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

文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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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见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O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仍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悄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问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淮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在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防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丁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2

对个人而言,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也不虚此生。

现在是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时代;可以从事实上、从反面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如何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捷尔任斯基帖子合集】关于阶级、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专政与复辟等
#3

主帖是原文,我这楼在改进格式的基础上,还加进点自己的“私货”,做一番删削和调整。

上次有同志提到了“定义”问题,也让我重新想起了这篇文章。人啊,有时候与其自己瞎想,不如看看过去的人们是怎么看问题、怎么谈问题的,于是又抽空读了读。没想到这一读,就读出问题来了——敢情人家春桥同志在经济、物质、所有制关系水平、物质生产力的发达水平、商品、货币等问题上也没比今天的人们少讲多少、差讲多少啊。基本上,咱们看到了的、分析了的,人家都看到了、而且谈得还更具体。这种情况下,为啥谈论了相同的东西,结论上的差别却还是那么大,这难道不该考虑一下?

也罢,下面是我调整过的正文。正文结束后,是结论性的文字。姑且就作为一种“阅读笔记”来看看吧。


原文与批注部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是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想想今天?)。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见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O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本来就是以弱胜强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在,列宁的这一分析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他当时还只能看到大生产之外的“小生产”,而看不到大生产自身内部又还有怎样的问题)。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只是代表,不是阶级本身)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可见,所谓集团也只是代表而已)。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而不是“主力”),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仍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指形式上的,对比后面讲“领导权”、讲所有制“实际”的问题)。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形式上的),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里讲“基础”,同样对比后面讲“领导权”、讲“所有制实际”的问题)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人家张春桥早就明确指出过所有制水平的问题,而且这也是重复更早以前就提出过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的、独创的东西)。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后面还讲了在其他范围内,只不过这里首先只讲所有制问题),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新鲜)。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这正是“经典社会主义”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可见也仅仅是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可见,在张春桥眼中,现实社会主义较经典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不过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制”问题上“也还”存有很艰难的任务罢了——换句话说,在其他方面,经典社会主义跟现实社会主义一样,面对的终归是同样艰难的问题;而现实社会主义不过多出一个,它在所有制问题上也还留有残余,因而残余更多、任务更“艰巨”、更“多方面”罢了)。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因此,所有制形式、实质等等,人家也谈到了)。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什么基础呢?)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注意,是工厂,不是农社,是工人群众集中工作生活的场所,在工人集中的场所里面),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那在谁手里?这个情况又说明了啥?)。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可坏人却不是刚才说的那些人,那还能有什么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今天也是这么说的)。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可人们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关系呢?社会主义的?)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虽然在所有制形式内容的“问题”上,今天跟过去一样关心;可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上,今天却多不注意前人的结论。张把问题归结为领导权、归结为在实际生产资料的管理运用上到底谁专政谁。而今天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说所有权要用管理权来落实,所有权形式要搭配管理权实质,从而把问题归结为管理制度或“计划”制度;一种是说所有制形式要由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来落实,所有制形式要搭配生产力实质,从而把问题归结为生产力社会化的水平。——可见,并非是一人关心了某个问题、另一人未关心到某个问题,而是即便同一个问题,关心的方法、关心的内容、关心的出发点和角度也大相径庭,结论也才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认了所有制实质问题上到底谁专政谁,一个认了所有制形式下的管理制度、计划制度或生产力社会化的程度。这种差别能是相容的吗?能够说,这几种观点只是反映了不同侧面而已吗?)。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这段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权、政治、经济生产中的政治领导权对所有制实质问题的反作用),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联系后文讲土围子的,这里的夺取领导权应是指在各个问题上都较无产阶级领导占得了资产阶级领导或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讲直接就夺取了政治上的暴力,如果没点社会基础,那又哪能夺取政权呢?)。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不要觉得过去就没人严肃的、认真的考虑商品。基本上咱们想得到的,别人都想过了)。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人家说得多清楚)。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人家甚至都说“不可避免”,这够必然性了吧?)。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又一个不可避免)。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这一点今天的人们倒是很少提,可见,又是我们提过的,人家早提过,我们没提过的,人家还提过)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记住,他只是个代表,没有林彪,也有邓彪呢),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回头看看,这种打掉一个还长出一个的原因,甚至是经济的、物质的、客观必然性的原因,人家春桥同志难道没分析、没注意、不了解、不知道?我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知道的还没人家全,——但就当大家知道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吧,结果有几个得出的是跟春桥一样的观点和结论?有几个不是在实际反对春桥的结论?反对春桥下面写的这段话?)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几个承认?几个在真正意义上做了这样的承认?)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句话不就已经说明革命失败的原因了吗?没能坚持住,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没能坚持住?这不过是对前一个事实的解释,解释起来当然有主客观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就在于,革命派、所谓的“革命派”、无产阶级群众自己,就是最大的问题。别说什么这种革命派的状态是种种条件约束的,人家春桥同志能看出来的,我没看出来、你没看出来、他没看出来,人家说出来了咱都没看出来——就说吧,这叫啥事?能拿什么理由和借口来为此开脱?革命派自己就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派自己就反无产阶级专政,完了还想革别人的命、专别人的政,——怎么可能?的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必然失败,不过不是因为物、制度、缺陷、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云云,而是因为群众自己就反革命。毋宁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去克服这种群众的反革命,那就别指望有什么综合因素的作用能让群众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成败以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为根据,认为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没说的,那也的确说什么也没用了——“唯物主义者最唯心”,毛在读《教科书》的时候还这么引用过呢,我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今天又有几个人是在真正意义上承认这个“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那没有这样理解的,又算领会了什么呢?)。请问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理论上的歪曲是怎样的呢?不正是把专政仅仅理解为政治的、上层建筑上的,而不是把专政理解为一切问题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上的吗?不把专政理解为全面专政,那不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吗?不就是把专政变成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吗?)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可不幸的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让土围子们扩大了队伍、最终走向了复辟)?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谁?),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谁?),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遗憾啊,这里面就包括我们,而我们就跟春桥当年呼吁过的群众一样。春桥叫群众们、我们,一定要牢记下述原理,但结果是群众们不记,我们也不记——咋回事?难道我们所处的条件不是跟四十多年前的群众大不一样了吗?怎么从那时到现在,还是没多大变化,甚至越变越差了?),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几个人真正承认、具体承认?)。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委婉)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淮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就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在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这里正好就谈到物质生产力了)。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看看张春桥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对它带来的危害(!可见,完全不是什么不晓得这些危害、这些会带来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防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在什么意义上呢?在它归根结底只能依靠群众的意义上)。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没有这个领导就根本谈不上改造、谈不上专政;可是,这个“党”本身又是怎样的呢?它接替起来的新成员又是怎样的呢?)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很清楚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当权代表”是两类人,当了权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就反对“当权派”,并不反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因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其实就是他自己),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谁?)、几千个高级干部(!谁?)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具体到这一次,它是会转移的。划删除线的部分无非是剔除些大话,现实情况远没有写文章那么美好——吸取经验、从头来过吧,在更坏的意义上,今非昔比了。)





