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容许用人道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

理论辨析
人道主义

#1

【作者】马泽民/刘长林/徐亦让
【期号】197702
【总期号】121
【页码】99
【正文】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一伙,大肆吹嘘他们建成了一个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个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旗帜⑴,是什么“人道主义的现实体现”⑵。

二十年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通过报刊、图书、广播、电影、戏剧、学术会议等各种形式,喋喋不休地鼓吹人道主义。他们胡说什么:“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人道主义的新的最高形式”⑶,人道主义“曾经是许多进步社会学说的基础”,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⑷。苏修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更变本加厉地叫喊“世界上一切人的博爱万岁!”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直言不讳地用人道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

但是,诡辩重复千遍也不会变成真理。人道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泾渭分明,任何人也混淆不了。苏修把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旗帜,正暴露了他们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

人道主义只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苏修鼓吹“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们竭力掩盖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说什么“人道主义思想永远是衡量人类真正进步的最高标准”⑸。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无耻背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每一种社会思想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人道主义也绝不例外。它只能是处在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们的阶级利益在头脑中的反映,最终也将随着这种经济关系的消灭而归于消灭,决不可能是什么贯通古今、适应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永恒真理。

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真实情景是怎样的呢?恩格斯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在阶级社会里,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实际上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根本不是什么人道不人道的问题。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创造了并发展了工厂制和现代奴隶制时指出:“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8页)。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页)。人道主义是在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西欧封建文化集中表现为宗教世界观。资产阶级文化则是反宗教的世俗文化,表现为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不是王国的神,而是世俗的人。人道主义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束缚;要求把人的思想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发展成为十八世纪“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理性国家”。

人道主义讲人,就形式讲,是现实的,因为它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人道主义所讲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天性的“人”,是离开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所以就内容讲,是抽象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不可能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当中产生。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中,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建立在强迫劳动基础上的赤裸裸的剥削。在政治上表现为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奴隶、农奴依附于奴隶主或领主。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或领主,又都以宗法等级的形式组成一个统治社会的机体。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思想家们只能提出神道、天道、王道一类的东西,而决不可能提出什么人道主义来。

产生这种抽象的孤立个人的观点,从而能够产生人道主义世界观的时代,只能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时代。马克思说:“在近代,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产生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人的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9—170页)因为“尽管竞争把各个个人汇集在一起, 但它却使各个个人——不仅资产者,而特别是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同上书,第69页边注)。竞争使“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同上书, 第73页)。所以,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宣言时指出:“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在外表上看,每个人似乎都是不隶属于阶级的社会的“单子”,都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人。当然实际上他们并不独立,都受着一定阶级关系的制约。

资本主义使商品交换普遍化,以至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在市场上,劳动力的买卖和其它商品的买卖一样,服从等价交换规律,所以在外观上看,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都是独立的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交换是通过物的形式即通过货币来实现的。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颠倒地表现成了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表现为金钱关系。这种虚伪的外观,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所没有而为资本主义所独具的形式,在观念中就反映为抽象的人的观点,反映为人道主义,反映为自由、平等、博爱。

但是,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虚伪外观背后,掩盖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掩盖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真实的阶级关系。人与人的平等不过是劳动力买卖的等价交换,实际上是不等价的交换,是向工人榨取高额剩余价值。所谓自由意愿实际上是强迫劳动,是雇佣奴隶制。友好、博爱则是剥削的别名。所谓人权,实际上是资本家奴役工人群众的特权。所谓人道,实际上是惨无人道。“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束腱,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资本论》第1卷第355页)因此,人道主义反映的正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质,对于工人阶级纯粹是欺骗。

