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主要的“马克思观”的评析之一:共产主义理论是源自辩证法的哲学推论吗?

理论辨析

#1

2016-06-29 马列之声

【编者按】接下来我们将与大家分享系列文章——对几种误读的“马克思观”进行分析、批驳。文章内容摘自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一书。马列之声并不赞同张光明的某些政治观点,认为他在这本书中用纯粹经济的必然性替“资本主义补课”作辩护的部分是值得商榷的。但应当承认,比起某些半瓶子醋“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张光明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把握依然是深刻的。
本文是节选一,主要批驳了那种将辩证法万能化、将“辩证”“逻辑”等物奉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精髓”“核心”的论调。这种误解其实在现实中占有很宽阔的市场,谈到“马哲”“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生几乎都能吐出几句“辩证”“发展”,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是这种理解依然是表象的。辩证法不是超历史、超自然的,辩证法能够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某种便利,但绝不是答案和给出答案的依据本身。不从现实关系去探寻问题答案,只靠哲学上的概念、定义去搞思辨,哲学万能论看似是“哲学结合实际”,本质上是经院哲学。


几种主要的“马克思观”


■张光明
■摘自《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


20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把马克思学说体系中这方面或那方面的问题显现了出来。按照科学的本性对这一学说进行批评、修正、补充和发展,理应成为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至今我们在这方面看到的时兴观点,大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论它们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它们不是使问题更清晰,而是使问题更混乱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观点并略作评价。

首先,近来许多批评者都把马克思学说说成是一种辩证法哲学的推论。依照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学说尽管表面上讲求科学注重实证,对经济事实分析甚详,但那统统不过是假象。真实的情况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命运和社会主义未来的预测都只是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推演,掩藏在经验分析背后的其实是矛盾自我运动或否定之否定的唯理论的抽象逻辑。所以只要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学说的科学外壳就不攻自破了。

这种批评其实并不新奇,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当成辩证法哲学推论来对待的做法,其来有自,源远流长。在至今还值得提起的历史人物中,最早的一位恐怕要数杜林。他在19世纪70年代起来向马克思挑战,指责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只是依靠“否定之否定”这根“辩证法的拐杖”才得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结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用一整节对此进行反驳。到了19世9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再次断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全部预言都是从黑格尔的否定一肯定一否定“三段式”中引出来的。于是普列汉诺夫也不得不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像恩格斯批杜林时一样,争辩说“三段式”无论在黑格尔和在马克思理论中都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反批评都是很有分量的,他们的上述著作也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学习读本。但是争论并没有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掉。随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预言一再遭到质疑,关于马克思搬弄黑格尔“辩证法拐杖”的批评也就一再被人重复。有趣的是,不独马克思学说的反对者,许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竟也在赞赏的意义上持类似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居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正统解释,用来支持马克思学说!多少年来我们不是常常在报刊和权威言论中听到这样的教导么:根据辩证法规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中,辩证法哲学和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属于黑格尔一派,即使当他们走出黑格尔哲学后,他们也仍然对辩证法极为推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自认黑格尔门人,恩格斯则多次论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认为马克思全靠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才创立了自己的全部学说。这样说自然很有道理:辩证法在马克思学说中的确起到了统摄、引领实证分析的作用;依靠它,马克思学说把观察到的事实看成是历史地生成、历史地运动着、演变着而又终将历史地灭亡的暂时现象,从而不是从静态而是从动态中去考察预测它们的未来。这种做法使马克思的实证分析大不同于英国经验主义的分析,也使马克思成为批判现实的革命家而不是与现实妥协的经验主义者:辩证法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积极的更多还是消极的更多——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只是辩证法家,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这便要求他们首先成为重视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至少在主观上,他们从来不曾让任何的哲学信念代替自己的实际研究。马克思坚信他的《资本论》是纯粹经济科学研究的结果;恩格斯则更干脆提出,自从有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后,抽象的哲学思辨就已经不必要了,往后只要对事实作实际的研究并从中发现其自身的规律性就行了,这样,哲学到了马克思和他手上已经“终结”了。[1] 后来有很多人,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并义愤填膺地批判他的“实证主义”。我也不大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因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毕竟也还应该算做是哲学,所以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也仍然有可供哲学驰骋的宽广余地。但恩格斯的话却自有其深刻的含义所在,这就是:马克思学说按其自身的方法论要求,应当是一种以经验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不是从抽象哲学概念中去演绎结论的哲学体系。这个道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到后来却被人搞得非常混乱。

