈,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对国外输出资本和危机的规模越来越大,北京对所谓“低端人口”的清理与驱逐,广州番禺警方对共产主义者的非法逮捕,官方修改教科书内容淡化其中的阶级斗争部分,以及近期人大修改宪法确立了以习近平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绝对统治,一切骇人听闻的事件的产生正昭示着中国阶级斗争局势的急剧转变,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嘴脸彻底暴露,中国在走向帝国主义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和平斗争是不可能的了,现在摆在中国无产阶级最觉悟部分面前的问题,只有如何进行暴力的革命斗争。
“左圈”分子开始生气了,尤其是当《分歧》中我对中国阶级斗争局势的这一个具体的部分的分析宣告过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向我发出各种诘难,认为我是维护当局,是不折不扣的走狗,比如刘继水就认为,既然我口头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那么我从一开始就要极端地反对现在这个政权,然而我并没有,还要求无产阶级维护现在的体制,是畸形的革命认识。在这里我必须指出,我在《分歧》一文中从来没有哪段话表明我是在为体制辩护,是在支持现有体制,尽管我为“共联力量”提出斗争策略是曾要求过“把国家从向右(虽然已经是右,但是皮还是红色的,依然有部分因素对我们是有利的)的危险中挽救回来”,但第一,我已经明确表示“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第二,我已经在这里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倒向“右”了,与其说我在维护现体制,倒不如说我在维护无产阶级在那个时段的利益,因为在无产阶级缺乏先锋队有效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一切盲动,都无疑是在自杀,他们只把眼光放在我关于不触及现存体制的言论上,却无视了我所提出不放弃暴力革命这一决定性前提,更加无视了我所提出的策略的根本目的,是让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能想法设法保存力量,并坚持斗争,努力通过一切手段重新组织起来成为自觉的力量。

在盲动的“左圈”分子眼中,我在《分歧》中提出的策略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逆不道”,因为他们只看到并且夸大了我所提出的策略中的保守部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活动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结合现实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对合法性手段和非法性手段之间的灵活运用作为自己科学的斗争方式来实现对无产阶级的争取、组织和领导,只有把握好合法性手段和非法性手段的运用,职业革命者才能真正联系上并掌握无产阶级群众,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而这种准备往往是革命的必要前提。

历史上每个阶级因各自的阶级地位和状况不同而导致逻辑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斗争运动陷入低潮时组织力量,保存实力,革命机会到来时抓紧时机,越战越勇,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逻辑;不合时宜,盲目运动,面对现实时又倒向反动的一方,这是小资产阶级自发的逻辑;死守旧制,害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形而上学。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明白,起义的条件不是说有就有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及其变化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否认这样的情况的存在,即革命在今天还不具备条件,那我们就不应当盲目行动,而明天革命条件又能够迅速地形成的时候就应该果断地抓紧时机,并英勇无畏地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完全且应当可以说,《分歧》里面所提出的策略的保守性,本质上却是为革命性服务的。

我们可爱的“左圈”分子们就是不愿意等到无产阶级真正被组织起来的时候再行动(而领导无产阶级走向组织与自觉的工作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不愿意等的同时又竭力阻止它成为自觉的力量,而主张去和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联合,宁可叫无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政治阴谋家的鬼话,也不愿无产阶级相信与自己本身没有任何利益差别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是要无产阶级保持自发性与无知!试问比起他们夸大的《分歧》中提出的策略的保守性,他们对这种自发性的崇拜又能高明了多少?进步了多少呢?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一方面显示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则显示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浮夸与反动。

