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主要的“马克思观”的评析之二:马克思学说伦理主义化的偏颇

理论辨析
人道主义

#1

【编者按】本文是系列文章《几种主要的“马克思观”的评析》的第二部分。本文指出,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伦理主义化、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建立在对“公平、正义”等道德准则的追求之上的做法是肤浅的。现在某些人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把马恩视为道德论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道德好恶压倒了理性分析”,其结果是用“价值判断取代了事实判断”,于是乎他们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错了。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是基于另外一种愿望,但也类似地将社会主义视为只是某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将剥削和私有制的产生和消灭看都做是某种道德原则使然,并且在他们的布道中避重就轻,撇开对现实经济的分析不谈,仅仅诉诸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其实,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伦理主义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恩格斯1875年3月1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对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 政治经济学




与以上这些对马克思学说的否定性批评不同(参见本系列第一篇–马列之声注),下面这类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在主观上是对马克思抱有很大的赞扬态度的,但并不妨碍它仍然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种曲解。这就是使马克思学说伦理主义化的做法.。

这种做法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很久才出现的。在此以前,没有人怀疑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理论为基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此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无论你同意不同意,都很难产生歧义。可是奇怪之处在于:在创始者那里本来明确无误的事情,到了后来却变得愈来愈混乱起来。当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0世纪时,出现了一种否认或弱化其历史必然性依据而使之伦理主义化的思潮,而且从此盛行.经久不衰。这一思潮的表现有多种.基本倾向之一,都是设法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描述成一种价值观,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一种对正义美好理想的追求,但却对构成它的体系根基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分析(经济学分析、阶级分析等等)或尽量规避,或加以否定。按照这一思潮的看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出于伦理理由而非经济理由,而马克思之所以主张社会主义.也并不是因为它会向人们提供更高的生产力,而只是因为它应当比资本主义更讲求平等正义,如此等等。这一伦理主义思潮与我们后面将要重点讨论的革命家精英理论倾向既对立又互补,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两大主流。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后一理论通常占据着实际运动的正统领导地位.而属于伦理主义思潮的大都是一些书斋学者和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统”中游离出来的“异端”.总之,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独立左翼知识分子。

这种把马克思学说加以伦理主义改造的思潮有着极其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但它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却是完全不真实的。

根据我们前面对马克思学说的分析,相信读者已经清楚地了解了这样一件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伦理正义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但它对历史进步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以伦理正义为尺度;相反,它认为伦理正义的观念倒是要以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为尺度,随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是以这个观点去看问题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大卫·李嘉图是为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懈斗争的思想家。但同时他也是诚实的学者,他坦率地承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利害关系上是对立的,而工人是利益受损的一方。[1] 然而他确信惟有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最高利益,在这个最高利益面前劳工阶级只好作出牺牲。“冷酷的李嘉图”(马克思早年曾这样称呼他)的这种主张被马克思称作“为生产而生产”。那么“为生产而生产”是否正确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是正确的。因为生产力永远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而在李嘉图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惟一合理形式。[2]

马克思曾多次抨击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古老文明民族的野蛮侵略。并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出发,当你目睹这些古老的文明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骤然瓦解, “是会感到悲伤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着眼,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破了落后民族的闭塞停滞,为它们的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历史的进步。所以马克思评价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时这样说:“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

在以上这两个例子中,马克思一点也没有让自己对弱者的同情心妨碍他对代表着历史必然性发展的物质力量的肯定。只要确认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马克思就不会让伦理情感战胜自己的理念: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过去的文明史一直是在进步和野蛮的交织下发展的,人类的每一步前行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只是通过这种发展,人类才逐渐地积累起自己的雄厚的物质条件,也才实现了自己的道德进步,并为人的真正的自我解放奠定基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嘲笑从抽象的伦理主义出发、对现实历史持道德感伤主义的态度。

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亦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证,并不是着眼于它在伦理道德上的公正、正义和优越性,而是在于确信它在历史中的必然性。这正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法和灵魂。否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取消了马克思学说本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就像他的许多反对者所指责的那样,是号召人们不要遵从道德观念,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而不择手段呢?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现社会主义谈过暴力革命,谈过剥夺,谈过专政……但的确没有谈到过“社会主义道德论”,但这不等于说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可以不顾道德。毋宁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无须多作讨论,因为按他们的预测,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同意并参加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论是否使用暴力,都会是一个将破坏减到最小的行动;因此在革命时期和随后的新社会建设中,都不存在手段和目标之间产生道德分裂的问题。总之,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是一个既符合历史必然性又合乎人道主义的事业。由于他们对自己事业之拥有历史的足够物质条件作保证具有高度自信.以致伦理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具有高度统一性,从而使问题变得分外简单了。

(未完)




注释

[1] 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6页
[2]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3]《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