实际上,辩证法本身便要求对事物持实际研究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在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时对此总结了一条有普遍意义的方法。他说:“当你应用辩证方法来研究现象时,你必须记住:形式由于‘它们的内容的更高的发展’永远变化着。假如想详尽地知道对象,那末你对于这个形式否弃的过程应该全面地加以追究。但是新形式是否与旧形式对立的——经验将会告诉你这点,而预先知道这点是完全不重要的……任凭你举出任何东西来——文学史、物种历史,凡有发展之处,你都会看到类似的辩证法。但是,无论如何,谁愿意深入辩证过程的本质,却从检验在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中并立的那些现象的对立性的学说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 [2] 这里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尊重辩证法,你在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时就不应当依据辩证法的“原理”,而应当依据对事实本身的经验性研究,根据经验事实而不是哲学推理去做出你的结论,否则你就是在损害辩证法。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想要劝告人们的正是这个道理。但他们的劝告看来是后来不少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根本不爱听的,这些人或者是懒于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于去对具体现象做实际的研究,而认为径直靠援引辩证法的几条抽象原理就足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是把辩证法作为启发性的方法而是当作证明工具了。这种做法尤其在我国长久盛行过:我们都记得仅仅靠“矛盾斗争”、“一分为二”、“一万年也有斗争”之类的简陋哲学套话便决定亿万人民命运的那个狂热时期。当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时,曾经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自觉地中了辩证法的“圈套”,犯了“自我欺骗”的错误,从而在辩证法的“发展图式”诱惑下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演绎式的预测。[3] 依我看他的批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适用,因为他们两人很少受到“辩证法的诱惑”,但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确确实实地受到了“诱惑”,把辩证法变成了“图式”。然而话说回来,错误只能由犯错误的人负责。马克思学说的本来要求,始终是注重对社会经济事实的实证研究而不满足于哲学的抽象议论的。

与这种误解有某些联系,马克思学说近来还经常被赠以”理想主义乌托邦”、“道德理想主义”之类的恶溢。持这种意见的人只不过是重复了最近正时兴的哈耶克的观点。大家知道,哈耶克穷一生之力反对他所深恶痛绝的社会主义,而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要害在他看来都是理想主义。他视理想主义为人类安定的最大蠢贼,为不仅威胁人们生活而且威胁他们生命的祸根,必须彻底铲除。那么,什么是理想主义呢?按哈耶克的说法,它是一种“建构主义”,即是说,它是一种不顾以往人类发展起来的传统、秩序、条件,硬要据弃一切既定的成果,从头脑中凭空构想出自以为美好的社会制度,然后强加给社会的“主义”。哈耶克认为,这种“建构主义”的根源在于对理性的过分自负。他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发展到了极端,以致到了后来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干脆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理性主义一概大张挞伐。在他所开列的理想主义罪人名单上,成批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从卢梭、凯恩斯到爱因斯坦,均无幸免。他认为这些人都曾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信口开河”,因为他们都表示了凭借人类理智可以建立未来更合理的社会的愿望、其中特别是卢梭,简育就是人类的祸害,他的言论被认为是“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的“主要的根源”。[4]

对哈耶克这种一概否定近代人类思想主要成果的勇气在此姑且不去理会,理想主义是否真的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样子,也可以先不忙着争辩,我们只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这种“建构主义”吗?不错,马克思是提出了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他们他同时还声明说:这种理想不是我凭空想出的,而是借助于对现有的社会条件的实际分析提出的,所以达到这一理想的关键不在于去“建构”理想,而在于深入细致地考察自己周围的社会条件,并从这些条件中找到可以指靠的客观力量:这是“建构主义”吗?的确,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至今也没有实现,而没有实现的原因之一也应当是理论预测在某个方面出了差错。但如果尊重事情的本来面貌的话,我们恐伯只应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差错大概不应该到“理想”中去找,而应该到马克思提出理想时所依据的那些事实分析中去找;应该把“理想”与实际的历史状况加以对照,重新分析,以便找出究竟是他的哪些分析出了差错,并因此而妨碍了“理想”的实现。这就好比我们意识到某位医生针对某一病症提出的治疗方案出了差错,这时你可以根据后来的结果对他的方案表示异议甚至提出严厉批评,但你必须承认他不是法师而是医生,他在提出这种治疗方案时不是靠“理想”而是凭借了他所能掌握的一切科学实验方法、观测手段和医疗技术。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依据我们后来更发达的条件去检测他的那些诊断和医疗手段,以便发现其中是否有那些失误,从而得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上来先责备这位医生为“理想主义”,这是郑重的态度吗?恐怕谁都会说:不,这不是郑重的态度,而是情绪化的态度。然则,“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批评是否至少太过简单化了呢?

(未完)



注释

[1]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1、72页
[3]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69-75页
[4]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几种主要的“马克思观”的评析之二:马克思学说伦理主义化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