我在《分歧》中针对策略问题只不过是要向所有“左圈”分子表明,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制定当前的斗争策略,那么我们就当明了当前中国的形势。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上升时期,尽管它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果和弊病正在社会各个领域爆发出来,它在上升的同时就已经暴露出自己的腐朽和黑暗,但日益牢固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官方的部分改良措施吸收了这些恶果对于制度根基的相当部分的冲击,使得由它造成的矛盾分散化和变得间接了。统治阶级用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个人发展的因素分化了工人阶级。统治着中国的意识,是一种处于昏睡状态的混合着民族主义的、庸俗和市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不仅赋予市场经济制度以灵光,同时也提供以民众对当局的幻想。这不仅在大部分国民那里是这样,在无产阶级群体中同样是这样。因此,当务之急,并不是立即将革命付诸实践,我国还不具备那样的条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巨大的艰辛努力而一砖一瓦地为通往革命的道路扫除障碍、铺垫地基的革命的准备时期。并且,我们还处于这种准备时期的最开始阶段。不应该好高骛远,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合当前我们队伍中大多数人的行动方案。当务之急,是澄清和重新厘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传播出去。制造舆论,争取人心,这是在任何一个变革的前夜都必须去做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崩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一历史悲剧中再次被冲击成了受压迫、受剥削、不觉悟、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的自发力量,我们的“左圈”第一时间不是思考如何组织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让职业的革命家依据科学规划出的革命路线和方针去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重新组织和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坚定的彻底的革命力量,同时自身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反而从承认这种松散状态的合理性出发,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并让无产阶级去当他们的跟随者,而不是反过来让无产阶级自觉去主导革命的方向,并以此为前提吸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去支持和拥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种幼稚的判断没有看到如下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自由派与现制度的这种分歧,对于整个中国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言仅仅具有完全内部的意义,它们仅仅是资产阶级内部关于具体统治形式和“国家建设方略”的有限分歧,而决不会上升到威胁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秩序的程度。幻想依靠在这种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虚假分歧的投机,而为工人谋求利益,是荒谬的。第二,上述幼稚政论的簇拥们没有看到近二十年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那就是:在内外社会压力的推动下,它已经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全面开放”“执政党转型”“和谐社会”等等自我调适的步骤,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早期的那种封闭性和精英的体制性,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和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而越来越试图将各类新生的精英群体和自由资产阶级因素纳入自己所构建的新时代统治的同盟内了。

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从第一点所述的统治集团内有限的分歧去进行投机是荒谬的,而且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旧精英与新精英的结盟,体制对于体制外资产阶级的收买,中共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更换了自己的统治基因。“三个代表论”出台后,就已经为新生的企业主挤入执政党内敞开了大门。私营企业家在党内比例的上升、资本家在各级人大中席位的不断增加、国家权力机关与工商业资本的日益密切的联系、“非公有制”成分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法律地位的提高——这一切,都精确地记录着二十年来在新生资产阶级群体的积极社会活动和商业游说下他们所取得的对于传统统治集团的胜利。

时至今日,随着原本属于官僚资本的那些垄断行业的放开,过去曾与官僚鲜明相对的自由资产阶级与现存制度和权力体系的联姻和共谋也进一步加速了。

自由资产阶级与曾经被它想象为“敌人”的体制之间,已不再是泾渭分明和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了。随着他们自己工业的和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扩大,必然促使资产阶级谋求权力的后盾,当现统治集团中共主动向他们抛出橄榄枝时,谁又会不因此而心动呢?随着竞争的加剧,浸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和懦弱保守的中国小市民习气的老板们必然感到:一个“强大”的威权政府和统制性的制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尽如意,但在当前背景下,却似乎合理地成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国内和海外区域性的独断的统治地位或竞争优势的“秘密的源泉”。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革命性”的,它的政治思想体系曾经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还在1989年运动后期被群众当做是“自己”的公开的“精神旗帜”。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纵深推进和结构的重组,自由资产阶级本身的分化、瓦解和演变也在上演。当今天自由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曾经独立的力量而越来越被既有体制所吸纳、越来越被统治集团的共同体而承认和扶持、越来越聚集在“中国梦”的旗下的时候,它自身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也就日趋模糊了,它的革命性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现实的辩护。

自由派作为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利益政治派别,它对于资产阶级群体的作用和意义,势必随着自由资产阶级在中国政治总体格局中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今天,作为一股反对政治力量的自由资产阶级不仅已经消失,代表这个阶级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特定思想和政治的派别——自由派,其早期的激进色彩也已褪色。不仅左派作为一个共同体是虚幻的,那种认为自由派内部毫无分化的观点也是虚幻的。不要再空谈某个抽象派别来自欺欺人了。现实是:自由派的主体已经融入了现存制度,充当它的必要补充和“建设性的反对派”(例如茅于轼吴敬琏等人就是这样);而那些少数继续坚持拒绝承认现制度的部分,则已经不同程度地蜕化为与政见或学术的小团体了(如贺卫方、江平等“法律党”)。即便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由派的小团体们也不再诉诸根本颠覆中共,而仅仅满足于“党的领导要在现代法律宪法框架下进行”这类小修小补了。各方面的事实均表明了,今日自由派身上已经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特色病,它的主流已经被体制所同化了(曾经属于自由派的那些政治和经济的主张,现在很多已经在政府的措施中得到践行了)。而它的个别的激进团体(往往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既没有社会影响,也不可能在本阶级内争取到自己牢靠的基础。无数资本家宁愿付钱以换取到一本党员证、买到一个政府职位,宁愿匍匐在“民族复兴”的神像下,也不愿意冒着风险去听信某个网络座谈会的“北京之春”宣讲。这不是说自由派、自由资产阶级与现制度毫无矛盾和分歧,我所要指出的是,这种矛盾和分歧的性质从总体变为局部、从激烈走向相对缓和的趋势。这是过去二十年的总趋势,根据当前社会经济情况,有理由认为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再沉湎于自由派的“革命性进步性”,这实际上是要求它去做与它的利益相抵触的事,已经是从一厢情愿出发、背对现实的可笑行径了。