总结部分


看看春桥同志都写了些什么。

  1. 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

  2. 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

  3. 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

  4.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

  5. 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6.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7. 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8. 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9.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

  10. 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丁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

以上各点,大致都能对应生产力、经济条件、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所有制水平、上层建筑缺陷或党国体制、过去历史因素的遗留与继承、党员作风和官僚作风、私有制、商品交换、货币、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各种生活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不断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现实社会主义之显然未有抵达经典社会主义等等……基本上,想到的想不到的,张春桥都提到了,而且说成了上面这样子。


那么,结论呢?张春桥在想到了、谈到了所有这些东西的基础上,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1.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

  2.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3. 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

  4.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

  5. 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问题来了,为什么春桥分析了那么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因素和资产阶级势力,分析了那么多这种势力存在的经济根据、社会根据、上层建筑根据、历史根据等等——所谓主客观困难、所谓主客观历史条件,归根结底,他却仍然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到底会不会复辟,关键还是在于无产阶级能不能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呢?

为什么一方面分析了各种因素、根据、条件、必然性等等,一方面仍然认为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呢?

因为他知道,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范围内,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是有独立性的,是能动的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的。分析资产阶级专政的总的条件,这丝毫不是说,这种资专政的状态就是绝对的、机械的与“总的条件”挂钩的。好像总的条件发生某种变动,资专政的状态也跟着发生某种变动一样(像函数关系式那样,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例子,延安边上的土围子就有着很强的“相对独立性”,不管延安的“总的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围子的“负隅顽抗”;同理,群众的反革命性也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总的生产力水平、所有制关系水平、乃至经济地位上的社会成分结构等都发生一个相对大的变化(大到2018年之于1968年的程度),这种群众反革命的状况却仍然无本质上的改变、甚至还更严重了。

换言之,正因为春桥同志懂得整个“唯物辩证法”,懂得现实事物间的真实联系和普遍联系,所以他看出,一定的资状态虽不至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要想把这样的状态完全机械地归结为某一或某个综合因素的函数结果——这也未免太不实际。正因为一定的资状态虽有其根据,但根据不绝对、不一律,这才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介入空间,才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整个过渡改造期间的“能动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反过来说,正因为一定的资状态也相对于一定的物质根据而能动的独立、能动的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所以才无法指望靠纯物质的自然变动、而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首先干预去变化它、变动它,从而为物质上的彻底改造、彻底消灭开辟道路。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春桥同志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复辟的全部因素、全部“必然性”,一方面仍然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全面专政、能不能在专政下把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懂的,就拿第一次国民革命来说,共产党为什么失败了?主客观原因很多,但根本的、核心的一条,是它没能采取正确的革命路线。同理,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了?主客观原因又很多,但核心的、根本的一条,还是在于党没有坚持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