从以上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人道主义的物质基础,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必然反映,是商品经济关系理想化的表现。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武器,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但是它是建立在对工人残酷压榨的经济关系之上的,因此,它不可能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且从根本上说,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敌对的。人道主义宣扬人人都有追求幸福和享乐、维护个人尊严和自由发展、获得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天赋权利,很明显,这些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对于除了自己双手以外已经丧失掉一切生存条件的无产者,只能是空话。资产阶级的幸福和享乐正是以工人大众的贫困和痛苦为前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标志着人道主义理性王国的破产。人道主义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掩盖对无产阶级血腥统治、对别国侵略扩张的帷幕。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时人道主义变成了现代的伪善,“变成了俄国的外交”(《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苏修硬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强迫工人阶级把人道主义当作自己的世界观,其目的就是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偷换马克思主义,要工人群众服服贴贴接受资产阶级专政,永远当资本家的奴隶。

苏修为了用人道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诡辩说,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

诚然,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但是这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拿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美丽词句来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作对比,指斥它不合人性,应该消灭。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观,这是由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

空想社会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确实起过进步作用。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性,从根本上说仅仅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评和对社会主义的天才猜测,而决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相反,空想社会主义者正因为被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蒙蔽了眼睛,使他们不能找到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不能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因而永远停留在空想当中。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恰好证明,无产阶级要获得自己的解放,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代替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和一切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地决裂。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两个历史时代、对立的两个阶级、相反的两种政治目的。

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科学表现,它抛弃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一切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论调,把消灭阶级作为战斗口号。为了消灭阶级,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列宁说:“消灭封建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完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的原则,在全世界历史上占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全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论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4页)

在哲学基础上,一切人道主义者都以抽象的人性作为出发点去解释社会历史,把人类“天性”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则主张:“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 卷第130页)它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划分出经济部门, 从眼花了乱的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认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基本始初关系。恩格斯说:历史上“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这个基础就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因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就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自己的唯物史观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这个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作了客观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证明了能够使人类摆脱现时所受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的意愿,而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同于人道主义,而且只有它才从根本上摧毁了一切以人类天性解释社会历史的谬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165页)

苏修胡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真正的人道主义哲学”⑹,用人道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把人道主义作为他们修正主义党政活动的一种理论依据。他们否认人的阶级性,宣扬抽象人性,说什么“人是有才能的生物”⑺,“人总是人,不管他属于什么阶级”⑻,人类有“共同的感情”⑼,说什么“人道主义的代言人永远是人类的宠儿”⑽,“是衡量人类真正进步的最高标准”,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⑾,“人对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⑿的口号,甚至厚颜无耻地宣布他们主张的人性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活动家找到的人性是“同一意义”⒀,胡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共同基础,“这个共同的基础便是人道主义和博爱”⒁。这便不打自招地承认,他们根本否认人类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所崇拜的人性正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他们用抽象的共同人性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新老资产阶级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奴役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阶级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彻底背叛。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个人总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社会中的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所以根本没有人道主义所主张的那种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共同人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阶级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与它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结论,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 卷第246页)因此,在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 坚持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苏修大肆鼓吹人道主义,正是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辩护,掩盖他们对苏联人民的资产阶级法西斯血腥统治。苏共纲领早已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代替它的是所谓“全民国家”,而这个“全民国家”是一切人自由、平等、博爱的超阶级的国家。众所周知,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能谈一切人的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以极大的精力去同那些利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进行战斗。列宁指出:“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要的历史关头,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6 页)苏修在阶级斗争、商品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条件下,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标榜人道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掉,正是为新老资产阶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放绿灯,因而所谓的全民国家只能是保护剥削者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勃列日涅夫一伙近几年来大肆吹嘘他们建成的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现实体现”,是一个超阶级的“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⒂,并不算什么新发明,不过是拾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的牙慧而已。叛徒考茨基就曾鼓吹“只有通过民主制和人道主义”⒃,才有希望实现社会主义。他恶毒污蔑列宁缔造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主义”,是暴虐统治,胡说什么“没有人道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不能存在”⒄。苏修继承了叛徒考茨基的反动衣钵,人道主义成为他们颠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粉饰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勃列日涅夫一伙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谓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共同体”,岂不正是考茨基梦寐以求的人道主义共和国吗?显然,这只能是剥削者的天堂,劳动者的地狱。