以上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勾结以及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出卖的揭露,我在《分歧》一文中已经有所论述,然而“左圈”分子们却依旧不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危害性,却依旧死抓住《分歧》中的“保守性”不放,还批评我死守“列宁主义教条”,然而偏偏是“左圈”分子自身就把革命教条化理想化了,认为革命的过程必须是激进的,只要这个革命足够激进,其他阶级便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便会主动支持我们了,偏偏是“列宁主义教条”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时刻认清反动派的真面目,偏偏是“列宁主义教条”教导我们必须依据局势灵活使用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手段坚持斗争。我们请“左圈”分子回答一下,他们现在的做法正是对过去无产阶级运动中小资产阶级错误的重复,请问他们是不是也在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教条呢?“左圈”分子对《分歧》的愤怒,除了因《分歧》戳中他们要害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左圈”分子认为因为党与阶级的不成熟,所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依靠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去争取工人阶级,事实上工人阶级不是靠马克思主义者出卖原则而争取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联合成一个政党,并使这个政党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理论水平高,立场鲜明且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展现毫不妥协和退让的坚决的斗争,才能真正把工人阶级乃至整个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羽翼”中争取过来。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这个论调它更为荒谬的一点是,事实上自由派的思想现在在工人阶级中是没多大市场的,相反,更多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采取无知和麻木的态度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依旧占据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时间,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只有比以往更厉害,对生存问题的忧虑也占工人阶级思想中的绝大部分,中国政治现状本身也没有为工人阶级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政治和工人阶级已经是对立了。因此,当今马克思主义者更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激发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或者说是阶级意识,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中国工人阶级所展现的只不过是各种空洞而逻辑紊乱、词句晦涩又复杂繁琐、诱人又不切实际的蓝图而已,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告诉工人阶级的,正是切实依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而揭示他们的历史地位及历史任务,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对工人阶级呐喊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与压迫,创造社会主义新世界!而无产阶级要重新接触政治运动,重新组织成自觉的团结的革命阶级,只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

还有部分“左圈”分子针对《分歧》一文,指责我过度相信政党的作用,而不相信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当成“群氓”,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么请问他们把人民群众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的“英明决策”到底是符合了毛泽东思想了,还是根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事实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并不代表完全放弃至少是轻视党的领导,恰恰相反,群众路线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起来并且能积极领导和组织起人民群众时才是可能的,而党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或者说党完全变质的时候,群众路线只能是一种幻想,或者作为诱人的标语罢了。

不难看出,事实上“左圈”分子与当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一样,奉行“运动就是一切,其他什么都不是”这一机会主义教条,推崇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性,他们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能从群众被挑起的愤怒中诞生。然而,资本主义的文化规律就是知识、教养与智慧在资产阶级中积累,而无知、野蛮与愚昧在无产阶级中积累。固然,无产阶级群众的愤怒是革命的前提,没有这种愤怒,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空想,但单纯依靠无产阶级的愤怒而又不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教导无产阶级,宣告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让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让无产阶级斗争运动朝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向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也是空想。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自身本来就不可能得出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解放的学说只能是由主动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并时刻关注无产阶级利益及解放的非无产者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哪一个不是非无产者家庭出身,但他们却能主动负起民族解放乃至是全人类解放的责任,探寻历史发展规律,主动站在资本主义掘墓人即无产阶级的一边,并指导无产阶级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同时自己解放自己。这些非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必须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立场和路线统一的政党,并颁布立场鲜明斗争性革命性强且科学的纲领,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并推举出其中最有威望最有能力且最坚定的人组成稳定的集团作为党的领袖,以政党的形式去亲近无产阶级群众,教他们马克思主义,有组织有计划地在群众中在工会中甚至在反动的议会中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做工作,并积极发展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让他们成为党内最大的部分和无产阶级中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这样的党才是无产阶级政党,才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能依靠和信赖的党。而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能把它视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并能够主动去发展它,丰富它,使无产阶级变成自觉的有纪律有组织的彻底的革命力量。