你说,那党为嘛就没能坚持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正确的革命路线?——这个问题可以分析,但不会改变是这个问题招致失败的客观事实。例如,你可以分析,党走错误路线跟它的成分来源有关系,但你不能说,反围剿失败就是因为党的成分来源不纯。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群众自己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所谓不能坚持,其实际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群众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分析,也应该分析(事实上我们就在进行这种分析,春桥也在进行这种分析)。但别忘了,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不在于你分析出来的那第二级、第三级、乃至“根本级”、“终极”的什么东西,简单的很,它就在于群众反革命。而我们所要解决的,到今天,也还是这个群众反革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被历史本身证明,不是什么单一因素或综合因素或“终极因素”的总的状况的改变就能改变的,它顽强得很,而且正因为它如此顽强,于我们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才更加必要、更加不可有须臾的松懈。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人们找了一系列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却就是回避群众反革命的事实?它找原因甚至都找到“终极原因”去了,找到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去了,结果它还是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有人找到了群众反革命、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了,可是,为什么人们在表面上同意了这个观点以后,实际上却还是要寻求所谓的“根本原因”、“终极原因”、“全面原因”、“充分原因”呢?——人们心里的这些个根本、终极、全面、充分等等,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我看,也只有独立于无产阶级专政起作用的意思罢了。——即,事实上就是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它们也能独立地起作用、独立地引起资状态的某种改变罢了。而这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来看,都是无根据的、不成立的。群众的资状态并没有根据这些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亦步亦趋的。


#4

能把春桥同志的这篇文章分析成这样,难得啊!!!

“人民公敌”诞生了…


#5

看完了。对张春桥同志文章的归纳总结和分析很妙。


#6

首先先“礼尚往来”,对保夫的文字做一个分析。

看了你这堆回复,没有说出什么新鲜的东西,并且沿用的还是老套路:把对方的观点歪曲一番,然后吊打。

你在这个回复里不点名地质疑我们“不打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你果真了解过我们的观点,那就会发现我们从来不否认:在既定条件下,从主观方面来说,唯一能做的当然就是依靠专政的力量去实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也是我在二十天前的答复里面已经说明的问题

当时我谈到:

你认为:应当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发挥主观能动的重要性——作为驾驶的当事人,自己翻车当然首先要从自己的操作上找原因。这是不错的,我比你还承认这一事实,但是,你滥用了这个事实。这一事实或许对于回答“如何办、如何应对复辟”的问题是有益的,并且是不容置疑的;但对探讨“复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复辟”则还很不够。

不要忘了我们最初讨论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就需要研究中国复辟过程的机制和土壤,即究竟什么东西在为这种复辟提供动力和依据,这一复辟的过程又如何?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这就要求对复辟的历史作出更加精确和深刻的说明,阐明这些历史条件是如何制约着阶级的行动,并在一系列阶级斗争中造成了社会主义的挫折。你所赞成的捷尔任斯基那套理论就暴露了这种浅尝辄止的缺陷。

我在20天前的文章里说:你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够彻底,捷尔任斯基提出了群众反动论,无疑,它们将对于复辟的分析推进了一大步,但这都不够。因为这不过是探讨了这一复辟的直接过程和作为它的结果的存在,但却没有更详细地谈到复辟的土壤,即推动着群众和共产党中的当权派走向保守、造成资本主义力量不断滋生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物质状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才是在研究一定社会问题时候的全部基础和出发点。你以为这种状况是随便加以轻描淡写就可以略过的,而我却指出,你越不了解这些状况,越对它们不屑一顾,无产阶级专政就越无从下手、越要陷入迷茫和混乱,越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捷尔任斯基的“群众反革命论”,要说创见,其实也并不新鲜,因为我们甚至无需根据他提供的东西,早就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意识到了研究复辟问题的时候的那种“上层决定论”的荒谬了。我们也无需根据你的东西,早就认识到了在过渡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阶级斗争、确保顺利过渡的意义。本来捷尔任斯基的观点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惜你们二人也就满足于止步于此了,不愿再继续分析问题了。

于是,忽略了这一基础和状况,你们这套理论也就陷入了两难。

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到位,路线错误,就是复辟的全部根源】,而只要【充分发挥、全面施展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复辟就将被消灭——但是,不要忘了在复辟之前恰恰有着一个革命的高峰时期,即所谓专政不断加强的时期。为什么在1962-1976年毛泽东为代表的左派重新掌握路线决定权,经过了数年的文革历练、遍布社会各领域的二次改造之后,这样的专政还是不能有效地遏制复辟因素的不断滋生、以至于遭到挫败呢?

你答曰:群众反动,群众消极,群众不觉悟,他们从各方面抵抗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为什么不觉悟呢为什么要去帮助走资派呢?捷尔任斯基答曰:无产阶级专政不够。无产阶级专政不如意是因为群众太落后,而群众太落后反过来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到位的罪过。这无非是一个死循环而已

如果我们接受这套理论,就只能在这个圈子里打转,永远看不到人的主观意愿和想法之外的、那些曾经促使这些愿望破产的东西。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令人厌烦的东西曾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侵蚀社会主义基础的复辟因素,又造成一批批潜在的资本主义分子,它们一齐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一齐制约着据说要“防止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当事人自己,以至于最终竟造成了文革结束前那种阶级斗争局势,最终将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挫败。如果不承认这点,那就是违背了起码的历史事实。