苏修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也是为了在国际上疯狂推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霸权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早已成了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这种侵略扩张和国际剥削同样产生了鼓吹人道主义的需要,借以美化和掩盖它的帝国主义恶霸行径。苏修特别强调要把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什么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叫喊地球上一切人的幸福、世界上一切人的博爱万岁⒅。正是变本加厉地重演着老沙皇的外交。

休想从马、恩早期著作中捞取人道主义的救命草

为了寻找所谓“理论根据”,苏修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等早期著作中一度用过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用语大作文章,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活动的早期就说过:‘现实的人道主义’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妄图以此证明人道主义果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当然是徒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从青年黑格尔派到创立马克思主义,经历过一个革命的转变过程。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恩的这一转变发生过影响。恩格斯谈到这一点时说过: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马、恩在1844年合写的《神圣家族》中使用过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等用语,就是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痕迹之一。

尽管在《神圣家族》中马、恩使用了“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个用语,但决不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道主义者。因为在思想内容上《神圣家族》等著作同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列宁指出,《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列宁:《哲学笔记》第6页), “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个思想的。”(同上书,第10—11页)

为什么马、恩表述自己新的世界观时采用了旧的哲学用语而没有把它完全抛弃呢?原因在于唯物史观的体系还没有最后形成。在《神圣家族》中马、恩是接近了自己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个思想,但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个科学概念,因而还没有完成唯物史观的制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可能彻底排除掉费尔巴哈哲学的某些影响,因而沿用了费尔巴哈的个别用语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新思想采用旧哲学的个别用语,只是形成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神圣家族》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9月到1846年秋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1859年马克思追述这部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和恩格斯共同钻研他们的新见解,即唯物史观,清算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以便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哲学思想体系彻底划清界限,而主要地就是批判费尔巴哈,肃清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影响。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他们完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制定工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那个著名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结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出来的。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历史唯心论,打那时起,马、恩就再也没有使用过“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实的人道主义”等用语来表述自己的主张,而且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以该书第二卷的巨大篇幅与一切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给予鼓吹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体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无情的揭露和粉碎性的批判,指出它“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页)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一个批判的革命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通过彻底抛弃人道主义以及一切唯心主义实现的。苏修妄想从马、恩早期著作寻找救命草,不仅枉费心机,而且恰正暴露了他们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反动面目。

然而,苏修叛徒集团二十余年来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从反面教育了苏联人民,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外衣已经被丑恶的现实所揭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不管他们怎样横行霸道,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总有一天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起来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让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旗在苏联的国土上重新飘扬。



正文注释:

   ⑴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结束语,1974年俄文版。
   ⑵勃列日涅夫:《列宁的事业永垂不朽战无不胜》,1970年4月21 日《真理报》。
   ⑶普·费多谢也夫:《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1958年俄文版。
   ⑷费·米海也夫:《人道主义思想和现代》,苏联《世界文化史通报》1961年第5期。
   ⑸尼·孔拉德:《略论历史的意义》,苏联《世界文化史通报》1961年第2 期。
   ⑹弗·凯列:《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苏联《共产党人》1961年第8期。
   ⑺赫鲁晓夫:《在仰光大学的讲话》,1955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⑻同⑹。
   ⑼赫鲁晓夫:《在意大利驻苏使馆招待会上的演说》,1960年2月9日《真理报》。
   ⑽格·古里亚:《我们是人道主义者》,苏联《文学与生活报》1962年9 月14日。
   ⑾《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7页。
   ⑿同上书,第1475页。
   ⒀尼·孔拉德:《略论历史的意义》,苏联《世界文化史通报》1961年第2 期。
   ⒁勒·柯彼列夫:《关于没有形容词的人道主义和不带引号的博爱》,《心总是在左边》论文集,《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3年第2期第63页。
   ⒂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12月21日《真理报》。
   ⒃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
   ⒄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1937年。
   ⒅参见《真理报》社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1962年3月25日; 《新社会的美好花朵》1962年2月18日。