至于“回到文革”的幻想,则更加显示他们对自发性的崇拜和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抛弃,他们理想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完全全依靠群众的力量去进行揭发、批判与斗争,他们只看到了文革的形式,而没有看到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环这一实质,从而忽视文革中所要求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尽管“左圈”分子喊红色口号喊得比谁都漂亮),脱离历史和现实事实谈文革,只看到了文革中由群众发起并进行的斗争,实际上这只是小资产阶级政治任性的体现罢了。这些“回到文革”的幻想家,甚至忽视了在文革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是依靠坚决的无情的斗争实现的这一历史事实。

必须明白,无产阶级群众对官僚资产阶级政府的愤怒背后包含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而深刻的阶级矛盾,而这种愤怒以及由这种愤怒所引起的自发的暴动也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但仅仅是萌芽而已。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则在于怎样抓住无产阶级群众的愤怒,把这种愤怒转化为革命的热情,鼓动无产阶级在党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主动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蒙蔽与利用,而依靠自己完成解放自身的使命。

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纪律的规范下,在共同推选出的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的主持下,在党内机会主义因素的斗争的前提下,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而有效地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自觉而统一的行动,并支持党的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应该如此。只有用“时髦”的小资产阶级概念和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观点去看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才会把“领袖”与独裁完全挂钩,把“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用空洞而虚伪的“民主”、“自由”、“平等”来对抗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这种论调只能反过来证明“左圈”分子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罢了,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个革命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决战,革命的对象比以往的反动势力更为腐朽与疯狂,这需要无产阶级要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纪律面对这场决战,而“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黑体字为笔者所着重)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这就是在出卖无产阶级而帮了资产阶级的忙。这是一味相信群众自发性而不是相信群众中的无产阶级群众由他们的阶级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政党而去附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的小资产阶级“左圈”分子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他们在组织上的任性与无能,使他们只能靠空谈“融入工人”来弥补这个致命的不足,同时又把工人阶级当作实现自己某种特殊政治要求的工具,以他们被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所争取而满足。在我们看来,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固然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未来社会主义斗争所必须的。但是这种结合的目的既不应该是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特别目的,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尾随普通工人群众其后充当运动的尾巴。融入工人阶级是为了在组织和精神上重塑工人阶级,不断在斗争和运动中将工人阶级组织为一个阶级,不断促进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从而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本阶级处境的深刻理解之上。共产主义者的工作,是要将自发、分散和局部的抗争引导至冲击社会制度根本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组织和分工是不行的。所以,对于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常识的人而言,这种组织和分工只能源于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能自发地从自在工人群体中产生,只能从先进和觉悟了的战斗工人和与他们融为一体的工人阶级事业的活动家、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

“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列宁《怎么办?》),《分歧》一文正是揭穿了无产阶级运动内部散播这种小资产阶级旧病的“左圈”分子的真面目,揭穿了他们崇拜自发的倾向、盲目附和资产阶级、用反向民族主义概念替代国际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概念以及混淆国家的概念等这些出于小资产阶级幼稚病的错误认识和倾向,才是令“左圈”分子因《分歧》一文生气的根本原因。

虽然“左圈”在对我们共联力量的策略的认识上犯了错误,但我们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的斗争策略得根据已经发生激烈变化的形势作出改变,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旧有的策略已经是过时了,因此我在这里为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的最新策略作了规定:利用网络、左派报社、工会等媒体及平台联络全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促进大家的团结与统一,在媒体及平台的联系下进行合作与互助,从最初以个人名义的行动转变为着力使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从网络中实体化为现实的组织,从而使共产主义联合力量的各个成员能团结、统一和有计划而灵活地进行工作,积极向中国无产阶级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并与一切有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因素进行斗争,为行将到来的暴力革命作充足的阶级准备。

总而言之,马恩二人当初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教导同样适用于现在,中国无产阶级不应醉心于附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各种立场、观点和言论,而应该成立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组织和领导,这个先锋队要求自身没有任何与无产阶级利益不符的特殊利益,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运动的要求、利益和方向,并为争取离无产阶级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但始终为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服务,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头脑。只有这样的一个先锋队,才能真正地让无产阶级掌握科学的理论以及科学的斗争策略,才能真正使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进行革命斗争。这个策略正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的科学策略,也是当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策略,是我们摆脱小资产阶级幼稚性盲目性的根本方法。“左圈”分子因为共产主义者联合联络要对他们的反动路线进行清算,使他们分裂共联力量的阴谋破了产,自然便对《分歧》一文表达出十分生气和不满的态度。

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必不可少的一步,而要做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懂得灵活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宣传、组织和团结。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我们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左圈”分子又是怎样否定和破坏我们的行动呢?

四 网络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用是促进的还是反动的?