你们满足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而我们要求说明这一专政的对象力求战胜的那些内容,说明群众反动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背后的物质原因——因为它们才是复辟的真正的现实的根源——因而是需要以百倍的注意和力气去战胜的东西。张春桥和你的文字都谈到了这些东西,但你只是满足于列举一通就完了,拒绝承认它们就是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和依据。奇怪的是,你们却相反跑到无产阶级专政——即复辟的对立面去寻找复辟的原因。这等于是跑到月球上去找人类的起源一样荒谬。你们认为在防止复辟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对的,可是你们不能把反对复辟的这一手段、把以铲除种种复辟土壤和复辟势力为己任的最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与它要反对的东西:复辟的根源混为一谈。否则,你们教给人们的也不过是这样一条公式:不是从强盗身上,而是从被抢劫的路人身上寻找抢劫案发生的原因。

这种方法是何等荒谬,一看便知了。

所以,你这堆回复表现出来的东西,只是将探讨复辟根源与反对复辟的手段——这根本不同的两样东西随意地混为一谈的循环论证而已。

再说一遍,我们反对的不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按你们毛派的话说,坚持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一贯地、持续对社会各个领域推行革命改造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我们同样认为,只有坚持这种专政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反对将“无产阶级专政”或“专政不足”作为一种孤立的历史存在,随意套用来顶替“复辟根源”即“复辟土壤”。在我们看来,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而且与历史也根本不符。

那种简单地认为复辟根源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够”或“遭到抵制”的观点,尽管本意是为了强调这一专政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全部关键和核心,但好心也会办坏事,如果直接将这一观点搬用于分析复辟根源问题,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无力说明复辟的基础,无力说明造成复辟的种种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这一论调或许可以当作对于复辟的过程的特点和结果的总括,可以当作对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或理解过去的阶级斗争的直接过程的“决定因素”,但是它决无力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作出精确和详细的说明。这一公式唯一知道的事情就不过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了”,据说这一根源只是在于只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到位,它失败了”——“一个人之所以是A不是B,只是因为它是A不是B”。

因此,我们的观点仍然如我在20天前表述的那样:




最后来对两派的争论做个总结吧。就在我20天前发表那篇文章,试图澄清问题,结束我们与你们的争论,并在贴中表达了不再打算纠缠这个问题的意愿之后(我的表态:例子1例子2保夫的表态,留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我那篇文章基本是防守性质的,不少地方直接拿保夫和捷尔任斯基的论述出来充当过渡),我们原本认为,既然在两派暂时无法就复辟问题取得一致,并且也承认了互相不能理解,暂时搁置问题之后,事情就已经结束了

对你们的这种观点,我们内部也有所讨论,直白地讲,我们不打算接受你们关于复辟问题的这套解释,理由主要通过我的文章叙述过了。但是,我们也不打算因为我们的这一分歧,而采取针对你们什么行动。因为至少就目前来看,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并不是具有根本立场性质的,还没有上升到原则的程度,而且你们也没有像菜田血塞那样公开或背地反对马列之声/马克思主义哲学吧。按照我们的处事原则,那么我们自然也不能对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意见不同,本就是正常的事情,况且我们认为,在复辟问题上我们两派的观点虽有不同,但却并不像某些人渲染或自以为的那样,具有什么敌我对立、阶级较量的性质。

虽然捷尔任斯基,包括现在的你一直试图将这种分歧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点,是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和“彻底的革命派”的对立,捷尔任斯基还不遗余力地想要把这些帽子批发给我们(例1例2)——这实际上已经是对我们马列之声派的一种诽谤和攻击了——但考虑到捷尔任斯基的圈子本就和我们不同,所以之前一概没有理睬。

但是经过十多天的静默之后,现在保夫和捷尔任斯基两个朋友又打算重提此事,试图继续与我们展开争论,并且在争论中继续沿用带有恶意揣测和扣帽子暗示的词句(像你上面末尾的几段就是那样),继续想强迫我们接受你们的观点(如果你看看我们的文章,是根本找不出这类揣测和恶意的),那说实话,就显得很不明智了

目前来看,我们双方对彼此的态度是错位的。我们把你们的观点看作是不够深入和特定角度理解的产物,而你们则索性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反革命;我们把你们看作是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处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你们却把我们我们说成是“隐蔽的未来的修正主义干将”。我们一直在试图挽回局面,搁置争论,使关系恢复,而你们做的却是相反,打算继续争论,继续借机进行帽子批发,试图在这里挖出出一个真马克思和假马克思,区分出一个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出来。这就已经是在走向派别活动的道路了。其实说派别活动也不恰当,因为这里本就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既然是讨论, 是交流,那么有点分歧和互相的质疑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郑重向你们建议,同时也是提醒:不要做过多的政治戏份的代入,不要随意恶意揣测别人,企图给对方说成是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云云,那根本不是同志式的讨论,而是在传教和攻击。而这种攻击的结果,只能是对马列之声/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一旦出现这种恶劣影响,我们派作为这个论坛的管理当然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总之,现在的这种错位,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扭转过来,一方长期以敌对态度对待另一方,事情的结局只可能是另一方受到刺激,奋而反击,酿成更大的冲突。现在得对这种敌对的可能的策划者捷尔任斯基老朋友说句话,我们尊重你在本坛的贡献,尊重你发表的那些观点,你以后也可以继续在不攻击我们的情况下继续分享你的见解,也请你同样尊重我们的观点,偶尔维护下我们的名誉。