关于网络斗争问题,我们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和“左圈”分子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行动。
在“左圈”分子看来,网络是虚拟的,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大的,因而网络是可以脱离现实而进行活动,而无需对现实负责的。这是“左圈”分子的认知与自身存在之间的矛盾,因为“左圈”分子本来就是小资产阶级“左派”现实斗争缺位外加网络虚拟变形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在网络上的存在形式,但他们又极力否认网络斗争的意义,这点我们下文再讲。

与“左圈”分子相反,在我们看来,随着近十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幅度提高,以及这一技术更大范围的应用和普及,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方面的矛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是中国社会深刻而尖锐的阶级矛盾已经渗透到互联网各个角落,并且深深扎根,以至于我们在网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影子:一方面,官方加强对网络行为及舆论控制和引导;一方面,受压迫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群众纷纷利用互联网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各个阶级都把斗争的火焰蔓延到互联网上去了,而且还越烧越旺,这使得互联网逐渐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成为阶级斗争的平台了。这是“左圈”分子最不愿了解和相信的地方,却是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地方。

正如我在《乌克兰局势吧及其吧务任务》中所指出的一样,网络世界固然是虚拟的,但“有人如果认为网络斗争没有任何用处,那么他就是大错特错!首先,网络发挥了把舆论集中到互联网上的职能,能够消灭距离所产生的隔阂,让更多的思潮涌现和碰撞;其次,由于网络对舆论的集中,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的庞大,社会决定了舆论,舆论反作用于社会。如今反贪,曝光等等都以网络平台散播为主,这就说明网络舆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社会上各个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已经在网络上或多或少地通过舆论表达出来了,但是群众的自发性也同样渗透入网络中,同时又容易受到网络舆论风气的影响,资产阶级(无论是官僚资产阶级、民间资产阶级亦或是外国资本实力)便是利用了这一点豢养了一批负责引导舆论的走狗,制造网络舆论来诱导群众服从自己的统治或实现自己的政治阴谋。小资产阶级也不甘落后,也打着“人民之友”的牌子宣扬他们改良主义的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斗争的第一个任务就在于通过网络向公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对社会的观点和看法,让被忽视和扭曲的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中。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坚决与网络上各种反动言论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中有个叫@苏维埃共和球的同志说得好,我们和反动分子之间进行论战并不是为了驳倒他们,这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应当在论战中向围观的群众宣告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向他们表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向群众表明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同时也为其他同志提供批判这种或那种错误观点,分析这种或那种社会问题的历史材料、理论材料和思维材料。马克思主义者在网络上的论战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关注无产阶级受压迫的现实及根源,关注如何找到无产阶级解放的方法,乃至是关注如何争取到围观群众中动摇的一部分,甚至是联络起在围观群众中的其他未联络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点我们下文再谈。

“左圈”分子则不同,他们更加关注自己在网络上论战的结果,关心自己在论战中“面子”有没有受损,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在圈子中的地位。假如结果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便会用各种空洞的、毫无意义且令人费解的词语,诸如什么“孝死我辣”、“嘻嘻”、“你妈炸了”等来咒骂对方,把对方的言论截图发上QQ群或者QQ空间,再配上依旧是之前那些空洞而费解的词语来表达自己“革命的热情和对旧社会势力的愤怒”,甚至不惜人肉搜索对方的真实资料,用网络暴力解决论战。当一切搞定时,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最革命的人了。这些网络流氓行为除了向外界表明自己的恐怖,掩盖“左圈”分子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无组织无纪律,和对网络斗争的无知与无能以外,什么作用都起不了。这种网络流氓行为甚至难以达到自己最初的目的,即让对方服输,反而造成了“互相出道”的闹剧,让原本的意识形态斗争瞬间变成了现今毫无意义的互相耍流氓。这种手段不仅没有起到向群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反而让群众觉得反感。这也成为他们为什么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难以成熟而主张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原因,因为“左圈”分子根本上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思维出发去理解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把“左圈”与即将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强行等同起来,这实际上是把“左圈”分子的无组织、无原则、无纪律与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强行联系起来所必然得出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至于“左圈”分子为什么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这在我们前面几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不做重复。

由于网络媒体打破时空局限的即时性,它比以往一切通信手段都奏效,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到这一新科技的功能和作用,并积极利用起来,通过网络平台联络起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互联网的联系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通过网络平台的联络相互交流和学习,为组织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充分的人员准备和理论准备。