在这点,可能我们与你们又存在一个分歧,即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问题的地位和意义的评价。你们认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的,事关“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某种东西,似乎立马就有充当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神奇功效,然而我得说,这样的划分我们是不承认的,这一问题的分歧,也远远没有你们现在想象的那么“不得了”那么“重大”。换个方面想问题,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对你们也是有利的。

在网路的这个圈子里,恶性争论、嘴砲成瘾的病症一直层出不穷。这种方法的一些做法,对待敌人或许是有用的,例如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菜田血塞的斗争,不斗不行啊,因为对方恰好就是这种货色,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点我们派真不怕,贴吧出来的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喷子起家的。但这种东西是否要拿来在我们与你们之间也上演一遍呢?我认为不必要。

望保夫,捷尔任斯基二位朋友三思。


#7

一个史实上的问题是毛主义者在1962-1976年并没有一直掌握主导权。实际上毛在文革前几乎被刘邓架空(不让开会、不让讲话)就是一个体现。文革初期打倒了许多走资派,但新掌权的人也有一些投机分子、坏分子以及林彪一系的军队,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资产阶级把持。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改造必然是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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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在双方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时代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前确实可以暂时搁置,等到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再说。


#8

连阶级和阶级斗争都稀里糊涂,就不要奢望什么“根源”了。


#9

您又来了。既然这样无视警告,就直接宣判您在这里的“死刑”吧。慢走不送


讲点理由吧:

我们的人在上面的回复,不只代表他本人,同时也是经过我们吧务委员会讨论后作出的表态(从大量使用“我们”就看出来了吧),已经有了劝导的意思。您却不识好歹,继续折腾。

你要是换一种说法,不直接攻击我们的观点,不要说什么“稀里糊涂”还好。你就算自己继续唱你的都没事。但一旦涉及挑战我们的“观点的阶级性质”,涉及到质疑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只能这样了。

上面我们借1918同志的发言,对捷尔任斯基提醒说:

然而一根筋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就这样不识相,继续撞到了枪口上。

我们觉得吧,捷尔任斯基这样的人讨论问题的态度得像 @马克思的小学生 同志学习。小学生同志是显然的你的观点的支持者,但人家讲问题就是就事论事,讲论据,说道理,不带刺,不装13,不作秀,不排革命资历。这样的人,就算他本身与其他同志有多少意见分歧,只要还愿意同志式地对人,那别人也自然这样友好地对他,而决不会沦落到你这种地步。

有句话说的好,想要别人怎么对你,先看你自己怎么对别人吧。这句话对反马的不适用,但对马内部的人,怕还是有点道理。

既然你认为在这里多数不赞同你的人都是反马分子,并且始终力图把对方描绘成这种模样,那我们也没办法,只好把你当反马分子对待了。

在你上面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根本不把在这个论坛的大多数人,即目前那些不完全赞同你的理论的人看作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阶级斗争都搞不清楚,都稀里糊涂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说我们反马 反革命。

对待这种论调,我们能怎么办呢?

这种行为一旦得以鼓励,只会引入一群以挑刺为业和争论成瘾的“杠棍分子”。尽管这些分子嘴上说的多么好听,“我把真理带给你们”“给你们指明真相”,实则是在制造多余的矛盾,混淆视听。

所以,在你已经无力提供更多的东西以推进讨论,又不打算停止对我们的攻击和造谣,打算继续将不同意你的观点的我们骂成是反革命的情况下,显然分道扬镳才是最实际的选择了。


一分为二,尽管捷尔任斯基已经不会再有机会在这里继续攻击我们了,但他毕竟为我们贡献了一批材料,为那些名副其实还停留在权力斗争史观中的同志给予了一些启发和帮助。从这点上,让我们记住他,学习他。但捷尔任斯基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他采取的是一种敌我对抗式的嘲讽和精神胜利法,而绝非平等讨论。鉴于捷尔任斯基已经深陷自己的派别偏见中不能自拔,玩弄“唯我独革”把戏给本坛气氛造成了损害,所以,捷尔任斯基也将是一个各位引以为鉴的反面例子。从这点上,让我们抛弃他,忘掉他。


泼墨事件後各地撤下习近平画像
#10

请问在先生您嘴中的“群众”中,又体现着什么“阶级”,什么“阶级斗争”?在下看来什么都没有体现,因而在下只能说:哦~真是天才的发现,我们的群众在每个历史时期一齐做出了一致的行动,以至于其仿佛是一体的存在!真是无比地体现“阶级”与“阶级斗争”。这样看来,说不定先生您对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群众中各个阶级、阶层的剖析这一行为持着非常“独特”的态度呢。

而无产阶级专政呢?天啊,这仿佛是一个万金油!仿佛依靠所谓“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的全面专政”这个美好的主观愿望,就能消灭一切问题。可是活见鬼,我们实际生活的社会为那“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的全面专政”的美好愿望设了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拦,这本来根源于各种各样的物质因素,先生您却将这些障碍、阻拦的产生原因归于“无产阶级专政不足”?何等的“辨证法”!何等的“唯物主义”!真是贫困的哲学。无怪乎先生您处处碰壁了。

先生您在不断批判老左派们,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啊但是,根植于那个特殊时代,难道先生您以为您甩得开老左派们的影子吗?基于在下与在下的朋友们之间的共识,先生您也是十足的老左派头,呵,真是好大气派。说实话,很多时候,不仅是你那主张,而且还是是先生您不断流露着的那8、90年代特有的老左派头,让先生您不受到欢迎。

最后,还是让马克思同志为我们作结吧:“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彻底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在在下看来,先生您的主张完全没有抓住事物根本,因而非常地不彻底,要用这套极不彻底的、没有抓住根本的主张说服人?做你的千年大梦去。


#11

官僚型政治家的得意做法,是将自己所熟悉的干部派到各部门去,让他们在那里施展才华。
邓小平也有这种倾向,他当时掌握着全国地方权力的一大半,这也可以从人际关系中做出判断。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不得不纠正毛泽东提倡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个所谓的“三面红旗”政策,但是当时又恢复了1954年废止的领导并监督六个地方行政区的六个中央局,试图统-管理全国的地方权力。这六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有一半以上都同邓小平关系密切。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是二野的政治工作干部,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后来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后,他也被提拔为副秘书长。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锋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都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所以可以说这两个局也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也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时代的部下,不仅如此该地区原来就是邓小平的地盘,因此无视邓去领导那里的工作恐怕是不可能的。
如此看来,六位中央局第一书记中有四位同邓小平关系密切,所以他的权力基础是不寻常的。
邓小平的权力基础又扩大到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在1963年12月周恩来出国访问时,他作为代总理领导着国务院。尽管作为总书记党务工作繁忙,但是他在十五六位副总理中排名第一。这可以说他集“党权”和“政权”于一身了。
1959年9月,罗瑞卿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之后,云南省第一书记谢富治被任命为公安部长,谢同宋任穷一样,是原二野的政治工作干部,在这种人事安排里可以看到邓小平的影响力。
不用说,他实力的另一个基础在解放军中。由于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传统上强调党对军权的优势,政治委员是军队内的党代表,负责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纪律,被授子比指挥官大得多的权限。
邓小平在第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始终与刘伯承搭当,他担任政治委员,那时形成的人际关系成为支持他的基础。调到中央后,又作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受到重视。国防部被置于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他第一次复出后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毫无疑问他过去的经历十分适合于这个职务。
尽管如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同军队领导人之间有着特殊的个人关系。长期以来,同好搭当刘伯承以及朱德、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许世友、聂荣臻、徐向前等人都有亲密交情。由于有这种背景,他可以在解放军内扩大权力的基础。
如上所述,“文革”前的邓小平掌握着党、政、军三权。关于文权,后来他有想对抗“文革”派创办理论杂志的迹象。
毛泽东另当别论,刘少奇、林彪或者周恩来都没有掌握这么多大权。只掌握四大权力中的一个,也不会有象邓小平那样雄厚的权力基础。
……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四人帮)的权力基础主要在新闻媒介和文化界,在党、政、军里几乎没有基础,他们热心于培养民兵组织,也可能是同党、政、军三权对抗的措施吧。可以说这种焦躁感必然使他们结成帮派。

在这种党内环境下,怎样能希冀充分发挥、全面施展无产阶级专政以防止复辟呢?毛一旦逝世,党内谁来充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发挥和施展的人物,继续充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动力呢?党外的群众吗?可是群众不是反动消极不觉悟者居多么?恐怕不管怎么看,这必是个绕不出去的死循环。

由此逻辑只能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唯有在毛还在世,在这个党内专政的动力还仍存在的极短的时期内,通过实施某种举措使得党外的群众的觉悟瞬间上升,使得党内的走资派失去执政的基础——如此即便上层建筑专政的动力消失,走资派也无从复辟。然而要使得群众在这一阶段瞬间提高觉悟,稍微想想就明白这不可能——因为群众在这个短时期内实现自身的革命化,将会受到一股看不见的巨大阻力的制约。可见,在这个由彼此互相作用的两极所构成的死循环外,是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复辟的根源,支配这个循环——这也就是前面所谓的阻碍群众短期内革命化的巨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只能来自于循环之外,绝非循环中的某一极可以作用强大到去彻底改变。


#12

朋友,请问这是从哪本书中来的材料呢?我对此表示深感兴趣。


#13

https://pan.baidu.com/s/1zle64Dxlw8Pc8ZCAiiozug
是一本日本学者对邓的研究文集。书的立场是有问题的(褒邓贬毛),史实上错误不少,所以仅作参考,批判辩证地看看吧。


#14

这样啊,好的谢谢。也谢谢你的提醒。


#15

本来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意思。复辟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一切社会因素的综合。为那么一点小观点分歧闹崩完全不值得。


#16

你的帖子已经被社区标记并被临时隐藏。


#18

全文充斥着仿佛在愚昧的中世纪看到教堂撒下圣光般的狂热崇拜和深深的宗教罪孽感。任意玩弄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概念,妄图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单独的教育方面来取代全部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或者至少让它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以政治术语代替思想教育的术语,这就是你的全部觉悟了?
你知道看到你癫疯的噫语,疯狂的自残行为让我联想到什么吗?中世纪那些隐居在修道院,成天鞭打自己来洗清“罪孽”的狂信徒。
也许捷的那种“没有人相信我”“我一直被迫害”的经常表现确实对你产生了诱导作用,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流浪在废墟之上的自封教主和自发的狂信徒。