在互联网上宣示立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以争取群众和联络全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为组织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准备,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为自己所规定的网络斗争任务就是如此,我们所理解所进行的网络斗争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左圈”分子指责我们只会搞“网斗”,而不进行现实的斗争,这种论调事实上正是托派“随便革命”的拙劣复制品,不仅忽视了现今中国高压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必然是艰难的、漫长的而且是曲折的危险的过程,还忽视了目前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组成部分大多是学生或者是刚刚走进社会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而“老牌”马克思主义者则轻视网络斗争甚至对当局还抱有幻想或采取消极态度,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最觉悟理论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那部分还没有真正完全地联络起来组织起来这一事实,甚至忽视网络斗争对现实进行组织和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我们正是在通过利用互联网手段联络起全国的革命者,正是通过运用这种“合法”的办法尽可能避过政治警察来实现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尽管这种方法不能完全避开政治审查机关,但依然是我们现今最有效且最安全的办法。我们在网络上组建QQ群,控制论坛、贴吧等舆论阵地,设立诸如“马列之声”、“红色独舟”等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众号,甚至与通过网络联系起来的同志们成立马克思主义学社,发行刊物,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吧的《思宁报》,莱茵学社的《革命者》等,以宣传工具作为平台,联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作为组成现实政党的关键一环。现在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已经通过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而相继和我们取得联络,并结成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因网络的虚拟而虚拟,相反,它是实际存在着的,虚拟只是它的一种形式,一种外表罢了,不仅如此,而且人数已经越来越多,同志们在各地所展开的实际活动也由通过网络的联络和集中而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起来了,例如莱茵学社的刊物的顺利发行,并举行即将到来的见面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多次顺利举行的见面活动,共联力量部分成员正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与学校、与工厂展开斗争,以及对番禺共产党人的声援和捐款等。这是我们网络斗争所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是空谈实际行动的“左圈”分子所看不到的,或者说不承认的。这还只是这种通过网络促进起来的联合初步达成的成绩,这种联合还没有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却是必然要走的,这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左圈”分子出于极端的革命性,出于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玩世不恭和动摇不定,是不会有这种长远的眼光,更不会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支撑他们进行漫长的斗争道路的,所以他们否定这条道路的实际意义,但他们又疑惑,“实际行动”到底是什么呢?于是空谈融工,空谈斗争,盲目附和资产阶级派别,成了他们的时尚,成了他们的“最革命的道路”。

早在我们之前,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们也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利用宣传手段如发行报刊、组建学习小组、发表著作等宣传和普及革命理论,利用宣传手段联络革命者,来进行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发表相关的革命文章和著作,并通过这一刊物认识并取得联系,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友谊由此开始,世界上最壮丽的解放事业也由此开始;列宁通过创办《火星报》来团结全国革命者以为组织革命的政党作准备,列宁指出:“通过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真正连在一起,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一旦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建立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各委员会和党也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了。”(列宁《怎么办?》)李大钊和陈独秀创立《新青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乃至文化大革命最开始的“大字报”,这些历史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是从通过宣传工具进行宣传革命理论争取革命同志和群众的联合开始的,只有这条路走好了,革命的政党乃至革命的运动和胜利才成为可能。我们的“左圈”分子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运动一开始的消沉和低落发懵了,他们出自内心的极端的革命冲动和热情让他们自己摸不着头脑了,当我们已经在行动的时候,他们还在傻乎乎地问,“实际行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实际行动正是如此!

现在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已经很明白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无产阶级团结和组织起来,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南而成为自觉的革命力量,而把无产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把这种理论灌输到无产阶级中的,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完成,而要组织起极集中和极纪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首先联络和组织起全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不断锻炼自身的斗争能力、铁一般的意志和纪律。这个过程是漫长且曲折的,而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先从利用互联网等一切宣传手段及平台联络和组织起全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网络斗争放在这个思路中去理解,只有把网络斗争按着这条思路去灵活运用,把网络斗争看作和当年革命导师们所创办的报刊和学社的功能一样,是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必要的过程,网络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才具有促进的作用。

“左圈”分子把网络斗争活动当作儿戏,拿当年乌克兰局势吧的吧主卫国熊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是发泄而已”,他们把网络斗争视为虚无,而一直在网络上用各种令圈外人难以理解的名词进行无聊的谩骂,甚至人肉搜索他人的真实信息,直接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左圈”分子是完全不明白网络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功能的,因为在他们的理解和行动中,网络斗争成为了毫无现实意义且充满恐怖流氓色彩的网络暴力,成为他们单纯宣泄对现实不满的手段。“佐圈”这个名词以及概念正是“左圈”网络斗争的产物,“左圈”很喜欢把一些被“出道”,即被人肉搜索过的敌对分子或者比较有名的敌对分子统称为“佐圈”,这个词的来源也是他们从恶俗势力(专搞网络暴力的集团)中的“大佐”一词照搬过来的,当然,“佐圈”里面的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善长人翁,而是“左圈”内斗中的各派别领导人或者是一些完完全全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