我最后说一点,任何言语的叫喊都不能取代客观的分析,而你们除了嚷嚷一句“群众是反革命”这种乍一看有理得很,正好符合唯物史观,然而仔细推敲就立马破产(群众反革命?没有可以复辟的经济基础何以产生复辟的不自觉的想法?)的词句外,没有贡献任何有益的思考。你们所做的,究竟跟你们所不齿的老左有任何不同吗?
在上个世纪,由于艰难的现实环境,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曾经被简单化,庸俗化以便取得最广泛的宣传效果。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譬如你们,随意玩弄术语,把自己涂抹成掌握真理的被迫害者。
实际上你说的话越多,你的实质——因自卑而狂信的被迫害妄想症患者就暴露得越明显。宗教般的噫语取代科学客观的分析,这就是你拥有的全部东西。

走好,不送!


#19

告诉你们,我们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只有他们能从1918同志的文字里看出精英史观来,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同志不会(我相信我的猜测符合事实)?是我们的水平不够?我看不是,这反而恰好暴露了他们是隐蔽到了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程度的精英主义者。

他们自称“群众史观”,实际上持的则是“贬低群众的史观”——分析到这里,我相信谁都能看出这种史观和精英史观是表里一体的。

如此一来,跟“我们所代表的”群众对立的他们自己,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想已经昭然若揭了吧。


#20

我本来是骑墙的,但是阁下的愚蠢是在看不下去了。尽管贵公走了,还是要给阁下说说。
贵公一面蔑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是“经济主义”,一面又自己打自己脸。七十年代或者之前的早已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左们,说工农是支持毛泽东的,而你们这两位八九十年代的“新左”又说工农是反对毛泽东的。前三十年反应出来工农支持毛泽东,后来工农不支持毛泽东,现在一些工农和一些学生又开始赞扬起毛泽东了?这还用说明为什么吗?这还不明确吗?因为事物是辩证发展的,好几个时期,它们的时代不同,所有制和政权性质,经济形势,社会条件都有不同意识形态也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而你们呢?群众永远是反革命的!好一个永远是反革命的!好像苏联,中国等等一切的革命都是你们这些乐于发现自己是半个反革命的冥想家做的,好像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都是你们做的。你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吗?难道不是人性不变论(反革命不变论),精英主义的分析吗
贵公的还有什么谬论,中国工人没有他的独立领袖。

无产阶级由于受他生存条件生产条件的影响,觉悟总体不高不是常识吗?否则列宁提什么“灌输论”,“先锋队”呢?列宁说觉悟不能自发产生,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不是常识吗? 而贵公则是无数遍重复这个观点,并且把这个观点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 不能自发产生觉悟=天生反革命,还有比这个荒谬的等式吗?然后贵公又提出了一个自己打脸的观点, “独立”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领袖吗?什么王洪文,张春桥还有之前在党内还有革命委员会内活动的一个个左派,不是工人领袖吗?独立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喀琅施塔得式的“独立”?阁下的“独立”难道是脱离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的“独立”?那你还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再看看张春桥是怎么说的:

“你上次来信中,提到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论述,并且说回过看看鲁迅的书,懂了许多。你举了些例子,火车撞坏汽车,有人持刀杀人却无人过问,等等,于是问道:上海人是最自私吗?国民性又回到三十年代了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争论,头几年报刊上也不断地有议论,并且有人提出中国的国民性需要殖民统治两百年才能改造过来这样的奇谈怪论,最近又有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改造国民性的高超理论。

国民这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除国民经济、国民教育这些包括全体国民的活动以外,一般不用国民这个词。孙中山喜欢用国民,蒋介石又继承了这些名称,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国民革命军等等,为了和蒋加以区别,也为了更科学,我们采用了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人民大会堂等等名称。有趣的是,东欧各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都把人民这个词抛弃了。

鲁迅早期著作中,研究国民性的相当多,几乎成了他关注的中心,从学医到学文,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说的国民性涉及很广,但是,据我看,他始终没有研究清楚。所以,你也难以看懂。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往往抓住鲁迅早期思想的弱点,加以发挥,攻击中国的国民性,或曰中国人愚昧无知,只配做亡国奴,或曰只有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或科学救国,而不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死了多少中国国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和这些人不同。他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对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是痛恨的,对人民是满腔热情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宣布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的,是鲁迅,是他的《狂人日记》。在今天,要想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鲁迅的作品是极生动、极重要的材料。他笔下的那些“国民”,正是当时的农民、小市民。他不是藐视他们,而是他自己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他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是站在时代最前列,却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看不到阿Q们中间蕴藏着的力量。这也难怪,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阿Q参加的“恐怖活动”,农民的自发斗争即“不准革命”的革命不可能使鲁迅看到希望。他当时的思想武器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相信人类会进步,一代会比一代强,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这样冷酷的事实:包括他的一些学生在内,同是青年,为什么这一些青年杀另一些青年呢?鲁迅在研究国民性的过程中是极其痛苦的,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读鲁迅早期的作品,要了解他早期的社会环境和他的政治、思想状况,否则很难看懂。

鲁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后来的事。这些条件促进了他的转变: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创造社对他的批判,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认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这把解剖刀,解剖社会,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他不是轻易地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是蒋介石的屠杀,血的事实教育了他,马克思主义教育了他,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教育了他,使他相信:“唯有无产者才有未来”,并为此奋斗终生。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几篇他自己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看一看,如《二心集》、《三闲集》的序言,还有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第一篇正确地分析鲁迅思想的文章。这几年没有人提这些文章了,因为它们都是讲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过程的。资产阶级最怕的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武装起来的鲁迅,对社会的分析,对论敌的批判,都面貌一新了。 他不再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位,而是和无产者站在一起了,他的文章也就更加锋利了。你如果找到他同梁实秋教授的论战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已经不再一般地论述国民性了。 因为有人说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资本家的走狗,梁极不满意,怒气冲冲地去查英文韦勃斯特大字典,得知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些无知的穷光蛋,就写文章嘲笑“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如何如何可笑,鲁迅就写了一篇批梁的文章,叫《资本家的“乏”走狗》,嘲笑这位大教授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都不懂,只能算一条“乏”走狗!鲁迅这个论断极其准确,以至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反共分子的文章内容如此贫乏,就不由地想起这个题目。

人是分为阶级的,这是客观事实。只讲国民性,不讲阶级性,只能使自己难以正确分析事物,如同早期鲁迅那样。你看,《毛选》第一篇就是分析中国的阶级,不但承认阶级,而且做了具体分析。对一个阶级,又分析它的大、中、小,上、中、下,左、中、右,又分析它在不同形势下的表现,等等。这种分析,在整个毛泽东著作中是贯彻始终的。讲实事求是,就要讲这个“实事”,“求”其中的“是”,毛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是90年代,不是30年代。现在中国的国民性和30年代也不相同。你看到人们自私、麻木,这是事实,但人们的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俄国作家爱伦堡在他还没有反斯大林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在当今中国,在一个又一个“热”、“潮”、“大战”中,那些人可不麻木。在那些旁观者中,也有昨天的或者明天的革命勇士。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规律。国民性中包括着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阶级内部、政党内部都包含着对立斗争。先进、中间、落后,总是存在的。不会都先进,也不会都落后,很可能仍然是两头小,中间大。我们家原来有一张毛在天安门上谈话的照片,面对百万欢呼的群众,他仍然冷静地说:“左派能有百分之十就了不起了!”而希望就在这里。

写了这么多,只是说我在头几年读那些关于国民性的文章时,想过一些,很零碎,也算是春节期间我们的一段闲话吧。但愿不至于给你增加思想混乱。你既然想研究点问题,我总是支持的。”

张口闭口张春桥,实际上呢?其实我觉得不用说什么,光是张春桥的这篇家书就足够教育你们了。 但我还愿意多说说。
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进行阶级分析的: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看到了没有马克思是这样进行分析的,用你那段列宁的引文来分析一下。

我所引的马克思原文,马克思首先阐述了法国小农社会经济形态(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然后指出了农民阶级决定了波拿巴政府的上台和波拿巴政府的制度。 ( 如,在目前这种场合,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
而马克思本身站在反对波拿巴称帝的革命立场( 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 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1918做的不就是这样吗?首先他说资本主义因素推动了复辟,然后又指出要遏制这种资本主义因素必须就要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问题吗?
这些同志是从社会经济因素这样细致地来分析群众反革命的,但是贵公是怎么分析的呢?没有分析。群众反革命就是因为你群众反革命。那么群众既然本来,自身,自然而然无缘由就带有反革命的属性。

谁告诉你的?马克思吗?好好再学习学习马克思上面的阶级分析。马克思说由于法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导致群众倒向波拿巴(即反动),阁下嘴上引用列宁的文章,还把社会经济条件加了粗,但是显然你是不在意这个词的。

列宁说: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毛泽东说

列宁,毛泽东都看到了社会主义政权里的资本主义因素,而你这个蠢材竟然叫嚣“资本主义因素在哪里?”
总结一下
1918说的很对,这套东西完全不新鲜。列宁首先分析了俄国群众的落后状况,然后提出了“先锋队”
,“灌输论”来改变群众的觉悟,面对同一个问题,贵公则是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干脆站在人民对立面,把整个群众打成反革命。我们认为,反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是本性,只与具体的社会形态相关,通过各种工作,群众也将转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战斗唯物主义者,而你们是客观主义者。
贵公用大批文字来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你舔舐伤口的东西。我倒有一部电影要推荐给你,叫《戒严令》,是日本新浪潮派导演吉田喜重的作品。里面描绘了北一辉吃斋念佛,屡次用剃刀割开自己的手背来保持自己的“清醒”和“思考”,这比较适合你。贵公还是像北一辉一样慢慢在书房里提高马克思主义修养,参透自己是半个反革命,慢慢地格物致知,躲在书房里格竹子吧


#21

超派别的团结论者又来了。不是讽刺你,你就和你的ID一样糊涂,对于胡说八道缺乏起码的判断力。现在究竟是谁在攻击谁谁在以自己为唯一,谁在认为对方是“绝对的错”——还不一目了然吗??在我猜你压根就没有看过这场争论的文字吧。跟着这2个人一道自觉退群吧。

表面高喊团结,其实是最恶劣的分裂成性的恶徒。

既然这群人不给我们面子,我们何必给他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