我在三年前就明确表示反对通过网络暴力进行网络斗争的方法,当时以为我和波兰球吧人民工作室群内某些主张用流氓手段解决问题的人之间的分歧仅仅是斗争方法上的分歧而已。但最近有一位当年是人民工作室成员的“左圈”分子找到了我们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其中一名同志,那位同志当年也是人民工作室的成员,这位“左圈”分子以叙旧的名义向我们的同志义正辞严地抨击我反对网络暴力的想法,还说什么和我之间是个人矛盾,但之前他又在提篮桥分子所在的“西北红色大学”的QQ群中污蔑污蔑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是所谓“自干五”,可怜我们这位“左圈”分子,时隔三年还在为这件事耿耿于怀,然而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所坚持的网络暴力网络流氓手段,正是“左圈”在网络上的存在方式,斗争方法上的分歧,恰恰证明对网络斗争看法的分歧乃至是阶级立场的分歧。

“左圈”分子的网络斗争还不仅仅如此,他们还特别注重自己在“左圈”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所以,当他们在某个QQ群或者论坛、贴吧里存在感不高,没有什么号召力,他们就会大力抨击这个QQ群、论坛和贴吧。相反,如果他们在某个QQ群、论坛和贴吧中存在感很高,且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那么他们会更愿意歌颂这个QQ群、论坛和贴吧里面所有核心成员。在他们眼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对革命者的联络和团结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地位和面子,这是完全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即使他们披上共产主义者的外衣,也无法改变,毕竟,屁股决定脑袋。

这样的“网斗”,才是真正对革命毫无意义,甚至是反动的无聊行为,看看他们怎么攻击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的路线,看看他们怎么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看看他们怎么攻击莱茵学社吧!他们一边鼓吹实践,一边却把实践流于幻想或者出卖原则,一边赞美革命行动,一边却是“谁在实践我就骂谁”。当他们天真的幻想与现实碰撞后,便灰飞烟灭,沦为空谈,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承认,也不敢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是与小资产阶级极端的革命性完全不相容的。他们骂马克思主义者只注重网络活动,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网络活动是与现实的斗争紧密相连着的,只是没有他们所想象的充满愤怒和激进;他们骂莱茵学社发行报刊是为了赚钱,却鼓吹为了筹集资金必须选择出卖原则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的反动路线。

而他们对莱茵学社盈利的攻击,是他们不知道,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被消灭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工作与生活,才有可能有所谓的资金来源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就是一个例子,为了资助马克思,他被迫继承父亲的厂房,但只要这种利润完全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资助者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这种盈利就不算出卖原则,出卖良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党人,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不可能不经过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依靠脱离历史和阶级的共产主义工厂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不然他们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了,而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个实践者本身也是资产阶级。莱茵学社发行刊物确实需要盈利才能运行下去,但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革命活动,就必然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所谓“盈利”,我们才有资金来源继续把报社办好,继续发挥自己宣传思想和团结同志的作用,这也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正确,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者新社会的因素的最好体现就在于革命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进行的活动必须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左圈”分子所理解不了的。

“左圈”分子出于无知和幻想,把共产主义者当成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想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自己却反而喜欢诸如二次元文化、同性恋文化等这些小资产阶级文化(这些文化在当今社会确实存在强烈的小资产阶级性,我们反对的不是二次元、同性恋本身,而是这种文化的阶级性质),甚至沉迷这些文化中的有害内容,有的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优越感,把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带到斗争中去,他们倒好意思指责莱茵学社的盈利,还在网上散播谣言,扭曲事实,用各种恶毒的和令人费解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恶俗的语言来攻击莱茵学社,污蔑和破坏莱茵学社所进行的伟大事业。

如此看来,“左圈”才是最推崇“网斗”的人,他们比任何人更擅长“网斗”,更擅长在键盘上空谈政治斗争。他们对网络斗争的嗤之以鼻,不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网络斗争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的行动,不符合他们根子里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冲动,而且还在于他们完全用自己的“网斗”经验去理解无产阶级的网络斗争,可以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的“网斗”彻底沦为了儿戏,沦为了网络暴力,这种“网斗”固然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现实,毕竟没有无产阶级群众愿意了解他们口中各种令人费解的词句和梗,更没有人对他们在网络上耍流氓感兴趣。他们通过“网斗”,四处传播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反动路线,扭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扭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内涵,扭曲历史,肆意对实实在在进行网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或团体进行恶劣的污蔑和攻击,到处破坏我们的斗争活动。可以说,“左圈”分子的“网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运动来说,其作用是危险且反动的。

五 几点总结

在本文中,我们揭示了“左右划分法”的局限性,分析了“左圈”的本质及其小资产阶级性,举例说明了“左圈”分子所重复犯的历史错误,指出了“左圈”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批判了“左圈”分子对自发性的崇拜以及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的路线,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倒向官僚资本主义出卖人民利益的真面目,为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乃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制定了当前的任务和斗争策略,最后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网络斗争和“左圈”分子的“网斗”作出本质性的区别,列举了“左圈”分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

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前最大的敌人不在于资产阶级派系,不在于官僚资产阶级,尽管这些敌对势力是主要的而且是根本的斗争对象,而是披着共产主义者的皮的所谓“左圈”人士,因为他们比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更讨巧地用马克思主义包装自己,利用群众对政府的愤怒为群众描绘出似是而非的解放路线,从而为自己的政治阴谋服务,根本上是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时,“左圈”分子在网上所展现出的恐怖,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无理取闹的污蔑和攻击,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正常的工作,而马克思主义者在网络上所进行的工作正是为新时期的革命斗争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因而,“左圈”分子的存在以及严重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了。

面对“左圈”分子,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无情的揭露、批判和斗争,让他们反动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让历史和人民来审判他们。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内,也必须尽可能地清除“左圈”因素,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而对于存在“左圈”幼稚病的同志,我们应该给予努力的引导和教育,让他们真正回归到革命的路线来。同时,我们也必须更努力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争取“左圈”中动摇的部分投向马克思主义者这边来,从而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

最后再重新强调,根据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新的一场中国革命,在没有经过漫长的准备和曲折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打入工人是这种准备最重要的基础。没有这种结合,谈不上真正的组织,很多问题也就只能流于口头。但要将这种打入建立在统一的、有计划的、互有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任何真正政治运动的前提,必然是组织。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相对统一的组织。这样的组织首先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中特
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的提问
#2

附录《谈谈我们最近的分歧》菜包原创:谈谈我们最近的分歧


#3

多谢同志的观点,受益匪浅


#4

非常好的文章,顶!:+1:


#5

嗯,很好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有这样的科学的战斗的态度,向楼主学习。

【如果可以优化的排一下版就更好了


#6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看他承不承认阶级斗争,支不支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还要感谢那些左圈(jùan)人士,他们提供了何其生动的反面教材,如果没有他们曲解马克思主义,我也不会主动去看原著(并不代表我们必须先曲解再宣传,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版本更容易被长期受特色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们所接受)。
我们虽然坚持阶级分析法,但是具体实践的时候会产生具体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严谨的科学,它的术语是有严格定义的,但是有的术语被污名化了,有时候考虑到群众的可接受性不得不牺牲一点科学性。
例如一提到阶级斗争人们就联想到阶级仇恨,特别是在dxp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就容易误认为阶级斗争带来的只是无休止的混乱,与发展生产力的愿望相背离。

另外,建议楼主重新加粗重点内容,以方便阅读。


#7

原本有加粗的,来到这里又不行了


#8

所谓左圈人士大多是些学生混混,指望他们革命还不如指望母猪上树


#9

Markdown 按您的需要重新标记一下即可。


#10

不错文章,最进为毕业论文搜集素材 ,不知可否引用部分观点。


#11

下次排版请注意段落间空行


#12

可以,欢迎使用,哈哈


#13

好累啊,有没有办法能够在WORD文档中搞定???


#14

一开始就用 Markdown 写是最省事的。


#15

或者把 WORD 文档另存为纯文本,然后用程序把所有换行替换为两个连续的换行(再调整文章结尾)即可。


#16

好长的文章,拜读学习.


#17

我能分享给别的同志看吗?或者做成pdf…


#18

直接把网页另存到本地多好……


#19

不妨大大方方承认那个15年左右对Authority的判断是错误吧……当时还是有一些迷惑性的


#20

好文!看了之后,再想到自己曾经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社区里面发过的与马克思主义联系甚远的文章。不得不再次反思自身。自己还是没有走出左人的等级吗?答案自然如此,理论的贫乏便是最好的证明。
左圈终归是圈子,对于“左思想”(当然,左人认为的“左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还有社民、安那其之类)仅仅是同情,而不了解与分析的这种态度。也就注定了,这个圈子自有其局限性。它永远是“左思想”的沙龙论坛,而不是战斗的团队。
左人不等于布尔什维克。结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们仅仅是“团结的对象”,不完全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